“西方梦”下话“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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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得不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美国梦”与所谓的“中国梦”和“西方梦”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美国梦”有着一个坚硬的“中国核”，大众文化在对有关美国的叙事中充分利用了民族叙事的潜能，来实现大众对自我形象塑造和自我欲望的满足，如果说“美国梦”正是这种满足心理而浮现一个绚丽的彩色气泡而随时会破灭的话，那么“中国梦”则是产生“气泡”的源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催生无数个其它绚丽的梦幻，所以他们二者在中国90年代初期的社会语境中是一个二而一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有关民族、个人身份的定位问题，当改革开放的国门再度打开后中国人不得不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再次定位自我，而美国作为最发达的国家无疑成为了我们学习乃至超越的对象，这种定位从经济层面一直延宕到个人的精神层面，构成了中国人难以摆脱的时代焦虑，而在当时以“留学生文学”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一焦虑转化为了颇有严肃的戏仿，并被影像化从而成了消费的对象，大众在类似“中国战胜美国”般的自我陶醉中调和了“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关系。
再来看所谓的“西方梦”。如果说论文对“美国梦”的解读是建立在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众文化分析的角度上的，那么当遭遇“西方梦”时我们的视角将不得不转向百年来中国在面对西方时所产生的精英文化系统。正如前文所述，1840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清政府的国门时，也打散了“天朝人”的中国中心幻觉，我们遭遇西方偏偏要以如此痛苦的、震惊的方式开始却恰恰说明了这种中国中心幻觉的坚韧。当不得不面对“西方”这个强大的他者时，所谓的“西方梦”也就产生了，从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无论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等等梦幻的附着体上，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当我们的焦点放在一代代亲眼目睹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写下的日记、随笔、诗歌、小说等等有关西方话题的文学作品时，这个“西方梦”便得到了一个比较生动的表达：我们感受到了王韬（游记散文《漫游随录》、文言小说集《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清末官员亲历西方以随笔或诗歌的形式表达出初次遭遇西方时的震惊，看到了闻一多的《留美通信》、瞿秋白的《赤色十月》、鲁迅的《藤野先生》等五四一代在学习西方以求自强的悲痛而又进取的复杂精神，也听到了於梨华、白先勇等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生的“无根的一代”的呐喊。这些文学作品都出自中国百年来的知识分子的手中，他们笔下的西方形象有着明显的精英文化色彩，“西方梦”往往在振兴中华的民族叙事中展开，即便是一己的情爱失落也归因于国家贫弱的表征，难怪詹姆逊如是说到，“第三世界的本文 ,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 ,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詹姆逊.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A]. 张京媛主编.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因此百年来的“西方梦”不仅有遭遇西方的震惊和羡慕体验，更有着一种对自我的痛苦而深刻地反思和启蒙情怀。
以上，无论是“美国梦”还是“西方梦”相对于中国人而言都是一个对于他者的梦幻，当然这里面都有着自己的影子。如果说“西方梦”是在精英文化主宰的文化链条上生成的话，那么“美国梦”则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产物。这两种文化形态无论从价值追求、责任使命乃至表达方式上都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不把“美国梦”的生成放在近百年来“西方梦”的语境中来表述的原因；同时，这也告诫所谓“留学生文学”研究者勿要在“艺术价值”、“思想表达”、“人物形象”等上面对两个不同文化形态下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脱离了对根本的文化形态的定位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可比的意义。不过，作为大众梦幻的“美国梦”却仍然是“西方梦”在当今的一个变体，因为“美国梦”的大众文化语境仍然是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上）发展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这一点仍然是不变的。因此，当中国的历史玩腻了思想的利剑而需要物质的后盾时，美国梦幻便开启了。
当今，有关“美国梦”的叙述决不是中国单独的现象，“美国梦”有着全球性色彩。于是我们有必要脱离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来审视有关“美国梦”的问题，从而从更为长远、更为宽阔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问题。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欧洲梦》一书中认为“美国梦”有着以下特征：每一个人都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在“美国梦”的追求中，私有财产被看作通向个人自由的通行证：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就越能具备自主权和流动性，越不臣服于环境；财富越多，个人就越独立，而财富带来排他性，排他性带来安全，财产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个人聚敛巨大的财富的成功被当做唯一或主要的成功标准。所以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梦”深陷于分离和孤立的“死本能”之中：在美国，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由，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人们鼓励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强者受到奖赏，弱者被边缘化；他们把自己看成上帝的选民，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额的地球财富，而他们的自身利益却再慢慢地蜕变成为自私自利，以至变成了“死亡文化”。为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所谓的“欧洲梦”来弥补这一缺陷，即“欧洲梦”强调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安定和谐，代表着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聚敛财富的可持续发展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从“欧洲梦”来说，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中，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将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参看[美]杰里米?里夫金著：《欧洲梦》杨治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9）
我们看到，杰里米?里夫金把人人机会均等－无限制地追求财富－从而谋取自由、获得成功看作是“美国梦”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而再次肯定了“美国梦”的拜物情结，这是与本文要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同时正如里夫金所述“美国梦”也宣扬了一种弱肉强食的生存观念和纵容消费和欲望的倾向也是值得我们思考乃至反思的。这就告诉我们面对“美国梦”我们不能简单而悲观地认为它就是一种“死亡文化”，而要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的确确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物质的丰盛、国家的强盛胜于一切滔滔不绝的雄辩，这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人的“美国梦”应当具有着积极的意义，它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是这种经济基础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在人们心理上的一种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持有这种乐观的态度，“美国梦”虽然在90年代初期在“留学生文学热”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并且这个热潮也很快得到了冷却，但“美国梦”却在潜意识中已经扎根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可以说在中国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缺乏不了一个强大的他者，我们的改革固然带来了社会物质的丰盛、国家实力的强盛但也正在暴露出一些文化和精神的缺失，我想这与“美国梦”对无止境的消费欲望的追求是有关系的。是的，我们要谨慎地、批判地看待“美国梦”的中国之行，要立足于自己的大众文化来解读，因为谁又能担保“欧洲梦”不是一个乌托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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