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哲学多一点还是个人哲学多一点问题的再讨论
马庆云/文
我在几天前写了一篇题为《余虹死于一种社会
哲学的缺失》的文章，在博客中国登陆首页时的名字叫做《从余虹的死说吴祚来会不会自杀》，这篇文章在和讯博客被放在显要位置，并得到七千多读者地阅读，有大量的留言。此文相应的在河北师范大学的某网站上出现，有某君留言说，在中国不缺少社会哲学，相反却是西方在个人哲学上的讨论更多一些。无独有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崔志远先生在他的一堂公开课上从以寻根文学的角度站在民族性问题之上，说中国人的民族性中是不缺少这种社会哲学的。我感觉，这是两个促使笔者再次讨论这一话题的原
动力吧。
首先，我有必要再次界定一下我所说的两个哲学的理论范畴。个人哲学，是指一种指向个人内部的哲学，是对生命个体存在方式与存在意义的思索，是从个人角度上强调的宁静致远、淡薄明知、通达晓畅等方面的东西。社学哲学，是指社会大环境意义上的人群之间的大关系处理方式的哲学，是对种群关系研究的一种哲学方式，是一种建立和谐共荣、相互促进的社会关系的哲学，一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群治之关系。这两种哲学形式，在东西方同时存在，我说在中国人的哲学范畴内存在一种社会哲学的缺失现象，并不是说我们的民族文化意义中没有社会哲学，而是说这种哲学相对来说要小一些，被个人哲学冲淡一些。这好比是说个人哲学是一个明月，那她旁边的社会哲学是一颗星星，两种光芒的交织下，个人哲学必定把社会哲学覆盖住，使她不那么耀眼。当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亦或一个哲学研究者在经历中国文化氛围的熏陶与洗礼时，势必会被这一情结所感染，而导致社会哲学的缺失，余弘先生的死与许多大学教授讲师的精神虚无，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外在表现。当然，这是一种个人哲学的过分深入，并且个人哲学没有深厚的社学哲学做铺垫。关于个人哲学与社会哲学在文学上的影响作用，我在以前的《贾宝玉应该与林黛玉上床》一文中已经涉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百度搜索此文来阅读。
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对个人哲学的研究十分深入，魏晋文化中的隐逸之士，李太白的且放白鹿青崖间，甚至苏轼晚期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丹药的执着等等，可以说一个中国士大夫文化用文章与酒与药之关系来概括，一点也不为过。我在《余》文中提到，这种个人哲学的蓬勃不仅仅是道家的影响，因为在中国文化所谓的轴心期内基本上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在讨论这种个人存在的哲学方式，很少有一些经邦治世的研究（当然儒墨的研究也是有一定成效的）。道家讲求修身养性，讲求超脱，讲求物我两忘，老子最终的理想是小国寡民，是老死不相往来，庄子也是晓梦迷恋蝴蝶，或化蝶，或成鲲鹏，而少有
国家种群的治理。儒家讲求入世，可儒家的入世也是学而优则仕，当
学习有余力了才可入世，这种学习从《论语》及其孟子荀子的文章看来也多是个人修养问题。当然，我们不可以否认，孟子与荀子的文章中开始涉及国家邦足的治理，但这种治理也仅仅是道德层面上的不韪农时，庠序之教，还是希望回归原始社会的小生产阶段。孔子不就是一直提倡周礼嘛！
当然，在中国的
历史上不乏经邦济事之才，但这种经邦济事是建立在对君王为主的框架之下的，很难有西方的社会革新运动，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改良的意识。中国的文人中，过多的是考虑在专制前提下的小改动，而这种小改动，也是一些小的慈善，小的教育性的改动。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正是我们哲学轴心期时代社会哲学的发展不完备造成的。这种现状，直到被西方的炮火打开大门几十年后在外来
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冲击下才开始改观，康有为梁启超才开始主义西方社会改良思想，开始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哲学。至于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否向西方学习了社会哲学，我认为他们是一种邪教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对这一点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百度里查找，《用备课讲义的形式给毛泽东讲太平天国史》（题目可能有些出入，记不太清楚了），那里面有我的解释。我个人认为，他们没有真正学习西方，而只是打着
宗教的旗号在做小农意识的事情。
相反，在这长时间内，个人哲学的发展却因为社会哲学的无路可走而进行的异常火暴。中国文人在个人意义上的生命探究，做得及其深刻，苏轼的《赤壁赋》里不就有物各有主，得之则为我所有的论断吗？关于这种个人哲学的探讨，我在一篇叫做《苏东坡的恋母情结》的
论文中也谈过，那里面有太多的中国文人对个人哲学的探究与自己存在的归宿问题。可以说，西方很多文人的最终归宿是社会（人的群体），而中国则是女性（对立性）或者自然，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化差异。
中国文人对社会哲学的真正研究，也是在二十实际才承接哲学轴心期继续进行的，是一种社会环境中的大无奈。但许多研究也是基于一种外来的社会哲学文化冲击，有过多的借鉴，对资本积累的理解，对社会阶级的划分，对民主程度的接受，对法制与民权的提倡，虽然有中国特色，但它的原创性是西方的。有评论说，我们的文学正在失语，这种文化的冲击与“剽窃”直接导致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我们对社会哲学的研究不足，有很多原因，这其实是值得思考的。
当然，西方也有个人哲学的研究，并且成果卓著，启蒙运动就是对人性的呼唤。但他们的哲学研究与我们的差异就是个人哲学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哲学的基础上，亦或同步进行，我们则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河北师范大学的某君留言也许就是基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说地吧。
西哲中的个人哲学成果也很多，但一如尼采一样的个人哲学者，都有一种基督的拯救心理，说明他们的根基是群体，而非茶酒药文化下的个人。这种文化氛围，促使他们产生马克思及其后马克思等许多哲学流派，并叫各种社会哲学流派并行不悖地发展。而我们却没有自己的社会哲学流派。毛泽东等的创建是有历史价值的，他或许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哲学自轴心期后的再次独自创立的开始——虽然它表面上是西方的某项主义，实际已经是中国的特色。（我们这里不去评价这些社会哲学）。
如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普遍薄弱，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思维惯性，我们已经习惯于思考自我，当没有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个人哲学深入到一定程度时，它便开始走向死亡，而不是拯救！余虹的死，许多大学教授的精神虚无（我有一文叫做《知识分子不要拿下半身的虚无来思考〈色戒〉》就是这一角度的思考），正是我们没有建立社会哲学的意识所导致的。各种邪教在中国的流行，当然他们一般在底层中流行，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哲学的缺失。
话不能再多说，我的时间到了，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也希望引起所有志同道合者的注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