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关于人性的讨论从未停止。有人认为人类天性善良，所谓“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有人认为，“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他们举例说基督教里就认为人类具有原罪，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也有人认为人性是亦善亦恶的，比如休谟说：仁慈是存在的，不管它有多么地少。在人性中除了狼的凶残，蛇的歹毒，总还有鸽子的善良。
归总起来，人们争论的关键在于人性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彼特拉克之所以会认为人性自私，就是因为他看到个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为了 求得个人的幸福而不受一切道德规范和社会义务的约束。
但我觉得彼特拉克的观点很值得商榷。首先，人当然有利己的天性，人只要活着有各种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可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需要满足了，人们才有可能获得幸福。追求幸福是天经地义的，是人们不可被剥夺的一项权利。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就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人性本恶的理论下，自私行为似乎是被定义为那些对个体有益，或者是个体感到愉快的行为。这实际上是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功利性的，追求个体的幸福是可耻的。显然，这于理不合。彼特拉特批评的行为在我看来，只是某些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侵犯了其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损害践踏他人的权利，是恶的行为，但并不代表恶的人性。第二，人有利己的天性是人类能生存、发展的重要特性，是求得人类幸福的人性基础。人类社会的全体幸福，并不是镜中花，水中月，抽象模糊，高高在上，虚无飘渺，它应该是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所有的个体幸福才能组成全体的幸福。个体的幸福，首先要由该个体来追求，而不能由他人给予。只有个体本身才最能体会到自身的需要，最有去满足个体需要的动力，因此他会用各种办法来满足自己。别人的给予虽然也是需要的，但不是首要条件。
总得来说，我不认为人具有利己的天性利的天性就是“性本恶”；同理，我也不认为人有利他的天性就是“性本善”，单凭人有母性、友情和感恩等利他的本性就认为人性本善，显得过于武断，不严谨。我更愿意这样去看：人是具有各种各样的需要的生命，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她）必须不断满足自己的需求。
当然，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看了许多尔虞我诈，不折手段的卑鄙行为，我们还看到追求个体幸福中出现了许多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当代美国学者尼斯说，在美国，个人主义使社会组织瓦解，社会已不再是人们由共同利益、共同志趣所汇合凝聚成的团体，而是演化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这里至多是个沙砾场；若从坏的方面说，则是孤单凶狠，靠掠夺而生的人们活动的热带草莽。这确实令人深思，这是一个从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理想建立的现代西方社会发出的声音。我们常常说解放人性是进步，但在美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放纵的地步呢？个人主义，是不是真的使社会瓦解呢？
应该说，尼斯看到了个人主义带来的弊病，但观点未免有片面之处。最大的组织是什么？是政府。在今天来看，政府的权力并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对公共利益不是淡漠了，而是重视了。最典型的例子是财产权原则的改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强调的是绝对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财产权益是一种绝对的所有权，即所有权人完全可以任意地使用和处分自己的财产，其他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得干涉。但是20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改变，资本主义法律在肯定私有财产权的同时，重视了社会利益和公共福利服务，“私有财产的绝对权利”原则改为了“所有权行使的限制”原则。显然，个人自由受到了限制，在社会公平面前低了头，向公共利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而且，国家在住房、医疗卫生、最低工资标准、失业救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福利措施。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使人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追求自己的幸福时，达到个人与社会双赢的局面。具体来说，好的体制至少要做到：1人们只为社会提供了某种服务，满足了社会上的某种需求，才能使自己的私利得到满足。从而实现为私的行为能达到增进公益的目的。2使社会上每一个有利他之心的人都有机会去施善，促进社会道德的提高。比如建立为社会公益或慈善事业捐款的制度。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力避免尼斯所说的情况出现，将个人主义的不良后果降到最低。
基于对人性和与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我认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可以这样处理人我关系。
人人生而平等，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须相互尊重对方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际交往中的黄金规则。这样做即便不能增进他人的幸福，至少也不会增加他人的痛苦。
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不是注定我们要进行生存争斗式的竞争，而是提供了相互合作，携手齐进的机会。我们应该抦弃损人利己的观念，建立利己利人的信条。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人人都有享受生活的资源，他人所得不必视为自己所失。假如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永无休止的竞争中，必然会陷入永无休止的焦虑和痛苦之中，那时生命将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我们应该用互助与合作增进幸福。
人人都有爱与被爱的需要，爱是使我们感到幸福的一大因素，有爱情的生活是幸福的，有亲情的生活是温暖的，有友情的生活是愉快的。人不是一座座被大海分割的孤岛，而是密切联系的。如罗素所言，“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唤起”的，有了爱，生活才不会像一潭死水，暮气沉沉，也不像一台机器，重复单调。有了爱，我们才能更体会到人生的意义，生活里的幸福。有了爱，我们会朝生活这一面镜子微笑，看到微笑，看到幸福，乐观而快乐地活着；而不会板着脸，尽是看见生活里冷漠的面孔。追求个人的幸福似乎是个人的事情，具有个人主义的色彩，但是谁又能够单独地获取幸福呢？无论是爱情、亲情、友情还是博爱之情，都是要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这样，个人主义和爱就达到了和解，要求我们用智慧去把握好两者的关系。
人人都需要社会的帮助，而每一个人要为社会肩负起自己的一份责任。社会应该为我们追求个人幸福提供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为我们提供受教育机会、生活保障等等。而我们也应该感恩于社会，为公共利益贡献自己的力量。倡导适当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并不与提倡为社会作贡献相冲突。个人美好的生活除了爱，还必须“由知识引导”（罗素语）。我们学习锻炼，使自己变得更有能力、知识和智慧，这似乎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的素质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素质也必然会提高，国家和民族也会更具活力，更有希望。司马迁说：“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国家的文明水平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够代表的，极少数人的腐败堕落并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民众总体素质。而无论是社会财富还是精神文明，最终只能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所谓“藏富于民，藏智于民”。
于是，人性、社会与人我关系得到了统一，基于对人性的分析，我们建立起能够健康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制度，并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与他人进行交往，从而令每一个人都有获取幸福的可能。这样，个体得到了幸福，社会也会更加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