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别康桥－－雕刻徐

《再别康桥－－雕刻徐志摩》（一）

琴弦与短笛的和声，让你

在一朵花里看见月亮

那梦的水晶和少女的初恋

藏在一本黛色封面的书中

这美艳，透明的花朵

羸弱得像一声道别

——芳竹《黄玫瑰》

一、少年壮志当拿云

真的不忍再一次揭开这个伤疤，这个殷红的埋在心底许久的伤疤。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想起这个人的名字，只要谈及这个人的故事，只要阅读这个人的诗文，我就看到一种撕裂的疼向我逼来，看到春天里的雨水为何下得没完没了，看到那个为爱而生的人在充满苔藓的小巷里闪动着悠长而又清瘦的背影。他是在寻找诗句，寻找浪漫，寻找自由，寻找爱情，还是在寻找那一滴流了一万年仍然还在流淌的伤心的泪？

徐志摩，这粒种在中国现代诗坛上最令人相思的红豆，于我的心灵，其实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伤疤啊。

许多人忘不了徐志摩是因为他那短暂而又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他生于富商之家，不继父业却成了诗人；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离美赴英；一生谢绝旧政府的邀请不愿当官；与平民百姓交好甚至与乞丐做朋友；家中有楼房他不要住，偏要到穷山僻野的寺院中去住；与原配夫人张幼仪合不来而与梁启超的儿媳林徽因成为莫逆……凡此种种，和他的传世作品一起，给后世留下许多悬念。

特别是以他的三角恋为题材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上映后，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才情、他的挥霍、他的隐私、他的风流、他的轻浮以及他的不负责，如此等等。

可是，志摩的心有多少人懂得？

志摩的奇志有多少人清楚？

志摩的抑郁有多少人明了？

少年的李白曾把壮志当拿云，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他以大鹏自居,用青莲为名，才高八斗,心雄万夫。志摩虽然没有李白的大气与豪迈，但他的率真，他的脱俗，他的潇洒完全可以与李白一比。

尤其重要的是，志摩少年也有凌云壮志和鸿鹄之心，愿意为国赴难，战死沙场，其忧国爱民之情令人感奋。

这一点，恰恰被许多人忽略了。

志摩是1897年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土序），因父名申如，故又小字又申。成年后作文，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

据传，“志摩”二字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改此名。

作为徐家的长孙独子，志摩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的生活。小时在家塾读书，天资聪慧，十一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师从张树森老先生，打下了古文功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年，志摩满十四岁时，初次离开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与郁达夫同班，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

少年时代的志摩爱好文学，关注社稷民生，曾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浓烈的兴趣，并发表过《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志摩入学杭州之初，正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满清帝制而发动的民主的革命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1911年4月，由黄兴直接指挥的军事行动不幸失败，黄花岗72烈士壮烈牺牲。

志摩从报上得知革命军受挫失败时悲痛万分，他在日记中说：“不禁为我义气之同胞哭，为全国同胞悲痛”，深叹“革命军羽翼之已成，而中道摧阻”，

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志摩寝食不安，无心上课，他多次独自去西湖之滨凭吊岳飞坟墓，回来后在日记中默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悲愤激昂，热泪盈眶，其赤子之情难能可贵。

志摩的堂侄徐炎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此时，志摩对自己悠闲的学生生活很感不安，恨不得投笔从戎，为民主自由去献身，去战死在沙场上。风有所闻，月有所明，这风声就是这次革命失败的消息，这月色就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命运，他的爱国爱民之心，就这样清楚地袒露在人民面前，把满腔的赤诚化成如火诗篇。

诚然，康桥的环境催发了他的灵感，也成就了他的诗名，但是论诗情，早在他念中学时就萌芽了。《感时》应该是最好的明证，该诗用白话自由地“分行的抒写”，已使它从旧诗的格律中脱胎而出，以一种新颖的体裁问世——

“进进进/家破国亡不堪问/生斯世兮男儿幸/手执大刀兮誓将敌杀尽/尽尽尽/也难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恨/进进进//追追追/血溅战衣金刀挥/头可断兮决不归/誓将江山一鼓夺回//死死死/不死疆场男儿耻/抛却美妻及爱子/披衣上马去如矢/不得自由毋宁死/死死死。”

该诗虽然幼稚，却是真情的喷发，是性灵的倾诉，为了将内心炽热的感受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志摩自然而然地采用了通俗易懂的抒情方式。该诗在叠字、环韵和句式等方面，几乎与他后来写成的许多诗歌如出一辙，是独一的，志摩式的。

“诗言志”，“志为心声”。从志摩最初的诗歌中，透过呐喊和血泪，我们感受到一腔奔腾的激情，触摸到一颗火热的灵魂。

二、爱的伤痛

问世间，情为何物？千百年来，一个“情”字困惑了多少人！

千山暮雪，为谁留影？千百年来，一个“爱”字又招了多少恨！

为情者，被情所累；

为爱者，因爱而伤。

“淡烟一束归山水,飘摇直去追明月。”这境界，这情趣，又有多少人能够了悟？

志摩是诗人，诗人之情、诗人之爱又比常人更为丰富细腻，其追情之路、求爱之途也更为奇岖险峻，特别是在那个连古老的月亮都包裹得严严密密的封建年代，“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志摩的求爱之途的这种险峻就尤为突出，志摩的这种追求也就尤为令人动容了。

这不，1915年夏，志摩从浙江一中毕业，刚刚考人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就在同年十月，志摩即由家庭包办，十二分不情愿地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的女儿张幼仪结了婚。

记得第一次见到张幼仪的照片时，志摩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不客气地嘣出一句：“乡下土包子！”

志摩此说实不厚道，张幼仪出身书香门第，兄弟姐妹一个个不同凡响，别的不说，单单一个兄长张君励，其国学大师的学识和涵养恐怕是志摩一辈子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不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志摩对这场婚姻的不满和反感。

但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并不在意儿子的感受。因为那时，所有的婚姻都是父母说了算的。徐申如看中的人选，志摩还能说什么呢？什么情，什么爱，结婚在一起，有儿有女了，没有情的也有情了，没有爱的也有爱了。这就是徐申如的爱情观。

然而，时代毕竟在往前走。志摩跑得尤其快。

由于没有爱情的基础，婚后志摩从没有正看过张幼仪一眼。按照几十年后张幼仪自己的说法，志摩“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好在张幼仪是个真正的贤妻良母，耐得住寂寞，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对于丈夫对自己的冷淡，起初，她并不太在意。她喜欢回想在硖石时的情景：“当日子一天天变暖，附近的西湖出现第一只游船后，我们就会换上轻薄丝绸衫或棉纱服，佣人也会拿来一堆家人在夏天期间用来纳凉的扇子；在他的托盘里摆着牛角、象牙、珍珠和檀木折扇，还有专给男士用的九骨、十六骨或二十四骨的扇子，因为女士从不使用少于三十根扇骨的扇子。有的扇面题了著名的对子，有的画着鸟、树、仕女等。”

让张幼仪在烟雨迷离的回忆里一天天冷寂吧；

让张幼仪在望眼欲穿的等待里一天天老去吧。

志摩管不了那么多，他的方向在北，他的志趣在远方。因此，1916年秋，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他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

第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志摩也随即转入北大就读。

北大因此多了一份诗意；

志摩因此多了一份深沉。

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志摩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他的境界有了更高的升华。在这高等学府里，他如饥似渴，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从而再一次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

志摩全身心投入学习，俨然忘记了家中的妻子。

真的忘记了吗？似乎没有。那是志摩的心病，他不愿去碰，不愿去想。但是，当他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就写信去求助。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但远远不够，他崇拜梁启超，希望通过张幼仪游说其兄长张君励、张公权等，经他们的推介，从而实现拜梁启超为师的愿望。

被志摩讥为“乡下土包子”的张幼仪果然成全了他。兴高采烈的志摩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扶起这个后来让他操心不已的弟子，只微笑着说了一句：“老夫对你只有一个希望：学识与人品应合而为一。”

这一句原本套话，却恰恰点中了志摩的穴位。日后，梁启超最感恼火或痛心的就是志摩的“人品”。想想也真是，志摩不仅要争夺他看中的儿媳妇林徽因，而且听不进他的忠告，执意要做“第三者”，并与风尘女子陆小曼再婚。这是后话，暂时搁下。

客观地说，梁启超对志摩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老人家在志摩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至于志摩与梁启超的思想差别和精神品位大异其趣，那又另当别论。

1918年8月14日，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

留学第一年，志摩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历史系，但他选读了社会学、经济学等课程，以期将来做一个中国式的“哈弥尔登”。志摩基础很好，加之勤奋好学，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不仅获得学士学位，还赢得一等荣誉奖，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但志摩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又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的是经济系。在这里，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种种知识，大大开阔了眼界。

是年，国内风起云涌的“五四”革命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各种爱国活动，努力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并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也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最终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正如后来有人指出的那样，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感到厌倦，加之他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导师的好意规劝和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

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志摩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

当他正感着胸闷、想换条路行走的时候，志摩在一会聚会中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并由林长民介绍，有幸认识了英国著名作家高斯华绥 狄更生。

不久，由于狄更生的强力介绍和推荐，志摩得以“特别生”的资格直接进入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他思想发展和精神升腾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

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更为强烈的求知欲，直接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进而转向了新诗创作。

但婚姻是一道伤口，并不因疯狂的学习而淡忘，相反，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一道伤口总是连接带血的神经，一拉就痛。

志摩像天穹下的那一弯残月，虽然明亮，却更加消瘦了。

三、异乡的月寂寞得发红

其实，消瘦的月何止停在志摩的头顶？

对张幼仪而言，她的那轮残月像一柄镰刀，清峻，隐忍，寂寞得发红。

1920年的秋天，望穿秋水的张幼仪终于等来了志摩的一封信，希望她出国与之团聚。其实，这封信是应有恩于己的张君励之请而写的。看到妹妹独守空房，结婚就像守活寡，张君励看了很不爽，于是忍不住写了一封信去，提醒他“不要只顾自己忙碌，忘了家中应有的责任”。信中还委婉地告诉志摩，恩师梁启超也很关心他的生活。因此，按照礼仪，他应当给自己的父亲写一封信，提出让妻子前去伴读。

一有张君励之信，二有梁启超之威，三有张幼仪之责，在此情势下，志摩没有理由不让自己的妻子出国。

换句话说，并不是志摩个人的意愿要送张幼仪去的，而是娘家和婆家要送她去的。而公婆之所以送她出去的理由，也是提醒志摩对家里应尽的责任。这是许多年以后张幼仪本人对此事的解释。

就这样，1920年冬天，经过三个星期的颠簸，张幼仪乘坐的轮船终于驶进了马赛港的码头，刻骨铭心的感受历历在目：“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中惟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分隔数年，两人在异国他乡的重逢，并没有常人应有的兴奋和激动。相反，一切都是那样的冷淡，冷淡得有点叫人恶心。在不久后由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因晕机而呕吐，志摩把头撇过去，残忍地说：“你真是乡下土包子！”

可是，话才说完没多久，志摩自己也吐了。

张幼仪于是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志摩讶异地望了张幼仪一眼，清瘦的脸更加显得苍白。想起在异国他乡的打拼一定不易，善良的张幼仪觉得不应该同志摩计较，她不是来吵架的，她是来帮助志摩的。于是，她柔情地抓住丈夫的手，轻轻地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堵气。”

“哼。”志摩把手抽出来，把头望着白茫茫的舷舱外。

随后，他们搬到一个叫做沙士顿的小镇，租了一栋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的小屋，从客厅的大玻璃窗可以俯视到满是灰沙的小路，沿着那条小路到康桥大学大约只有六里远。志摩就要在这所大学的皇家学院当文科特别选科生。狄更生已经帮志摩打点好学校里的一切。

起初，志摩请了个女老师来家里教张幼仪学习英文，但半途而废。因为初来乍到，要做的事太多，在国内有仆人侍候，但这里的一切都要

靠自己打理，包括买东西、打扫内外，还要料理一日三餐。真难为了张幼仪，她做得还不错。

不久，张幼仪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志摩时，没想到，他一听便断然地说：“把孩子打掉。”

那年月打胎是很危险的，国外的医院根本没有这一项业务。

张幼仪伤心地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哼，那又怎样？”志摩仍然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就不坐火车了吗？”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得张幼仪的眼泪直在眼眶里转。

但坚强的张幼仪咬着唇，终于忍住没让眼泪流下来。她轻轻走出了房屋。那晚，她发现窗外的月亮格外白，白得就像家乡的一只藕。

志摩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他似乎没有“家”的概念，想回就回，想走就走，好像妻子不在那儿似的。多数情况下，他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太穷了吧，他对吃什么，并不在乎！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吃，他也不发表意见。

丈夫的这种态度，令张幼仪十分苦闷，她想：“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在国内时，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说：‘你懂什么？’或者就是：‘你能说什么？’”

那段日子，志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沙士顿火车站和康桥之间，有时候乘着公共汽车去校园。就算不去康桥，他每天早上也会冲出去理发，张幼仪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这个习惯，觉得他大可以简简单单在家修剪头发，把那笔钱省下来，因为她好像老在等着徐家老爷寄支票来。可是，志摩还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有天早上，志摩起来突然宣布：“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一道吃晚饭。”

家里从没来过客人，所以张幼仪很惊讶，但她只是对志摩点了点头，问他想要什么时间开饭。他说了句：“早一点吧”。

张幼仪说：“五点吃饭，怎么样？”

志摩说：“好。”然后匆匆忙忙理发去了。

直到许久以后，张幼仪才知道，志摩每天出去理发，只因理发店前有一个信箱，那里有他女朋友寄来的英文信。

为了迎接那个名叫“明姑娘”的到来，张幼仪一整天都在打扫、买菜、准备晚饭。脑子里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比方，这个“明姑娘”是不是志摩准备娶来当二太太的？

在张幼仪看来，志摩要她们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给了她这样的暗示：“明姑娘”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然后，她们三人将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梁启超的小太太就是他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嫁进他家的，志摩要步老师的后尘，可以如法炮制。

张幼仪心乱乱的，老在想这个“明姑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

“明姑娘”如期而来。她非常努力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给人一种新潮时尚的感觉。怪不得志摩喜欢她。

然而，当张幼仪顺着“明姑娘”那穿着长袜的两条细腿往下看，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惊讶得差点透不过气来，那是一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啊。原来这新式女子竟然裹了脚！张幼仪几乎要放声大笑：志摩老是喊我“乡下土包子”，如今他带回来这么个女人，光看她那双脚，就显得比我落伍了。

尽管如此，那个晚上，张幼仪还是被搞得心烦意乱，送走“明姑娘”后，她笨手笨脚慢吞吞地洗着碗盘。志摩回到家的时候，她还在厨房洗碗。志摩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在她身边转来转去，仿佛在审视什么。

张幼仪对志摩这种情状十分气愤、失望和厌恶，根本没有心思说话。她洗好碗盘以后，志摩跟着走到客厅，颇为严肃地说：“你觉得她怎么样？”

虽然已经发誓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可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念头在打转了，张幼仪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因为张幼仪知道，她应该接受志摩挑选的小太太，于是，她说：“呃，她看起来很好，尽管小脚和西服搭配得不协调。”

志摩似乎感觉到这话中的嘲笑，他不再绕着客厅走来走去，而是把脚跟一转，好像张幼仪的话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他突然高声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张幼仪目瞪口呆。这是志摩第一次对她提高嗓门，他们那间屋子骤然之间好像小得容不下两人了。

半晌，张幼仪像躲鬼似的从后门逃了出去，她感觉到冰凉的空气冲进了她的肺里。

当天晚上，张幼仪上床的时候，志摩还在客厅用功。大约到了三更半夜，他蹑手蹑脚进了卧室，在低下身子爬上床的时候拉到了床单，而且他背着张幼仪睡的时候，身体轻轻地擦到了她。

心性敏感的张幼仪虽然知道志摩是不小心的，但她隐隐感到了一种悲哀：这是两人身体上的最后一次接触，也是在向他们那段可悲的亲密关系挥手告别。

“明姑娘”事件后，志摩在家呆的时间更少了。他似乎在逃避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追逐什么。志摩不说，张幼仪也不问。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越来越陌生。

有一天清早，志摩没吃早饭就走了，这可是头一回。张幼仪感到奇怪，她从屋子前的大窗看着他踩着自行车踏板顺着街道骑下去，心想不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张幼仪感到不安，大约一个礼拜，志摩竟像他当初突如其来地要求离婚那样忽然消失了。第一天，没回家；第二天，又没回家。第三天、第四天，仍然没回家。张幼仪想：志摩一定去伦敦看望他的朋友了。

那时，张幼仪的英文不行，出门就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因此，志摩的不辞而去，带给她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有天早上，张幼仪被一个陌生男子敲门的声音吓了一跳，他说他知道张幼仪一个人在家，又说他从伦敦带来了志摩的口信。

张幼仪就请这个陌生男子进门，倒了杯茶给他，以紧张期待的心情与他隔着桌子对坐。

“他想知道……”陌生男子轻轻皱着眉头，好像正在一字不漏地搜索志摩说的话那样，他顿了一下，说，“我是来问你，你愿不愿意做徐家

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张幼仪没立刻作答，因为这句话她听不懂，或者装作没有听懂。于是，她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懂。”

陌生男子喝了一小口茶，若有所思打量着张幼仪的头发、脸孔和衣服……

张幼仪明白他准备回去向徐志摩报告结果，一念及此，她就火冒三丈，突然顶起下巴对陌生男子吼道：“徐志摩忙得没空来见我是不是？你大老远跑到这儿，就是为了问我这个蠢问题吗？”

说完，连自己都觉得奇怪：我这是怎么啦？

陌生男子不再吱声。

张幼仪就送他到门口，坚定地关上了门。她无力地靠在后门上，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她知道：志摩再也不会回来了。

“死，还是生？”张幼仪来到了生命的边缘。经过理性的挣扎，她最终选择了生。然而，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她只好给二哥张君励写信求救。

在二哥的全力帮助下，张幼仪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志摩的孩子。

数十年后，时过境迁的张幼仪为这一段沉重生活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了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

从那以后，寡妇的月升起来，照瘦几株白菜。

四、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

有缘的人总会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相遇。

但缘分有深浅。有情无缘，或情深缘浅都是人生莫大的痛苦。

对此，志摩有着深刻的体悟。

1921年秋天，伦敦干净而祥和。在国际联盟的一次演讲会上，志摩邂逅了“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虽然，志摩一生碰到不少美女，但遇到像林徽因这样的才貌双全、像从古诗词里走出来的清净女子，他还是头一回。

诗人心灵的激荡可想而知。

后来有人这么描绘志摩初见林徽因的一幕：林徽因穿着东方风格的裙子，黑白相间，清风扑面，“令志摩眼前一亮。这是个花季少女，简直太漂亮了，瓜子脸白净净，只有颊上带着几分红晕。一双弯弯的笑眼，秋水盈盈，神动能语，最是那腮边的两个酒窝，深深的，蕴含着不尽的青春美丽……”志摩一下子看呆了，这女子使他心中模模糊糊的美神形象一下子定了型：“他仿佛是在前世见过她，只是无法确切地记起，对，没错，就是她，她就是美神，美神就是她”。

其时，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旁。志摩走上前去作了自我简介。

林长民说：“哦，你就是志摩啊。梁公（启超）曾在我面前提起过你。”

志摩听林长民这么一说，喜出望外：“啊，您认识恩师？”

“岂止认识，我们可是多年的好朋友啰。”林长民爽朗一笑。“梁公说你是大才子啊。”

“哪里。恩师谬夸了。”志摩双手抱拳，道：“既然林先生跟恩师是朋友，理应也是我的老师。日后学望多多提携。”

林长民客气道：“哪里，哪里。咱们多联系吧。”

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相见。志摩在跟林长民聊天时，眼角不停地朝着林徽因那苹果般的脸蛋上看。林徽因也曾听朋友多次说起过志摩，说他的才情是如何了得，今日见了，虽然没有机会领教他的才情，但凭着自己对美丽的自信和女性特有的直觉，她相信志摩不会跟她擦肩而过的。

那一年，志摩24岁；

那一年，徽因16岁。

这样花一般的年龄，这样的才子佳人，原本就容易擦出火花，何况在异国他乡寂寞深深，何况志摩有一种天性的浪漫、忧郁的气质和浓烈的情怀，为了美，他敢于飞蛾扑火；为了爱，他敢于不顾一切。

果然，志摩回去后，炮制出一大批情真意切的诗，劈头盖脸地献给林徽因。对文字有着敏感的辨识力和感悟力的林徽因，读了志摩的献诗后，春意流淌，人面桃花。其中，最令她怦然心动的是《偶然》，该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很快，两人不可救药地坠入无边无际的情网。

伦敦的雾，最先是从康河的涟漪中荡漾出来的。似乎，那也是那河水的一部分。

有了林徽因的爱，志摩很快就忘记了“明姑娘”，更不用说那孤独地守在屋子里等待生产的张幼仪。

志摩眼里有的是林徽因的笑靥；

志摩耳里听的是林徽因的声音；

志摩梦里见的是林徽因的倩影。

徽因，徽因。在志摩看来：这个世界的美是徽因的，这个世界的生动是徽因的，这个世界的生气是徽因的，甚至，连这个世界的日月都是徽因的。

没有徽因，食无味，寝不安；

没有徽因，月不明，日不亮。

情窦初开的少女哪里禁得起志摩那奋不顾身的魔鬼般的追求？林徽因沉浸在被爱的幸福中，她也曾回赠给志摩这样滚烫的诗句——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侯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换句话说，就像志摩深深地爱着林徽因一样，林徽因也深深地爱上了志摩。

但是有一天，当志摩告诉她，他已经有了妻子，自己并不爱她时，犹如晴天霹雳，林徽因当即惊呆了。

此后，无论志摩怎么解释，张幼仪的影子在林徽因心中总是拂不去，撵不走。她理解志摩对自己的真挚感情，可是，当她冷静下来之后，她的内心又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她从自己的道德观、从自己亲生母亲的不幸——林徽因的母亲就是因为父亲又续娶之后永远失去了丈夫的感情，以及父亲的规劝中清醒过来，最终经过理性和痛苦的思索，她毅然作出决定，与志摩不辞而别，同父亲一道提前回国了……

当手捧鲜花和情诗的志摩兴致勃勃地赶到林徽因在伦敦的寓所时，他被告知，林小姐已于三天前离英回国了。听到这里，志摩犹如当头一锤，鲜花落地，碎成一池泪。处于对爱情极度痴迷之中的志摩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自己已有“婚链”的结果。他要打碎这铁链，一定争取与“心上人”生活在一起。

于是，1922年3月，徐志摩赶到巴黎，向正在那里待产的张幼仪正式提出离婚，他声称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婚姻生活了。

既然爱如潮水，而又覆水难收；既然人在异地、心在他处，这种看似“爱”实为“罪”的婚姻生活于人于己有何意义？不如痛快分手，也许还能赢得一份应有的自尊。

“将协议书拿来吧。”张幼仪冷静说，并且洒脱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结束这种无爱的痛苦。

离婚之后的志摩急冲冲地返回康桥，而张幼仪则独自一人去了德国生产和治病，她需要喘一口气了。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志摩迷醉，砸碎“婚链”的他也深深感到自由的轻松和美好，然而，心上人不在身边，一封封情书怎能释放得了他那如火的激情？何况思乡怀国之情无时无刻都在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志摩决定离开欧洲，启程回国。

志摩将这个喜讯写信告诉了林徽因。

回国途中，志摩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风雨历程，于是年10月15日，终于到达了上海港口。

归心似箭的志摩迫不及待地走出船舱，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回来了！天空张开了欢迎的翅膀，爱神在远处向我张望。”喜悦、兴奋之情难以名状。

志摩先回老家看望了一下父母。对于父母谈及的张幼仪的事，他以种种理由搪塞开去。第二天，他急切地给林徽因打去电话。但打了许多次，要么电话无人接听，要么仆人回答说，林小姐出门去了。

志摩隐隐感到了不安。

稍事休整后，志摩便告别父母，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几天后，当风尘仆仆的志摩好不容易找到林家大门，正要迈步进去时，却赫然发现了这样一副楹联——

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志摩再次遭到重击，并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早在英国伦敦时，他就知道，自己的恩师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也在拼命追求林徽因，而林家与梁家是世交，林徽因的叔叔林觉民为了革命，血溅黄花岗，他在给妻子的遗书《与妻书》中写道：“我为什么要去赴死呢？是因为，我要让天下有情人，像我们一样恩爱的夫妻，能够继续恩爱下去。要如此必须有人跨出第一步，那么这个人就是我林觉民。”又说：“当我死了之后，我的愿望是，如果我们生了女儿，就像你一样温婉娴淑；如果生了儿子，希望能像我一样当个学者。”这种壮烈令梁启超敬佩不已。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跟梁启超有着更深的情感渊源，梁思成从小出没于林家，在英国时，他也有更多的时间跟林徽因在一起。

尤其重要的是，两人都没有婚姻之痛，是原汁原味的才子佳人啊。

想到这些，志摩的内心像伦敦的浓雾一样漫天遍野地包围过来。他狠狠地挥了一下臂膀，像一头发怒的狼，似要对着天边嚎叫。

但是不久，志摩便冷静下来，觉得还不是绝望的时候，因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毕竟还没有正式定婚，所以，他不愿就此放弃最后的希望。

关键要有行动，有多接触。于是，志摩频频邀请林徽因夜游香山和颐和园，一刻不停地向她倾诉自己炽热的情感，林徽因感情的防线开始有所动摇……

梁思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无法左右林徽因，更无法制止志摩向林徽因发动的疯狂的进攻。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求助于老父，但梁启超早已看出了危险。他明白，这个顽固的学生同林徽因在英国的那段恋情并没有彻底结束，尤其揣测出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的潜在意图后，深怕跑马一样的徐志摩与林徽因藕断丝连，旧情复萌，这样一则会丢了自己的面子，二则也会伤了儿子的感情。

基于此，梁启超决定以张幼仪离婚一事作为切入点，写了一封长信，他以老师身份，言词激烈地批评了徐志摩，信中的弦外之音，明眼人一看便知。

在这封罕见的信中，梁启超郑重告诫道两点——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写完上述观点后，梁启超意犹未尽，他又挥笔开导志摩，希望他不要感情用事，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

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这封信屈老师之尊，以“兄长”的口吻谆谆告诫，其情也真，其理也明。梁启超原以为此信一去，必能息事宁人。没想到，倔强的徐志摩却并不买账。他立即回了一封长信，让梁启超如芒刺在背，冷气横生。

徐志摩毫不避讳地宣称——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怕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对老师进行了一番针锋相对的驳论后，志摩感觉自己有些过于冲动，于是极力克制，以十分理性但仍然慷慨的笔调继续写道——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志摩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1923年春上，他在追求林徽因的同时，又在北京办起了一个小资式的俱乐部，成员们定期相会，一道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

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志摩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他曾在一首题为《爱的灵感》的发出悲叹：“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

在志摩的力邀下，林徽因也参加了新月社，许多时候，成员们会将她的住所作为聚会的好场地，她提供一些茶水和瓜果，让一批小资谈诗献艺，轻松自在，乐在其中。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

5月8日，泰戈尔在北京庆祝63岁的生日。北京400位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会。当晚上演了泰戈尔写的《齐物拉》。在剧中，林徽因扮演公主，志摩扮演爱神。由于出色的表演，泰戈尔十分激动。他慈爱地拥着林徽因的肩膀，赞美道：“马尼浦王的女儿，你的美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随你终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

末了，泰戈尔还特地作了一首英文诗赠写她：“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大诗人对林徽因由衷的赞美更加激发了志摩那不可抑制的爱。他和梁思成形成拉锯战，林徽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林徽因在爱情路上的朦胧和不确定，也使志摩心情沉重。他一方面希望林徽因能够快刀斩乱麻，另一方面又害怕快刀的结果砍伤的是自己。

为了散心，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跟义父般的泰戈尔呆在一起，是年5月底，当泰戈尔离沪去日本时，志摩自愿与之同行。那首著名的《沙扬娜拉》，就是他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

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志摩发现林徽因的情感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有一天晚上，林徽因十分冷静地告诉志摩：“我意已决，请你保重。”并说不日她将与思成同去美国留学，希望志摩另择鹊枝。

原来，促使志摩爱情梦幻的彻底破灭，竟然始于一件意外事故的发生——梁思成在一次出行中突然遭遇车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腿部最终留下残疾。林徽因在医院照料梁思成，并且下定决心，嫁给梁思成。

梁启超松了一口气，笑了。

果然，没过多久，林徽因便同梁思成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两人于1927年毕业，均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林徽因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她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于同年8月回国。

志摩欲哭无泪。当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美国和欧洲留下一串串清晰的足迹时，志摩在国内一波三折，他的情感世界总是惊涛拍岸，从来没有晴朗宁静之时。

那一轮新月，原以为会“圆”，没料到，潮起潮落，最后呈示的仍是“残”。

琴弦与短笛的和声，让你

在一朵花里看见月亮

那梦的水晶和少女的初恋

藏在一本黛色封面的书中

这美艳，透明的花朵

羸弱得像一声道别

——芳竹《黄玫瑰》

一、少年壮志当拿云

真的不忍再一次揭开这个伤疤，这个殷红的埋在心底许久的伤疤。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想起这个人的名字，只要谈及这个人的故事，只要阅读这个人的诗文，我就看到一种撕裂的疼向我逼来，看到春天里的雨水为何下得没完没了，看到那个为爱而生的人在充满苔藓的小巷里闪动着悠长而又清瘦的背影。他是在寻找诗句，寻找浪漫，寻找自由，寻找爱情，还是在寻找那一滴流了一万年仍然还在流淌的伤心的泪？

徐志摩，这粒种在中国现代诗坛上最令人相思的红豆，于我的心灵，其实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伤疤啊。

许多人忘不了徐志摩是因为他那短暂而又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他生于富商之家，不继父业却成了诗人；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离美赴英；一生谢绝旧政府的邀请不愿当官；与平民百姓交好甚至与乞丐做朋友；家中有楼房他不要住，偏要到穷山僻野的寺院中去住；与原配夫人张幼仪合不来而与梁启超的儿媳林徽因成为莫逆……凡此种种，和他的传世作品一起，给后世留下许多悬念。

特别是以他的三角恋为题材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上映后，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才情、他的挥霍、他的隐私、他的风流、他的轻浮以及他的不负责，如此等等。

可是，志摩的心有多少人懂得？

志摩的奇志有多少人清楚？

志摩的抑郁有多少人明了？

少年的李白曾把壮志当拿云，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他以大鹏自居,用青莲为名，才高八斗,心雄万夫。志摩虽然没有李白的大气与豪迈，但他的率真，他的脱俗，他的潇洒完全可以与李白一比。

尤其重要的是，志摩少年也有凌云壮志和鸿鹄之心，愿意为国赴难，战死沙场，其忧国爱民之情令人感奋。

这一点，恰恰被许多人忽略了。

志摩是1897年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土序），因父名申如，故又小字又申。成年后作文，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

据传，“志摩”二字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改此名。

作为徐家的长孙独子，志摩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的生活。小时在家塾读书，天资聪慧，十一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师从张树森老先生，打下了古文功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年，志摩满十四岁时，初次离开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与郁达夫同班，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

少年时代的志摩爱好文学，关注社稷民生，曾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浓烈的兴趣，并发表过《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志摩入学杭州之初，正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满清帝制而发动的民主的革命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1911年4月，由黄兴直接指挥的军事行动不幸失败，黄花岗72烈士壮烈牺牲。

志摩从报上得知革命军受挫失败时悲痛万分，他在日记中说：“不禁为我义气之同胞哭，为全国同胞悲痛”，深叹“革命军羽翼之已成，而中道摧阻”，

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志摩寝食不安，无心上课，他多次独自去西湖之滨凭吊岳飞坟墓，回来后在日记中默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悲愤激昂，热泪盈眶，其赤子之情难能可贵。

志摩的堂侄徐炎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此时，志摩对自己悠闲的学生生活很感不安，恨不得投笔从戎，为民主自由去献身，去战死在沙场上。风有所闻，月有所明，这风声就是这次革命失败的消息，这月色就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命运，他的爱国爱民之心，就这样清楚地袒露在人民面前，把满腔的赤诚化成如火诗篇。

诚然，康桥的环境催发了他的灵感，也成就了他的诗名，但是论诗情，早在他念中学时就萌芽了。《感时》应该是最好的明证，该诗用白话自由地“分行的抒写”，已使它从旧诗的格律中脱胎而出，以一种新颖的体裁问世——

“进进进/家破国亡不堪问/生斯世兮男儿幸/手执大刀兮誓将敌杀尽/尽尽尽/也难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恨/进进进//追追追/血溅战衣金刀挥/头可断兮决不归/誓将江山一鼓夺回//死死死/不死疆场男儿耻/抛却美妻及爱子/披衣上马去如矢/不得自由毋宁死/死死死。”

该诗虽然幼稚，却是真情的喷发，是性灵的倾诉，为了将内心炽热的感受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志摩自然而然地采用了通俗易懂的抒情方式。该诗在叠字、环韵和句式等方面，几乎与他后来写成的许多诗歌如出一辙，是独一的，志摩式的。

“诗言志”，“志为心声”。从志摩最初的诗歌中，透过呐喊和血泪，我们感受到一腔奔腾的激情，触摸到一颗火热的灵魂。

二、爱的伤痛

问世间，情为何物？千百年来，一个“情”字困惑了多少人！

千山暮雪，为谁留影？千百年来，一个“爱”字又招了多少恨！

为情者，被情所累；

为爱者，因爱而伤。

“淡烟一束归山水,飘摇直去追明月。”这境界，这情趣，又有多少人能够了悟？

志摩是诗人，诗人之情、诗人之爱又比常人更为丰富细腻，其追情之路、求爱之途也更为奇岖险峻，特别是在那个连古老的月亮都包裹得严严密密的封建年代，“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志摩的求爱之途的这种险峻就尤为突出，志摩的这种追求也就尤为令人动容了。

这不，1915年夏，志摩从浙江一中毕业，刚刚考人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就在同年十月，志摩即由家庭包办，十二分不情愿地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的女儿张幼仪结了婚。

记得第一次见到张幼仪的照片时，志摩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不客气地嘣出一句：“乡下土包子！”

志摩此说实不厚道，张幼仪出身书香门第，兄弟姐妹一个个不同凡响，别的不说，单单一个兄长张君励，其国学大师的学识和涵养恐怕是志摩一辈子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不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志摩对这场婚姻的不满和反感。

但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并不在意儿子的感受。因为那时，所有的婚姻都是父母说了算的。徐申如看中的人选，志摩还能说什么呢？什么情，什么爱，结婚在一起，有儿有女了，没有情的也有情了，没有爱的也有爱了。这就是徐申如的爱情观。

然而，时代毕竟在往前走。志摩跑得尤其快。

由于没有爱情的基础，婚后志摩从没有正看过张幼仪一眼。按照几十年后张幼仪自己的说法，志摩“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好在张幼仪是个真正的贤妻良母，耐得住寂寞，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对于丈夫对自己的冷淡，起初，她并不太在意。她喜欢回想在硖石时的情景：“当日子一天天变暖，附近的西湖出现第一只游船后，我们就会换上轻薄丝绸衫或棉纱服，佣人也会拿来一堆家人在夏天期间用来纳凉的扇子；在他的托盘里摆着牛角、象牙、珍珠和檀木折扇，还有专给男士用的九骨、十六骨或二十四骨的扇子，因为女士从不使用少于三十根扇骨的扇子。有的扇面题了著名的对子，有的画着鸟、树、仕女等。”

让张幼仪在烟雨迷离的回忆里一天天冷寂吧；

让张幼仪在望眼欲穿的等待里一天天老去吧。

志摩管不了那么多，他的方向在北，他的志趣在远方。因此，1916年秋，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他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

第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志摩也随即转入北大就读。

北大因此多了一份诗意；

志摩因此多了一份深沉。

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志摩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他的境界有了更高的升华。在这高等学府里，他如饥似渴，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从而再一次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

志摩全身心投入学习，俨然忘记了家中的妻子。

真的忘记了吗？似乎没有。那是志摩的心病，他不愿去碰，不愿去想。但是，当他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就写信去求助。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但远远不够，他崇拜梁启超，希望通过张幼仪游说其兄长张君励、张公权等，经他们的推介，从而实现拜梁启超为师的愿望。

被志摩讥为“乡下土包子”的张幼仪果然成全了他。兴高采烈的志摩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扶起这个后来让他操心不已的弟子，只微笑着说了一句：“老夫对你只有一个希望：学识与人品应合而为一。”

这一句原本套话，却恰恰点中了志摩的穴位。日后，梁启超最感恼火或痛心的就是志摩的“人品”。想想也真是，志摩不仅要争夺他看中的儿媳妇林徽因，而且听不进他的忠告，执意要做“第三者”，并与风尘女子陆小曼再婚。这是后话，暂时搁下。

客观地说，梁启超对志摩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老人家在志摩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至于志摩与梁启超的思想差别和精神品位大异其趣，那又另当别论。

1918年8月14日，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

留学第一年，志摩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历史系，但他选读了社会学、经济学等课程，以期将来做一个中国式的“哈弥尔登”。志摩基础很好，加之勤奋好学，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不仅获得学士学位，还赢得一等荣誉奖，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但志摩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又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的是经济系。在这里，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种种知识，大大开阔了眼界。

是年，国内风起云涌的“五四”革命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各种爱国活动，努力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并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也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最终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正如后来有人指出的那样，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感到厌倦，加之他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导师的好意规劝和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

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志摩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

当他正感着胸闷、想换条路行走的时候，志摩在一会聚会中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并由林长民介绍，有幸认识了英国著名作家高斯华绥 狄更生。

不久，由于狄更生的强力介绍和推荐，志摩得以“特别生”的资格直接进入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他思想发展和精神升腾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

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更为强烈的求知欲，直接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进而转向了新诗创作。

但婚姻是一道伤口，并不因疯狂的学习而淡忘，相反，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一道伤口总是连接带血的神经，一拉就痛。

志摩像天穹下的那一弯残月，虽然明亮，却更加消瘦了。

三、异乡的月寂寞得发红

其实，消瘦的月何止停在志摩的头顶？

对张幼仪而言，她的那轮残月像一柄镰刀，清峻，隐忍，寂寞得发红。

1920年的秋天，望穿秋水的张幼仪终于等来了志摩的一封信，希望她出国与之团聚。其实，这封信是应有恩于己的张君励之请而写的。看到妹妹独守空房，结婚就像守活寡，张君励看了很不爽，于是忍不住写了一封信去，提醒他“不要只顾自己忙碌，忘了家中应有的责任”。信中还委婉地告诉志摩，恩师梁启超也很关心他的生活。因此，按照礼仪，他应当给自己的父亲写一封信，提出让妻子前去伴读。

一有张君励之信，二有梁启超之威，三有张幼仪之责，在此情势下，志摩没有理由不让自己的妻子出国。

换句话说，并不是志摩个人的意愿要送张幼仪去的，而是娘家和婆家要送她去的。而公婆之所以送她出去的理由，也是提醒志摩对家里应尽的责任。这是许多年以后张幼仪本人对此事的解释。

就这样，1920年冬天，经过三个星期的颠簸，张幼仪乘坐的轮船终于驶进了马赛港的码头，刻骨铭心的感受历历在目：“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