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庆云/文 马克思他们说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这位温文尔雅通晓许多门学问有着佛罗沦萨官员职位并一度被流放客死他乡的《神曲》作者竟然与我们中国的改革家文学工作者王安石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与相似之处。 但丁时期的意大利及其地中海一带，由于东征十字军的影响等原因，已经与外界有着充足的贸易往来，并直接成为欧洲历史上首先发展起来的海上交通线要道。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小城邦的封建性限制狭小，所以这些地方迅速发展起来，并一度繁荣于西方，成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并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王安石生活的时期，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并发展的时期，但研究北宋历史的人会发现，其实东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期大体上是一致的，在我国的北宋时期已经有了一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也已经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论证与认同。北宋时期的都城及其后来的杭州等地，已经俨然是繁荣的佛罗沦萨或者更在其上了。 物质社会的繁荣，亦或说是经济的发展，直接带动到文化政治等领域，她在东西方的不同代表则是王安石与但丁，研究他们两个的思想异同点，大抵可以找出东西方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及其看出后来的资本主义在两个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走向问题。找出里面的深刻的文化背景根源。 可喜的是，王安石与但丁都曾经是一位政治家，从某种角度上讲，王的政治地位要远在但丁之上。是政治家，则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拿出他们两个的政治观点来看，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还刚刚开始发芽的阶段，君主是其存在的根本，他们两个都是君主的拥护者。王安石对皇帝的拥护是不需要深入论证的。但丁的君主思想，可以在他流放时期（晚年）写的《帝制论》里得道很好的答案，他是寄托希望于一个神圣的可以统一意大利的君主的，这种思想在他的《神曲》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在地狱、练狱及其天堂人物的安排中，这样的君主被放在了天堂，足可以见出但丁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用心”。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也是为维护皇帝的权利而进行的，所有的一切革新都是为皇权服务的。 在但丁的《神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他一方面希望意大利的统一与经济繁荣，一方面又把那些有资本主义萌芽意识的“初期资产阶级”人物以放高利贷贪婪等等形式打入地狱与练狱——这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原始恐怖，这种恐怖在东西方是相通的。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革新家提出从事商业的人过多是国家的弊端了，在中国早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到王安石那个时期也不例外，商人的地位同样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恐怖与一定意义上的不理解，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一种普遍趋势，是东西方所共同存在的问题。 但与之矛盾的是，但丁与王安石等人，又同时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丁与王安石不反对发展经济与商业，王安石那里的改革制度里有青苗法一章，国家放贷给农民，其实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银行的雏形，这样看来，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朝的四川一带，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但丁是从属于白党的，这里面或许有他父亲那里的继承关系，王安石也是新党的代表人物，党的意识在资本主义开始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在皇权意识的统治下是反对结党营私的，这种反对到孙中山那里还是遭到许多遗老的鄙夷的。他们两个最终都是在党派的斗争中失去政治依托的。这种失去，叫他们开始重新寻找新的精神归宿与行动动力。 但丁的《神曲》里虽然反对宗教教士的虚伪，但这种反对只是为了宗教的更加纯洁性，没有彻底反对基督教，同时那些基督教的真正掌权者（神学意识上的）也进入了天堂，相反那些他所推崇的维吉尔一样的基督教以前的“异教徒”却不得不在天堂之外的某个地方徘徊，可见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发起的临界点上，宗教的阴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对宗教意识的真正觉醒，要到启蒙运动中的人性呼唤中才得到纠正，才真正建立起适合现代资本主义科技与思想发展的非宗教的大环境。现代的西方基督已经不是以前的基督了。有意思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里，宗教是一种杂糅，是儒家道家佛家的混合体，看王安石的诗歌散文甚至政治论文及其宋词，均可以发现这样的影子。中国人的宗教不是单独的教义，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一种以个人哲学为根基的理念。可以说，中国人是不信仰宗教的，在中国普遍的是——用一种德育来代替宗教！北大的蔡元培校长就曾经这么实践过。 他们一个走向基督，一个走向皇权，基督对资本主义的限制相对较少，而皇权在明清时期高度凝聚，朱元璋不设宰相，资本主义在高度的政治压制下是很难有突破性的发展的，明清的本来已经从北宋就酝酿的萌芽，遭到摧残。同时，这种基督教也正是而且只能在没有高度集权的皇权下才能发展，政治一旦集权，宗教则必然与政治首脑结合为一体。 研究东西方这两位资本主义萌芽前的思想家的思想意识，对分析资本主义在两个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并得出“何以如此”的答案有相应的巨大地帮助作用。当然，这一层面地深入研究需要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诸多观点与理论做后盾，不是很容易的。用昨天朱鲁子说自己的哲学书籍出版是中国去年哲学界最大的事情的口吻来讲——这样的研究，也非马庆云不能胜任的了。 这些研究还是需要一定的经历与学识，我姑且提出来，给史学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待到忙过最近这些烦琐的事务之后，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再做将出来，以飨读者，共同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