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兴 大 国 挑 战 霸 权 国 家 ?
——“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辨正
Are the Emerging Great Powers to Challenge the Hegemony Power?
------The Law of Centenary Characteristic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Doubtful
WANG Chang-ming
Abstract: As representatives of Neorealism advocates, George Modelski and Robert Gilpin argue that it’s inevitable that the emerging great powers and the hegemony power are to go to war to pursue world hegemony under the law of centenary characteristic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theory is widely accepted in the new era to satisfy the need of “China is a threat”. The paper holds that globalizati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will expand common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so they can coexist peacefully in realistic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ch will create a refreshing relationship in “circulatory history”.
Key words: emerging great powers; hegemony pow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aw of centenary characteristic
摘要: 以乔治 莫德尔斯基和罗伯特 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学派认定在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作用下，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新时期这种论点的盛行旨在为“中国威胁论”张目，文章对这一论点在新世纪的可行性提出质疑，认为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全球化、非传统安全和国际机制将增加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扩大其利益面，从而消解这种“规律”，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关系走出历史的循环。
关键词: 新兴大国； 霸权国家；国际政治； 周期性规律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编码：A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从那以后的数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的性质一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国际政治依然是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自助体系，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权威。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各国特别是各主要大国（列强）间的权力分布与权势转换，对塑造特定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特性，以及构建各国间的互动关系，发挥着轴心作用。国际政治的这种基本特性历经自国家形成以来的人类历史的考验而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博弈，你方唱罢我登台，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关理论，对于当今国际政治，特别是崛起中的地区乃至全球大国与霸权大国的关系，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理论架构
最早提出国际政治“周期论”的是康德拉季耶夫和汤因比。康德拉季耶夫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指出，从1780年之后的200多年里，世界经济出现了三次大的周期。1925年，康德拉季耶夫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正式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这一结论，即所谓“长波理论’’。[i]汤因比则认为，在16世纪以后，国际体系便存在着一个以115年为周期的“全面战争”与“全面和平”的大循环。[ii]
我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王逸舟指出，国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各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国家间关系有时趋于紧张，有时趋于缓和，有时停滞，有时进步（或倒退），而这种紧张/缓和、停滞/进步（或倒退）的背后其实是有规律有特点的,有升与降的曲线周期的。[iii]对于特定的周期而言，都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或集团）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且还为该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公共物品；国际体系的发展因霸权国家的更迭而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特点。系统地提出霸权周期理论并对其进行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分别是乔治 莫德尔斯基和罗伯特 吉尔平。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某一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或综合国力紧密相关，因此，构成国际政治力量的往往是大国。[iv]莫德尔斯基对1494年以来的500年间国际冲突与领导权的周期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5个长周期（时间跨度大约是100～120年）的存在：1494～1580年，葡萄牙称霸时期；1580～1688年，荷兰是最重要的国家；1688～1792年，不列颠成为世界领导者；1792～1914年，不列颠再次充当世界领导者；1914年至今，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每一个周期又包括四个阶段：1.争霸性的全球战争;2.世界领导国的出现和被承认;3.霸主原有权力的合法性的被拒绝;4.权力的逐渐分散化。分散化导致新的争夺。新一次的全球战争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莫德尔斯基在其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中提出了“世界领导者”和“挑战者”这一对核心概念。他认为，全球政治体系是围绕着世界强国为行使世界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以世界强国为中心所建立的世界政治体系在经历一定时期后都会崩溃、瓦解，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强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世界强国的出现及其世界领导权的更迭呈现某些共性的周期现象。构成周期变动的主线是世界领导者及其挑战者的出现和斗争。莫德尔斯基指出，随着这些国家的衰弱，它领导世界的合法性逐步消失，谋求取得世界领导者的挑战者开始出现并发起挑战。自1500年以后，先后出现了若干力图夺取世界头号权势地位并且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分别是西班牙、法国（17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和18、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帝国）、德国（威廉二世的德国和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些挑战国为了摄取世界领导权，不惜发动战争。但是，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成为新的“世纪领导者”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同盟国或合作者。[v]
吉尔平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经数千年一直也没有发生过变化。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夺财富与权力的循环斗争。如果一种国际体系中重要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长期维持恒定不变状态，或者是，如果权力关系仅仅发生照旧维持原有比例的分配变化，那这种体系就能够无限期地处于均衡状态。但是，由于国际体系内部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成员国之间实力发展必然出现不平衡趋势。这种实力增长的差异最终导致体系内部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根本变革。“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加了，它愿意谋求该体系变革的可能性也大”[vi]-102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变革的主要机制一直是战争，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霸权战争，通过这种战争可能决定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些国家将支配且统治这种国际体系。吉尔平指出：“通观历史，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尤其是我们所称的霸权战争”。“世上所知的每一个国际体系都是这种霸权战争之后领土、经济和外交重新结盟的产物。霸权战争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它改变了这一体系，以适应新的国际权力分配；它带来了对该体系基本组成部分的重新安排’’。⑥-200 吉尔平的结论是，“霸权战争在历史上一直是世界政治体系变革的基本体制”。“一次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成长、扩张并最终衰落的周期的开端。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着上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走向一轮新的霸权冲突，这种周期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下去，直至人类或者毁灭自己，或者学会发展一种有效的和平变革的机制。”⑥-213
二、“周期性规律”的理论缺陷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身产生的历史背景，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理论本身也需要总结变化了的现实，不断地加以完善和更新，以便更好地指导未来的社会发展。只有这样，理论本身才能与时俱进，增强用以指导现实的生命力。雷蒙 阿隆说过：历史是过去的政治，理论的实质是历史。[vii]理论“必须从客观现实中加以抽象提炼，而将人们看到的和经历的大部分事情放在一边”[viii]历史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片面强调普遍性和统一性，将导致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并导向错误的或不完整的结论。吉尔平关于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必然发生争夺霸权的战争的结论，强调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波普尔在批判历史决定论时指出，“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多数人都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在周围所观察到的规律都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因此对任何社会都适用。”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规律性只是我们这个特定时期所持有的，但我们往往没有看到这一局限性。因此，我们可能会遗憾地发现，我们过去所信赖的规律已经失去其有效性’’[ix] 对于国际政治的周期性规律问题，也需要认识到：1。这里所说的“规律”并不具有人类历史的普遍性意义，不属于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的范畴。不能认为，所有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必然会发生霸权战争。超越了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发生改变，是否会发生霸权战争是不能确定的。2。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变得更加理性。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深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妥协与合作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时优先选择的国家行为。国家利益越来越凸显出在国家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3。历史是有差异的，不同的历史条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19世纪末，美国与德国都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德国与英国发生了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霸权战争，但美国没有发动针对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的争霸战争。连吉尔平自己在阐述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革时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只能得出查尔斯 金德尔博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阐述经济中（应该加一句，也包括政治）所有重大问题的答案时所说的那个结论，这就是：‘不可一概而论，视情而定’”。[x]4。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对国家非理性行为的制约。以往大国的霸权战争都是烈度不等的常规战争，战争的结果被泾渭分明地划分为获胜方与失败方，并产生建立在胜与败基础上的新的全球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随着核时代的来临、ABC武器的出现及远程快速投放能力与精确打击能力的不断提高，使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大增，结果更加难以预料。人类不得不在核武器面前认真考虑世界的未来与发展，国际政治的运动方向也受到“核时代”特征的束缚和制约。[xi] 无论是霸权国家还是新兴大国都不敢贸然发动一场注定是“双输”的争霸战争。5。现代社会对霸权的追求相对于历史而言已经变成不再以占领对方领土或消灭“异族”为目的的“和平的霸权”，以武力推行霸权越来越受到其他新兴大国的联合制肘。在国际协调机制不断完善的现时代，霸权成本不断扩大，霸权的部分让渡使霸权国家与新兴国家增加了更多的利益趋同，减少了霸权国家与新兴国家发生正面碰撞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的力量被他国视为合法，并建立促使他国以和谐的方式确立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未必需要像其它国家那样耗费昂贵的传统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xii] 正如田中明彦指出的，“文字政治”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xiii]
总而言之，莫德尔斯基和吉尔平指出的世界政治的周期性规律认定，如果新兴大国试图挑战霸权国家，则双方必然发生霸权战争。这对总结历史，特别是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无疑有其合理和科学的一面。问题是，历史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如果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出现了制约霸权战争的世界政治力量或国际机制，或者因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利益的进一步交织，共同利益的增加，战争风险的提高等因素将导致新兴大国或霸权国家中一方或双方均放弃了进行争霸的意图，避免发生历史上周期出现的霸权战争是完全可能的。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大小小的战争，不难发现，没有一场是严格意义上的霸权战争，虽然争夺霸权的努力在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前苏联与美国)之间持续进行着，这至少部分地证明了“周期性规律”历史命运的终结。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分析（中美关系的视角）(鉴于知识产权自我保护因素的考虑,此节略,拜读者请见谅)
四、结论
总之，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国际政治随着时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莫德尔斯基和吉尔平为代表提出的“国际政治周期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已很难指导今后的实践。在全球化时代，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仍会追求对国际秩序主导者和国际规则制定者身份的争夺，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他们出于国家利益和战争成本的考虑，将更多地采用非武力的手段，争夺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将成为他们之间展开的“文明的冲突”的核心。国家力量的计算将更多地依赖它的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军事实力、制度力量等能力的综合，作为推行国家战略硬力量的军事实力也有赖于经济、科技和创新能力的支撑。而这在大国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
建立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之上，以全新的视角把握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的未来前景，有助于作为正在致力于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正确制定自身的外交战略，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必须时刻不能放松加强国防建设的努力，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保障与其他大国合作与理性竞争的顺利开展，把不利的因素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和程度之内，这是当前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现实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