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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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业部门生产秩序开始恢复。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走上正轨。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度，这对于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提高教育水平是一个有力的措施，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毁灭科学文化的谬论。华国锋也在科学大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这促使全国出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和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
在舆论方面，报刊发表了一些澄清是非，促进生产，要求推进现代化的文章，有利于经济战线拨乱反正。
1977年至1978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恢复和发展。当然，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
但是，形势刚有好转，头脑就热了起来。“左”的病疾再度发作，结果又导致了严重的不切实际，求成过急。
1977年4月，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矿产资料的情况下，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由于这个高指标过于不切实际，当时就被讥为“新的大跃进”。
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提出：大于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子，长期大千。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报告和《纲要》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比如，要求到本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等。这是近乎说梦。
同时，规定的具体经济指标过高。比如，到本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10大钢铁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石条铁路新干线等等。
在中央的压力下，各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如：“到本世纪拿下二十几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
实际上，到1997年，还只有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庆。
其它油田当中。产量最高的也是年产1000多万吨，哪有“十来个大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原油产量1．5亿吨左右。
钢产量也刚刚突破1亿吨。
更为重要的是，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是由于在邓小平领导下，大胆实施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些成绩已经使全世界膛目．被称为不可恩议的奇迹了。由此可以想见，在1978年那个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下，按华国锋的“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怎么能完成那么高的经济指标呢？华国锋提出的“大跃进”指标，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曾提出慎重一点，再研究一下，不要匆忙拿到人大上去通过。但华国锋不听，坚持把没有经过论证的10年规划纲要提交人大讨论通过，“向全世界宣布”。
与毛泽东时期1958年大跃进相比，1978年的大跃进有一个新特点。这就是加了一个“洋”字，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过多，与我国当时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引进是完全必要的，是好事，但是要有消化能力，要讲效益。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全部现款支付。钢铁化工的项目引进，只签了一部分，如果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
由于有了这个新特点，所以人们把这次大跃进又叫“洋跃进”。
头脑发热的结果，是到1978年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都发生了大的不平衡：
1、三个产业的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仅仅占5．8％，重工业占48．7％。这在当时缺吃少穿。日用品严重匾乏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苏联模式”。
2、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国家负荷能力。
1978年基建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财政收入40．7％。
3、积累率过高。重生产、轻生活。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石％。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文教卫生似占17．4％，这个比例，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低10个百分点。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国家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
经济工作中传统的“左”倾发热症，给新时期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失误和困难。
冤假错案何时昭雪“文化大革命”中的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冤狱遍于国中。无数冤魂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仅受迫害者及其亲人切盼平反冤假借案，以期重见天日，广大干部群众也希望中央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做，才能深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打破“口将言而嗫喘，足将进而越趄”的极左猖撅的局面，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要解决那些轰动全国的有代表性的大冤案。解决了这些大冤案，不但可以解放众多受株连的人，其他冤案也就好办得多了。
但是，华国锋对此却没有积极性。他心里考虑的，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果刘少奇、薄一波、陶铸……这些案子都翻过来，那“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呢？再说，这些案子都是毛泽东定的。平反这些案子，不就是否定毛泽东吗？毛泽东说过：
“翻案不得人心！所以，当邓小平把陶铸叛徒一案的申诉材料交给华国锋的时候，华国锋认为，陶铸的案子是毛主席过间的，弄得不好会结毛主席丢脸。
当胡耀邦、宋任穷根据事实，主张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时候。
遭到华国锋的主要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坚决反对。
当邓小平提出解决彭真冤案的时候，华国锋表示，我们不好推翻毛主席的决定呀！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就彭真的问题写过许多批示，如果给彭真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全都错了吗？当有的同志把薄一波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有关材料写进简报，要求为薄一波等同志平反的时候，华国锋和他的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很气恼，表示要顶住。
当杨尚昆等同志就自己的冤案提出申诉的时候，汪东兴认为。
我们办什么事，首先要从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发，毛主席亲自批准和处理的案子，叫我们怎么纠正？当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向中央提出：为“文革”前遭受错误打击、“文革”，中接着受迫害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洪学智等同志平反的时候，也遇到了华国锋的阻挡。
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等人对平反冤假错案持抵制的态度。中组部对受迫害的老干部急切的呼吁置之下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门外，而且派人把舒同从中组部招待所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在北京，有近万名中央机关干部闲置在家，废弃不用。
一大批像夏衍、楚图南、沈从文这样的文化名人被视为“社会糟粕”．继续当作阶级敌人对待。
．被关押在外地的一些原中央领寻人愤怒地写信责问：“人生能有几个10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至于普通群众当中难以平反的冤假错案，就更是攫发难数了。
尤为严重的是：华国锋不但阻拦平反冤假借案，他强制推行“两个凡是”，还在制造着新的冤假错案。
十一大的遗憾1977年8月12日至18H．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华国锋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这是很鼓舞人的。
但是，政治报告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依据“两个凡是”，称颂毛泽东晚年的英明伟大，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
非常及时的，说“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
报告把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恩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报告在论述今后“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时，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报告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报告根本不提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党面临的任务，不是反“左”．而是反右。
报告继续鼓动：在‘伟大阶级斗争推动下”，深入持续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中国，还在“左”的阴影下蹒跚，等待。
十一大之所以延续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原因在于：客观方面：粉碎“四人帮仅仅10个月。长期以来“左”的影响还很大，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的力量对于最高决策还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主观方面：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在华国锋和汪东兴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
十一大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共五人，也由这五人担任。
在十一大上，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在演说中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邓小平批判”左”倾思潮、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的纲领性思想和有力的武器。在十一大上，邓小平仅有有限度的发言权，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作着努力的抗争。。
新中央军委令人嘱目按照惯例，十一大产生了的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8月25日，中共中央就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的组成下发通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
聂荣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列席常委：杨勇、梁必业、张震。
此时，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的罗瑞卿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的老部下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至关重要。人们从这个名单上，看到了有利于邓小平和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因素。因为功高望重的几位老帅副主席和军委绝大部分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是坚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邓小平的。这一点，十分令人嘱目。
在这之后不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立场。这是实践标准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报告，表明他有四个坚持：
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三、坚持反右，反对反“左”；四、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
这四个坚持，是“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政治、经济不同领域的具体化。
这里特别列入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往对于华国锋的批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很多同志对于他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措施研究较少，这是一个不足。上文对华国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谈得比较多，在这里侧重分析一下他的经济思想，以为补充。
城市与工业的改革比较复杂，至今仍在探索，仍有争论；而农村与农业的改革己获得全国共识，这里就从农村和农业问题入手。
对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作一纲领性的剖析。
在毛泽东晚年和他去世之后，为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为农村发展确定一条道路，曾召开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生前的1975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赛会议。粉碎“四人帮”
之后的1976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第二次会议“是华国锋主席亲自提议召开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说，这次会议“是八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因此，这两次大会的精神，能够反映华国锋抓农业的思路。
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与江青发生尖锐的政治斗争，这里且略去不提，单说农业问题。当时还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提出“农业要整顿”，实际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祸及农村和农业方面的错误。农业怎样整顿，整顿的目标是什么呢？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要实现现代化。这就是邓小平的见解。
现在大家对农业现代化可能有了更多的理解，它是指机械化。
产业化、市场化，是指普及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
不管怎样，它决不是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
大锅饭模式；农业现代化也决不是靠普及大寨县的政治运动所能实现的。
在这里，邓小平对“学大寨运动”娓婉地表示了不同看法。
不久之后，邓小平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决主张解散人民公社，正是这一思路的逻辑发展。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颖超等同志提出：硬来蛮千的学大寨不是出路，在农村普及科学技术，提倡科学种田，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
邓颖超等同志的看法是有依据的。
最大的依据，就是从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搞了20年之后，到了1978年，农业生产效率却低于1952年农业合作化之前的水平。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如果把1952年的农业生产率定为100的话，那么，1978年则为77．6。
多年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推行全国“学大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
对这一点，最高决策层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华国锋对此全然不顾。
华国锋在第一次学大寨大会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他要求省地县要派出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去抓这项运动，以期实现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变成大寨县。
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动力，就是陈永贵在这次大会上说的：“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子社会主义。”
如果说，在”四人帮”猖撅的情况下，这样布置工作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及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了。
可是，在第二次会议上，不但一切照旧，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会议指出：学大寨是中国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运动，是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会议指出。学大寨，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贯彻始终。
会议要求前来开会的两千多个县的负责人：学大寨，要学根本，要像大寨那样“扎扎实实”地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大批促大于。
华国锋及陈永贵把党内对“学大寨”的质疑打成“四人帮”，当作“死敌”来对待。
《人民日报》庆祝这次会议闭幕的社论说：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社论强调说：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的头于是反对学大寨的，王张江姚同样反对学大寨，而且更猖狂，他们是贫下中农的死敌，是全国人民的死敌。
《人民日报》报道：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劲头还要足，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当然，这个高指标到1980年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就是到了2000年，也难以达到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
我们由此看出了华国锋搞经济的思路是：政治挂帅十群众运动十大跃进。
华国锋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缺乏认识，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的经济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延续。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十一大虽然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十大有所进步，但是，它没有能够完成从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解放思想实现伟大转折新明星胡耀邦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胡耀邦所发挥的作用逐渐突现出来。
这位191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政治家，矮矮的个子，十几岁就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有名的红小鬼。
1948年，33岁的胡耀邦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在十八兵团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先后与李井泉、周士第、黄新廷、陈漫远等将领共同担负十八兵团的领导工作，率领部队南北征战，功劳赫赫。
胡耀邦心直口快，敢说敢于，魄力十足，作风朴实近人，说话鼓动性很强。他从1952年到1965年领导共青团，长期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把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毛泽东赞赏。
1965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46“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受到迫害。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出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他和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以及教育部长周荣宝、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一起，在不同领域里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
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胡耀邦在1975年夏天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
但是，随着1975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胡耀邦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下台。
（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诬指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受到批判。万里、周荣金、张爱萍也遭到冲击。
其中，周荣金挨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
当时，群众称胡耀邦与万里、周荣金、张爱萍是邓小平的“四员干将”。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胡耀邦就在邓小平领导下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开展土改、剿匪和发展生产的工作，成绩卓著。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就很欣赏胡耀邦的领导才干。如此说来，胡耀邦早就是邓小平的一员干将了。
1975年的共同遭遇，使他们的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十一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井于1977年10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实际主持党校日常工作。这一年12月，中央兔去了郭玉峰的中组部部长职务之后，胡耀邦又兼任了中组部长这一重要职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样～个特殊时期，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为新时期培养党的干部，可谓责任重大。富有创新精神的胡耀邦还开发了中央党校的理论资源，使中央党校在意识形态诸多部门中秀出于林，成为当时研究、宣传新时期理论的最重要的基地，为开拓新局面，推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个部门，则站在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线。这在当时是一项阻力很大、极为复杂艰巨的工作。
同时兼任这两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胡耀邦不负众望。
1977年10月，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之前，他就指导、组织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针对大量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为干部政策的拨乱反正大造舆论，引起强烈反响。
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组部长，他一上任就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
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讲话中所说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当然包括毛泽东定的案。这就直接冲击了“两个凡是”。
胡耀邦敢说敢于。他率领中组部工作人员，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使许多干部得到了解放，并且促进各地方、各部门解放干部的工作迅速展开。这就破除了”左”的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规模平反积案、铁案”，揭开了序幕。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被搞得家破人亡而又迟迟见不到天日的干部，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许许多多受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亲人称胡耀邦是“胡青天”。
胡耀邦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朗星。
而胡耀邦为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还在后面。
时值1977年底1978年初，一场在思想战线上针对“两个凡是，“总攻就要开始。这场总攻的第一线组织者、指导者，就是绢耀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粉碎“四人帮”之后复校的中央党校开学。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根据刚刚结束的十一大精神，要求党校用心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叶剑英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要求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沿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斗争的提法，指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之所以沿用这个提法，是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尚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也还没有力刘少奇平反的缘故。
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也向党校布置了同样的研究任务。
在讨论这个研究任务的过程中，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猖撅的现实，对“‘路线斗争”的研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意见：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y“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参加这项工作的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日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在此期间的一次谈话中，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同志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
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在十一大刚刚结束的情况下，身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
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正是胡耀邦提出的原则。
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确了。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讨论。这些学员是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他们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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