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革命，谈到父亲，我总想起Y同学。他的父母分别是两个局级单位的局长。我们都是支边青年的后代，然后又成了高中同班同学。Y同学眉目清秀，高高瘦瘦的，总显得郁郁寡欢。我们似乎生了同一种病，用同学的话说：生活在蜜里，却非要寻出蜜中的一点苦来。
Y同学喜欢看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据说写了好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对于一个面临高考的孩子来说，这是个危险的爱好。因为这一点，老师把他安排坐在我的前面。那时的我，单纯而激进，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同时对同学们也严格要求，老师给我的好评语之一是：“老师的好助手。”
Y同学经常在课上看小说，自从他坐到我前面之后，他意识到处境的危险及后果的严重性，把阵地转移到课桌抽屉里。有时，我会递给他一张义正辞严的字条，有时会在他后背用铅笔或钢笔给他一下。
（同志们啊，别怪我！而且，我为你们浪费了多少时间，我容易吗？ 从初中到高中，那么多的同学校园情怀萌动，对于我，男生好象只有“学生好的”与“学习不好的”区别。多年后，与老同学聊起往事，好象没看到有谁用一种温柔的神情回忆我，真是奇了怪了。）
老师还是忧心忡忡，Y同学正襟危坐，但学习似乎并没有大踏步前进，最奇怪的是，课堂提问，刚刚说过的内容，他答得犹犹豫豫，有时甚至不知老师说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把课本和武侠小说都打开，叠在一起，向老师的一面是课本封面。面对我的疑虑，他对我无辜笑了笑，合上书，把封面对我示意一下，我瞟了一眼，就放弃了侦察。
虽然如此，Y同学在于我仍然是位好同学，虽然喜欢看课外书，但课外书也是书呀，虽然他写的是考试并不需要的武侠小说，但他能写几十万字，你来试试？！而况他是聪明的，规矩的、单纯的，而况他那么帅。（最近，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很早就有花痴的苗头。）
虽然并不是所有同学都对“革命的”我很友好，但一些八卦还是愿意与我分享，我把这看作一种信任，安慰自己。其中有些八卦是关于Y同学的。
同学说Y同学很可怜的。表面上看来，他家庭条件不错，但他一点也不开心，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只要事业不要家庭的那种，两个人要不然很晚才回家，要不然回家就吵架，谁也不想做饭。每当爸爸妈妈吵架时，他和两个弟弟就躲在角落，一声也不敢吭，等他们吵完了，各自回到房间，他们兄弟就上别家去蹭饭，有时去街上吃米粉。甚至有时年三十，他家也这样。
我见过他的妈妈，不苟言笑，很能干的样子。我也见过他的爸爸，看上去是个典型的才子，谈笑风生、风流倜傥。都是大学生。这样的父母，独立去看，无疑是优秀的。但是，那以后，见到他们，我就想起Y同学，在屋角缩成一团，和弟弟到别家蹭饭，高高瘦瘦的的他在寒风中显得更瘦了。
多年后，有一次路过燕东园，看到一群在阳光下晒太阳的流浪猫，我突然感慨：幸福的流浪猫！可是，Y同学连流浪猫都不是。流浪猫有爱猫人士的关爱，很多人去看他们，在校园里好几处喂猫的地方，好吃好喝地侍候，那些下课的女生常常围着它们，赞叹它们的绒毛与娇态，把“可爱”这样的词赋予它们。我们这些写论文的人经过它们的旁边，总对它们羡慕不已：至少它们不用写论文。
我不再对Y同学提“父母的期望”，然后他转学了，后来我们又再次成为同学，他似乎更加沉默了。后来，上大学、毕业，各自漂泊。有一天，同学偶然提起旅游时，在江南遇到他。他矢志不移地追求一个江南美女，可是对方家庭不同意，甚至不惜要断绝关系。后来，据说他做生意去了，据说他赚了，据说他又亏了，据说他终于与江南美女开花结果，据说他最终还是和一位平凡的女孩结了婚。渐渐地失去了Y同学的消息。有一年，一位同学突然说Y同学回来了，伴随一声感叹：他好象有点秃顶了。更高更瘦了的Y同学，一个生活在优越家庭，却总不开心的Y同学，他这么些年经历了什么？
曾经，书籍培养了我的爱情信仰，以为最美满的爱情就是志同道合，比翼齐飞。可是，Y同学，他的父母，一对优秀的人儿，Y同学的一声嘀咕刺痛了我的心：“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我们很多人都有“革命”的父母，只是“革命”的内容有所不同。
我们那些生于七十年代的支边青年的后代，曾经以“革命”的父母为荣。
在那时的作文里，我们歌颂的一律是：为了做手术，忘了吃饭，自己孩子有病都顾不上的医生妈妈；深夜批改作业，经常家访，找学生谈话，却因为自己孩子学习落后在家长会上被批的教师爸爸；抓了很多坏人，自己的孩子却被人欺负的警察爸爸……我也有这样思想革命、工作先进的父亲与母亲。
我也和同学们一样，在作文的后面部分一律歌颂：虽然我们吃不上饭，虽然我们的学习没有得到辅导，虽然我们的衣服扣子掉了，虽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睡觉前见到他们……但是，我们为这样一位爸爸或妈妈感到自豪！因为他们牺牲了自己个人的家庭，为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快乐！虽然他们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但他们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作出了贡献，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我们因为这样的作文得到高分。我们这些孩子和经历过文革的父母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父母感觉遇到了好时候，每个人好象都很兴奋，好象都要抓住好时机好好干一场，他们的眸子都是亮的，他们的行动都是热火朝天的，他们好象心中有团火，他们的理想又回来了，好象春暖花开，去年播的种子在今春终于发了芽。不管他们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个人发展为了评职称，当我看到父母在灯下翻检旧书籍，看到他们衣衣呀呀地温习俄语，叫外婆把妈妈高中时的词典找出来寄来，我的心情也是兴奋的。
可是，父母是“革命”的，孩子却仍然还是孩子。而况父母在“革命”的同时，同样采用了“革命”的手段。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很少有人没有过被揍的经历。我们当中的孩子还是有了孤儿的感觉，小伙伴的日记里出现了质疑：为什么生我？
我是觉悟的小朋友中的一个，也是作文以立意深，经常歌颂社会主义国家美好的人与事而得高分的一个。我们心地纯洁，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相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有不和谐的父子、母子关系，却能歌颂他们的伟大、无私，并决心向“革命”的父母学习！我们自觉自愿地以社会的要求、以意识形态的要求作为我们成长的目标。我们成长着，正确地成长，一颗芽是要以一棵树为理想的，而我们的心里几乎从不怀疑：我们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是国家的栋梁，甚至2000年在我们心目中几乎是一个神化了的标志。
可是，多年后，我却不止一次怀念那些革命的苏联小说里也有的温情：
有一次，我病了，终于病了，或者说终于又病了。妈妈问我要什么。总是怪奶奶对我太宠爱的妈妈，那一天对我说：你要什么？要什么给什么。我说：我想看猴戏。于是，妈妈背着我去到戏场。我在文章里描述说：那一天，猴戏没有看成，因为我在妈妈的背上睡着了，暖暖地睡着了……
曾经和妹妹回忆我们家最幸福的往事：
是新片上映，爸爸或妈妈买来电影票，或是我和妹妹去买，然后全家去看电影，《神秘的大佛》、《少林寺》、《花墙会》、《屠夫状元》、《女附马》……我们大多数时候总能买到楼下甲区的票，开映后，偶尔有些迟到的人由领座员打着手电筒带到座位。开场与散场时总可以遇到牵着大人手的认识的小朋友，大人们总教小朋友说那么句话：“快叫叔叔阿姨”；
是晚上吃完饭后，全家人一起去散步。政府大院门口柱子上，圆形的灯，灯光总是那么清亮的，有一丝丝蓝，好象月亮光，偶尔天上有一轮清亮的月亮，似乎总是下弦月。爸爸和同事走在前面，热烈地讨论国家的事情，那时的爸爸年轻的、帅气的，总是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缝着针织领衬的白衬衫，妈妈则和别人家的妈妈谈论家长里短，自己家的小朋友听不听话，考试考了第几名，班主任是谁。小朋友们跟在后面，打打闹闹，从不正经走路，那时的马路干干净净，没有什么车辆，每次走到大桥往回走时，大家总是言犹未尽，有时，同个大院里的姐姐会严肃地对自己的弟弟警告说：某某某，看我回家不收拾你。
是冬日里，哪里都不去。爸爸放着留声机，我们跟着学了很多革命歌曲、苏联歌曲和日本歌曲。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学唱的日本《排球女将》中小鹿纯子离开家乡后唱的那首歌：“亲爱的爸爸，你好吗？当我闭上眼睛，故乡的一切在我眼前……”还有《九九艳阳天》、《骏马奔驰保边疆》、《英雄儿女》……留声机吱吱地响，唱片轻轻地转，好象起伏的水的漩涡。从艺术体操中也许感受到的苦甚于乐趣的我，每当音乐响起，我必须在红地毯上伸手、起步时，我总是想起了我们家的留声机，虽然对我的想象来说，也许它更适合于跳华尔兹。时光在那些透明的红色或黑色的唱片上轻轻地流过，优美地流过……据说会几种乐器的爸爸，我见过他的箫与二胡，却从来没有听他演奏过。妈妈持之以恒教我吹笛子，我把嘴皮都吹肿了，还是不成曲调，妈妈说：“我和你爸爸的音乐细胞，看来你们一个都没有继承。”妹妹常被我嘲笑，唱的歌是自己作曲。后来，我发了狠去练手风琴，妹妹每次总要作出夸张的表情对我说：“求求你了，放过我们吧！”奶奶却比我还着急，放假了，还每天一大早叫我起来练琴，终于有一天，奶奶对妹妹说：“好象这琴声听得还是有点头痛的哦。”后来，留声机没了，爸爸买了录音机。我一直记得，有时，妈妈一边织毛衣，一边教我唱歌，很多苏联歌曲和革命歌曲都是妈妈教的，班级活动，我经常只唱主旋律。在我的感觉里，爸爸这一代人多才多艺，个个都是文艺人才，可我从来没听过爸爸唱歌，而每当妈妈想不起词时，却总是问爸爸：“是不是这样？”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妈妈教我唱《红莓花儿开》的情景，有时教着教着，她自己唱开了，那里的她表情生动，充满了向往，那时的妈妈不再是我一生下来就认识的“妈妈”，她也有自己的少女时代。
中学时，老师最喜欢布置关于父爱、母爱这样的作文。有一次，看完《妈妈再爱我一次》，语文老师就出了那么个题。同样地，我又得了个高分，这个90分得来之前，让老师的眼泪再次泛滥，他在课堂上表扬了我，我却不以为然，我想：那是因为他早已没有妈妈。我在作文里先抑后扬，写的是有一次妈妈到学校来看我和妹妹，给我们送来鸡汤，奶奶把所有鸡骨头都剔除了，而妈妈在我们喝汤时说她在家里已经喝了很多。作文的结尾是：妈妈走了，我站在楼上望着妈妈远去，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事实上，那时的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感动”。爸爸妈妈是来看我们最多的家长之一，当同学羡慕时，我说：“有什么，反正他们有车。”那位失去了双亲的语文老师为我的作文流下了与观看电影时等量的流水，他并不知道，对我来说，作文的写作技巧与分数是我更关注的东西。因为我有时周末末班车回家，爸爸妈妈不但不高兴，还把我骂一顿，叫我第二天一大早坐最早的车回校，哪怕第二天根本没有课。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家的浪漫渐渐减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感情开始在我们家变得粗糙，爸爸妈妈越来越忙，越来越心情不好，越来越与我们隔阂。我将之归结为：成长的烦恼。爸爸只有一个状态叫做“忙”，有时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爸爸就那样走遍了除西藏外的省区，虽然他确实也是爱着我们的，每次出差时，他总是给我们每个人带回礼物，上海的服装一度装点了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略显黯淡的少年时代。
（气死我了，下面起码还有三四千字，不知打了哪个键，全没了。等我心情好，再补上来。）
（心情没好，凑合着补了下面的文字）
同学曾经很羡慕我有一位“革命”而且成功的父亲，而且态度和蔼，热情对待每位来我们家的同学。我却不以为然。小学时有位同学的爸爸在电影院工作，妈妈靠卖冰棍补贴家用。我有时放学后去她家就赖着不走，不仅仅是因为每次她妈妈都留有冰棍给我。有次放假了，我得到格外的恩准，在同学家住了几天。纵然他们家只有一间房子，向外接出的房子，下雨漏水，我和他们拿桶盆锅瓢来接雨水，那一刻的我兴奋的叫着，而做这些事时，她的爸爸妈妈和她在一起。
大一时，有次去学农劳动，一位男生问我，我爸爸是不是某某，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报上有你爸爸的先进事迹。同学们围过来。我说：呵呵，你知道了呀。有没有写到我？我肯定是反面典型衬托我爸爸。
曾经，在书中读到革命者的事迹，他们几乎无一例外，为了革命抛家别子，他们说：孩子，我不是不爱你，等到全中国解放了，等到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生活……我总是感到热血沸腾，那些话在我听来都是那么慷慨激昂、大义凛然。革命者就是这样的！革命胜利了，缔靠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者终于团聚，然而，有革命情结的父亲依然存在，因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他们。
小时候，父母分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年父亲回去探亲，我躲在别的小朋友后面，死活不肯叫他一声“爸爸”。多年后，我在想，如果我的爸爸在民不聊生、国破山河在的旧中国，为了革命，在全国人民都团聚之后，成了一个老人之后，才来找我，我会不会叫他“爸爸”，如果我的爸爸为了革命，为大家舍小家，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日本鬼子或国民党抓去，我会如何看待他？我可能会理解他，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但是我还会爱他吗？爸爸是幸福的，他没有生活在那个苦难的年代，然而，他分明是个“革命者”。我的情感跳跃了几十年，与1949年之前的革命者产生了共鸣，我却分明与1943年出生，然后在新中国的背景下继续“革命”的父亲有了隔阂。
我是那样的向往革命，是那样崇拜革命者。可是，在太多的“革命者”当中，我看到了太多失败的父亲。他们令孩子质疑“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在“革命”中，孩子成了多余。
曾经的我拒绝承认父亲对我的影响。可是，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父爱无所不在，作用于你的精神，影响着你的文化品格，这种父爱是大音希声，来得深沉。
我的爸爸没有教我唱过一支歌，也没有教过我任何一种乐器的演奏，但我对音乐的爱好无疑受到他的影响。从留声机到录音机、VCD、MP3，从唱片到磁带、卡拉OK录像带、光盘，爸爸可称得上典型的音乐发烧友，我喜欢“偷”爸爸的磁带和光盘，只借不还。
有次，在好友的车里听到支歌，觉得很好听，问是什么歌，好友大为震惊：“天，你怎么这么老土？全中国就你不知道了！《两只蝴蝶》。”我说：“台湾的吗？”好友无语。有一天，我又在爸爸的光盘盒里找宝，惊讶地发现有张翻刻的光盘上，赫然地写着曲名《两只蝴蝶》，我问爸爸：“你怎么也知道这支歌？”（印象里，爸爸从不上网，也可能不会上网。）爸爸说：“哟，早就流行了，网络歌曲。”真是大跃眼镜！
有段时间，我特别热衷于把我们家的相片制作成VCD。有天，爸爸递给我一张盘，让我把第几支歌作为他的相片VCD的背景音乐。爸爸说这是他去宁夏专门买回来的，我以为是什么草原啊牛羊什么的歌。爸爸当时去宁夏开一个科技史方面的会，会间休息时放了这支歌，爸爸觉得很好听，冲上台去问主持人是什么歌，散会后，爸爸直奔音像店循着曲名，买了这盒CD。我心里想：“至于吗？”问爸爸是什么歌，爸爸说：“《常回家看看。》”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妹妹，两人很久都不说话。后来我们说：爸爸这话没什么含义吧？明显不象他的风格。
去年春节，在广州过年。期间，有一天和爸爸妈妈去黄埔军校玩，爸爸看着公车站牌，手指一划，说：“哟，这车到红线团剧团。”我们从没听过爸爸唱过一句粤剧，但有一天他到广州开会，好象专门去看了红线女的演出，回来后，总说：“红线女红线女”，然后我们家多了些粤剧磁带，而同样地，我已经可以把《汉宫秋月》唱熟了，也没听到爸爸唱过一句。然后，我们家最早的录像带，全是粤剧的，还对我们说：“你们跟着唱啊。”说是买给奶奶听的，奶奶不在家，他也放。
爸爸是个理科生，却喜欢文学。在我们家的像框里，放有他和妈妈两人的巨幅照片，下面是一首他写的七律，因为像框小，七律已经断了章，我记得其中写道：什么什么蹉跎，留取他人看两鬓。爸爸订了很多文学杂志，《小说月报》、《收获》、《十月》，还有很多文学图书。我和妹妹后来狂爱看书，可以说与爸爸有着直接的影响。爸爸的书柜是我们的乐园，后来老师说我偏科后，爸爸不再允许我看课外书，常常是我想看什么书，就拿零食之类的好处去讨好妹妹，然后妹妹帮我弄出来。记得以前暑假写作业，我们都不喜欢在书桌上写，而是喜欢拿小椅子当桌子，然后拿马恩列的著作来掂座，硬皮本的、厚厚的。我读的是中文系，本科时看得最多的却是外国文学作品，因为很多中国现当代的名著，我早在大学前就已经读过。小时候，经常有爸爸的汇款单，谁去取谁就归谁，这样的事情经常是妹妹去做。在八十年代，十五、二十块的稿费不异于巨款。我从没看过爸爸写的文章，不知他写的是科技论文，还是文学作品。但是，我当时执意地相信，爸爸写的文章决不象今天的一些父亲写的东西，自己的儿女看不得，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位父亲。
我对好友说：“摄影是我的半条命。”而这半条命正是拜爸爸所赐。爸爸有一台120单反胶片相机，有次，得到爸爸的许可，我第一次靠近那台架在三角架上的神秘机器。我站在三角架前的搭板上，轻轻地抚着相机，怀着几分兴奋，从取景器望出去。那象一只井似的取景器给了我一个怎样的世界啊，好象黑暗中，山门洞开，豁然开朗，当时的我轻轻地吁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呼吸着，眼睛慌乱地眨着，在妹妹的催促下，才依依不舍地走下搭板，掉了魂似的。爸爸给我们拍了很多相片，我们关于我们的记忆是这样保存下来的。曾经在那个用红纸包着灯泡的暗房里，看爸爸冲洗相片，人像、风景渐次清晰，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好象自己变成了显影液里的云朵。
中学时，我向小学班主任借了一台同样的120相机，自己买了胶卷，和同学到政府大院后面的江边拍了很多相片，真是快意呀，我拍了不少的风景，同学埋怨我浪费胶卷。
大一时，寒假回家。有天清晨，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来找我，我还没起床，老师说：“没起呀，那别起了。我跟你妈妈说就行。我是来给你送件新年礼物。”我起床，看到了老师送我的新年礼物，是一块手表，小巧的、金黄色的表，我拿着表，说了声谢谢，突然心里很恐慌：“老师干吗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啊？不会是他们家外甥什么的喜欢我，老师来提亲吧？”
原来是这样：老师说，元旦到来时，他又收到了我的新年贺卡，同个教研室的老师很羡慕，一位领导说这样的学生值得教，小学毕业那么多年了，还想着自己的老师。建议老师给我送件新年礼物。老师说我从小学起就喜欢摆弄照相机，很喜欢摄影，他们合计要送我一台相机，但这儿没有好机器，老师说要送就送台好的，一般的不行，于是托他亲戚在重庆买好，下次回家带来。这次先送别的。这就是我的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老师，而且是慈爱的，从来只鼓励我的老师！后来，下次假期回家，老师真的给我送来一台相机，我很感动也很心动，可是，妈妈坚决拒绝了，并且说他们已经给我买了一台。那台机好象那还是一台可多重曝光的相机，我拨弄着它，眼睛都亮了。我嘴上说：“谢谢老师，不用了。”眼巴巴地看着那台机，把老师送出门，恋恋不舍，差点没哭出来。那天晚饭，估计我又没吃。
大二时，我用省下的伙食费与压岁钱，自己买了台海鸥DF-2EM的135单反机，是和一位“技术至上”的90极师兄一起去买的，他反对我买DF-4。这位爱相机如命的师兄，有一次，我和同学去旅游，夜宿一个江心岛，那晚倾盆大雨，我和相机全淋湿了。回来后，告诉师兄，师兄把我骂个半死，拆开机器，帮我擦拭、检测，对我狠狠地说：“哪怕你自己淋湿了，也不能让它被淋湿。”我说：“当时我坐在一个水坑里。”但师兄的逻辑是：哪怕我被洪水卷走了，也要用一只手高举着相机，不要让它进水。相机，我的伙伴，它记录了我不可复制的诗情画意的青春，还有同样不可复制的单纯的、温柔的心境。后来，大学毕业实习时，我想开个摄影展，题目叫“走走停停看世界”。
我就是那样，用我的镜头去看世界。正如我后来对好友所说：我在镜头里熟悉了pku，知道每块石头的位置，知道哪棵树曾经结过一个风姿绰约的果儿。然而，让我来导游北大，我常常会迷失方位与坐标。在相片中的pku总是那么生动，而我当着别人的面介绍时，言辞枯燥，讲不出什么。
然而，那个在大觉寺，在寒风中举着相机拍玉兰花，拍了两个小时的我，那个在未名湖边为拍一朵海棠花死磕了近两个小时的我，从不觉得那些为花花草草花费的时间是浪费，那一刻的我，是充实的。我的心享受着那样的平静生活，那一时刻，我的人生好象就在镜头里，诗意的、美好的。
在摄影方面，也许我的老师与师兄、师父对我的影响更为直接些。爸爸没有亲手教过我如何取景、构图，也没有教过我调焦，更没有教过我冲晒相片，爸爸也没有象老师那样送台相机给我做礼物。甚至爸爸的机器我们是不能动的，或者说爸爸的一切东西，我们都得小心翼翼对待，甚至父母的房间我也不敢随便进。除了在爸爸给吱吱喳喳的妹妹讲解摄影的知识时，我旁听外，爸爸并没有直接教我什么，或者摄影对于爸爸、我和妹妹来说，完全是属于“有心栽花花不城，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我的机器由胶片机转为数码机，同时还喜欢上了摄像。可是，爸爸很少看过我拍的东西，或者说对我拍的东西总不为以然，拍的都是些什么，有时爸爸打破沉默教导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时，我总以一种“爸爸的时代已经过去”的态度对待。但是，为此花费的时间与金钱，爸爸从来没有任何异议。
2004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韩国旅游。据说在这买三星机会比国内更便宜，我看中了一台摄录一体机，当时这款机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没有上市。一看价格，要近两千美元。我掉头就走，走到门口，看到爸爸妈妈没有跟上来，还在店内说些什么，我又走进去叫他们：“走吧。”妈妈走到我旁边，说：“你真想要这台机？”我说：“那么贵。”爸爸说：“你想要，我们就买给你。” 那款我心仪的机器到了我的手中，我如愿了，我在旅游的大巴摆弄着，却没有想象中的开心。是的，我一个任性的、在奶奶的宠爱中成长的孩子，长大了，我心知我的爸爸妈妈为我付出太多。（后来，有一次，那款机因为我的粗鲁，出了问题，磁带放进去后降不下去，爸爸妈妈心疼得不行，维修点不是不敢修就是狮子大张口，后来，我支教时的大哥为我联系了区电教馆一位既是天才人物，又是善良雷锋的好人——正杰兄，他帮我拿到三星总部去修，我数次说请他吃饭都没吃成，数次问他维修费用，他说：“钱不是什么问题。”真是个好人。）
（同志们啊，再这样写下去，我早就预告的小说《支边青年的后代》就不用等我到美国去写了。呵呵。）
曾经的我以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或是“报效祖国”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理想，那时的我头脑里充满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却心怀革命斗志的一代人，在某些方面，与我们革命的父辈的思想并无二致，我们把目光放到全球，放在全人类，放在一些宏观的目标上，可是，有时，我们可能忽略了真正的生活。革命，是全人类的事情。父亲、母亲的影响，对于一个孩子，却是直接的。中国乃至世界有无数的革命者，然而，一个孩子却只有一个父亲与一个母亲。
我常常想起也许并不革命的奶奶。奶奶，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身份叫做“奶奶”，甚至她的爱在外人看起来也是不圆满的，因为她过于宠爱孩子。没错，她培养了一个单纯的孩子，可是，她同时培养了一颗感恩的心。这样的女性令我充满敬意。革命需要血性的父亲，而生活需要平和而包容的女性。
大约是一年前，我选修了D老师的《后冷战时代的文学电影》，其中讲到俄罗斯电影《父与子》，电影展示了成长的残酷与父与子之间不可割裂的血缘亲情。特别有感慨。年少时，父与子的关系相对单纯，长大了，父与子的关系则出现了冲突，子不再是父所有的思想与关系的承继。父与子的关系不止出现在家庭当中，也出现在诸多的社会命题之中。这部电影也许也在喻示着革命者与革命的关系，喻示着许多既继承又冲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电话同样地引起了我对家庭中的父与子、社会中的父与子、历史中的父与子的思考。
突然想起当初看过的那些半懂不懂的德里达们的书，想起当时评过的库切的以南非为背景的小说。
我们每个人继承了父的遗产，发展着我们作为子的品格，同时也可能继承了父的债务，无法在父的框架上，建立起自我的思考，建构一个独立的精神体系，甚至不免带着父的伤痕与缺陷。
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很令我深受触动的美国电影，片中的主角，一位黑人，对反对他与白人女孩婚姻的父母亲说：你们给了我生命，但不能主宰我的生命。
父与子，子既怀念、回望，又挣脱、前行，在这样的纠缠中，发展了父与子的恩怨。现实与历史，这一对父与子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想到父亲，想到家庭，想到革命，写下了这些文字。 一代有一代的父亲。父亲造就了不同时代的面貌。
突然想起我们家的小外甥女，这位2001年出生的宝宝对她爸爸说：“爸爸，你要多赚点钱，给我买很多很多的漂亮衣服！”
革命的父亲是可敬的，生活的父亲是可爱的。而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正是在“生活”的状态下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