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友军 的 揭开官员学历造假利益链 根治还需惩罚机制 （转载）
瞭望：揭开官员学历造假利益链 根治还需惩罚机制 |
2007年11月06日 11:23:12 来源：瞭望 |
漫画/王启峰（来源：华商报） - 官员文凭乱相调查：文凭成升迁门票 混学历成风
- 全球围剿官员假学历 中国官员"混的文凭"比假的更多
官员学历造假现象泛滥，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也动摇了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 大专、本科、硕士、博士……近年来，中国政界掀起了一股攻读学位的热潮，一些官员的学历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 无疑，官员注重理论素质的提高和知识更新，在职刻苦攻读获取更高学位，值得鼓励和提倡。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不少官员平时不学习，却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款，与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合谋”，在短期内“大跃进”式地完成了“知识化”任务。 有关专家指出，官员学历造假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也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秘书坐满一教室 据了解，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为推进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学历要求进一步提高，而且有了明确的规定。 199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2006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县党政正职队伍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尽管中共中央组织部特别强调防止在年龄和学历上搞 “一刀切”，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这在一些地方组织部门的实际操作中却走了样。由此，学历既成为一些官员炫耀的资本，更成为他们提拔任用的一块“垫脚石”，从而也促进了官员追求高学历的积极性。 “平时忙于政务，不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在湖南某县做副县长的一位朋友向本刊记者抱怨道，“不管有多大的政绩，要想再往上升迁，学历还是上级考虑的硬件，再忙也得想法弄个学历。” “我原来在镇里做书记，一些政绩不如我突出的人都到县里工作去了，就是轮不到我，还不就因为我是个专科生吗？” 这位朋友感慨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后来我报了省委党校，没去几次就弄了个本科学历，第二年就如愿提升为副县级干部。我也知道，文凭是混来的，那也是没办法。”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这位官员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为此，有些官员一方面没有相应学历，一方面又想进一步发展，获取更高的职务，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款获取学历。 “有些官员混文凭的方式，真是千奇百怪。”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上就由秘书代替，甚至有时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场面。” “我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给领导当秘书，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被调到驻京办，平时的工作就是替领导去学校听课、完成作业，还有负责与导师搞好关系。学期末领导来考试，基本是开卷考，考题也很简单。平时成绩占80%，考试占20%，只要我这里没问题，就是领导考零分，最后的科目成绩也合格。”日前，南方某地区驻京办的一位工作人员神秘地向本刊记者透露，“等领导一拿到学位，我就回原单位，这两年在北京的表现，对我以后的发展很关键。” “官员为弄文凭，让秘书替自己上课，用公款贿赂导师、学校让自己蒙混过关，在社会上已是公开的秘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认为，目前官员文凭造假有两种情况，一是“假的真文凭”，即文凭“注水”， 没有相应的学业经历和知识含量。二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一般来说，大小官员由于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有条件搞到“假的真文凭”。再说，使用“假的真文凭”，不容易被识破，风险要比使用“真的假文凭”小得多。 由于中央部委要求严格，在学历造假问题中，地方相对要严重得多。事实是，目前不少地方官员已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假的真文凭”。在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人才济济”，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甚至镇长、乡长、派出所所长，名片上大多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等名头。 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共接受社会各界近11万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其中9.9%为“问题学历”。据报道，日前广东省鉴定潮汕地区某市送来的15名官员的学历证书，仅凭肉眼即确认其中7份是假证书…… 在官员学历造假中，几年前因腐败被处以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就是一个典型。他托人在北京大学附近买了一个法学学士文凭，就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甚至自称是“法学教授”。 另外，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职期间，也曾 “名正言顺”地获得了研究生学历。但知情者都明白，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所写的论文，也是由秘书组成“写作班子”代劳的。 揭开学历造假的利益链 那么，官员学历造假问题由来已久，为何还屡禁不绝呢？ 有关专家普遍认为，相当一些地区在选拔官员问题上，一味地追求高学历，有的甚至以学历层次划杠，这是造成以权谋学、学术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另外，官员与教育机构存在巨大的利益链，也为官员提供了学历造假的可能。 |
“只要学历成为升职的重要资本，官员就有了造假的动机。”湖南省一位熟知内情的地方官员向本刊记者一语道破天机，“利用公款弄个文凭，就更容易获取政府的高职高薪，从而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获取财富与成功的机会，有谁不愿意呢？”
重用“知识型”官员，是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种体现。但记者发现，有些地方往往把学历等同于能力，把高学历等同于高素质、高能力，甚至把博士大量选拔进入领导层，形成所谓的“博士兵团”。
这种片面的“学历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官场对学历的“激烈追逐”。而官员再花几年时间进一次学校的成本无疑太高，如果再缺乏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这些官员很容易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以不正当的、非法的方式来获取高学历。
可怕的是，有些高校见有利可图，也纷纷开设各种官员“文凭速成班”。比如有些省份经常和一些名校开展省校合作计划，省里给学校一笔钱，负责培养对象就是县处级以上的干部。这种情况非常隐蔽，即使打击“假文凭”力度再大，也很难覆盖到这里。
“现在很多地方官员升迁所需的学历，基本是通过上研究生班来解决。国家规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不能与学位挂钩，不能授予学位。但一些高校为创收赚钱，却将研究生课程班与学位挂钩，以授予学位招徕学员。”据一位在北京某高校工作多年的研究生招生负责人反映，“开办这类班的一般都是正规大学，费用一般在2万元到3万元之间。学制一年或两年，与正常的研究生学制相差太大。几年下来，学校收入相当可观，而且一些大学不给学员开具税务局印制的发票。这些巨额学费逃税后，就变为本单位职工的丰厚奖金。”
其实，为了钱而滥发文凭的高校不乏案例。2004年，海南省党校多名领导同时被“双规”。这一系列干部处理事实的背后，是令人震惊的文凭“批发”案——直至案发，承担严肃的党政干部培训工作的海南省党校，只要交钱，招生条件一次次放宽，直到2003年底被叫停，已违法违规发出数千张文凭。
“地方政府掏钱请一些大学办研究生班，根本不用考试，学员也不必操心学费，全由公款解决。”一位曾经参加过研究生班“学习”的官员向本刊记者透露，“课本从发下来到毕业都不用看上几眼，只要把导师侍候好了，考试自然会通过。有的官员做作业、写论文都是由博导、硕导请全日制研究生弟子代劳，有的甚至由导师代劳。”
据了解，现在研究生班办得滥，有些顾及面子的官员也希望通过正规考试来读研。但这些官员参加考研有很多“猫腻”，造假方式花样百出，有的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然后又在校内生中滥竽充数。有的在入学考试中，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未经考试，就取得入学资格。
“在考研或考博前的‘运作’非常关键。一般他们会利用各种关系，与导师私下见面‘打点’，千方百计套取考试信息，只要导师这里‘沟通’好，考上基本没问题。”一位曾经为领导“运作”关系的秘书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待官员要文凭、混文凭的事情，有些高校或老师也感到极其无奈。“每到招生的时候，打招呼的人特多，其中不乏一些有实权的部委机关的处长、局长，帮弄文凭有悖良心，不弄又得罪不起。”北京某大学负责招生的领导这样告诉记者，“有些特殊学员一般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部门负责人，学校办学需要这些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这些人基本上是入学就等于拿到了文凭，其文凭有不少水分。说实话，给这些人颁发文凭总有一种做交易的感觉。”
“当然，也有不少高校愿意招收有权势的高官做研究生。”北京某高校一位老师一言道破其中原委，“通过招收高官读研，不但以后申请项目或办其他事情多些门路，也可以此提升学校的知名度。有很多高校在对外宣传时，往往喜欢把某某高官是校友挂在嘴边。”
记者在北京的一些高校采访时，也经常能看见一些学校的宣传橱窗里，把曾经是该校学生，现在或过去在政府部门身居要职的高官照片、简历贴在显眼处，作为学校的一种荣耀加以展示。
学历造假损害国家信用基础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减少对官员文凭造假的惩治力度。2004年10月，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清查，发现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一人的文凭有问题。
“此次清查风暴一度让官员文凭造假偃旗息鼓，但时隔不久就死灰复燃。打击官员文凭造假，有关部门还是应该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官员学历造假也不是我国特有，这是全球政坛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随着葡萄牙总理被指控“文凭造假”和韩国名流频陷“学位门”事件，官员学历造假问题再次引起中国公众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国内官员学历造假的严重危害性。
首先，损害党的形象，败坏社会风气，损害领导干部形象。北京一位多年从事干部选拔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工作人员认为，官员学历造假看上去是学风问题，事实上是党风问题，如果每一个官员都希望借助这样虚假的包装来获得职务上的提升，必将败坏官员的声誉，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风和社会风气。”
“官员身份特殊，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其学历也是国家公信力的重要指标。”李成言教授认为，“官员以假学历谋得政府和企业的高职高薪，在分配社会财富、获取社会机会方面，必然会损害社会的基本公平原则，乃至会损害社会和国家的信誉。”
“如果官员学历造假没有受到应有处罚，仍继续担任公职甚至得到升迁，政坛便难有清正气象。”北京一位退休机关干部表示，“官员学历造假说得轻一点，是官员的品质问题，说得重一些，那就是造假官员在欺骗人民，败坏社会风气。对于一位官员来说，如果在学历上也敢造假，那他难免也会在政绩上造假，在仕途中腐败。”
其次，玷污高等学府这片净土。教育界作为社会道德的源头，应当是一片净土，对于端正社会风气，提升社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但官员学历造假势必导致文凭和学历贬值、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准降低，教风学风的溃散，教育的公信力下降，从而不仅损害教育和学术，并且危及社会的健康发展。
“官员学历造假是对教育的亵渎，对国家学历学位教育的声誉也是一种严重损害。”有关专家认为，“高校如果滥发文凭，假如每一个用人单位都要来学校核查文凭，该校的信誉度将大打折扣。”
第三，诱发学历、学位信用危机，破坏了公平公正原则。“如果官员花钱买个假文凭，放在个人档案里与真文凭真假难辨，将使整个社会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产生混乱。”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李明伟教授认为，“官员文凭造假获取利益，对其他人也不公平。同时，官员文凭造假严重损害党风，这种造假风气势必与社会风气遥相呼应，导致社会文凭造假风气盛行，伤害了学历这种社会评价标准的公平性和正当性。”
根治学历造假还需惩罚机制
在采访中，不少专家认为，官员学历造假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如果不加管理，将危害无穷。
“对干部选拔中重视学历的做法很正确，这是一种好的趋势，问题出在一些人钻空子，而不是这种做法本身。”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干部管理和选拔都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对文凭要有正确的认识，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起点标准。也就是说，高学历的人应该有好工作或是高报酬。但是，在以后的考核中，应该更注重他的能力。”
“现在查出来的官员学历造假案件，大多是因为这个官员犯了其他错误而顺带出来的。这从某种角度讲，我们还应该加大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采访时建议：第一，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以便接受群众监督。另外，对高等教育机构招生进行经常性的、彻底的清理，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来进行教学、考试和学位授予。第二，建立健全假文凭惩处制度。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教育等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对于利用公款获取学历等现象接受举报后及时进行严肃处理。第三，树立正确的学历观。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要结合“德能勤绩”等项全面客观地综合评定，重学历但不能惟学历。官员进一步的工作能力，不是体现在是不是又取得了什么高学历上，而是体现在其工作上有没有新业绩上。
“有关部门应建立起一种对官员在职读书的报批制度，严格审查其学费支出及学习情况。”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机关干部认为，“对于想在职攻读学位的官员，必须上报上级组织部门审批备案，对整个学习情况进行跟踪。同时，对拟提任的官员应严查其学历的真实性。”
“鼓励在职干部参加学习很有必要，但一定要从制度上预防‘权学交易’。”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公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途径。对于个人要求攻读更高学位的，组织部门要像提拔干部那样进行一下筛选，主要从工作业绩入手看是否有培养前途，这个筛选应该是公开的，应该有群众投票的比例，组织部门应当公开申请者信息；一旦入选，也必须公示，当事人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部分费用。官员的学历变更也要公示，把官员学历变更的就读院校、专业及学习年限、学习方式、证明人等内容以张贴公告的方式，在官员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并设立专门举报电话，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如果说，私下交易是腐败的一种运作方式的话，那么公示制将可增加腐败的压力和成本，从而减少腐败现象发生。
据了解，国外在惩治官员学历造假方面，也有很多先进经验可借鉴。比如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通过立法，正式把伪造文凭列为犯罪。在韩国，持假文凭者要被提起刑事诉讼。该国《选举法》还明确规定：对伪造或者编造学历的政治人士，取消其当选资格，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德国，持假文凭的人将按照欺诈罪处置，并处以1000欧元以上的罚款。在加拿大，对文凭造假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不仅要对制假者施以法律制裁，而且也要追究购假者的责任。
在采访过程中，受访者普遍认为，要杜绝官员学历造假现象，在高校完善学位授予制度的同时，整个社会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也要树立科学的学历观。另外，对假学历的制售者和使用者，应该以立法的方式加大惩罚力度。（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端正政风不妨从打击官员假文凭始 |
2007年09月07日 09:58:55 来源：南方日报 |
南方日报评论员 官员文凭造假，不但恶化了学术空气，为学术造假推波助澜，更使腐败泛滥找到了权学交易的新形式，可以视作腐败扩张的一个标志物。与肃清贪腐相比，治理官员文凭造假应不是难事，相反倒可以成为整饬吏治、端正政风、取信于民的一个较易取得实效的突破口 随着葡萄牙总理被指控“文凭造假”和韩国名流频陷“学位门”事件，官员假学历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外国官员学历造假相比，中国官员手中的假文凭显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规模大、数量多、个别学校与官员各取所需，以至成为假文凭的幕后推手。(据9月6日《国际先驱导报》)。 看起来，官员文凭造假似乎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这样一个所谓“共性”，并不能为我们存在类似问题提供任何“必然性”，更不能为我们对此放任不管提供任何“合理性”。这正如腐败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腐败从来没有在正式制度层面取得“正当性”、“合法性”，官员文凭造假也一样；更何况官员文凭造假虽是全球政坛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毕竟还有深度和广度的差异，还有社会危害程度不同的差异。虽不能说我们这里的官员文凭造假就甚于国外，但数年来此方面的治绩似不容乐观，正有借鉴国外治理经验以荡涤官员文凭造假之风的必要。 从一般经验来看，官员文凭造假与普通百姓买假文凭差异较大，前者以“假的真文凭”居多，而后者以“真的假文凭”居多。在使用中，“假的真文凭”要比“真的假文凭”风险更小，但其成本也更高，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弄到手的；而从实际危害来看，“假的真文凭”却比“真的假文凭”更大。在一定程度上，要有效治理文凭造假现象，非从“假的真文凭”着手不可。 “假的真文凭”是指文凭是真的，却无相应的知识含量和学业经历。大小官员由于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所以混一个“假的真文凭”并不是一件难事，所以一般都不会傻到去街头买一张“真的假文凭”来充数。但官员加入文凭造假行列的危害，还不在于他们手中握有的文凭难辨真伪(官大一点的别人恐怕连有所怀疑都要鼓起相当的勇气)，而在于这一恶劣行为可能给社会造成全方位的毒害。 高等院校斯文扫地、失其操守，为官员获得“假的真文凭”大开绿灯，无疑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若无权力对高校的渗透性腐蚀，则高校也断不至于堕落到这般田地。因此，官员文凭造假，首要的是对官员问责。而官员文凭造假，不但恶化了学术空气，为学术造假推波助澜，更使腐败泛滥找到了权学交易的新形式，可以视作腐败扩张的一个标志物。在此情境中，人们不难生发“十年寒窗”无价值的慨叹，愤懑于官员文凭造假加于刻苦求学者的不公，从而为社会累积不和谐能量。 不过，上述两端还或可称作官员文凭造假的派生性恶果；而事实上，若此风不刹，政坛便难有清正气象。官员若因“假的真文凭”而获得晋升，则可在两方面造成“激励”：一是从中获益的官员本人很可能视文凭造假为有效的新起点，甚至因此形成造假之路径依赖；二是其他官员见文凭造假非但无害而且有益，必定从中受到“启发”，进而加入文凭造假的行列。倘若生成此种相互激荡的局面，那么，官员文凭造假之风固难遏制，其他方面的造假(如真的假政绩或假的真政绩)也将层出不穷，欲振衰起弊、端正政风便难乎其难。 与肃清贪腐相比，治理官员文凭造假应不是难事，相反倒可以成为整饬吏治、端正政风、取信于民的一个较易取得实效的突破口。而从人们的观感来看，近几年此方面治理却仿佛既无大的起色，也无连续性，这是令人遗憾的。一名官员若涉嫌文凭造假，已关乎品行不端，如果这样的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处罚，还在继续担任公职甚至得到升迁，只能是对大力倡导中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莫大嘲讽。 |
领导公务活动报道:关键不在字数、版面 |
2007年09月06日 08:03:09 来源：解放日报 |
为控制机关“文山会海”，广州市委市政府最近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活动安排和精简文件的意见》。其中，在领导公务活动新闻报道方面，《意见》规定，书记市长公务活动文字报道不超过1000字，广州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不超过2分钟，对一般性活动原则上不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广州市这样硬性限制和压缩领导公务活动报道的事情，在各地都颇为不少———如山西省委不久前就出台一项决定：“领导干部出席各部门召开的会议，主要媒体一般不作报道；出席一般的事务性活动，不作公开报道”；而在重庆，去年更是在全国首开先例地出台文件强调：“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明确要求：“领导同志的活动除有特殊要求外，一律放到二版以后”。 应该说，这样一些规定都是非常值得赞赏和肯定的。一方面，这有利于改进党政机关尤其领导公务活动报道中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不良倾向，从而形成一种俭约、务实的工作作风，而另一方面，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和优化新闻报道的结构，促进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报道局面的生成。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推动领导公务活动新闻报道的改进和优化，诸如“字数”、“时间”、“版面”这类有关“怎样报道”的细节、形式，虽然不无重要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其实又并非事情的关键，关键在：领导公务活动的内容本身。 领导公务活动———比如说会议，果真一定就是一种形式化、例行公事性的东西，而公众必然都不喜欢看吗？我看未必。比如，每年全国各地都要召开领导必然出席的“两会”，其相关报道，近年来民众就不仅十分热衷于观看、讨论，而且往往还积极通过网络等形式参与其中。如今年两会期间，一个“我有问题问总理”的网络互动栏目亮相人民网等网站，就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网民的热情参与。 可见，诸如会议这类公务活动，并非天生就是一副形式化的刻板面孔、让人无法亲近，从而只能从形式规模上进行精简压缩的，如果公务内容本身是充分亲民、关切民生的，且在方式上能与民众形成有机互动，那么它一样也可以成为我们“喜闻乐见”的对象，与“三贴近”的原则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近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将政府公务搬上网络，通过论坛、博客等方式，直面公众解读政策、听取民意、接受监督，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就是对此很好的证明。 以此反观时下我们许多的公务活动如会议，不难发现，其所以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文山会海”，不得不一再限制裁汰，其实要害不在会议本身数量的多寡、长短，而在这些会议本身内容质地过于单薄、封闭，或者流于过场、有名无实、空洞无物，或者与民众现实生活相距遥远，缺乏足够的开放性。———这种背景下，与之相配合的新闻报道，显然无论再怎么从形式规格上限制精简，也很难真正生动活泼起来，并为民众所喜爱。 因此，笔者以为，要从源头上控制“文山会海”，并改进相应的新闻报道，除了在“精简压缩”等“减”的方面做工作外，更应该在增进公务活动的亲民性、参与性、透明性等“加”的方面下功夫，如此，彰显求真务实精神的机关工作作风或许才有望根本形成。(张贵峰) |
各位领导，请学学总书记的讲话风采 |
2007年08月18日 07:30:37 来源：新华网 |
在电视上看总书记讲话，很服气。不管是在重大场合还是在田间地头，不管是会议报告还是即席发言，总书记的讲话总是那么沉着、准确、恰当。我想，留心观察和聆听总书记讲话的人，一定都会深有同感。 再看看有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同志，个别人的讲话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有的无稿不讲、离稿不会，有的逻辑错乱、含混不清，有的虚话套话、应付了事，有的用词不当、言不及意。 应当说，讲话是从事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作为领导同志，讲话既传达指示、部署任务、明确要求，又表达思想、传递感情，还体现能力、展示形象。当领导怎样才能把话讲好，特别是即席讲话，我想，除了口齿和口音的局限之外，在以下方面是应该好好注意和研究： 一是要想着工作。真正做到八小时以内也好、八小时以外也好，只有时刻想着工作，才能对自己所承担工作的基本情况比较熟悉。想着工作，就会琢磨工作、研究工作，才能对问题有把握、有见地，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自然会心中有数、从容不迫、娓娓道来。 二是要想着群众。领导同志讲话，更多的是面向基层、面对群众。心里装着群众和心里没有群众不一样，想不想为群众谋利益更不一样。如果只是想讲几句漂亮话，只是想上上电视、登登报纸、做做样子、搞搞“宣传”，那么讲出来的话就不可能发自内心，更不可能感染人、打动人。 三是要想着干事。干事就有压力、就要付出、就得迎难而上。但只有干事才能经风雨、长见识、增本领。讲话要讲真话，而实践才能出真知。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同志，从基层干起、一步一步摔打出来的领导同志，有的虽然学历并不高，但讲话却很有水平，这与他们丰富的实践是分不开的。 四是要想着学习。多学习书本知识，可以丰富头脑，讲起话来可以旁征博引，增强说服力；多关注时事政策，可以少出偏差，言辞得当。另外，同样当领导，同样是讲话，为什么有人讲得好，人们愿意听，而有人讲起话来却使人觉得索然无味呢？这里面还有个讲话的技巧问题。应该说，技巧不是主要的问题，但在这方面多学习、多体味、多借鉴，对提高讲话水平也是大有裨益的。 笔者以为，正是由于总书记心系工作、心系事业、心系群众、心系学习，讲起话来才有如此的风采。学习总书记的讲话风采，关键是学习风采背后的实质，学习风采后面的源头活水。（郑广敏/山东省德州市委办公室） |
官员职务名称也该规范了 |
2007年07月26日 08:25:36 来源：学习时报 |
浙江的一只食盐包装袋，官员要吃5厘回扣。这5厘钱，居然让全省十几个盐务局局长、副局长落马。他们之中有杭州市盐务局长及领导班子、杭州市萧山区盐务局局长、湖州市盐务局局长、湖州市所属的一些县的盐务局局长等。 对贪官落马的消息，人们看到、听到太多太多，至今已觉不新鲜。我对这则消息感兴趣，是因为一直在寻找一个由头，谈点关于官员职务名称的问题。 全省十几个局长落马，听着挺邪乎的。其实，他们虽然都是局长，有的是局级局长，有的是处级局长，有的只是科级局长。在中国，局长是界限很不清楚的官称。不少地方的县级主要领导才是处级，下面的各个职能部门，这个局、那个局的，听着挺唬人。而那些也就是科级干部的局长们，整天被人“局长、局长”地叫着，心里可能也美滋滋的。老百姓所谓“官不大，架子不小”，估计多半是批评这些科级局长们。 建国初期，科级下面还有股级，设有股长。现在，除了炒股的人喜欢股长，恐怕不会有人把股长当回事了。最小也得当个主任科员吧。 我建议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给全国的局正名，省市自治区的相关部门为局，下一级为处，再下一级为科，如浙江省盐务局(司、厅)，到了杭州市就应为盐务处，再到萧山区就称盐务科。 改变全国各地“局长满天飞”的状况，应当成为整顿吏治、消除官场混乱的第一步。它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让所有处级、科级甚至股级局长大人们，不要别人一叫“局长”就飘飘然，自我膨胀，记住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局长呢，大架子收着点。二是可以防止“衙门“越盖越大，现在这种一律称“局”的做法，无形中是鼓励一些小单位盖大楼。称“萧山区盐务局”，“局长”就有盖大楼的冲动，叫你“萧山区盐务科”，你还好意思盖大楼吗？自己先就泄了三分气。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来科级、处级干部出了问题了，不用在媒体上总是“ 局长”，仿佛中国的局长这一级最出贪官似的。(2007年6月22日《北京晚报》 苏文洋) |
不要让"高学历"成为官员的"新衣" |
2007年03月11日 00:00:25 来源：新华网 |
东方言 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认为，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党政干部，大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在职混取研究生文凭(和学位)。建议教育部和中组部做出规定，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3月10日《新快报》） 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中，已经“大跃进”式地在学位上完成了“知识化”的任务。学历既成为一些官员炫耀的资本，更成为他们提拔任用的一块“垫脚石”。 客观来讲，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的确需要不断地学习与自身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理念，以适应社会发展，做好领导工作。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参加继续学习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鼓励。但是，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读研，读博，读MBA、MPA，已经变质变味了。他们参加“继续教育”，为的乃是一个文凭而已。这种现象必须得到纠正。 首先，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不应过度强调高学历的要求。官员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何还热衷于拿学位？不排除学习新知识的动因，但更为直接的动因，还在于“高学历”在提拨任用上的“重要作用”。我们常说，要学历但不能唯学历。官员能担任某一领导职务，说明在能力上已经达到了要求。其进一步的工作能力，不是体现在是不是又取得了什么高学历，而是体现在其工作上有没有新业绩。要提拔要重用，学历的高与低不是关键，最重要的依据，理所当然地还是其“官德”以及被老百姓所认可的政绩。 其次，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招收在读研究生以及其它性质类似的各种“班”的学校，来一次彻底的清理，看它们到底是否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来教学和考试，来授予文凭或学位，还是只盯住了领导干部求文凭求学位这一难得的“商机”。我们有些院校开设的研究生班学制才一年或两年，与正常的研究生学制相差太大，难道这些院校真的能“速成”研究生吗？如果仅仅是一切向“钱”看，就要坚决取缔，就要进行处罚。换句话说，教育部门要严格审核大学办班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保证想学习新知识新理念的领导干部真正学有所获，另一方面让混取文凭或学位的官员无处投机取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