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之徒 的 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
张宏良
我们纪念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使百余年被西方列强踩在脚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历史上第一次翻身当了主人，同时还在于毛/泽/东创造了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军/事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了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并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孕育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两场最/伟/大的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国家的新技术革/命，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分别奠定了新经济时代的文化和技术基础；新技术革/命又经过二十多年的产业化发展，形成了以信息产业、金融证券业、生物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代表新兴产业，把人类社会推入了人本主义的崭新时代，这是比农业社会取代蒙昧社会、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更加伟大的社会历史转变。以新兴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与现有的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集团政/治形成了尖/锐冲/突，在客观上需要新的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这个新的政/治文化，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探索形成的大众政/治制度。如果说目前世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变，由传统经济时代向新经济时代的转变，是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由大众经济取代资本经济、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历史大潮，则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强有力的历史验证，并且会在客观上推动这一理论更加发扬光大，成为21世纪大众政/治制/度发展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基础。从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潮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不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毛/泽/东，同时也是并且将越来越是世界人/民的毛/泽/东，如同胡/锦/涛主席所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G产C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大/众政/治时代，整个世界都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最大的贡献。
世界正在进入新的伟大时代，中国却面临着内/乱和解/体的危/险。这是由中国改革的历史性质和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即将展开的以精/英分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把中国推向内/乱和解体的道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家产，殖/民化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民毁掉了家园，那么精/英化的集团/政/治改革，有可能会把中国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概念，使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解体的东方大国，只是解/体后的状况会更加糟糕。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各个国家，由于完好保留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共同的文化资源，彼此能够和平共处，人民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动/荡。而中国解/体一旦发生，已经崩/溃的道德体系和濒临崩溃的生态环境，以及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将使整个社会立刻陷入可/怕的生存危/机和无休止的内/乱之中，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人民都会付出极/其惨/重的巨/大代/价。之所以说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抢/劫式的私/有化改/革和权/力买/卖的市场化改革，将社会完全撕/裂为彼此仇/恨的贫富两个极端和没有丝毫价值认同感的无数碎片，彻/底摧/毁了国家统一的社会伦理基础，所有社会群体包括依赖国家机器发了大财的权/贵集团，都对国家失去了基本认同感。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当初国/共两/党/杀/得血流成河，但是至少在中华民族利益上彼此是认同的，今天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彼此多么对立，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彼此也是认同的，可目前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不仅在国家、民族、公理、正义等维系社会的基本问题上失去了认同感，甚至连彼此对话的语言认同感都失去了。失去基本认同感的国家比肥皂泡还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化为乌有，当初清/军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半个中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区区上千日军能够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无一不是各种社会力量丧失了国家认同感的结果。当代表国家的官/僚权/贵达到邪/恶顶端时，任何入/侵者都将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至少会给老百姓一个希望，哪怕是纯粹空幻的希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危难时刻更加糟糕的是，在抢/劫式私有化把社会撕裂为碎片的同时，经济殖/民化发展又把国际垄/断资本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并与地方官/僚买/办势力融为一体，一旦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到位，这些外资马上就会浮出政/治水面，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分/裂中/国的在/华/势力，再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那种混/乱局/面。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社会集团，并且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与国/家利/益形成对/立，这种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矛/盾现象同样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私/有化改革属于印/地安式改/革，如同当初武/力占/领美洲的白人一样，强/行宣布自己是全部财产的主人，唯一不同的是，当初白人几乎把原来的主人印/地安人全部杀/光，中国则是把原来的工厂主人工人全部赶/走，宣布财产已被"管理层收购"，即所谓MBO。当全部中小企业都被"管理层收购"以后（之所以是打引号的收购，因为收购者并不支付一分钱），整个国家资源便成为收购对象，只是对国家资源的收购不再限于管理层，而是联合外/资共同收购，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外资，从外资那里获取巨额回/扣。这种把整个国家资源和以往创造的全部产品迅速变现的私/有化方式，虽然在极短时间内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庞大无比的富/豪群体，并为西方发达国家贡献了惊人的巨额财富，但是却遇到了一个无法跨越的伦/理障/碍：中/国富/豪群体获得的巨额惊人财富没有任何合/法/性/依/据，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无法找到占有这些财富的伦/理依/据。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包括最野/蛮抢/劫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都没有过的"非/法占/有现象"。以往各个社会无论其贫/富分/化多么严/重，无论其财富掠/夺方式多么残/酷，但是至少都符合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伦理，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法性，在没有提出新的政/治伦/理之前，这种财富占有方式就是神圣的合理的，任何侵/犯/行/为都没有合/法性依据，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富人理直气壮的道德基础。而最近几十年的中国，无论是扒/房子圈/地，还是抢/劫企业出卖资源，所凭借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这种流/氓土/匪山/大/王的伦理法则，无论是站在古老东方文明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立场上，都与国家的政/治伦/理格格不入。这就使目前中国的利益集团陷入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尴尬境地，获取的惊人财富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的光环，把自己推上社会羡慕的荣誉顶峰，反倒背上沉重的罪/恶十/字架，成为社会讨/伐的目标，成为社会所有邪/恶的集大成者，在整个社会的诅/咒中滑向由仇/恨构成的恐/怖地狱。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财富集团同时也是荣誉集团，像目前这种财/富集团却成为邪/恶集团的现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的利/益集/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丧/失了任何精神家园的流浪野狗，无论按照任何政/党任/何国/家的政/治伦理来衡量，他们都是一群天/良丧/尽、人/伦尽/失的刑/事犯/罪分/子，其罪/行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哪怕是已经在地/狱安家的邪/教组/织。中国利益集团的这种特殊历史地位和犯/罪性质，决定了他们绝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那样去维护和扩大民族利益，如同当初德/国纳/粹集团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那样，而是一定要把中华民/族推向解/体。尽管目前他们还会打着共G产C党的旗号继续掠/夺，但是他们知道，共G产C党这个名称本身就决定了其不可调和的历史敌/对性质，一旦共G产C党的政/治基因复/活（文革决定了这种政治基因随时都会复活），等待他们的将是毁/灭/性灾/难。毛/泽/东生前曾说，文革不是一次，以后还要进行许多次。虽然中国利/益集团对毛/泽/东本人全盘否/定，但是对于毛/泽/东的预言却从来不敢掉以轻心，30年来一直坚持不断地反对所谓极/左，就是担心共G产C党的政/治基/因复/活，再次爆/发文革。集官/僚、买/办和汉/奸于一身的民/主社/会主/义，天真地以为只要把共G产C党改成社/会民/主/党，就能逃/避历史清/算。而这个集团的主流却十分清楚，只要共G产C党一消/失，中国民/众的革/命清/算立刻就会火山般爆/发，并且这种清/算会遍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对他们来讲，不管共G产C党继续存在与否，只要中国还存在，中华民族还存在，就无法逃避最终被清/算的命运，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中/国分/裂，中华民/族解/体，所有罪/行都会随着中华民/族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改革三十年来，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台/独、藏/独和疆/独三大分/裂势/力，加上利益集团这股最大的内部分/裂势/力，终于让百余年一直图/谋肢/解中国的西/方势/力，第二次找到了之配合的国/内政/治力量。曾占据了中国历史三分之一时间的内/乱分/裂的巨大魔/兽，正煽/动着令人颤栗恐/怖的黑色翅膀，悄悄飞临中国上空。那个老人终于可以安息了，早在八十年代他就说过"我死了，某某（指子女）他们也活不成"，为了让子女在自己死后能够活下去，就只有让中华民/族活/不下去。这是家/族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要做慈祥的父亲，就只能做民/族的罪/人，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而肢/解中国的方法，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摧/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建立精/英分权的集/团政/治体制，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为西/方国/家肢/解瓜分中国创造制/度基础。或许现在许多人还意识不到以精/英民主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悲/剧命/运，如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人们意识不到私/有化改革的悲/剧命运一样。如果最初人们就知道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就是人们重新被压在三/座大/山下面，就是上千万妇女沦为娼/妓，就是下/岗工人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去当舞/女，就是妻女亲娘含着眼泪把父兄儿子送进不见尸/骨的黑/煤/窑，就是每年数百万人因看不起病/死在医院外面……，恐怕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欢呼这种改/革。人类命运的悲/剧性质就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发展过程：当人们能够改变悲/剧命运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悲/剧结局；当人们意识到悲/剧结局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已经失去了改变悲/剧命/运的机会。中国改/革精/英独有的邪/恶品质，更是加重了中国百姓的悲/剧命/运。主/导中国改/革的精/英/集/团一直都是依靠谣/言和诈/骗推动改革，他们直到现在仍然炫耀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拐/卖妇女的过程，先不说到哪里去，一路也都瞒着你，等到了地方把你卖掉你再知道已经晚了。所谓"打左/灯向右/拐""目标天津谎称是廊坊"等，都是他们不断炫耀的欺/诈伎/俩，善良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骗/得浑身精光失去一切的。中国人民已经被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拐/卖过一次，绝不能再被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二次拐卖；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让老百姓失去的只是国/家主/人翁的地位，那么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让老百姓失去国/家本身；失去在国家中的地/位还可以恢复，一旦失去国家本身将意味着彻/底毁/灭。
经济殖/民化，已经使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精/英/民/主化，将使中/华民/族立刻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么通过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使国家陷/入内/乱、分/裂，最终走向解/体；要么通过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变肥大国家为强大国家，重建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许多右/派和中间知识分子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民/主政/治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纯粹废话。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任何政/治体/制都讲民/主，只是民/主的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集/权政/治的民/主，是只限于权/利集团内部的民/主，是只有政/治精/英享有的民主，其他集/团和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集/团政/治的民/主，则是权利、资本和知识三大精/英集团之间以及他们集团内部的民主，属于精/英民/主，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只有大/众政/治的民/主，才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中国的资/本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为了从权/利集团那里获取更多的利益，权利集/团内部也为了利益瓜/分更加均衡，便努力编造了集团之间相互制衡比单个集团控制社会更加优越的谎言，什么多/党/制衡优于一/党专/制、民/主分/权优于集/权专/制等都属于此类谎言。如果孤立地来看，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是和现实一比较就会发现完全是谎言，他们所谓的民/主分/权，是把广大民众完全排除在外的一种精/英集/团内部的分/赃游戏，不仅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各个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在客观上部分地反映民/意，反倒是三大集团联合起来形成铁三/角，共同欺/压老百姓，使老百姓陷入更加绝/望的悲/惨/境/地。权/利集团借助资/本集团的市场力量买卖权力，把公/权变现为私产；资/本集团借助权/力集团的政/权力量强/取豪/夺，把社会财富据/为己有；知识精/英集团为官求财的奴/才本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完全成为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豢/养的宠物，唯一的功能就是如何讨好主人，获取一块更大的带肉骨头。如果说集/权政治条件下老百姓只是遭受一个集团的掠/夺，那么铁/三角式的集/团政治将使老百姓同时遭受三个集团的掠夺，如果说强/奸是一种罪/恶的话，轮/奸则是一种更大的罪恶，不能因为强/奸是犯/罪，就用轮/奸这种更大的犯罪来取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卑/鄙就在于他们打着反对强/奸的口号，大肆宣传轮/奸是一种文明和进步。可以说，在反对人民行使大/民/主的问题上，中国三大精/英集团不仅立场完全一致，甚至不共戴/天的仇/恨程度都大致相同，他们是在排除大众民/主的前提下反对集/权专/制，如果在集/权专/制和大众民主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集/权专/制。其实，他们所谓的集/权专/制本身就是在否/定和镇/压大/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30年来他们一直把文革中的大/民/主妖/魔/化为"空前的历/史浩/劫"。可见，中国精/英集/团所谓的集/权和民/主不过是他们"放牧百姓"的不同方法，无论放牧方法怎样改革，放牧者都不能和猪马牛羊享有同等民/主/权/利，这就是中国精/英集团实行民/主改/革的实质。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走仅仅实行党/内民/主的集/权政治道路，也不能走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道路，只能走实行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道路，这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多年探索创建的大/众政/治制/度，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优秀成果，是自人类民主意识觉醒以来的数百年间，历经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三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革/命锤炼形成的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民/主，是毛/泽/东思想中最辉煌的思想精华，是毛主席留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世界人民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毛/泽/东生前已经勾勒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
第一，四/大自/由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力保/护制/度。
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拆除自由表达民/主诉求的权/力门槛，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是大众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以往所有文明社会都在讲民/主，但是却设立了除统/治/集/团自身之外所有人群都难以跨越的历史门槛，资/产阶/级革/命拆除了民/主的权/力/门槛，却保留着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同样把除自身之外的所有人群阻挡在民/主之外，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又拆除了资/本门槛，但是包括文革前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拆除知识门/槛，人们仍然只有通过发表论文专著才能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老百姓发表不了论文专著，也就表达不了自己的民/主/诉/求。特别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拆除知识门槛，甚至后来还逐渐地恢复了民/主的权/力门/槛，这种悖逆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历/史倒/退现象，最终导致了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崩/溃。从所有宗教倡导的众生平等，到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的天赋人/权，再到马/克思《共G产C党宣/言》的全人类解/放，无不包含着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的尊重，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有没有权力，有没有财产，有没有知识，他都拥有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权/力，这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普通百姓跨越权/力、资/本和知识三/大/门槛，拥有了自由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方式，拥有了反/抗顶头上司等官/僚压/迫的政/治手/段，拥有了抗/衡专/家学/者等"反/动学/术权/威"的文化手段，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可以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文/革宪/法》，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超越《五/月花/号文/件》《拿/破仑法/典》等所有里程碑的最/伟/大的法律文件。
虽然四/大/自/由代表的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暂时失败了，但是它对整个世界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六十年代的美/国黑/人运/动、欧洲及世界各地的民/权运/动，无不是在中/国文/革推动下爆/发的，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六十年代的《人/权法/案》就是为应对中国等共G产C党国家的人/权责/难而形成的。今天美国资/本市场上形成的司/法/制/度改革，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的转变，同样贯穿着四/大/自/由的基本精/神，比如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大/字/报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当初中国人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现在美/国人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当然，大/字/报最适合的地方是贴在网络上，站在网络时代来看四/大/自/由，就会发现它的伟大的时代意义，网络为大众民/主提供了技术基础，四/大/自/由为大/众/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二者共同构成了大/众政/治时代的基本特征。四/大/自/由和网络发展相结合所形成的大/众民/主的时代潮流，将是推动中华民族克/服/危机、走/出浩/劫、浴火重生的强大动力。
就目前中国现实斗/争来讲，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也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关键地步。13亿中国人民的民/生要求之所以受到压/制，胡/锦/涛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难以贯/彻，就在于官/僚/买/办集团通过控/制媒/体和网络，在中央和民众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火墙，处于彼此隔绝状态的中/央和民众只能各自单独面对官/僚/买/办集团，单独面对官/僚/买/办集团的中央和民众不仅软弱无力，甚至完全处于官/僚/买/办集/团的操/纵之中：在中/央面前，他们用民/众的名义要/挟中/央；在民众面前，他们又以中/央的名义镇/压民众。中/央要约/束他们，他们指责是集/权专/制，叫喊应该党/政分开和民/主分/权；民众要约束他们，他们又咒骂大/民/主是历/史浩/劫，应该坚决打/击无/情镇/压。当初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毛/泽/东和人民大/众，四/大自/由就是在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反/对官/僚/买/办集团的斗/争中产生的。文/革结束后他们卷土重来，又用这种方式搞/垮了华/国/锋，现在又在使用这种方式对/付胡/锦/涛新政。领/袖一旦失去民众必将一事无成，民众一旦失去领/袖必然一盘散沙；恢复四/大/自/由，拆除网络/管/制的防火墙，实现领/袖与民众的直接结合，是胡/锦涛/新政成功的关键环节。普/京之所以有力量制/住俄/罗斯的权/贵/集团，就在于他拥有民众并且在关键深刻敢于发/动/民/众；俄/罗斯的民众之所以在财富分配上占绝对优势，就在于他们直接拥有普/京；俄/罗斯的权/贵集团之所以不敢胡作非为更不敢卖/国（如果俄/罗斯的权/贵集团卖/起国来，恐怕GDP一年之内就能超过美国），就在于在联合起来的中/央/政府和民/众面前，他们的力量相对十分软弱。中国的官/僚/买/办集团之所以从宪法中删除四/大/自/由，并且30年来一刻不停地妖/魔/化四/大/自/由，提起大/民/主便恨得咬/牙/切齿，就在于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恢复四/大//自由，中/央将变成强/大的中/央，民众将变成强/大的民/众，国家将变成强/大的国家，他们勾/结外资强/取/豪/夺百姓、任意宰/割国家的时代将会彻底结束。
第二，人民主/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
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组成的中/国政/治/制/度，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以参/众两院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度，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举，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然后交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大代/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由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而西方国家的参/众两/院由于身兼制/度设计和制/度制定双重功能，很难保证最终制定的制/度符合人民利益。可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不需要动大手术，只要将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名副其实并加以完善就完全可以，就一定能够消除覆盖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目前中国的全面腐败和对百姓肆无忌惮地欺压掠夺，并不是中国政/治/制/度本身的弊端，而是上述政/治/制/度被人为扭曲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腐败现象绝不是发展过程中客观形成的，而是主观设计的结果，是中国权/贵/集团从内部改变国/家阶/级性质的历史阴谋发展的结果。
改变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主要是通过不断改变代/表身份实现的。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自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代表超过80%，绝大部分是与公有制经济生/死相连的工农代表，并且大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显然这是私/有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毛主席逝世后江/青之所以把全部精力都扑到理论上，努力为来年三月份人/大选举做准备，内心依靠的就是这批工/农代表。为了彻底清除这批代表，便以"建设四个现代化更需要老黄牛"为借口，用一大批听话的老工人老农民替换掉了那些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具有造/反精神的代表；替换上来的那些老工人老农民虽然听话，但是却对私/有化改革没有任何兴趣，于是便又以提高执政能力为借口，用老干部替换掉了老工人老农民，这个时候人/大/代/表中的普通劳动者已近乎绝迹，人/大/代/表已经开始变成官/大代表，只是这些官已经退休；后来随着私/有化的推进，这些抛头洒血打江山的老干部身上固有的社/会主/义政/治基因开始复活，变成了私/有化改革的严重阻力，于是这批老/干部的政/治生涯也就走到了尽头，被"知识化、专业化"的口号赶出了人大，天生懦弱矫情的知识分子被塞进了人/大，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对共G产C党和共G和H国怀有刻/骨仇/恨的当初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右/派知识分子进入人/大，完成了私/有化改革的历史任务，建成了权钱交换的市场经济，只是他们稍微向前多跨了一步，想搞西方的政治制度，于是便又被官/僚集团所取代，包括各个地方的人/大主任都由党/委书/记来兼任。到此为止，作为中国人民伟/大政/治创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从里到外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分组审议和讨论，又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地方最/高党/政领/导为中心，人/民/代/表大会便彻底变成了地方/党/政/干/部会议。比全国人大代/表官/员化更可怕的是，地/方人/大代/表越来越多地被黑/恶/势/力所控制，不仅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甚至正在变成欺/压人民的工具。人/大代/表的官/员化，使各级政府彻底摆脱了监/督和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和出卖国家资源，从而也改变了政/府的人民性质，使中国官员成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约束的最舒服的官员，中国完全变成了权/力和资/本的理想天堂。
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主要是通过堕落实现的。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应该是政/治家聚会的场所，只是政/治家的聚集无论其政/治观点如何，都会燃烧起理想主义的大火，这是中国的权/贵集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国权/贵集团的阶/级性质和根本利益需要堕落，需要整个社会的全面堕落，首先是政/治的堕落。于是便开始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污浊化，把社会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五精八怪、鱼鳖虾蟹、歪瓜裂枣统统塞进政协，政协里除了没有应该有的政/治家之外什么都有，把事关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名流俱乐部，后来随着"身份出国"大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名流获得了外国国籍，政/协又变成了万国俱乐部，一大群嘻嘻哈哈的外国人在商讨中国的大/政方/针，你说国家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又把国人侮辱到了什么程度！恐怕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议会是由外国人组成的第二个国家了。目前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努力恢复人/大和政/协的原有性质，可是这么好的事情却只能通过内部文件的形式偷偷地做，为什么要偷偷地做？因为又怕引来右/派叫喊"干扰民主破坏法制"的责难，可见，目前中国的希望仍然只能寄希望于中G国C共D产?党，寄希望于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
第三，建立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中。
在共/和国整个权/利结构中，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为复杂的是人民/政/府制度。由于历史的限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都不可能直接由人/民掌权，而只能由各级官员作为人民勤务员代替人民掌权，如何防止新的国家官员由人民勤务员变成欺压人民的官/僚集团，使社/会主/义革/命再次重蹈历史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悲剧，这是除毛/泽/东之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甚至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所有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来讲，能否成功地把官/僚集团置于人民的直接监督和约束之下，还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意义，中国历史上三分之一的内/乱分/裂几乎都是由官/僚集团造成的，要么是官/僚集团势力做大，逼/宫篡/权导致内/乱，形成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要么是官/僚集团嗜/血残/暴、逼民造/反，酿成天下打/乱。所以，历代统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努力控制好官/僚集团，并且除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外大家都懂得，依靠官/僚集团本身来约束官/僚集团是根本不可能的，如同用左手不可能防止右手盗/窃一样，目前中国的腐败之所以难以遏制，就是依靠纪/委监/察/部门等官/僚/机/构自我约/束的结果。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只能依靠外部力量。中国封/建社会采取了皇亲国戚/和宦/官太监这两种外部力量进行监督；皇亲国戚在利益上和皇帝是一致的，和官/僚集团是分离的；宦/官太监没有后代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只能依附于皇帝；这两种力量在客观上能够对官/僚集团形成监督和制约。但是这种权力制约方式有一个致命弊端，就是必须有一个十分强大专/制的铁/血皇帝，只要皇帝稍有软弱，就会发生或者豪门干/政或者宦官专/权的所谓"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的政/治局面，明代魏忠贤的宦/官专/权、祸/乱天/下就是一个典型。中国历史上"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恐怖，以及内乱割据的极端惨烈，是历史上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重要原因。除使用外部力量的约束之外，许多朝代采取了破格提拔平民政/治家进入朝政，形成布衣将相格局，采用吐故纳新的方法不断刷新官/僚集团的内部成分，通过新老/官/僚之间互相制约的方式约束和控制官/僚集团。现代西方国家则是采取了三/权分/立的代议民/主制的方法，这个方法在西/方国家能够成功，一是由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历史决定的，西方国家一直是皇权、教权和知识分子三大力量相互制衡的历史；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西方国家对官/僚集团的制约不是通过人民，而是通过资/本实现的。显然，中国不具备采用西方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自上而下的约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来保证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深有感受、切/齿痛恨，文革结束后再次主持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坚/决打/倒和清除那些直接来自基层的所谓"火箭干部""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并且为干部提拔设置了严格的"台阶论"，即提拔干部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能越级提拔。"台阶论"在两个方面保证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一是逐个台阶进行筛选，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地把那些具有平民意识和造/反精神的所谓"极/左分子"过滤掉；二是经过官场绞肉机的逐级搅拌，筛选出来的干部都是没有骨头皮的软糊糊一团，能够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型外交关系。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让陈/永/贵去主持对外开放，这个不肯吃亏的农民绝不会把国内发行价十几元的股票，一元多卖给外国人；直到被隔/离/审/查前还拿着工人工资的副总/理吴/桂/贤，也不会用武/警逼着工人不/准罢/工地为外资干活。
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民/主约束制度，只是民/主约/束制/度不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其实，认真分析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制/度就会看到，西方国家的权力约束之所以有效，并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它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舆论自由，把所有官/僚都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之内，稍有不慎便被舆论拿出来在公众面前暴晒，不用公众出手，仅政/敌之间的残/酷绞/杀就足以让所有官/僚都战战兢兢；社团民/主，既能够把分散的公众组织起来进行有序斗争，又不会动摇政/党统治的基础，美国那么多年都是两/党轮流执政，永远搞不出第三个党，就是因为社团民主只威胁官/僚约束政府，而不威胁政/党利益。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这些优点，被一代政治大师毛/泽/东，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发挥的淋漓尽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自由和民/主的最高水平。一是前面提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舆论压力；二是社团民主又形成了地动山摇的强大组织压力。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不用注册不用向任何官老/爷乞求，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在那样一个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理想主义大火熊熊燃烧，贪污一元钱会有数十上百个战斗队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会有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历尽30年仍然对那个时代充满深仇大/恨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自/由主/义右/派，一方面口口声声推崇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一方面又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时代。要知道，只是在21世纪的最近几年，一些自/由民/主最发达的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而我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达到了。所以大家翻看一下那个时候的国内外报纸就会发现，如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毛/泽/东时代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只是到了邓/小/平时代才颠倒过来，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变成了攻/势，中国变成了守势。社团民/主对权/力的强大约束作用，从前些年美国纽约市长访问上海的观感中也可看出，当时纽约市长问上海市长："上海城市建设这么快哪来的土地？"上海市长一句回答让纽约市长差点儿晕过去："扒房子！"，纽约市长说一个纽约市200多个社团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几乎所有的城市政策这些社团都要过问，别说连做梦都不敢想去扒市民的房子，甚至连关起门召开市长会议都是罪/过，所有市长会议都必须公开。这个纽约市长所抱怨的，和我们许多官员对文革控诉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文革结束后，虽然没有像取消四/大自/由那样在宪/法中取消结社自由，但是却设置了一个"理发师悖论"，展示了第二代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智慧：民/政部规定，成立社团必须有省/部/级批/文；到省/部/级获取批/文，又必须有民/政/部批准。
这样一来，社会约束权/力集团的两大手段全部被斩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解除了对权/力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集团第一次达到了为所欲为的最高境界，并且为了巩固权力集团的财富基础，同时也解除了对资/本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和资本成为社会运转的两大轴心，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轴心运转的社会，双轴心的疯狂运转吞噬掉了社会的一切，中国老百姓也陷入了双重悲剧之中，文革中曾经达到了自/由和民/主顶端的中国大众，作为历史补偿又被打落到另一个极端，不仅不敢再去奢想约束权/贵集团，自己的财产能保留到明天天亮就已属万幸，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天堂。所以浙江一个小小的车管所长才能包养100多个情妇，上海滩一个小瘪三才能一次拿走政/府40亿社保资金，几个金融官员才能贱卖银行股一年就损失1万多亿。失去了约束的权力比任何妖魔鬼怪都更加可怕。
第四，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
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陷入历史上最腐败时期的根本原因，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法则：升官发财。发财是目的，升官是手段，千里做官只为财，一朝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特别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规模的权力买卖市场，当官成为最大的暴/力产业，所有权/力的市场价格都在暴涨，特别是当教育和医疗的权力进入市场以后，不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包括知识精/英也加入了暴/富行列，大家一起欢呼改革总设/计师的伟/大。其实，权利结合、纵官逐利，是封建社会的固有法则，根本不需要任何设计，如果非要说设计不可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规模上成千上万倍地扩大了而已。对于现代国家来讲，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来讲，真正需要设计的是如何建立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利制度，防止通过权/力买卖，把有限的公权变成无边无际的私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绝不可能制订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规。更为伟大的作用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古今中外官员的成分和来源，由于当官已经无利可图，只是实现政治抱负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径，这就能够在制度上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理想主义者。
目前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几乎无官不贪的腐败泥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升官发财的官场规则，决定了大家进入官场的目的就是发财，从开始就是奔着发财而来，这就从源头上注定了腐败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官僚队伍越滚越大，资源耗费规模之大旷古未有。一是制度型腐败公开席卷了社会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预算内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成为数百万官/僚挥霍的基础，我曾经问过一个大学的官员，都去过哪些国家，他说数量多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去遍了，接下来只有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还值得一去。每年仅国家能统计出来的出国费用就高达2千多亿。二是集体型腐败又通过收费、罚款等手段，把超过2万亿（2006年水平）预算外收入纳入了各级行政官员的"小金库"，用于豪宅、豪车、豪/赌、豪游等变态性奢侈消费，重庆一个宣/传/部/长携带2亿公款去澳门豪赌，一出手就就输掉1个多亿，而重庆市民每月的低保收入才2百多元，全市每月低保收入总额也不到2亿元，所以重庆老百姓才会为节省区区10元钱，在争购食用油时3人被活活踩死，几十人被踩伤。历史上类似惨剧只有在赤地千里的大灾之年才会发生，可见官灾是超越任何灾难的最可怕灾难。三是最可怕的人格型腐败，人格型腐败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腐败现象完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一方面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命运集中到少数官员手中，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把这些权力任意变现的庞大的市场体系，就这点来讲，改革似乎又的确存在一个总设计师，设计出了能够实现权贵利益最大化的权与利相结合的最佳制度。
佛/魔同体，善/恶同源。权力和金钱，既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历史杠杆，又是人类社会全部灾难的历史根源。权力把人异化为外在奴隶，金钱把人异化为内在奴隶。虽然毛/泽/东按照权与利相分离的原则重新安装了中国的权/力系统，但是权力本身仍然具有强大的腐蚀作用，在运行过程中如同电脑一样会产生大量垃圾和感染各种病/毒，导致系统运转异常甚至系统崩溃。为保证新的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毛/泽/东便为这个权力系统加装了系统清理软件和杀毒软件，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运/动和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是群众帮助干部整/风的代名词，所以也叫群/众运/动，平常时间是干部管理群众，隔几年来一次政/治运/动，让群众也管理一下干部，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来经常清除权/力系统中的各种垃圾和病毒，保证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即便有的地方权力系统是干净的，其中没有垃圾和病毒，至少也能起到刷新系统、提高运行效率的作用。通过政/治/运/动对权力系统进行定期刷新和清理，不仅能够隔绝权与利相结合的外在机会，甚至能够消除官员以权谋利的内在冲动，人捞钱是为了活的舒服，当捞钱不仅没有机会带来舒服，反倒会带来灾难的时候，无论品质好坏，人都不再会有捞钱的欲望。文革结束后为了获得官/僚集团的支持，有人宣布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社会腐败的大幕。毛/泽/东为中国新型权/力系统安装的杀毒软件，则是在总结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历次劳动人/民/革/命基础上的又一伟大政/治创举。作为文革中新旧秩序交替产物的革/命/委/员会，虽然自始至终都是权/力机构，但是其构成和运转方式却对我们今天具有巨大历史启示，就是在全国建立自下而上的公/民/委/员会，作为政治防火墙断开权与利之间的内在联系。公民/委/员会由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普通公民组成，它不是现有权力体系中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监督机构，不是由权力体系内部的"官"组成，而是由权力体系外部的"民"组成，对由"官"组成的行政机构具有直接干预作用，但是又不能代替行政机构行使权力，其主要功能就是把现有政府机构以及所有单位的行政机构变成纯粹事务性机构。
第五，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
司法领域是目前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最突出的领域，是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早表现出大/众政/治色彩的领域，也是文革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已经得到验证的领域，目前推动世界司/法领域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两大核心原则——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政治建设的伟大成果。可惜文革结束后，在疯狂的非/毛反/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创建的这两大现代法律原则，虽然在西方国家已开始开花结果，但是在中国却被彻底否/定，并且时刻不停地被咒骂了近30年，使中国走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恶/法/治/国的悲/剧现象。以往任何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法律本质都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其立法精神无不闪耀着统治集/团内部理想主义者的神圣光环，从最早的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王法/典》，到后来支配欧洲200多年的《拿/破仑法/典》，以及中国历代律法，都充满着惩/恶/扬/善、维护天理人伦的人文精神。像文革后中国这样，立法初衷就是为某些人作恶服务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恶人治/国历史上很多，恶/法治国历史上罕见，法律是社会最后一块遮羞布，古今中外历代王朝即便是亡国灭种也不会撕掉最后这块遮/羞布，如同一个人到死也不会裸体到大街上一样，可是唯独中国撕掉了最后这块遮/羞布，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把法律变成了作恶工具。这已经突破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文明底线，完全属于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现在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这种恶/法/治/国的邪/恶状况，应该结束了。就总体来讲：
首先，恢复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原则，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重新引领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潮流。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公众立法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立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但是世界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框架限制了公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公众对法律的影响还只限于舆论和司法层面，例如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地方，由人/民/陪/审团断案，在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法律再多也等于无法，因为人/民/陪/审/团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这和中国文革期间宏观只有一部宪/法，微观只有一部婚姻法那种极少法律文本的状态，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文革没有法律文本并不是没有法律本身，许多法律是用“群/众专/政”的条条框框形成的，是典型的公众立法。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中国之所以形成恶/法/治国，根本弊端就在于精/英立法，并且不是“武松式精/英”立法，而是“西/门庆式精/英”立法。比如《证券法》就是由原本是法律约束对象的庄家起草制订的，所以不仅不能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反倒成为恶庄造市的作恶工具，中国成千上万投资者的血本无归，就是这个保护庄家的《证券法》造成的。目前西方国家的有罪推定制度，也叫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属于大众政治的范畴，实行这个制度的哲学依据就是“富人天然有罪/说”，如同文革期间讲的成分论，富人天生就有/罪，要证明自己清白，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就是有/罪。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有这个转变？随着现代经济特别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富人越来越成为犯/罪主体，穷人除一般刑事犯罪外，越来越失去了犯/罪资格，比如在证券市场上，穷人想犯罪都没有资格。并且作为受害者的穷人永远不可能拿到富人的证据，如果让受害者提供证据，等于是保护和鼓励富人犯/罪，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如果由司法部门进行调查，又是拿广大纳税人的钱在为富人开脱，对广大公众不合理，所以只能由富人自己去寻找证据，找不到就是犯/罪，就要赔偿就要破产。并且为了发动群众监督富人，美国法律规定，违规者一经查实，违规金额中20%奖给举报者，由于证券市场上违规金额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乃至上百亿，举报出一个违规者就能发大财，这就把富人至少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置入了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
公众立法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并且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不仅是体现在立法程序上，更重要的是应该体现在法律内容和法律本质上，这是只有毛/泽/东时代才达到过的立法水平，是建立在以人民为本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以往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权力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资本面前人人平等；真正的人人平等从来就没有过。权/力集团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约束/权/力集团之外的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法律，规定了凡是运用权力手段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同样，资本/集团立法的目的是约束资/本集团之外的所有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法律，又规定了凡是运用资本所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开天辟地第一次规定了无论采用任何手段作/恶都是犯/罪，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还是暴/力形式，一律同等对待。法律不再只是约束某些集团或者某些群体的犯/罪方式，而是同时约束所有集团所有群体的犯/罪方式，彻底结束了以往那种运用权力或者运用资/本抢/劫/强/奸甚至逼死人命也不属于犯罪的黑暗时代，最典型的就是刑法关于流/氓/强/奸/罪的演变过程。毛/泽/东时代的刑法规定，无论采用任何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权力和金钱在强暴妇女方面的法外特权。人有三种支配社会的强制力量，即权力，财力和体力。官僚用权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富人用财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穷人用体力也就是暴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所以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式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才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你是官员，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你做同样的事情，就用同样的善恶标准来衡量。可是文革结束后，面对满街的西施貂禅，被几十年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憋坏了的官/僚富/豪，急不可耐地于八十年代初修改刑法，删除了运用权力和金钱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属于犯罪的条款，只保留运用暴力手段才属于犯罪的条款，于是，只有穷人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才属于犯/罪，官员和富人别说违背妇女意志，就是违背妇女全家意志发生性关系也不属于犯罪。为了能够占有更多的妇女，便进行权力下放的改革，把所有老百姓的命运都集中到各级官员手中，妇女的悲惨命运开始了，上千万中国妇女被逼/良为/娼，包括大量未成年少女，为了能够安全地玩弄未成年少女，后来又进一步改革刑法，把和14岁以下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属于强/奸/罪的条款，附加上一条：在不知道对方年龄的情况下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不属于强/奸。如此一来，穷人的妻女从8岁到80岁，无一漏网地全部被纳入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地位。这就是中国右/派叫喊的所谓法治，这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叫喊的所谓法治。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法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有希望通过量变完成的话，那么中国向大众政治的转变则必须废除现有的所有法律，并且要追究这些法律设计师反/人/类反/文明的刑事责任。
其次，重建整个法律体系，理顺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确立符合天理天道，道德和法律相统一的法律原则。道德为本，法律为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