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1月24日上午9:00-11:30
地点：浙江人文大讲堂下沙讲堂（下沙高教园区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王能宪
嘉宾简历：王能宪，男，江西瑞昌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曾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等职务。长期在大学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后到文化部机关工作，主要从事文化政策与文化理论研究。曾主持起草全国文化事业发展“九五”、“十五”规划等重要文件,主持文化部理论建设重点工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丛书”，并应邀担任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专家组成员。主要著作有《世说新语研究》《含咀编——中国古典诗文名篇赏析》《魏叔子文集》(校点)、《文化建设论——王能宪演讲集》《中国文化如何应对WTO》(主编)等。
现场实录
王能宪：非常高兴，也感到十分荣幸，来到杭州，来到杭州师范大学，来到浙江人文大讲堂。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一次学习和交流，真是感到很高兴、很荣幸。
我今天主要想就“国学热”这个问题，谈谈怎么样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第一是国学已经热起来，介绍一点相关的情况。
第二想谈谈国学热的积极意义。
第三想谈谈国学热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良的倾向。
最后想谈谈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学这个概念，大家知道，它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是近代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以后，针对于西方的文化，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文化、学术一个支撑，叫做国学。国学也叫中学，或者叫中国学，大家知道，张之栋有两句名言，叫做“中学为己，西学为用”，这个“中学”就是指国学，我们今天用一句话来讲，国学就是研究中国固有的自身的传统文化一门学问。甚至有的时候，国学它指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国学热的标志
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专门从事国学研究的一些机构相继成立。就是国学方面的研究或者是教育机构相继成立。就北京而言，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都有国学院，北大早在15年前就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来改成国学研究院，招收研究生，定期出版大型期刊《国学研究》。最近首都师范大学又成立了国学传播中心，据报道称，说这三家机构，就是北大、人大、首都师大，国学院或者国学传播中心都是以弘扬国学为宗旨，北京大学国学院是以学术研究著称，人大是以人才培养为重，首师大是以传播和交流为主。
第二，借助现代传媒，推出一批讲解传统文化的国学明星，或者是学术明星，比如像讲三国的易中天，讲论语的于丹，讲红楼梦的刘心武等等一大批，特别是易中天和于丹名声特别强，尤其是于丹去年她的书《论语心得》发行了60万册。
第三，有关传统文化的书籍或者是国学经典著作十分的畅销，在电视的推波助澜下，比如像论语、周易、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四大名著这些。
第四，国学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比如光明日报今年创办了国学版，每周一期，发表国学方面的理论专著，介绍一些国学的知识和国学的经典，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们还编辑了《年度国学》，相当于国学方面的年鉴。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以国学为名，或者是跟国学内容相关的网站有600多家。国学热的积极意义
“国学热”的兴起，我以为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广大群众当中蕴藏着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的巨大热情和迫切需求。
第二，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著作，具有超越时空的巨大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经典著作，它具有超越时空这样一种巨大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它不会过时，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因此我以为“国学热”是值得叫好事情。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引导鼓励我们的国民，学习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我们冷静透视国学热，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历史高度，从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一些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我们从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分析“国学热”，我认为“国学热”具有以下这样几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对20世纪的文化反思。20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有人称之为3千年来大变局，就是上一个世纪有的把它叫做是中国三千年来之大变革，就是有的学者有这样的说法，总之他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国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自立自强，走向和平发展，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振荡。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在这一百年当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顽固不化在与外来文化的冲荡于急剧变革的社会进程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是伤害。上个世纪三大文化运动，或者叫三个大的社会变革，我认为是值得认真的去总结的。哪三大文化运动呢？五四运动是第一大文化运动。第二个大的文化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是上个世纪第三次大的文化变革。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特别是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是举世瞩目，不可否认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外来文化的大潮涌入的时候，鱼龙混杂，一些西方不好的文化也进来了。西方的好的、优秀的文化被我们吸收、借鉴、引进之后，在这个同时，一些腐朽落后的文化也来了，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对我们的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再比如社会伦理道德失范，荣辱观念淡漠，这些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突出的问题。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像当年批判的那么一钱不值，还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乃至于未来仍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今天社会发展当中许多问题，不是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得不够，否定不够，而恰恰相反，是对我们传统文化学习不够，认识不够，有些问题正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缺席或者是缺失所导致的，所以“国学热”的兴起我认为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从积极的角度，我们要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进行文化反思。
第二对传统文化的断裂需要尽快弥补。一百年来，造成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应当采取有效地措施，尽快来弥补这个裂痕，我们应该重视国学，普及国学，重振国学，这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事情。
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内容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的课本里面，不断的增加，高考的文言文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但是至今也就30%左右。
我们看连战、宋楚瑜到大陆来访问，虽然他们都是在美国拿得博士学位，喝洋墨水长大的，但是我们从他的演讲从他的题词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修养非常深厚。我觉得我们的国民教育，中小学乃至于大学，我们的课本当中，我们的教材当中，我们的教学计划当中，传统文化的教育的比重是不是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我觉得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实际上，何止是港澳台，在汉室文化圈国家，在我们的邻国，韩国、日本、越南乃至于新加坡，就是在东亚和东南亚，我觉得中华文化在这些地方都相对保存得比较好。
比如说韩剧这么流行，为什么？为什么老太太非常喜欢看，她觉得我们丢掉的很多传统美德在它那个地方保存得很好，回忆到自己童年时代、少年时代觉得很温馨。
再比如越南，我去参观越南河内的孔庙，我真是非常的震撼。文庙里面孔子的雕像很高大，之后的牌匾是康熙的御笔，尤其是里面的题名碑，保存非常之好，而我们北京的孔庙国子监孔庙里面的祭祀题名碑，很多碑在文革期间被打烂了，还有一些早一些的碑，明朝一些碑，因为是在室外，日晒雨淋，已经看不清楚了。
我去越南的时候，正好赶上越南的教师节的前期，他们为我们介绍，他们教师节真是过节，他说不仅学生要穿节日盛装，穿国服，越南的国服就是长裙，尤其是女孩子穿起来很漂亮，连家长都是一样，见着老师都要鞠躬。
在日本，随时随地你都能感受到中华文化对它的影响。我们很多学者也研究日本现象，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是不是相抵触的，相矛盾的。学者们通过研究日本认为不是这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是统一的，它不是现代化的障碍，反而它能够和现代化很好地融为一体，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因为日本，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太大了，到日本你注意有一个现象，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书法学校，日本人几乎是老老少少都在练习毛笔字，他们把书法叫书道。
不仅在汉字文化圈，在周边国家是这样一种情况，甚至在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以他钻研达到的精深的程度也让我们感到汗颜。比如说法国总统希拉克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痴迷可以说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95年希拉克总统访华，最后一站是上海，最后安排一个项目是参观访问上海博物馆，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馆长是著名的青铜器专家，而上海博物馆的所藏的青铜器都是精品。希拉克总统在馆长陪同之下，他们一边参观，一边交谈，这个时间早已超过了预定的时间，最后专机推迟了两个小时起飞。后来大使告诉，希拉克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这么好的程度，他说小时候家旁边有一个是收藏这样艺术品的，只要是星期六、星期天他就钻到这个博物馆里头去，形成了这方面的兴趣。马馆长的七部青铜器著作这位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全部读了，这个不可想象。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形势，我觉得我们应当深刻的去自省，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应该反攻自问，传统的血脉在我们的身上，究竟延续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们的手中又丢掉了多少？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国学热”的兴起我觉得是势之必然，理所当然。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来弥补百年来造成的传统文化的断裂，这个裂痕越来越大，要赶快想办法弥补这个裂痕。
第三点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整合、重建与创新？是摆在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面前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十六大报告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十六大报告的原话，并且明确要求，“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当中专门用了一个段落来阐述传统文化。十七大报告在第七部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部分里面，专门有一个层次有一个段，谈传统文化的问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政府报告都没有专门来论述传统文化的问题，虽然也提到了，但是没有专门来论述。
报告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跟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文化建设的任务，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并且要求“要加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放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这些都把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这样一个问题，提到了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这样一个战略高度。现在关键是要把这样一个战略思想，要落到实处，要化为全党全民的自觉行动，大家也都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6月25号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个话在十七大报告当中又再一次重申了。
什么是民族精神呢？我以为离开了传统文化，也就谈不上民族精神。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的标识。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就是由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这样一些内在的文化基因所构成的。一个民族与一个民族的区别，除了肤色的不同，最本质是在于文化和传统的不同。中国美院的老院长潘天寿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国家没有传统就等于没有文化”。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绵延至今，不曾中断的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每一个中华儿女难道不应该懂得珍惜它，热爱它，而是反过来糟践它，抛弃它呢？你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你不懂得珍惜它，热爱它，这个传统这个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就等于无吗？
有很多学者提出来，说21世纪将是属于东方文化的世纪，季羡林先生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叫做《30年河东30年河西》他说世界可以分成四个文化体系，哪四个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印度文化，还有以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化为代表伊斯兰文化，还有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文化体系。他说这四个文化体系，前三个是属于东方文化体系，而第四个最后一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属于西方文化，大家知道，东方文化当中，只有我们中华文化是五千年没有中断，一直延续下来，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化都中断了，都消失了，今天的印度文化，今天的埃及文化，除了古籍是那个时代依存下来的，那个时候的文化已经中断了，那个时代在那里栖息繁衍的民族已经没有了，据说古埃及只有一个支系传下来了。
人们在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反思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利弊得失，发现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古老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对于人类的生存与进步，对于建设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和谐的世界，具有积极和宝贵的价值。中华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西方他们要借鉴东方，世界要关注中国，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不应当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去认识和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吗？难道不应当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以积极的态度，采取有效的措施，尽快来弥补这百年来造成的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深深的裂痕吗？
“国学热”的不良倾向
第一，通俗化的倾向。我们注意到在“国学热”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加以注意、加以防止。第一是通俗化的倾向，通俗它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于有些时候还是一个好词，传统文化是历史遗留下来，是古人的思想与文字，一般人接触起来有困难，需要做一点通俗的讲解、注释、翻译、图说这类普及性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特别要利用现代传媒，比如电视能够影响到千家万户，通过电视和互联网这样一些媒体来普及国学，这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应当充分加以利用，你讲得通俗易懂，老百姓爱看就能起到普及传统文化的作用，当然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更好.
通俗不要紧，通俗化就不好了，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不能流于通俗化、简单化，如果电视屏幕当中总是充斥戏说这样一些节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但这类东西搞得多了，容易引起误会和误导，把真经念歪了，特别还是要注意区分层次，比如说一些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在做好普及传统文化工作的同时，主要应当注重提高，要潜心于学术，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环境都很好了，现在这么好的调整，国家这么重视，政府给这么多钱，这么好的条件，所以我们应该，高校、研究机构我们应该在学术方面做出一些成果来。应当产生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国学大师。
第二，就是庸俗化的倾向。庸俗化的要害就是浮浅和庸俗。一些地方借国学之名，搞一些活动不伦不类，俗不可耐，令人啼笑皆非，新国学讲传统主要是精神方面，可是偏偏有人热衷于搞一些形而下的东西，比如前些时候讨论一些国服问题，是以唐代的服装还是以汉代的服装做国服，这个有没有必要？做出来谁穿？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
再比如有些地方，设立私塾，完全按照教学方式来教育孩子，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何去适应现代社会？不是说私塾不可以办，但是你必须要考虑如何与现代教育相融入，起码你这个教育出来的孩子，今后怎么样去考上大学，你不可能在这个私塾里面读一辈子。另外有一些地方搞一些祭祀活动，互相攀比，劳民伤财，搞得庸俗不堪，乌烟瘴气，我觉得今后应当规定，除了国家主办的重要的祭祀活动，地方一般不得擅自搞这些祭祀活动。
第三，是复古主义的倾向，比如有的以复兴国学为名义，有的以弘扬传统做幌子，有的还打着保护非物质遗产的旗号，实际上搞得是封建主义，迷信主义的东西，比如说风水算命、江湖义气，黑白两道，这些东西有沉渣泛起的倾向。
第三，是复古主义的倾向，比如有的以复兴国学为名义，有的以弘扬传统做幌子，有的还打着保护非物质遗产的旗号，实际上搞得是封建主义，迷信主义的东西，比如说风水算命、江湖义气，黑白两道，这些东西有沉渣泛起的倾向。
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这里也根据总书记十七大报告的精神提出了六点原则和措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提出来的，总书记十七大报告也用了这两句话。要继承其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必须首先坚持的正确态度和基本原则。并不是说我们要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所有的，我们要继承的优秀的，对今天仍然有价值的，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有帮助的，这样的传统文化还是我们要继承和弘扬。
第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我们继承的目的在于发展和创新，继承传统不是搞复古主义，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传统得到弘扬光大，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不断创新，我们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使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契合。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讲到，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第三，大胆吸收一切外来进步文化。我们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我们绝不搞民族主义，绝不盲目排外、夜郎自大，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注重接受和融合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外部文化。像汉朝我们就引进了佛教，唐代的时候，更加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很多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壮大，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清更加是，西方的文明不断地被传教士带到中国来，而郑和七下西洋，也把中华文化带到各个地方。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在继承弘扬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不断的丰富和壮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些年来我们在很多国家，宣传、弘扬中华文化，像在美国，在法国，在俄罗斯我们刚刚搞了中国文化年，去年搞了法国文化年，还有中华文化美国行，这些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在世界上对中国的了解，远比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要少得多。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加大教科书中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在国民教育中，特别是中小学课本当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尽管近年来不断增加，但是还是远远不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文科教育，我觉得起码要达到本科毕业能够读懂文言文，有些现在博士毕业，甚至于是文科的博士毕业，都还读不懂文言文，这怎么能行？我觉得起码要达到文科的本科毕业，能够读懂文言文，大学的非文科教育，必须要开设大学语文这类的课程。
第五，通过传统节日来弘扬传统文化。最近国家发改委已经正式就清明、端午、中秋这几个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取消“五一”黄金周在网上征求意见，据说，意见不尽一致，主要是对取消“五一”黄金周有意见，对这几个传统节日列入法定节假日好像没有异议，这个是社会各界特别是两会代表，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多年来提案呼吁努力的结果。
第六，要重视国学人才的培养。特别要注意培养中外兼通的人才。关于国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到长远发展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现在文科博士毕业读不通文言文，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要培养中外兼通的国学人才，或者说中外汇通这样的人才，汇通是钱钟书先生提出一个概念。
我觉得要培养中外兼通的国学人才，套用一句俗话，恐怕是要从娃娃抓起，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手段，可以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依靠国内来培养，也要送到国外来培养，既可以自学出国留学，尤其需要政府组织选送到国外长期修学，上个世纪在“西学东建”这个风气影响之下，产生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比如王国维、钱钟书等等，这些人大多有国外留学的经历，都是中西兼通的大家。季羡林留德十载，他是公派出国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官费公派，也就没有今天的季羡林，所以我认为以我们现在的国力，以及我们与世界各国互派留学生的便利条件，有政府来组织考试，选拔300到500个优秀的青少年全部送到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我觉得国家应该有这样长远的考虑，也应当有这样的气魄，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外兼通的人才十分难得，国学功底好的往往外文不行，外文好的国学修养又不成，两者难以兼备，只有达到了中外兼通才能够用世界的眼光来研究国学，才能够与世界的学者平等的对话。也只有达到了中外兼通才能够推动中华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是中华民族未来的需要。
我今天就讲这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
王能宪: 科学精神和书生本色
王能宪博士是国家文化部门的高级官员，同时也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文化学者。日前，他将其最新出版的《文化建设论》一书寄给笔者，读过之后觉得确实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我说这话并不是要拾王蒙先生的牙慧——前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在给本书写的序言中，第一句话就说，“这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著作”——虽然王蒙自有其高屋建瓴的衡文标准和其独到的洞察能力，而且我也十分认同他对作者的思想观点、学术品格、语言特色的种种肯定；但我更以对作者的了解，读出浸润全书中的科学精神和书生本色，读出字里行间的悲悯情怀，并以此作为此书之所以为“好书”的又一注脚。
我与王能宪兄订交已逾三十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南方某省城大学同窗读书，毕业留校又同系任教。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王兄与我先后负笈北上，他在北大从袁行霈先生问学，我在北师大向许嘉璐先生请益。一段时间，我因与北大老师有合作，而和能宪常在未名湖畔盘桓。有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两人竟然骑了六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京郊访友。
能宪兄勤奋刻苦，好学深思。为了写博士论文《世说新语研究》一书，他光是各种不同版本的《世说新语》就读了五十多部；1992年该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世说新语》研究领域，能宪兄已卓然名家矣！
能宪兄善于学习，坚韧执着。博士毕业后，他选择到国家文化部工作，主要从事文化政策、文化理论研究，曾主持起草全国文化事业发展“九五”、“十五”规划等重要文件，并应邀担任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国家文化发展纲要”专家组成员。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跑遍了全国所有省市，开会、调研；也到过不少东西方国家，访问、考察。这使他的视野更加宏阔；他又善于用脑，所以思虑也就更加深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文化建设论》，就是他在国内国外各种场合发表的演讲结集；也是他离开学校，走出书斋，深切体察社会后，对文化问题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结晶。
能宪兄真诚坦率，直言不讳。他在本书的《跋》中也说：“我这个人不能随世沉浮，平生最痛恨的莫过于‘伪’、‘俗’二字。”他的为人如此，为文也莫不是这样。我与能宪兄相知，几乎互见肝肺然；但于原则问题，不论关乎学术还是涉及做人，他都可能跟你急眼。收在这本书中的，有他以个人身份的演讲，也有以政府名义的演讲，但正如王蒙所说：“贯穿全书的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更没有大话、套话、空话，有的是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有的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认识，哪怕‘不合时宜’，哪怕‘冒犯’权威，也不去迎合某些似是而非昙花一现的‘时髦’理论和口号。”——知人哉，老部长！读了你的这一段话，能宪兄谬引知己的我，也应该向你脱帽致敬啊！
王能宪博士是忠于职守的官员，本质上更是具有悲悯情怀的书生。他十几年孜孜不倦研究文化的建设问题，是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便是文化的繁荣”；“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尘土，惟有精神文化的创造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显示出永恒的光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演进的贡献大小，最突出的坐标，不是财富，更不是武力，而是文化……”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官员和书生的契合点。
王能宪:家庭和谐与青少年成长
家庭和谐与青少年成长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值得认真探讨的重大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最初阶段的学校，是塑造个体品格修养、精神气质、道德伦理的最直接、最基本的成长环境。一个和谐幸福而又有高尚追求的家庭，必然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有文化、有教养、有能力的未来建设者。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就构成了和谐、文明与强盛的国家与民族。反之，家庭的残缺或不幸，将可能给社会带来负担与祸害。
青少年是人生最宝贵的年龄段。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父母、家庭寄予厚望，而且也标志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梁启超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见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胡锦涛主席也说“少年有志，国家有望。”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家庭和谐与青少年成长都离不开艺术的滋养与陶冶，因为艺术可以滋润心灵，激发创造。也正是因为如此，艺术在促进家庭和睦与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 泰伯》)，这个文化传统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值得发扬光大。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中国艺术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拥有音乐、美术、舞蹈、影视、戏曲、曲艺、话剧、摄影、建筑、书法绘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的专门研究机构和一大批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我院在国内最早成立了中国的休闲研究学术机构，在家庭与青少年的研究中与国际相关组织进行了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并愿意为家庭和谐与青少年成长这一永恒主题的探索继续做出努力与贡献。
王能宪的学术研究
王能宪，江西省瑞昌人。1978年，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古代文学教研室留校任教。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魏晋隋唐文学，导师为袁行霈教授。1991年获博士学位后分配到文化部机关工作。先后担任政策法规司研究处负责人，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政策法规司助理巡视员、领导班子成员等。2001年调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主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2006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副会长，曾多次在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参加学术会议和演讲，并应邀访问日本、澳大利亚、瑞典、越南、韩国等国家，参加有关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 他的业务专长和学术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二是文化理论、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
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到文化部工作后，更有了宏观的视野，主要从事文化政策，文化理论研究，曾主持起草全国文化事业发展“九五”，“十五”规划等重要文件，并应邀担任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专家组成员，文化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组织编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丛书》(10种)，主编《中国文化如何应对WTO》等。另有学术专著《世说新语研究》，(含咀编)及校点古籍《魏叔子文集》等。
王能宪曾在大学教书十年，后来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业于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先生。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原定继续留在大学任教，却阴差阳错到了文化部机关工作。他在文化部机关一待又是十年，五年前离开部机关到了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担任副院长。这两个“十年”成就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特有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①专著《世说新语研究》，系博士论文，20万字，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
②《含咀编――中国古典诗文名篇赏析》，这是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阅读和欣赏”节目撰写的赏析文章，播出后汇集而成，约15万字，2001年宁夏教育出版社。
③校点《魏叔子文集》，这是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与江西师大胡守仁、姚品文二位先生合作，约120万字，分上、中、下三册，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
①《世说新语研究》为大陆第一部研究专著，已三次印刷。研究《世说新语》者多参考并引用。《中国文化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书评，南开大学著名学者宁稼雨教授著文，就大陆出版的三部《世说新语》研究专著看古典文学研究时代风气的转变，该著位列三部之首(《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②《含咀编》中篇目多次重播。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赏析文章汇编(多种)，收入他的文章多篇，有的附有光盘，把他的文章列为代表篇目。
③《魏叔子文集》整理标点的难度极大，是目前唯一的标点本，颇受大陆和台港学者欢迎和重视。
二、文化理论、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
①主持文化部“有中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丛书”，这是由文化部两位副部长任主编，政策法规司组织编写，部机关和部分省市文化厅局分别承担的集体项目，他担任丛书编辑部主任，负责有关编务和联络工作。第一辑10种，约200万字，1999年宁夏人民出版社。
②主编《中国文化如何应对WTO》，这是他主持的全国第一期各省市文化厅局长培训班的部分讲稿及学员论文汇编，22万字，200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③《文化建设论――王能宪演讲集》，这是他在文化部和中央文化管理学院工作期间，在国内外演讲的汇编，涉及到文化理论、文化政策法规及文化发展战略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28万字，2006年人民出版社。
《文化建设论――王能宪演讲集》，该书王蒙同志写序，给予了较高评价。出版后，被北京图书大厦推荐为100种优秀图书，首印8000册已基本告罄。《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均有书评介绍。
①《引进外来文化刍议》，此文是1993年在深圳特区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随后发表于广东《开放时代》杂志1994年第2期，改题《社会发展需要外来文化》。他的文章在青年学者中很有影响。
②《关于文化扶贫工程的建设与思考》，此文与康式昭、胡广爱合作，发表于1994年12月31日《文艺报》，获中宣部1994年度“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作协也予以表彰(系作协申报)。
③《简论文化产业与文化的关系》，发表于《人民日报》2000年5月13日，当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列为封面要目。该文最早提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与联系，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区别对待。此文对中央决策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
王蒙在《文化建设论――王能宪演讲集》的序言中也谈到这篇文章，他说：“当文化产业在我国刚刚兴起的时候，王宪能就敏锐地意识到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意义，并注意到文化产业与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早在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提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之前，他就在人民日报撰写了《简论文化产业与文化的关系》一文，提出文化产业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文化产业只是文化中可以用产业方式运作的那一部分，发展文化产业替代不了文化事业，既不能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全割裂开来，也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笼统地提‘文化产业化’，认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王能宪：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战略任务，是根据邓小平理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和21世纪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确定的，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原则，融会了我党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想。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既包含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著名论断；也包含了邓小平关于“四有新人”和“三个面向”的光辉思想；特别是把江泽民在纪念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三者有机统一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展，写进了党代会的报告，成为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21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时候，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当代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去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方针政策、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进行了专门部署。党的十五大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地提了出来，并展开了精辟的论述。通过学习，我对报告中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论述有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第一，强调文化与经济、政治有机统一，不可分割，这三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毛泽东同志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在我国刚刚结束“文革”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时候便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要同时抓，经济与文化要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决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这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思想，与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关系的论述完全一致，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十五大报告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相提并论，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因此进而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并且确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统一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而且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上升到“纲领”的高度，如此突出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力”的作用。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只有搞好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人的素质，经济发展才有后劲，社会才能全面进步。文化建设的状况如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改善，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报告》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又大胆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文化，既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博采世界文化之长，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江泽民同志曾经讲过：“一个民族只有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事关中华民族振兴的大问题。”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生命力、亲和力和凝聚力的传统文化，它不仅使这一民族5000年来绵延不断，自强不息，而且至今仍然滋养哺育着占世界人口1／5的炎黄子孙。毫无疑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应当建立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但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们还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组织实施了“世界文化十年活动”，提出了“将文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的命题，倡导形成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应对发展的质量和人的因素予以更多的重视，而且能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各种措施中建立起对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的认识。”1995年又发布了“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长篇报告，充分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重视文化的发展战略，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与互补，并计划于本世纪末召开“文化与发展”世界高峰会议，这将是与世界“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一样，专门讨论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的最高规格的世界性会议。在这样的国际文化环境面前，我们一定要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事务，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第四，强调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我党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邓小平一贯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报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并指出：“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知识分子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这里既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也对知识分子提出要求和希望，广大知识分子应当在十五大精神的鼓舞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整个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上几条集中到一点，就是要通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努力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两年前，岭南派画家的代表关山月先生针对当时市长抓“菜篮子”，省长抓“米袋子”的提法，提出既要抓好“米袋子”，尤其要抓好“脑袋子”。这一通俗的比喻，十分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可以指导实践，文艺可以振奋精神……总之，文化决定人的素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铸就不同的民族。因而我们也可以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聪明智慧、勤劳勇敢，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曾经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在党的十五大路线指引下，21世纪，古老的中华文明将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将再现其文化大国的雄姿与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