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2000年8月初稿 2004年6月修订稿)
徐非光
作者按：此文初稿撰写于2000年，原题为《我们需要怎样的发展观？》，表明了自己对“科学发展观”的一些个人的初步理解和看法。首先发表于当年的《中流》杂志，后收入自己的论文集：《赶考，远未终结……》一书。2004年至2005年又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在几个网站上重新发表。
题目改成《我们需要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现在特将此稿再次予以展示，供人们思索和参考。原文如下：
这里，我只想提出一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观的问题。而不是，也不可能全面地、准确地回答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这毫无疑问应当包含着很过“硬”的道理。
可是，我们指的“发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什么性质的发展？哪些人的发展？是一种以什么为标准、为模式，向什么方向、目标，采取什么手段，带来什么样的长远社会后果的发展？在这个重大、根本问题上，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应不应该有一种根据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世界观、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而确定的独立的、明确的、长远的、根本的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的发展观是不是、应不应该有本质的区别和不同？邓小平同志就曾经一再指出，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这总该是天经地义
的吧!
可是，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好像已经不大被人提及，甚至认为是多此一举、“保守落后”的了。现在更多听到的是什么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同美国和西方“接轨”、“趋同”、“全球化”，即以美国和西方为发展模式的连篇累牍的种种议论和论证。这还有何“中国特色”可言？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有什么科学可言？这似乎还是一个没有明确、认真从根本上思考、回答和区别的问题。却是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根本加以澄清和阐明的问题。这就是说，你有你心目中的“发展”，我有我心目中的发展；你有你的关于发展的“道理”，我有我关于发展的道理。各有各的“道理”。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硬道理”真“科学”？这应不应该首先从根本上分辨清楚并作出明确的界定呢？
实际上，人类不同的时代和历史阶段、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往往有着或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关于发展的“道理”，即发展观。人类关于发展的“道理”或发展观本身，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有一个从盲目到自觉、从肤浅到深化、从狭隘到丰富、从局部眼前到整体全局、从急功近利到深谋远虑的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在阐述发展的“道理”或发展观时，是不能不立足于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弄清楚，并在实践上正确加以解决的。
例如，现在还有一个含义并不很清楚的提法。叫做在某一个时期 （例如下世纪的某个时候）“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或“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或“小康社会”。这个“发达国家的水平”、“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或“小康社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内涵、标准和依据呢？人们其实是并不清楚和并未加以深思，甚至往往给以很为模糊的解释的。现在，不少人眼睛里实际上只是瞄着美国，是以美国的发展水平作为标准和依据的。他们以为，只要向美国看齐，达到美国的工业水平和生活、消费水平，也就是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工业和生活、消费水平。
仔细想一想，就不能不看出，这种以美国为标准的看法，实际上不仅未必正确，而且往往还是十分有害的。毫无疑问，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发展是不能够仅仅归结为生产力的无度发展和财富的无限的增长、丰富，更不能归结为对地球资源和人类所创造的财富无限度地掠夺、消耗、甚至浪费的。
我认为，无论从发展的目标来看，还是从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来看，都是不能把美国或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我们的发展标准和模式的。我们应该向一切国家借鉴对于我们的发展有益的东西， 包括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某些管理方法，但决不能把他们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首先，从具体目标来说，让所有国家都达到美国的高度发展水平，有许多方面未必是必要的，更未必是可能的。中国的总人口，是美国的6倍多，而中国的土地面积和美国差不多。这就是说，达到美国的生产水平，就需要在和美国面积差不多而自然条件和资源还不如美国丰富、优越的国土上，生产出比美国多6倍、比整个地球的生产总量还要多出一两倍的产品来。这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吗？如果整个世界都达到美国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会出现一种怎样的情况？
我们不能不看到，美国的高度发展，本身并不是一种正常、合理、科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畸形的、损人利己的“发展”。如果中国盲目地、亦步亦趋按照美国的方式、方向和水平发展，那末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人类世界恐怕都要意味着一种灾难。
具体来说，美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二十多分之一，却消耗了世界四分之一（不少人的估计比这还要高的多）的资源和能源。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山卡那拉扬就曾指出：“几十年来，人口少于世界6％的美国，每年消耗了大约占世界50％的原材料。”
最近看到的另一个材料指出：“美国每年需消耗全世界年开发能源的34％，人口不到20％的发达国家每年需消耗全球能源的80％”。也就是说，占世界80％的人口，仅消耗不过全球20％的能源。如果发展中国家像20％的发达国家那样消费，就需要消耗全球能源的400％以上。而中国的人口，则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为美国人口的六倍，这就是说，如果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就意味着中国一个国家就要消耗全世界能源200—300％以上。这就是说，到那时，全世界的能源都供我们国家消耗，还远远不够。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就没有可消耗的了。有国外学者认为，那样就是有三个地球也不够！这是我们发展所需要的吗？是必要的吗？是可能的吗？它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呢？就拿汽车的拥有量来说，美国的汽车拥有量为l亿多辆以上。中国如果达到美国的水平，则至少要拥有汽车六七亿辆以上。这就是说，中国这个和美国领土差不多的国家的土地上，却要拥有比美国多六、七倍的汽车。这样，不但把全世界的石油都拿来归我们消耗都远远不够用，而且我们的国土恐怕也根本放不下这么多的汽车。就拿北京来说，如果汽车拥有量达到600万辆以上，往哪里放？交通的拥堵和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如何解决？这样多的汽车，就需要成若干倍地发展高速公路，占去多若干倍的可耕土地。这样，我们还吃不吃饭了？有人早就认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对我们的整个星球，只能意味着一种真正的灾难。从解决粮食和吃饭问题来说，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至于对地球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那就更加难以想象了。最近，和美国访华的大卫?柯兹教授交谈时，我曾经问他怎样看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全世界都达到美国汽车的平均拥有量，不仅没有那么多石油燃料满足这种需要，而且整个人类连呼吸的空间都会没有了”。
不久前，香港的《经济新闻》也提到：“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和石油资源都不富裕的国度。而汽车是喝油高手，还是吃地大佬。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据估算，公路每延长1公里，将要把1000吨沥青、400吨水泥钢筋以及大量沙石铺在土地上。如果中国公路和停车场面积达到美国水平，相当于把江西省或山东省全部罩上水泥沥青。即使按照比较节约的欧洲和日本平均每两人一辆车计算，到中国汽车达到6亿辆时，将占用1300万公顷土地，超过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
这种情况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这不仅仅是对地球资源的一种无度浪费，而且是对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灾难性破坏和摧毁。仅仅在解决交通这个问题上，我们就需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子，而决不应当照抄“美国特色”的路子。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二、至于发展的方法和途径，就更不能把美国的方法和途径照搬过来。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是采取不正当的方法和途径来求得其本身的发展的。
其一，他们是以损人利己，掠夺和占有别的国家的领土、资源和能源，以统治、霸占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牺牲别国的利益，使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保持贫困为代价来得到发展的。他们的发展和富有，是建立在别国的贫困、占有别国的资源和能源的基础上。
阿根廷《号角报》1999年7月11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有8亿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一数字超过了工业化国家目前的劳工总数。”同一篇文章还指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揭示了这种鸿沟是何等之深。今天，人类20％的富有者消费着8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占人口1／5的最贫困的居民只消费着世界财富的1.3％，几乎只有30年前的2.3％的一半。
“把60亿人分开来谈，局面就更为残酷。有至少26亿人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11亿人没有适当的住宅。这些统计都揭示了收入分配的危机。联合国所举的例子是：世界上3名巨富的财产，居然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合。世界人口中1／5的富有者和1／5的最贫困者，从人均国民收入上衡量，其收入之比在1980年是30比1，而到1997年则扩大到74比1”。
美国和发达国家的高度发展，就是建筑在这样残酷的基础上。很多人早就指出，美国对中东所以一再发动的战争，其最重要的野心和目的，就是控制世界的石油资源，以维持他们国家的“发展”。
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像美国一样都富裕起来，他们各自达到今天世界的高度发展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是力图统治整个世界及其未来的美国帝国主义所不允许、并将极力遏制的。这显然是社会主义中国所不可能、不应当选择的发展途径。
其二、他们是不顾别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以至我们整个星球的整体、长远利益，以“竭泽而渔”、只顾眼前利益、牺牲整个地球未来的利益来获得的。如果整个世界都像美国那样不顾一切地浪费地球的资源、污染地球的环境，不是要根本危害人类未来生存条件吗？美国一方面把别国的资源拿来供自己无度浪费，另一方面又把其带来的极其严重的污染转嫁到别国的头上。美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大量出口“洋垃圾”，就是以邻为壑的、危害人类未来生存条件最突出的例证。这当然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所决不可取的发展道路。
其三、他们的发展是在少数人占有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分配极端不公的情况下的一种畸形的、极端不合理的发展。现实的情况是，这种两极分化愈来愈尖锐，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在美国国内，同样是如此。最近德国著名学者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在《资本主义文明化？》一书中就指出：“即便在美国，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拉越大”。
这样的惊人的“发展”，只能带来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无法想像的后果。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是不能用扩大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来达到的。
其四、他们的物质方面的高度发展，又是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来的，造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恶果，把人变成惟利是图的拜金狂，变成人欲横流、道德败坏的“现代化了的野蛮人”，贪污腐败、犯罪率恶性膨胀、蔓延。2000年7月8日的德国《世界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这方面的忧虑：在人类掌握了越来越先进的高科技的情况之下，“人们的聪明才智可能把我们领向何处”？这从“高科技犯罪”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危害中， 已经得到充分的说明。“高科技”如果不和“高度精神文明”结合起来，被道德败坏、丧尽人性的人们所掌握，其危险和危害就会更大得无比，甚至会更容易造成整个人类文明毁灭的后果。
早就有人指出，不允许别人拥有核子或生化武器的美国，本身所拥有的核子和生化武器的数量，不仅已经威胁着第三世界的国家独立和安全，并且足以毁灭整个地球，会给我们整个星球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这决不是一种危言耸听吧!
这样一种“发展”，当然同样是决不可取的。我们所说的发展，当然应当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
以损害别的国家和人民的独立、安全和生存来得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来维持少数人利益的“发展”，以损害人类长远的生存和发展来求得眼前、暂时的“发展”，以牺牲精神和社会的全面、合理的发展，来获得单纯物质上的增长的“发展”。这种发展，也就成了以消费主义、浪费主义、享乐主义为原动力，调动人的私欲，为满足无限膨胀的、畸形的私欲，对别的国家、别的人和未来人类生存条件和环境的盲目、无度地掠夺和破坏，也就是某些贪婪的超级大国损害别国利益、以邻为壑、弱肉强食的“发展”。这也恰恰也就是被称为“西方社会病”的典型表现。
这里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什么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我们“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或“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应当是—个怎样的标准？能够把美国的发展目标、模式和发展道路作为我们的发展目标、模式和道路吗？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当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目的有原则的区别。可是，这种表述，似乎也有一点过于抽象，需要加以明确界定。因为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并无一个明确不变的标准。怎么叫“需要”？怎么叫“满足”？哪些人的“需要”？哪些人的“满足”？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满足”？无厌的贪欲和占有欲，是不是一些人的一种“需要”，应不应该“满足”，怎样“满足”？亿万富翁的财富积累，是不是“需要”，应不应该“满足”？花天酒地，一掷千金、—顿饭动辄千元、万元，嫖娼、吸毒，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一种“需要”，应不应该“满足”？所谓“发达”的“娱乐业”、赌博业，鼓励“高消费”、摆阔、无度挥霍和浪费的“商业”，充斥文化市场的荒诞、淫秽文化垃圾是不是也“满足”了一些人的“需要”？
美国对世界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对第三世界的侵略，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冠冕堂皇的所谓“反恐”名义下，对伊拉克等国家实行的大规模侵略和占领，不就是一种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统治整个世界的“发展”和“需要”吗？
我们不能不看到，所谓的发达国家，不正是在调动、鼓励、制造着这种畸形的“需要”并且不断给以“满足”，从而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吗？这不恰恰是一种应当加以避免的病入膏盲的“西方社会病”吗？这难道反而是我们应加以追赶、仿效的“发展”目标吗？这样的“需要”，是不可能“满足”，也不应当“满足”的。仅仅靠鼓励“消费”来“引导”市场，而不管这种消费是怎样的一种消费，行吗？我们的某些领导人，若干年前曾提出设立“红灯区”，有人甚至说什么“无娼不富”。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如何是不应当用提倡消费主义、浪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来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能以精神的堕落和败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
我们的发展，又是在面对着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所谓“全球化”的名义下，对整个地球实行霸权和侵略的严峻情况下的发展。西方，特别是美国，从来不会把我们看作发展的平等“战略伙伴”，而是要把我们和广大第三世界当作他们的“战略仆从”。在苏联解体、变为西方实际上的“次殖民地”的情况下，能否杜绝苏联的悲剧，这当然更是不能不从根本上加以考虑的问题。把中国拴在美国的战车上，把我们的发展，寄希望于美国和西方的“恩赐”，甚至乞求美国对中国实行远远大于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的所谓“新马歇尔计划”，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种“发展观”恐怕是决不可取的吧！这只能是“与虎谋皮”、“白日做梦”。
当前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极端混乱的。不少人则已经“一边倒”地把完全搬运、抄袭西方，特别是照搬美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方法、发展道路、发展目的，盲目地奉为“全球”共同发展的道路。“全球化”，变成了“美国化”。发展就是一切，市场就是一切，一切向钱看，一切向美国看齐，物质利益或物欲高于一切、压倒一切，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这样做到底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这是不难想象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思想、理论混乱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越来越看得清楚了。经济在发展，两极分化也在“发展”，贪污腐败也在“发展”，精神世界的败坏、坍塌也在“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也在“发展”加剧……。这确实已经成了我们无法回避，不能不认真加以论证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了。我们的社会究竟发展到哪里去，已经成了一个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人类已经愈来愈认识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和能源，并不是无限的，它是经不起不顾一切地采掘、掠夺和无度地挥霍、浪费和破坏的。人类社会，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不应该逐步认识、掌握客观的规律，克服盲目性，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一种自觉、科学、深思熟虑、富有远见、长远合理的计划、安排、布局呢？对于这一点，现在也似乎受到了根本质疑。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切以无厌地追求最大利润为原动力，是不可能真正考虑到社会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的。现在，有些经济学者，他们认为只要靠市场经济、靠自由竞争，一切关于发展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与此同时，他们对发展的计划性则极力贬低和丑化。无庸置疑，过去我们的经济计划，有过失误和偏差。但是，从盲目发展到有计划的发展，毕竟是人类的一种进步。这种计划可能出现失误，但不是纠正这些失误，而是根本否定一切计划的必要和意义。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现在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提法。这个命题也是从西方来的。它实际上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不顾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这样一个根本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中显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布隆克在一本书中就指出：“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呈螺旋式上升，其增长速度已经超出了地球的自然系统承受能力。这样，全球经济正在对它赖以发展的基础进行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表现在：渔业萧条，水质下降，森林萎缩，土壤流失，湖水发臭，庄稼枯黄，热浪滚滚，物种减少……”。并且指出：“到底是人们可以更好地合作以捍卫我们人类的未来，还是恶性竞争最终毁掉人类的未来，人们对此仍抱极大的怀疑甚至悲观”。这表现出一些富有远见的人们的深深忧虑。
但是这个“可持续发展”的命题显然并不能涵盖、代替我们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的。首先，它更多考虑的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没有触及造成不能持续发展的深层历史和社会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式、价值观念体系和生活方式。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得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就需要对社会的发展作出长远、通盘的计划、安排和根本改造，对产品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可是在把市场经济——即获取最大利润——提高到发展经济的唯一目的和手段，极力贬低、否定科学的计划的情况下，在国与国、人与人分配极不合理、在根本不触及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大财阀们，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是根本不会理睬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我们可以吸取“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合理的因素。“可持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难道不就是一种“有计划的发展吗”？但是它却不能、也不应用以代替我们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在这方面我们是应当有一种清醒的、明确的认识的。
因此，在考虑我们社会发展问题时，一方面要吸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更要研究吸取他们的失败教训和产生的弊端，自觉地加以避免和防止。盲目地把美国作为我们发展的目标，把他们采取的方法和途径作为“楷模”，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这也正是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和关系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相反，在这些年来不少“经济理论权威”的言论中，早已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制词都是多此一举了。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万能”，根本无须作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任何区别和界定。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不是统统多余的、毫无意义、根本不可能的吗？因为没有前提和限制的“市场经济”唯一的推动力，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就搞彻底的拜金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也早巳被“赚钱是硬道理”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确实就不但多余，而且是无效的。“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这些年来不是已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口号和标志，大肆鼓吹了吗？这到底会对我们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
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这同样是一个不能不作出明确界定和回答的问题。这充分说明，我们不仅需要像多年前中央明确提出和阐明“两种改革观”的问题一样（可惜至今我们尚未看到这方面的有分量的文章），还需要立足于我们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上，明确阐明：“两种发展观”、“两种开放观”、“两种全球观”、“两种思想解放观”……
我觉得，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作出明确、清楚的探讨和表述，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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