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总是把制度挂在嘴边，但是到底什么是制度呢？我以为，制度就是人定的规则体系。学法律的，无非就是在学规则，这也就是说，学法的人今后如果从事与法有关的职业，要么是去制定好的规则，要么是在执行这些规则。要制定好的规则，并将其体系化，制度化，我们的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才能减少不和谐。所以说，我们需要制度，否则便没有秩序。秩序都没了，其他的，大家也就不要再奢求了吧。
最近一直在写硕士论文，题目就包括了“制度”二字。因此不经意间对于“制度”这个概念多了些思考。过去，每当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件事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时，我便会想到制度这方良药。我觉得，人是被制度决定着的。好的制度可以塑造人，坏的制度可以扭曲人。所以，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无疑需要很多好的制度。 制度是怎么样被”生产“出来的呢？貌似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我以为，制度的起源，在于人类对秩序的渴求，通过对于习惯法的成文化，便有了制度。比如说，雍正皇帝把继承人放在正大光明匾后面这一行为，一开始只是只是他本人的做法，与他人无关。但是，这一举措部分缓解了子嗣们对于皇帝宝座的渴求，及其相互之间的厮杀。当乾隆帝成了这一行为的受益人后，他觉得这个做法很好，可以实现他所希望的“秩序”，于是乎，这就成了一项制度。这样看来，制度并一定是成文法。他可以以圈内人士之间的一种共识的方式存在，尽管还有其他的表现方式。
制度多于一个社会来说真的很重要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坚信答案是肯定的。在我看到的一些事例之后，这一想法有些动摇了。规则是人定的，但是，它还需要人去执行。俗话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好的制度不够，还要有好的人。制度再严密，还是由人去执行的。所以，英美法系强调正义、良知在司法中的重要性。一切依照法律，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制度很难保证它不是坏的。制度是人制定的，又要人来执行，如果制定制度的人很垃圾，执行制度的人也很垃圾，那这制度还怎么能运行下去呢？人的天性，决定了需要制度对于人性恶的制约，可是，这并不妨碍人为了满足自己之私欲而去利用制度。于是，我便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人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戊戌变法，应该是中国第一次去学“夷人”的制度。那时候开明的人，比如康梁等人，认识到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我们学了西方的制度，就能走上富强之路，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可那时中国的制度已经烂的不行了。一边要学西方的制度，一边还要和烂的掉渣的制度相和谐，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像一个癌症患者，他需要治疗，但是已经病入膏肓。活血只有“化疗”，才能救他一命。于是便有了“革命”。革命成功了，按理说只要制定好的制度就可以保证社会安稳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一个强权消失了，无数个强权出现了。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觉得，出在“人”上。美国在打倒强权后，可以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因为人，孙中山先生便认识到了民主的实现，最关键的不是制度，而是人。没有好的制度执行者，再好的制度，也是烂货。所以，要教育民众，普及民主思想。要逐渐形成民主共识。通过商业社会中人们对于金钱的崇拜而派生出的权利观，代替强权社会中人们对于权力观念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民主。人的改变，无疑是很慢的。如果想加快这一进程，无疑要重视教育。可是，教育也是把双刃剑。怎样才能保证被教育者能被教育成理性的现代公民呢？于是我又想到了制度。通过制定教育制度，执政者和立法者便可把他心目中能塑造出理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理念贯彻到教育之中。于是乎，我又回到了“制度”上。
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思路。一，制度很重要。二，好制度需要好的人去执行并遵守，否则好的制度也会变成坏的制度。三，为了能制定出好的制度，并且有好的人来遵守，就需要教育。四，好的教育，又需要制度的保证。在不大可能制定出好的制度的情况下，好的教育自然也就是梦想了。
也就是说，在没有好的人的情况下，通过教育所培养出的人，自然不成器。于是，事情又回到起点，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抱怨呢？还是寻找别的出路。革命者说，打破现在的坏制度，建立好的新制度，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可是问题又出现了，革命并没有造就好的公民。
在革命不可取的情况下，改革，便是一个好办法。改革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他需要一群有着对整个民族负责任的精英来主持。如果领导国家的人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这便说明我们的制度和人都有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时间便会更多，期间走的弯路，也会更多。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好像跑题了。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制度很重要吗？
回到问题上来，继续探讨制度是否很重要。我相信答案还是很重要的，但是需要好的人。好的人只有通过改革。而改革又主要是在改革制度。所以说，制度很重要，好的制度，需要一个缓慢的、渐进的修改过程。在这期间，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觉得，法学研究者，特别是需要研究制度的人，其研究的方向，应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怎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第二，研究好的制度，是以怎么样理念为内核的。第三，怎样才能将好的理念内核，加到现有的制度基础之上。以我的论文为例，如果要提出完善制度的建议，首先要研究制度的理想状态，然后说出制度的事实状态，再分析事实之所以与理想状态有差距的原因，最后，也是最难的部分，便是针对“原因”，想出纠正“原因”的可行办法。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过程后，好的制度，距离我自己，便近了一步。至少我知道了，如果我是规则的制定者，我该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