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迷思
2008年11月10日 13:58南风窗【大中小】?【打印】
唐小兵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知识分子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一直充满了悖论。
一方面，晚清以来，在国事蜩螗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里，传统文化被知识分子解释为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因此，寻求富强的中国应该彻底地肃清传统文化的遗毒，根除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这自然导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取向的文化激进主义。这以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为标志，以“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为巅峰，可谓是一种反向的文化民族主义。
而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也存在一种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认为中国仅仅是在经济-科技等器物层面上不如西方而已，中国的道德与伦理等精神传统，完全可以与西方一比高低，甚至应该成为凝聚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的核心价值，这以1935年陶希圣、何炳松等10位教授联名签署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发表在香港《民主评论》上的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为标志性的文本。
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实共享着相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无论反传统，还是高扬传统，都是发生在一个曾经强大而今落后挨打的弱国之中，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或者回归，其根本的落脚点，往往并不在文化，而是在国家，准确地说就是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如何铸就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一产生以来，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化民族主义，承载文化民族主义的主体不是文化，而是国家。
历史似乎总是在重演，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除了对“文革”的反思之外，同时也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一次检讨，中国追寻现代化的起点重新回到了与传统如何割裂的历史原点之上，知识分子的反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在耸动一时的纪录片《河殇》里得到了最强劲的表达，中国的新生再一次被描述成必须与传统的政治、文化结构等告别。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全面兴起，中国迅速地卷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之中，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席卷中国，在这种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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