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 佛格森、亚当 斯密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为现代市场经济提出了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论证。在他们看来，市场之所以好，是因为市场能够带来文明。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自由人的自愿合作与交易，追求个人利益的交换者，会尽力克制自己的本能欲望，通过诚实、守约、服务他人，增进自己的利益。斯密还特别谈到一点，商业使会使人们逐渐丧失尚武精神。
但很显然，斯密的断言在当代中国失灵了。伴随着商业化，人们的“尚武精神”似乎越来越强烈了。经济活动主体不是趋向于文明化，相反，在某些地区、某些经济部门，经济呈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暴力化倾向，“强制”和暴力正在四处泛滥。
最为集中的领域是 房地产行业。“强制拆迁”几乎已经成为常态，尽管有法院的裁决为依据，但最终出现在民众房屋面前的，是庞大的铲车。这种暴力如此泛滥，以至于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样的故事最近就发生了两则：
第一则，在重庆，继史上最牛拆迁户后，又出现了史上最牛拆迁公司。重庆万州旅游局大楼，被当地一家房地产拆迁公司强制拆迁。甚至在旅游局大楼办公室里尚有工作人员的情况下，脚手架已搭好、钢钎已擦亮，楼顶已经开了天窗。
另一个故事是，曾经担任深圳市两项工程拆迁指挥长的科级干部王海燕，于今年7月7日，眼看着自己家的三层楼房“遭到赤裸裸的非法强拆”。他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是弱势群体。反复思考后他得到的结论是，在公权力面前，所有的个体都是弱势群体。
当然，这样的暴力还是正规的、官方的。还有大量暴力是黑色的，拆迁户被“不明身份者”恫吓甚至殴打，待拆迁的房屋被“不明身份者”纵火、破坏甚至强行拆毁。当然，拆迁户也不甘示弱，以暴力抗衡，以自杀相威胁，甚至真的自杀。
应当说，这种暴力活动，乃是文明的倒退。按照大多数政治哲学的看法，现代政府都以人民放弃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为前提，人民让政府垄断合法暴力，其条件是，若某人对他人使用暴力，政府就以其压倒性暴力予以打击，以此维持和平的社会、市场秩序。政府垄断暴力被普遍认为是和平的前提。退一步说，哪怕是从政府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政府也应当乐于维持对暴力的垄断，禁止民众之间相互使用暴力，尤其是严厉打击有组织的暴力活动。
但现在，在经济领域中，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奇怪的是，政府对拆迁过程中拆迁公司、 开发商使用暴力，也经常是睁只眼闭只眼。房地产行业发生的那么多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一件被认真地侦办。事实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些“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暴力拆除拆迁户的房屋，警察却袖手旁观。
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关系就极度扭曲了：政府本身因为掌握着最大的暴力，所以，在交易中占尽先机。另有一些人——通常是企业主、包工头等等——则被默许使用暴力，其他人则被禁止使用暴力。甚至，使用暴力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受政府照顾的一部分经济活动主体的特权，借此特权，他们可以把不公正的交易条款强加给对方，从而获取滴着血的利润。
一些地方政府自己使用暴力进行交易，这还容易理解。最奇怪的事情是，为什么本应垄断暴力的地方政府，竟然会容忍某些企业主僭夺自己的权力，使用暴力？背后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官员们普遍信奉人为财死的信条，那他们做这种选择的唯一理由就是利益：不良企业主的这种暴力行为，能够给政府——至少是给一些政府官员，带来好处。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指标，而要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依赖投资、依赖企业。企业自然享有了某种特权，到顺理成章地，政府默许其使用暴力。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暴力可以大大加快城市拆迁、农村征地进度，从而加快 城市建设步伐，而这个政绩，当然是记在官员的名下的。
畸形的政绩观，让某些政府官员倾向于以暴力为后盾，让自己成为交易过程中绝对的主宰者；也让某些官员倾向于为某些企业的暴力留下一道后门。这倒验证了一个道理：文明往往是因为权力而沦丧的。中国经营报记者：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