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则读书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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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薛涌文章的主要内容
薛涌先生写的是《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他认为自孔子以后，中华民族的生命共同体死了，一千多小国共存的局面不复存在，基层平民参与自治的格局也就荡然无存，因此，儒家的宪 政 因子没了。于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就再也没有力量可以制约君主的权力。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失败了。
薛涌认为在周朝早期，君臣关系融洽，“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彼此互相尊重。君的统治是靠群臣士民的信服来维持的。普通百姓也是遵循礼的原则，建立起彼此的信赖和责任。因此，那时百姓了解当时的情况，自己可以治理家乡的事务，可以拒绝外来权力强加于己。一言以蔽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誉历史”，很难以权术操纵别人。因而整个社会人际关系是可以凭美德维系的。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百姓早已被剥夺了在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没有参与，万事就变得与己无关，也就变得冷漠。此时的君主虽然用神权政治，但是已转化到有效治理人事上。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先天的中国政治哲学丧失西方从基督教而来的“国王的二体性”——君主的最高权力的人格一分为二，既照顾到他的世俗欲求，也考虑到其公共责任。而咱们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把君主的人格单一化了，使君主的特殊品格成为秉承天命的理由。于是，大一统的中央 集 权政治秩序产生了。而知识分子在这类秩序下，也纷纷投入到国家选拔的“优秀平民”中，也就是以“贤能政府”取代了先前的基层共同体的自治。由此，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框架或者传统就这样开始至今。
所以，薛涌先生的结论是这类中国政治和知识传统，实质是以精英取代百姓进行政治决策，丧失了原来的基层共同体中的宪 政 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因此，他下结论说中国百姓的冷漠与麻木是被剥夺了在共同体中参与事务权利之后的结果，是中国政治传统哲学和制度的失败。而要救治百姓的冷漠和麻木，就不能靠鲁迅这类知识贵族，而是要还政于民，也就是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
最后薛涌先生开出药方来回归基层社会的共同体，一是体制上的，一是道德上的。体制上是希望政府从社会中退出；道德上是儒家的“仁”与“德”的资源，绝不能从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必须从小民百姓中挖掘。
然后竟然打出一个板子——“我一贯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他们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
二、我的评价
如果说之前，顺着他的思路，还能够看到他对国事的关心，但是看到这里，我不禁哑然了：薛涌先生为什么要如此痛恨知识分子？还有他口口声声说的这个基层共同体在周朝早期或者说在周朝之前真的存在吗？
板子总打在知识分子身上，岂不知知识分子本来在社会进程中就是微小的一分子。按中华历史谱系，其实二十四史皆为二十四家皇帝姓的历史。自古以来，哪里有知识分子的真正位置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历史的主宰。什么时候，知识分子有薛涌先生说的“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来“干预老百姓的生活”？以笔者之见，薛涌先生笔端的矛头不敢指向统治者——那些自古以来的各朝君主（包括国 朝的新贵），只是大声嚷嚷知识分子的所谓“罪恶”，好像他们什么时候真的剥夺过百姓参与所谓基层事务的权利似的，却不问历代君主把人变成奴隶的罪恶，真是匪夷所思。在这点上，我一直以来敬重的朱 学勤先生在杭州枫林晚书店的讲演中也这样，感觉上海的学者似乎都有一叶障目之嫌。
薛涌曾在其《中国文化的边界》中指出邻国日本现代性的生成，得益于江户以来的日本知识分子把眼光转向民间，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但是，以我之陋见，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仅由于知识分子的眼光转变，更多的还是得益于那些民族资本有识之士，包括大久保利通这类政治家在角色转型中的推动作用。
薛涌在文章中以矿难事故中给妻子的遗言——“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200块钱”和湖南老汉李绍为亲自把客死异乡的同乡带回家安葬两个例子，一口咬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没有这类“文化精神”，我倒想问一问薛涌先生这类精神真是“文化精神”吗？在我看来，他们这种做法其实是为人处世的一种准则，一种规范，你把它上升为文化精神的高度并以此鞭笞知识分子，用心何在？难道知识分子在薛先生眼中真是如此丑恶？
那么，请问薛涌先生，怎样的人能够得上“知识分子”？是上述这类农民吗？还是眼光朝下、关注中国百姓民生的像薛先生这类读书人？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 矿 难中伤亡的矿工数量很多，这些在《三峡好人》中也都有侧面的反映，主角韩三明原来就是山西煤矿的矿工，他在最近“鲁豫有约”访谈中就说他原来就在矿下生活，其中生活是很艰辛的。
我不知道薛涌先生身在美国，对于同胞的苦难是否有具体深入的了解。至少在国内，去年和前年发生的矿 难事故不计其数，这类情况在海外应该有所报道。薛涌先生想必一定看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思考一下矿工为什么会得不到安全保障的问题？为什么在矿下工作，至今却还有200元钱没还给那个张主任？他创造的价值究竟流向了何方？还有， 李绍为的同乡去世之后，为什么不在当地火化？他的亲属同意他这样把尸体背回来吗？他的这种背尸行为是一种民间习俗还是处于道德良知的所为？如果属于后者，为什么在这个创造GDP神话的国家，政府还不竭力保护矿工身上隐藏的这类优秀“文化精神”？
综合以上的看法，我想表达一个观点：我不是看不起矿工，更不是不尊敬李绍为先生，我的意思是薛涌先生为什么总是把矛头指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你是怯懦于对大陆当权者，还是本来做学问的路径就是这样？如果属于后者，那么我想说这样的学问其意义何在；如果属于前者，那么，我真是无话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在哪里呢？
在多元化价值趋向的当下，知识分子早已处于社会的边缘。近二十年以来，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已沦为体制的附庸。但是，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大陆并非绝迹。他们以自己的笔，独立于体制外，敢于批评现政，其忧国忧民之心，天地可鉴。成都的肖 雪 慧老师，重庆的王 康 先生，北京的丁 东老师，杭州的傅国涌先生……他们一直留在这片国土上，为这个古老民族的新生贡献着自己的心血。他们有勇气，也有毅力，面对现实，说出当下的现实——把充斥着谎言的社会真 相揭示出来。我想这比任何研究孔子的学问都更贴近民众生活，更有益于对公民 社会的推进。他们不会从《论语》中去追寻微言大义，他们知道在那些已异化了的儒家经典中找不到任何疗治现代社会弊端的药方。他们阅读的世界上历代先贤所写的经典文本，看到民主这种在世界上并不完善的制度恰恰是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最好出路。
2008年1月16日初稿
1月2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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