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良的权力(行政)才是物价上涨的根源

最近中国,从大国首脑到乞丐,全国上下都在为物价上涨而绞尽脑汁,怕呀,老百姓穷怕了,怕呀,国家不稳,有人会成了社会主义罪人,死了怕见马克思.

其实,我总感到这里有"贼喊捉贼"的意味.

秋风：通货膨胀与财富再分配

http://view.QQ.com 2007年08月16日08:48 中国经营报 秋风 评论487条

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或者是否正在走向通货膨胀，说法不一。但是，从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来看，食品等非耐用的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确实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标志。

主流经济学者说通货膨胀就是价格的普遍上涨，这是一个没有增加任何新知识的同义反复。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非货币现象也可以引起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比如石油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涨，推动各种商品价格上涨，但这不是通货膨胀。这里的价格上涨不过是准确地反映了该生产要素的相对短缺性在上升，而通过价格变化使人们把握这种知识，并做出反应，比如减少消费、或开发新技术，恰恰就是市场的功能所在。同样，采用新技术导致效率提高从而使价格下跌，也不是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的唯一根源是政府或者中央银行故意或者无意地创造了过量的货币供应，货币供应超出货币需求，货币当然贬值，价格必然上涨。但重要的是，价格上涨不是同步的，即，不会在同一时间上涨，也不会以同一比例上涨。相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陆续上涨，且上涨幅度大不相同。恰恰是由于这一点，通货膨胀具有一种逆向再分配的效应。

教科书中所讲的货币供应增加就像直升机在全国撒钱。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实际上，200多年的英国学者理查德 康蒂龙及大卫 休谟都注意到，即使某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一夜睡醒后发现他钱包中的货币存量奇迹搬地翻了一番，也不会真地导致所有价格以同样的百分比上涨。

路德维希 冯 米塞斯提出的理论比较真实地模拟了现实中发生的情形：新增货币总是流入到经济体系的一个具体的点上。总是有些人先得到了若干货币，在他人之前花销这笔钱。这些人会是谁，则取决于实现货币流增加的具体方式。第一批得到增发货币的人会将这笔钱花出去，或者用于投资，或者用于消费。这样就会抬高他们所投资或购买的商品、服务的价格。于是，后一行业的企业的收入增加，他们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他们所需要的投资品或消费品的价格产生影响。

这就如同向水中扔进一块石头，涟漪从中心向四周扩散。而且，可以说，最早上涨的那些价格就必然会一直领先于其他价格，因为，在特定时期，新增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行业。相反，越往后，价格上涨的幅度会越小，相关企业及其员工所能获得的收入增加就会越少。

这个时候，统计意义上的总体价格上涨水平，根本不能反映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价格相对结构的重大变化，而正是这一点，影响着不同行业、不同地位的人们的收入。因为，如果价格同步上涨，则通货膨胀就不会影响人们的实际收入，只不过经历相同的货币贬值而已。但价格结构变化却意味着，相对于无通货膨胀时期，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会发生倾斜，其倾斜方向有利于增发货币流最早落到的商品和服务，而不利于货币后来才陆续落到的商品和服务。

而不论在哪个国家，按照增发货币的模式，新增货币当然首先会流入政府部门，在中国尤其会流入政府照顾的各个行业和企业包括垄断企业，大量货币也会以政府投资的方式花出去。总之，接近政府、接近权力的企业，被政府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这些企业、及其雇员的收入会首先提高。他们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会带动相关企业、行业收益增加。

相对来说，价格最晚上涨的，肯定是距离权力最远的企业和行业。而所有这些价格上涨会波及到较为重要的最终消费品——食品上。应当说，距离权力最远者，比如农民，也可能因为猪肉、粮食价格上涨而享受到一点好处，但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上涨之前，其他商品与服务价格早就涨上去了，而彼时，他们的收入却并无增加。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就已经成熟，政府必然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干预价格，于是，他们本来要得到的好处就流失了。总起来看，他们是通货膨胀的净损失者。

总之，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一般来说，穷人所从事的行业通常是价格上涨最晚、持续时间最短幅度最小的，而富人、掌握权力者所在行业的价格上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幅度也最大。通货膨胀型价格上涨必然会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也正是过去几年来人们亲身体会到的一种现象。

秋风：中国经济的暴力化倾向

http://view.QQ.com 2007年08月06日08:53 中国经营报 秋风 评论16条

秋风 知名学者，专栏作者

亚当 佛格森、亚当 斯密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为现代市场经济提出了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论证。在他们看来，市场之所以好，是因为市场能够带来文明。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自由人的自愿合作与交易，追求个人利益的交换者，会尽力克制自己的本能欲望，通过诚实、守约、服务他人，增进自己的利益。斯密还特别谈到一点，商业使会使人们逐渐丧失尚武精神。

但很显然，斯密的断言在当代中国失灵了。伴随着商业化，人们的“尚武精神”似乎越来越强烈了。经济活动主体不是趋向于文明化，相反，在某些地区、某些经济部门，经济呈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暴力化倾向，“强制”和暴力正在四处泛滥。

最为集中的领域是 房地产行业。“强制拆迁”几乎已经成为常态，尽管有法院的裁决为依据，但最终出现在民众房屋面前的，是庞大的铲车。这种暴力如此泛滥，以至于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样的故事最近就发生了两则：

第一则，在重庆，继史上最牛拆迁户后，又出现了史上最牛拆迁公司。重庆万州旅游局大楼，被当地一家房地产拆迁公司强制拆迁。甚至在旅游局大楼办公室里尚有工作人员的情况下，脚手架已搭好、钢钎已擦亮，楼顶已经开了天窗。

另一个故事是，曾经担任深圳市两项工程拆迁指挥长的科级干部王海燕，于今年7月7日，眼看着自己家的三层楼房“遭到赤裸裸的非法强拆”。他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是弱势群体。反复思考后他得到的结论是，在公权力面前，所有的个体都是弱势群体。

当然，这样的暴力还是正规的、官方的。还有大量暴力是黑色的，拆迁户被“不明身份者”恫吓甚至殴打，待拆迁的房屋被“不明身份者”纵火、破坏甚至强行拆毁。当然，拆迁户也不甘示弱，以暴力抗衡，以自杀相威胁，甚至真的自杀。

应当说，这种暴力活动，乃是文明的倒退。按照大多数政治哲学的看法，现代政府都以人民放弃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为前提，人民让政府垄断合法暴力，其条件是，若某人对他人使用暴力，政府就以其压倒性暴力予以打击，以此维持和平的社会、市场秩序。政府垄断暴力被普遍认为是和平的前提。退一步说，哪怕是从政府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政府也应当乐于维持对暴力的垄断，禁止民众之间相互使用暴力，尤其是严厉打击有组织的暴力活动。

但现在，在经济领域中，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奇怪的是，政府对拆迁过程中拆迁公司、 开发商使用暴力，也经常是睁只眼闭只眼。房地产行业发生的那么多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一件被认真地侦办。事实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些“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暴力拆除拆迁户的房屋，警察却袖手旁观。

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关系就极度扭曲了：政府本身因为掌握着最大的暴力，所以，在交易中占尽先机。另有一些人——通常是企业主、包工头等等——则被默许使用暴力，其他人则被禁止使用暴力。甚至，使用暴力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受政府照顾的一部分经济活动主体的特权，借此特权，他们可以把不公正的交易条款强加给对方，从而获取滴着血的利润。

一些地方政府自己使用暴力进行交易，这还容易理解。最奇怪的事情是，为什么本应垄断暴力的地方政府，竟然会容忍某些企业主僭夺自己的权力，使用暴力？背后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官员们普遍信奉人为财死的信条，那他们做这种选择的唯一理由就是利益：不良企业主的这种暴力行为，能够给政府——至少是给一些政府官员，带来好处。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指标，而要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依赖投资、依赖企业。企业自然享有了某种特权，到顺理成章地，政府默许其使用暴力。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暴力可以大大加快城市拆迁、农村征地进度，从而加快城市建设步伐，而这个政绩，当然是记在官员的名下的。

畸形的政绩观，让某些政府官员倾向于以暴力为后盾，让自己成为交易过程中绝对的主宰者；也让某些官员倾向于为某些企业的暴力留下一道后门。这倒验证了一个道理：文明往往是因为权力而沦丧的。

秋风：地方政府形象当如何刷新

http://view.QQ.com 2007年07月06日09:14 南方周末 秋风 评论17条

地方政府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社会调查也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接近很信任，其次是法官和警察，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仅位居第三。

人们之所以相信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不那么好，固然有“距离产生美感”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目前的政府间结构安排，容易让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重新设计各级政府间的关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制衡已是当务之急。

地方政府为什么被视为“坏人”

就现实来说，各级政府之间的决策权与执行责任严重失衡。关于政府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形态：第一种是多中心的重叠治理模式，每一个政府都是一个完整的政府，既有立法权、决策权，也有健全的执行体系，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政策，而不依赖其他政府。这样，每一个政府都就法律所规定的自己的事务，直接管理民众或者服务民众，政府之间反倒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第二种则是单一中心的集权治理模式，也即，每一个政府都不完整，高层级政府拥有立法与决策权，其执行却依赖低层级政府。因而，高层级政府管理的对象就不是民众，而是低层级政府。

中国的现实相当复杂，但大体上属于第二种形态。中央政府、上级政府制定法律、政策，执行则基本上是地方政府、下级政府的事情。事实上，中央政府之外的其他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执行中央政府及自己的其他上级政府的法律、政策和政令。根据常识就可以发现，这样的政府间关系格局，很容易让地方政府成为“坏人”：

第一，立法决策易而执行难。可以设想，制定法律、政策、政令是相对简单的，多数情况下，政府总是可以制定出好的法律、政策与政令，至少在民众看来，纸面的规定是比较好的。但这样的政策很可能并不合乎政治学或经济学的逻辑，即使地方政府认真执行，也很可能产生某种“非意图后果”，但民众此时会觉得，中央的政策之所以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是因为地方政府执行不力。

第二，有很多政策本身就很难执行。中央政府因为不负责执行，因而，在制定好政策时通常难于考虑其可操作性。这样，一项被民众认为很好的政策，地方政府很可能无法落实。而民众仍然会认为，上面的经是好的，只是地方政府没有念好经，或者故意念歪经。

第三，执行的成本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此即人们所说的“中央请客，地方埋单”。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只管出政策，并不提供执行政策所需要的资源，尤其是资金。比如，中央政府颁布一项政策说，符合某个条件的人群应当涨工资。但这笔钱中央政府并不出，而由地方政府自行筹集。民众看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形成了要涨工资的预期。但有些地方政府可能筹集不到这笔钱，自然在民众那里成为“坏人”。

可以说，地方政府被视为“坏人”，在相当程度上难于避免。当一项政策，从中央政府执行原则性政策，到省市政府执行细则性政策，再由区县或者乡镇、街道政府，牵涉到四五级政府，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但民众又如何能够分辨清楚？于是，民众就很自然地把经常与自己打交道的地方政府、基层政府视为坏人。显然，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并没有找到承担责任的真正主体——也许，哪一级政府都有责任，而这也就意味着，民众根本无法问责。

上级约束的缺失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地方政府之所以被视为坏人，还因为现行的政府间关系，很容易让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享有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其行为经常具有侵害民众权利、利益的倾向，即使在干好事的时候也往往如此。

按说，在权力自上而下安排的政府体系中，地方政府官员只是中央政府法律和政策的执行者，其权力说起来是高度不完整的，而且比较小。事实却并非如此。面对上级，下级政府确实没有任何资格讨价还价，但面对着自己的直接下级，最终，基层政府及其官员面对着民众，却享有一种强有力的、几乎不受任何阻碍的权力。因为，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大部分执法、行政活动，都是在执行上级政府的法律、政策和政令。基层官员可以假设，整个政府体系都是他的后盾。事实也确实如此。哪怕一个乡镇的普通干部甚至由乡镇政府雇佣的普通执法人员，站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乡镇政府，而是上级政府以至于全部政府。全部政府的权力现在都汇聚在他一个人身上。

这种权力对于任何单个民众，都是压倒性的，而且很难找到申诉、救济的渠道。原因在于，上级政府通常会理性地倾向保护下级政府的滥权行为。

假如执行中出现了滥权现象，且民众已经通过某种方式让上级政府知道，此时，上级政府面临一个理性的权衡问题：是救济民众，还是保护基层政府。假如上级政府每次都站到民众一边，必然挫伤下级政府、基层政府执行自己政策的积极性，而没有了这种积极性，以后的政策将无人认真执行。因此，上级政府会考察，遭到下级政府侵害的民众的规模有多大。假如不够大，上级政府就睁只眼闭只眼。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基层政府之执行活动的依赖，反过来让下级政府在很多时候可以要挟上级政府。于是，在权力自上而下授予的体系中，反而容易形成“土围子”、“土皇帝”，让民众的权利被肆无忌惮地侵害，官员则肆无忌惮地腐败。

隔一级、两级的上级政府看起来会更为仁慈一些。在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中，通常，政府只向自己的直接下级布置工作，这个下级再向自己的下级布置工作。因而，隔一级的上级政府觉得自己不必依赖基层政府，因而，它确实具有比较强烈的约束基层政府的想法。问题在于，由于已经隔级，它面临着严重的信息难题。更重要的是，它不能自己直接处理下级的下级，而必须由直接下级来出面处理。而这个直接下级会在上级面前为自己的下级辩护，因而，上级严厉的处理措施经过下级的缓冲，落到基层政府头上时已成了强弩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