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出版，老一辈方志学家的期待和呼吁，《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各分册的陆续问世，促进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工程的启动。我们于1987年末将“总目提要”组稿方案向各省发出后，在全国得到积极而热烈地响应。“总目提要”各省分主编和撰稿人多以“详论”丛书各分册主编和撰稿人为基础组成。因情况的变化，有些省分主编有所调整。上海、湖北、甘肃、陕西原分册主编王启宇、徐孝宓、周丕显、高峰先生因病或在此前后不幸病故，遂由许鸿新、吴武才、邵国秀、武复兴先生分别接任“总目提要”分主编；山西、福建、江西原分册主编主动请辞，分别由李裕民、郑宝谦、刘柏修先生任“总目提要”分主编；广东、云南、内蒙、湖南、山东新充实黄俊贵、李孝友、忒莫勒、邹华享和王复兴、陈冬生先生，分别与这五省(自治区)原分册主编共同担任“总目提要”分主编。
“总目提要”各省分主编中，有来自高校、科研单位的学者，有省级公共图书馆馆长，有在图书馆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上述人员约各占三分之一。他们都是在繁忙的教学、科研、
图书馆管理和古籍整理工作中，带领大家去完成任务的。他们大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文科毕业生，已在各自的专业学术领域内做出了不凡的业绩，但共同开启祖国方志宝库的美好愿望将大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勤奋刻苦治学，不畏艰难地去在茫茫志海中撷取每颗闪闪发光的骊珠，其中许多感人的往事，至今仍令我无限怀念。
何金文先生，60年代于云南大学
历史系毕业后，长期在四川省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组稿“总目提要”时，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还处于筹建阶段，四川馆一时也搭不上编撰班子，我专程赴成都求教，何金文先生充分体谅我们的难处，毅然地表示，他可独自承担此两部分的撰稿。他说，自己对方志情有独钟，历年读志书记下大量札记、笔记，也多属提要性质，在写《四川方志考》、《西藏志书述略》时，因侧重地区沿革和方志历史发展脉络，故只选取了所掌握材料的一部分。如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提供的线索，对照省馆等方志馆藏，补全、核对，重撰条目，这些工作虽然繁难，却也可以完成。此后，他在给我的信中不无幽默地说：“以‘详论’为基础编撰‘提要’乃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由华返朴之举。川、藏两省(撰稿)进展神速，水到渠成来日可待，希吾兄放心可也。”令我万分痛惜的是，毕生钻研方志之学的金文先生交上这两部分书稿后不久，即长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虽然未来得及亲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出版，他长年治学方志付出的心血和劳动却凝固在这部精品、巨著中，他的名字将同祖国的方志宝库一道永放光彩。甘肃省图书馆周丕显先生，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与我同系，是我的学长，80 年代即已成为成绩斐然的敦煌文献学专家。当我就《详论》丛书甘肃分册向他约稿时，他正负责馆内古籍整理，又兼职兰州大学敦煌文献课程，工作极其繁忙。但他二话未说，如期著成《甘肃方志述略》一书。当我约稿“总目提要”甘肃部分时，周丕显学长因身体状况难以再任，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邵国秀先生刚刚就任甘肃省图书馆副馆长，于此业务千头万绪之际，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挑起了“总目提要”甘肃部分主编的重担。在“总目提要”各省分主编中，有14位是我在北大的同系学长、同窗或学弟，他们多在各大图书馆担任要职，工作百忙，但对方志提要的编撰却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人人做到“挂帅又出征”，并团结诸同仁，刻苦地阅读志书，相互切磋，众志成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当年王重民教授在北大
图书馆学系的课堂上，对同学们虽然未能专授方志之学，但王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操，献身于古籍、方志研究的敬业精神，经由他的言传身教和学术成就，以师生衣钵相传的关系，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们，影响了我们。如果恩师王重民先生和师母刘修业先生果有在天之灵，那么今天在天国里，他们能够亲眼看到在《中国善本书提要》及其《补编》旁边，在他们好友朱士嘉先生、傅振伦先生的方志学成果旁边，又将有他的众多弟子们参与其事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一书呈献于面前，则足以笑对和宽慰了。
编撰、出版“总目提要”伊始，就有两个问题有待于落实。一是编撰者中尚无我国
台湾省的同行参与，而台湾不仅藏有内地的一些稀见方志，且本省方志收藏也很丰富，台湾方志是《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有机组成部份，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二是原本考虑将“总目提要”列入计划的出版社，不同意按已撰成的词目样条作审稿依据，他们提出必须通读、研究该书全部书稿后，再决定是否出版。这势必拖延时间、旷日持久，甚至使此书难以问世。各省陆续交来词条，并与总编组不断汇总、审改，往返交互进行了四个年头，我们越发感到这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了。
1992年，我们通过内地赴台探亲的朋友和中国图书馆学会丘东江副秘书长同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系主任胡述兆教授有了联系。胡先生是一位饮誉海内外、著述等身的图书馆学家，曾先后任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中华图书资讯学
教育学会理事长。上世纪50年代初，他于台湾大学毕业后，师从
国学耆宿王云五先生，攻读博士学位；60～70年代赴美留学，凡20年；1976年曾用近一年时间考察、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并写出
论文《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之发展》，此文至今仍被认为有重要参考意义。胡先生是继王重民、朱士嘉等人之后，同样重视中华文化典藉在美国乃至在世界上的价值与影响的一位学者，他迅速地做出决定，与内地学者通力合作，海峡两岸共同编撰、出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由于双方都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共识和诚意，都有意尽一份义务，承担一份责任，使几年来困扰着我们的两个问题一朝得以解决。
2003年，当《总目提要》问世7年之后，胡先生在《我的学思行——胡述兆教授回忆录》(台北册府出版社)一书中，饱含深情地、全面而真实地记述了与我们交往合作的这段经历。他回忆说：“199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有位自长春来台湾探亲的刘锋先生，突然到我办公室过访，说东北有一批专家，正在编写《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希望与台湾的学者合作，共同完成此一文化工程，并留下了金恩辉先生的联络地址和电话。在此以前，丘东江先生也曾提及此事，但没有这次具体。我对中国方志素有兴趣，在我美国的博士论文中，专门有一节讨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方志，并曾用英文写了一篇《Chinese Fang—chih，Fsung—shu and Rar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在中央研究院《美国研究》上发表。现在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写了一封简函，向金先生索取相关资料。经过双方数度函件往来，觉得有些事情非当面商谈不可，乃决定亲自跑一趟长春。”
“1992年9月22日，我自上海飞长春(卢荷生教授原定与我同行，临时有事没有去)，见到了金恩辉馆长和编辑小组成员曹殿举、陈久仁、张国治、王中明、王永胜等几位先生。当日下午即在我下榻的东北师范大学招待所，与他们会谈，并对一些相关事项进行了解，包括此一提要的编辑缘起，编辑方针，编辑体例，各省市主编、副主编、编委、撰稿人组建的情况，全书目前的进度等，他们都作了具体的回答。由于这项文化工程已进行了数年，有些提要的初稿已经完成，我检视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词条，提出了几项个人的意见，特别强调应避免意识型态的词语，及伤害台湾读者感情的描述。最后我就台湾方面可承担的责任及可提供的经费，向他们说明，并征询其意见。因大家均有合作的诚意，很快就达成协议，双方对此结果，均感到满意。”双方协议中商定：《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由吉林省图书馆馆长金恩辉教授担任首席主编，我为共同主编。实际撰稿工作都在大陆进行，并担负打字排版任务，其余工作则由我负责完成。”
胡述兆先生在回忆录中还对《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价值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进行了客观地叙述。他说：“《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于1996年在台湾出版问世，全书共有8577条目，都600万字，分装三巨册。这是200多位学者专家，经过八年努力，共同完成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也是海峡两岸合作的一项具体成果。此一提要系对中国省、府、州、厅、县、乡志的存佚、收藏、版本、作者、内容、价值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同时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每一志为一条目，每一条目的字数自400字至800字不等，平均为700字，堪称我国地方志自目录性总结发展到考评性新阶段的重要指标。特别值得一提者，是在附录中由辅仁大学前文学院院长卢荷生教授所编的《台湾现藏<本提要>未收方志书名目录》及《台湾现藏<本提要>所收方志书名目录》，对将来辑编中国地方志总录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这套提要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博士说：‘这部《提要》被视为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又一部大部头的提要性工具书。不夸大地说，这部《提要》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而言，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功德与盛举’。”台湾大学郑吉雄教授在《中国方志学的跨世纪展望》一文中说：“方志目录方面，金恩辉、胡述兆合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三巨册承继了朱士嘉所开创的方志目录学传统，其著作亦甚具参考价值。”此语恰切地点中了《联合目录》与《总目提要》两者的关系与学缘。
继《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即旧志提要)之后，因受到来新夏教授的鼓励，胡述兆先生又约我合作编撰、出版新志提要，他回忆说：“这部(旧志)《提要》所包含者，以1948年以前的中国方志为限，对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的新编方志未能列入，总觉得是件憾事。于是我又与金恩辉教授商量，请他仿照前例，再组织一支编纂队伍，对1949年至1999年之间的新编方志，撰写提要，并仍由汉美图书公司在台湾印行。适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于看到此书后，也在一处序文中加以鼓励：‘设二君更能就新编志书数千种撰写《新志总目提要》，则于方志界将有气吞包举之势，我将为此而馨香祷祝焉’，堪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增强了我们早日完成此一志业的决心。经过50多位专家学者3年的努力，一部300多万字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1999)》(即学术界所称的《新志》)，终于2002年在台湾出版问世。这部《新志》包含20世纪下半叶的五十年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县级市、自治县、旗、区)三级志书，共3402种，附录中并有台湾严鼎忠君所编的《新编台湾方志目录(1945—2000)》及《新编大陆方志目录》。”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内地自上世纪70年代末掀起盛世修志热潮，至世纪之末，正值首轮修志工作收尾阶段，各省、市、县三级志书及各类专业志书于此前后大批问世，故我们所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1999)》只反映了全国新志的部分成果。新志《总目提要》的蓝图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的《中国新编地方志目录》，该目录收录新方志出版时间范围是70年代末至1999年9月(北京至10月份)，收新志目录3612种。新志提要的撰稿人主要是
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的十余位先生，他们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新志，做到亲见其书、亲撰提要，而成词条初稿，其中孟繁裕、徐蓉津两位先生出力甚多；而上海、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许鸿新、王中明、柳成栋、孙德昌诸先生，各于本省、市新志词条也有贡献；在提供总目组汇总编纂过程中，吉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刘维英、政协长春市文史委主任徐春范两位先生作为常务副主编付出了巨大的智慧、心血与劳动，功不可没。来新夏教授为本书撰写序言，还与王振鹄先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湾“中央图书馆”前馆长)共同担任本书总顾问，表达了海峡两岸老一代学者对我们的一致鼓励。总之，新志提要全仰来新夏教授的倡导、胡述兆教授的诚意和督办以及上述各方面学者的鼎力合作，协同作战，我虽忝列主编之一，只起了一个担纲引线作用。
方志目录和提要的继续发展与利用
我国全国性的方志目录和方志提要在上世纪80～90年代问世，只能说初步地摸清了中国方志宝藏的家底，大体上完成了中国地方志的目录性的和考评性的总结。但这远非问题的结束。使用现成的工具书作为打开方志宝库的钥匙，从经济建设、科学研究角度，多方面地开发和发现志书中有珍贵价值的资料，还任重而道远。方志界、图书馆界和学术各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是沟通信息渠道，使科研人员充分而及时地利用新出版的方志工具书。我曾从网上读到一篇题为《论尹士俍<台湾志略>的史料价值——以社会经济史为例》的文章，作者引用尹志中的丰富材料，探讨了清代雍、乾时期台湾民“番”、人口、田赋、税则"租粟、盐政等社会问题。此文颇有新意，内容很好，也说明尹志确有较高价值。唯对发现尹志的报导却有失所据。《泉州晚报》2003年1月18日刊发了一则《<台湾志略>存世孤本在大陆发现》的报导，称《台湾志略》“问世后不到20年就散佚湮没，再也不见踪影，在后世学人心中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此书在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及台湾‘中央图书馆’编《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中均未记载”，直到作者撰文前才“十分幸运找到了这部尘封湮没达250载之久的存世孤本。”事实上，1985年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1996年版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这两部工具书对尹纂《台湾志略》均有记录，收藏单位都是国家(北京)图书馆。如果研究台湾史的学者，能读到《联合目录》或《总目提要》，则此成果或许会提前二十年、十年写成吧?在当前学术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有的单位只凭一馆所藏就断定某志有无，或只凭《综录》，而不知有《联合目录》，只查《联合目录》而不知有《总目提要》，总之不以新出版的方志工具书为起点去治学，难免走弯路，甚至误了宝贵的时间。我国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有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人。”可见，沟通信息渠道，使科研人员能充分地利用新出版的方志工具书，是图书馆、方志界、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是倡议各省、市、自治区编辑方志的书目解题性、详论考评性著作。上世纪80年代初，吉林省图书馆曾对收集比较齐全的本省方志资源进行过一项总体性的整理、考评与揭示。我馆曹殿举、陈久仁先生领导社会科学参考部工作人员，联合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师范学院(现北华大学)两校古籍研究所的傅朗云、李澍田等先生，对馆藏本省方志进行不厌其烦、不厌其琐地阅读和研究，在考察地域沿革和方志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为每一部志书撰写了书目解题，其中对修纂者生平、志书修纂过程、篇目及内容、志书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版本和收藏单位等考评尤详。后这批成果由曹殿举先生主编，汇编成专著《吉林方志大全》，于吉林人民出版1989年7月出版。
《吉林方志大全》在编著过程中，曾供《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吉林分册和《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吉林省》条目撰写时参考，之所以单独出版而未列入《详论》丛书之一，是因其篇幅太长。该书收旧志142种，每志一文，文长者达一、二万字，平均每文也在5000字以上，共95万余字。吉林是方志资源的小省，还不到全国方志总数的百分之二，一些县志出现较晚，多体单例孤，无法与中原、南方方志大省丰富的内容相比。当时如果按《吉林方志大全》的体例和规模去各省组稿，《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就得有几千万字、甚至上亿字的文字量，不仅出版困难，一些省的成稿时间，也不是三、五年，而是二、三十年，乃至更长。《大全》作为一部书目解题性、考评性的专著，要求尽可能详尽地揭示方志内容；《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吉林省》的条目，则是按照方志工具书的编撰体例，对每篇考评文章加以简缩，力求用凝炼的语言概括地揭示方志的主要项目。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使用价值。这种关系与联系恰如《四库全书总目》之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近年来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学者在已有的方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将研究方志目录的工作发展，向着编著比《详论》丛书各分册更充实、更完备的书目解题著作的目标努力。这方面的专著，我所了解到的就有忒莫勒撰《建国前内蒙古方志考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新民编著《贵州地方志考稿》(比利时国立根特大学汉学中心，1992年用中文出版)等十余种，此皆为方志书目解题著作之雏型；其中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市志办副主任姚金祥先生主编)的《上海方志提要》较为完备，该志系统地收集了上海地区从南宋绍熙年间至2004年底新旧方志1261种，并一一为之做了提要、解题。
近日我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分馆馆刊第6卷第1期上读到旅
美学者、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贵图书部门主管沈津先生所写《其始也简，其毕也巨——介绍<台湾文献书目解题>》一文，从中得知该分馆所编《台湾文献书目解题》业已出版，其中第一种即为吴文星、高志彬先生主编的方志类，收台湾历代自一统志以下各级直至镇、街、乡士志书共292种，对每志“所述不避其细”，“是内容更为详细、资料更丰富的名符其实的解题”，有的介绍长达七、八千字。我虽未能亲阅其书，但依沈文所述该书似与《吉林方志大全》属于同类性质著作，皆系秉承《四库全书总目》解题传统之要旨，而与《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大型的全国性的方志工具书相得益彰，各以其特色与功能服务和方便广大读者利用，助益于志坛与学林。我认为，对方志遗产的总结与揭示，不能停止在《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那一阶段粗线条勾勒式的考评，必须向深层次发展，故倡议和呼吁各省、市、自治区方志界、学术界和有关图书馆的学者，团结合作，继续努力，争取都能编辑出一部关于本省方志的书目解题性和详论考评性著作。
三是《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旧志提要)的补充与修订问题。《总目提要》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标准和范围共收录方志8577种，比《联合目录》的8264种多出313种，在撰写每一条目时，《联合目录》著录中的某些差误也得到了纠正，因之《总目提要》同时也具备了最新的全国性的方志目录的功能。但是，如同《联合目录》一样，《总目提要》还只是接近于而不能说是我国方志全部的实际数量，《总目提要》比《联合目录》多出313种，并非《联合目录》加上313种等于《总目提要》种数这种简单的加减关系，因为《总目提要》的每一条目皆以撰者亲阅其志为原则，故《联合目录》著录的志书，因未经亲阅也不列人《总目提要》条目，如个别稀见方志，《联合目录》虽已著录，因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而国内未见其书就不立其目，反之，《联合目录》没有著录的方志，而为《总目提要》编撰时亲见，则必立其目。可见，仅这313种之差距，就有增加我国方志总数的空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有新发现的志书问世，有人说我国方志遗产总数不会少于9000种，可能还是保守的估计。《总目提要》对纂修者、版本等项著录，尤其于志书评价及志书中重要资料价值的概括，在一些条目中出现差误或失当所在难免。我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方志界的有心人平时能将新发现的方志或志书中的重要材料随时披露于报刊，并记载、保存、积累起来，以便在适当时机，条件成熟，集中而形成《总目提要》的补充与修订本。
我的希望与建议
新中国的方志事业，成绩令世界瞩目，目前正处在第一轮修志工作基本结束，第二轮修志工作全面铺开的重要阶段。与此同步，对旧志的整理与研究、开发与利用也应继续阔步走向世界。
时代发展变化了，再去动员大量人力，编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这种大型著作也不太现实了。我认为，就整体而言，旧志宝库已经发展到全面开发和利用阶段。这种开发与利用方兴未艾，要走向世界，必须大力地开发。如何开发呢?应该象宣传文物发现、考古发掘那样，宣传新发现的方志和利用旧志中重要材料而取得的成果，这就是一种开发。
我想起了刘修业先生前研究《西游记》及其作者吴承恩时的情景。上世纪20～30年代，鲁迅、胡适等人曾根据明代天启《淮安府志》等书的记载，明确吴承恩是淮安人。刘修业先生依该志卷十九“艺文淮安文目”吴承恩条目下所记吴著有《射阳集》、《春秋列传》等书的线索，广辑史料、多方考证，又反复与有关方志中的材料相参照，陆续地撰成《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吴承恩诗文集序跋辑录》、《吴承恩诗文事迹辑录》等，直到后来著成《吴承恩传》这样重要著作。至今仍有人赞许刘先生说：“研究吴承恩的工作虽然起自鲁迅、胡适等人，但做得最细最有成效的，当首推刘修业先生。”根据方志证明吴承恩是淮安人，又根据方志提供的线索，查阅、研究资料，取得科学成果，这就是对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宣传，这会吸引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利用方志、开发方志资源。在方志资源开发利用这个问题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各图书馆应该像发现矿藏那样，通过一个专门的刊物披露开发利用方志资源的消息，让社会公众知道有什么事，又在地方志中发现了等等。
我还希望有更多的方志资料专题性类编问世。如历史上许多爱国爱乡并誓死保卫祖国的人物事迹，彰显各种人物身上中华传统美德的故事等等，都可以选择其中精华部分编撰成书，作为对青年一代进行文明教育和乡土文化教育的参考。还要继续编纂《中国方志人物传记索引》。现在已经做出很多成果了，朱士嘉先生就编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辽、吉、黑三省图书馆分工合编的《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早已经出版。东北三省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条目达90807人，全国有方志8000多种，东北三省的省、地、县三级志书仅300余种，按此比例估算，全国方志中有传记的人物少说也有200多万人。古往今来如此众多的人物，有名、有姓、有出身、有履历、有主要事迹，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非常有必要进行开发。这对世界也是很大的贡献。
最后我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办公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为图书馆的地方志立法。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总则规定，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文献资料及有价值的图书资料应作为文物来管理。我认为地方志是历代典籍中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论其是否为善本、珍本书，皆应按文物法实行分级保护。如有丢失，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办公室应从专业领导的角度，要求各级图书馆将馆藏方志登记注册单独上报，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发现一部就注册一部，如有减少就追究原因。《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录的方志，有些在编撰《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时就因佚失而未能收入，两书时距才几年时间，根据这种情况估计，现在比《总目提要》问世时，旧志的损失可能有一个百分点。
二是建议继承历代修一统志的传统，编纂《中华全志》。我认为现在时机业已成熟。内地首轮修志已出版了6000多部新志，台湾60年间也编撰多种新志。这都是编纂《中华全志》的基础。2004年通过了《反国家分裂法》，这部法律是以今天预示明天，对国家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中华全志》则是以今天回顾昨天，自古以来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胞有责任在新世纪之初．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在联合编撰、出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一个中国这一根本原则的共识与确认。随着两岸经济、文化等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三通朝着直接、双向、全面的方向积极地进行，更多台湾同胞来内地参加寻根祭祖活动，两岸同胞增进相互理解，感情更加密切，一部《中华全志》会成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共同的心声。我认为此事应该由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为发起单位，来全面推动，以期促成。我的
汇报到此结束。
（此文系作者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2005年12月22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5期刊载，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