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婚姻飘荡在秋千上
。“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成为中国现代都市中的一种“流行”。当“流行”慢慢成为“正常”时，我们发现，这一代人的婚姻已经到了一个该反思的节点。 “这一代”人的婚姻注定内心分裂：受教于封闭的纯真年代，拼杀于开放的花花世界；失去了传统道德的围栏，却又无法真正自由地跑马；奉行“从一而终”，但很少人相信白头到老。爱了，婚了，散了，一代人跌跌撞撞到中年，感情没着没落，结局没黑没白． 焦点集中在35～45岁、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颇丰的“中产”家庭。当车子、房子、孩子、位子，一切的奋斗目标有了眉目，随之而来的却是迷失和无所适从。面对日渐平淡的感情和新的诱惑，“婚姻”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挣扎幸运的出轨都是相似的，能够在各种不适当关系中小心轻放；不幸的出轨则各有各的不幸。曾经好好爱过的“这一代”，却无法在新生活里笑到最后。婚姻是以政治、物质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以及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的社会大讨论。基督教堂“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带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众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全场齐唱“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永以慈爱诚实待你”时，很多人流泪了，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哭着走到了场外。在这个绝望的爱情世界里，“这一代”其实伤心无力。
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性启蒙运动，西方的各种思潮蜂拥而入，最典型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正是从弗洛伊德开始，中国人第一次敢于公开谈性。
自由的自相矛盾
“这一代人承前启后，两边都占。保守的那一半还想着从一而终，即使深深地觉得不满意，也还都挺着；开放的那一半则在不断涌现离婚分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一代”人，在红旗下生长，而后在彩旗下鏖战，童年基本在整齐划一的清苦中度过，青年时大都在艰苦奋斗，等人到中年，则赶上了社会的分化与变动。同样是婚外情，早年叫“搞破鞋”，80年代被称为“第三者插足”，90年代初被称为“婚外恋”，现在则称之为“情人现象”，观念越开放，诱惑越多。 谈恋爱完全没有附加值。而今天，只要打开报纸的征婚版，就会发现整版都在讲经济问题，比如自备房、车，而且要求没有贷款。 所谓的成功人士就是“四五十岁才学坏，高歌一曲迟到的爱，包人就包下一代！”这一代人的婚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诱惑和挑战——有人不声不响做了精英，有人坐着火箭上了黑红榜单。错过末班车的则在社会转型期中转了又转，令人天旋地转的生活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当终于跨入了中产甚至资产，爱情却在原始积累中身心俱疲，陷入了婚外恋的沼泽。 “50后”与“80后”，前者只考虑别人，后者只考虑自己谋生难，谋爱更难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这一代”中，虽然男人的出轨率相对更高，但在婚姻关系中内心更保守更紧张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只是纷繁的变化中，始终都是谋生容易，谋爱太难。上海外企白领、35岁的Christina常常为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定位困惑，虽然她的婚姻没有大的伤害和大的吵闹，但她总觉得日子越过越不踏实。“我们得到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对婚姻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社会急剧变化，人也是不断变化，现实不是那样完美。对婚姻的失望感比较大。”Christina发现，在办公楼的圈子里，几乎人人都有或深或浅的婚外情，所谓“心的背叛，身的背叛，身与心的背叛”。令她惊惧的是那些永远不可控的因素，比如突然倒下失去劳动能力，比如价值观的混乱。“假如有女孩对我老公表示好感，我都没有勇气去指责她。”Christina说。
40岁的网民“令今”总结“我们这一代”：就像大地突然裂开了缝，如果不想掉到沟底，就必须设法过沟。要么努力，要么认命，因为已无退路。她选择了前者。
“我们这一代处在特别动荡、变化剧烈的进程中，更多地承受了改革开放对家庭、婚姻所带来的压力。”全国惟一的婚恋家庭研究专业机构、黑龙江省婚姻家庭研究所所长郭砾表示。原来由国家或单位承担的福利正在不断弱化，家庭成为了教育、医疗、养老风险的最后一个堡垒。一方面婚姻的负荷越来越重。另外一方面社会对家庭的干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面对二奶、单亲、丁克等越来越复杂的情感模式，疲惫的婚姻一旦遭遇风险，常常是灭顶之灾。
尝试自救，寻找安宁 在网上匿名求助，成为了很多人遇到婚姻难题时的第一反应。那么多的焦灼在陌生的世界里才能够尽情倾吐，那么暖的力量只有从冰冷的ID才能够无私发出。无依无靠，没组织没纪律的“这一代”，终于在虚拟中找到了平安与欢喜。
北京会明成长咨询中心主任肖慧明认为，“这一代”的婚姻困境，表面上都是社会的诱惑，外界的变迁，但是实际是“这一代”内心成长上的迷茫。肖慧明认为，只有价值观稳定了，学会向内看，关注自己和对方真正的内心需要，生活才能够平衡，婚姻才是有救的。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你要认识到，“你只能拿有限的你需要的东西”。
郭砾呼吁人们花更少的时间在工作上，花更多的优质时光在家庭上。她自己周六周日从来不加班，也很少出去应酬。她认为，这一代人应该学会放慢脚步，学习暖暖地拉拉对方的手。 “这一代”的理想主义弊病：爱情的眼睛里，糅不得砂，容不得一丁点背叛。 他们是同学，曾经有过“无与伦比的美好的爱情”，在丈夫偶然出轨后，孙欣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婚姻。
“上帝选择了我做一只蝴蝶。”孙欣认为“这一代”最大的价值在于：“在经历了黑白世界走到彩色世界的慌乱后，在经历了化蝶的痛之后，我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多维的婚姻样本，他们将不会再有过分纠结的痛苦，不用经过那么多冲突磨难，才能够变成他自己。我们这一代的幸福都是经过痛苦得来的，我们的孩子们将知道各有各的幸福。” ★
“这一代”婚姻的困惑
中国的家庭氛围在从浓到淡
婚姻观、贞操观、家庭观都需要先进观念的引导，形成社会风气。
上一代人的婚姻很多都是患难夫妻，这是他们比较稳固的因素，但是稳固不能作为判断婚姻幸福的标准。
50年代人先恋爱后结婚，但是现在是先同居后结婚，这会有问题，会怀疑对方婚前恋爱过几次，那也会变成婚后矛盾的爆发点。
总地来说，中国的家庭氛围在从浓到淡，家庭的规模从大到小，婚姻从稳固变得脆弱，从以爱情为基础到发展成为以多因素为基础的婚姻。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婚姻产生了冲击。在官场里也是这样的：觉得找个情人“太普通”“太正常”了——我们在大量地视反常为正常。 徐安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
婚外恋在离婚的家庭中比例多一点。我调查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人的离婚状况，在50年代人的离婚家庭中，差不多也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因为婚外恋。实际上在各个年代人的离婚家庭中这个比例都差不多。
各个地区的比例有不同，这和地方的文化价值观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关。像广东、上海占到30%左右，东北的比例就低一点，他们解释说这是老工业基地，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搞婚外恋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不过不能以经济基础为惟一的指标，它还受文化价值观、甚至一些宗教的影响。大家对基本的道德规范、家庭的责任、婚姻价值等还是比较看重。 社会处于道德伦理的真空状态80年代刚刚开始市场化的中国，又发生了一次启蒙运动。传统的道德、价值再一次遭到猛烈抨击，萨特、弗洛伊德流行一时，他们的价值和信念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关于人的认识。这些学说告诉人们：人其实就是欲望的载体，满足欲望就是人生惟一的目标，不受道德约束是人的正常状态。这正是80年代之后的社会精神状态。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开放社会，会给予人们相当广泛的私生活自由。这个时候，惟一能够约束人的本能、激情的，就是关于性、婚姻、家庭的道德规范。 任何道德、伦理，没有任何精神生活。因此，置身于这个时代，他们是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者和消费狂，急于炫耀自己的权力和金钱，这包括炫耀性地消费性，就像女性疯狂地消费时尚一样。 意大利各个城市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
因婚姻不淑而出现的“新名词”
一夜情：简称ONS(one night stand)或e夜情。本是外来语，但近几年在内地急速蹿红。据统计，中国人发生一夜情的认识途径，有34.6%是通过网络，其中24.4%是通过聊天室。因为并不是人人都经常上网，通过网络可能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层次接近的人。
“二奶”和“包二奶”：解放前指夫所纳之妾，后被借用来称呼“傍大款”的年轻女性。“二奶”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港台商人来大陆投资而兴起，深圳、东莞、中山、福建沿海等地是二奶最初的发源地。
由此还发展出“二奶村”(二奶集中的地方)、二奶车(二奶经常购置的车型)等特殊用语，并且有了“包”二奶这个专门的动词。“二奶”还有个雅称叫金丝雀——一种以易于人工饲养和繁殖、羽色美丽多变、鸣声婉转动听而著名的笼鸟。
“小蜜”：由“小秘”演变而来。小秘，秘书之谓也；小蜜，则是秘书兼情人。相对于“二奶”的养在深闺，小蜜则是公私兼顾。
有人如此比喻“二奶”“小蜜”和“小姐”的微妙差别：老婆是字画，挂得发了黄也不能换；二奶是年历，每年都得换新鲜；小蜜是月历，三十天的时间足够长了；小姐是日历，过了今天，撕了又是新的开始。
“MBA”：即married but available(已婚却随处风流)该词在白领上流行广泛，是“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的都市白领版。
“红颜”：字典上的解释是“美丽的女子”。自古以来，男人把如解语花般美丽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子称为“红颜知己”。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因而派生出“蓝颜知己”这一称谓。
有人说，“红颜”和“蓝颜”是比爱情少一点、比友谊多一点的“第三类情感”；但也有人刻薄地说，所谓的红颜和蓝颜，都是爱人的次品。
“离婚村”：中国重庆市人和村可能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地方，根据官方数据，离婚率超过了95%。原来，当地政府在“房屋拆迁补助办法”里规定，离婚夫妻可以用优惠的价格多买一套房子。结果村民一窝蜂赶办离婚，甚至九十多岁的老太婆都被孙女婿背到民政部门假结婚又假离婚。 (本刊记者/黄卫)
“他不想错过新的感情”
——王海鸰看“这一代”的婚姻 对婚姻的看法是：婚姻是有责任的，感情不是所向披靡的。我觉得，现在社会的价值观还没有到让人悲哀的程度 我在《中国式离婚》里写过，刘东北说：“最好是政府下一道命令，结婚合同就三年。三年好，再续，三年不好，就终止。”我是借边缘人物说的这话，透露出婚姻制度本身的先天不足。可它又是目前男女关系中相对完美的一种。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选择了，你怎么办？ “最容易受伤害的还是女性” 我觉得婚姻制度中最容易受伤害的还是女性。男女平等是永远做不到的。古今中外对男女价值的衡量标准都是“男才女貌”。男的随着年龄增长，“才”蒸蒸日上，它会转化成另外的形态：财富，地位；而女性的“貌”是每况愈下。就是说，婚姻制度本身包含一个极大的不平等。“心动的感觉很好”
婚姻制度并没有变化。从这个角度说，60后生人婚姻中的问题，和其他代人差不多。有一种误解，觉得这一代人开始离婚率高了，就是对婚姻轻率。我觉得每一次离婚都是断筋切肉的疼痛，不是那么轻率，不负责任的。我相信他们结婚时，至少那一瞬间，会觉得爱情是永远的，当爱情没了的时候，是很失落的。我接触的现在40岁左右的人，离婚时都非常痛苦，原来的房子、车都卖掉，说要消除一种不愉快的回忆。对外面强做笑脸，吆喝着“赶快帮我找啊，我现在正闲着呢，我也想尝尝自由的滋味”，可晚上都不敢回家，挨个找朋友在外面混。
“年轻人羡慕以前纯真的感情”
本质上，各代人的婚姻变化不大，但量变会影响到质的变化——价值观的认同。
一夫一妻制本身存在先天不足，很容易稍有强调(婚姻中的爱情)就矫枉过正。第三者插足成功了，会说“爱情是不分先后的。”似乎只要沾上爱情的边，你就是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就可以在爱情的大旗下巧取豪夺。我并不认为爱情比责任，比亲情，友情更高。至少是平等的。爱情只是诸多情感中的一种而已，怎么说它就更高尚了呢？
我对婚姻的看法，在《大校的女儿》里做了最集中的阐述：婚姻是有责任的，感情不是所向披靡的。有人觉得一段感情“能修成正果就可以”，未见得。有人觉得“没有感情就得离婚”，也未见得。这里面确实有责任的问题。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我觉得他这个论点才是偏颇的。婚姻必须在责任、感情中做一个平衡，不能把爱情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50年代生人)的责任感就强些，以顾及别人、为别人着想为美。现在这被认为是傻。
《大校的女儿》卖了这么久，依然很受欢迎。很多年轻人说感动、震撼，羡慕那个年代，那种纯真的感情。我有种欣慰的感觉。我觉得，现在社会的价值观还没有到让人悲哀的程度，美好的东西还是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
西方家庭的解放与回归之路
50年代以前，婚外性是西方人的禁忌。正统的基督徒是不能离婚的，正如马太福音所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基督教为性所设立的道德标准，就是贞洁。
194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 金赛博士发表了《人类男性性行为》报告，1953年发表了《人类女性性行为》报告，掀开了性解放运动的序幕。
60年代，性解放运动席卷欧美，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性禁欲主义的彻底批判与反动。在性革命的猛烈冲击下，西方传统的性道德分崩离析，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性道德。性成为一种抗议的武器，嬉皮士、造反派们纷纷喊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当时的欧美国家，流行利用小型社交集会进行集体泛性活动，就像李安导演的影片《冰风暴》所表现的那样。
许多欧美青年从家庭里走出来，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现代人群居部落。资料显示，1970年美国有类似群居村共2000个。群居村基本建构模式就是群婚制，性乱交、酗酒、使用麻醉品、失业、流浪、违规超速驾驶、小型盗窃、打架、爵士乐狂热泛滥。
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结合在了一起。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不做妻子，不做母亲”和“砸烂家庭”的极端口号。统计表明，1965年至1975年，欧美离婚率10年增加了三倍。
西方性革命，一方面消除了长期以来性压抑造成的异化心理，达到性解放；另一方面则付出了巨大的伦理代价，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性堕落与道德的沦丧。
80年代，艾滋病蔓延欧美，引起民众心理上的极大恐惧，这就是欧美“群居村”自行瓦解的重要原因。
作为“性革命”发源地和大本营的美国，在30年后，不得不承认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导致大量的社会恶果。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宗教界和一些保守的民间团体，竭力主张“家庭复兴”，认为只有重建纯洁忠贞和严肃负责的两性关系，才是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根本途径。拥护家庭运动由此兴起，标志着社会风气从过度“解放”转向“保守”。
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的出现，曾经是“性革命”的一个明显标志，到了1986年，它的销售量从700万份，下跌至340万份。纽约的“时报广场”附近有一条出名的“色情街”，70年代全盛时期共有20家色情影院，90年代初期只剩下4家。
在欧洲，特别是处于“性革命”前列的北欧国家，其“性革命”的颓势也十分明显。
进入90年代后，美国进入保守时代，民众对于婚姻的态度开始回归传统。
(本刊记者/黄卫)
一个中产家庭
幸福婚姻的非典型化参考
蓝青在美国进修期间，收获更大的是价值观的领悟：家庭并不是纯粹的私人空间，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中心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中产，都喜欢以家庭为中心在外活动
★ 本刊记者/陈晓
蓝青(化名)要求自己每天在10个小时内完成全部工作，平时晚上拒绝应酬，所有工作餐都在中午。星期六星期日则是家庭日，没有应酬，没有工作。每年，她都会对全家的生活做年度安排，实际一点的，是年初的家庭会议，提出该年度关键词：比如2007年度是“理财、安静、整洁”，到了2008年则是“节约、运动”。浪漫一点的，是每年全家的海外旅游，她对全家旅游的定义是“三个人，脱离所有的社会关系，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蓝青生于60年代末，名牌大学博士，现在一所上海知名高校任教。之前，她是一家IT报纸的总编，多年在文化多元的媒介和公关界工作。她的社会标签属于“中产阶级”，而她正努力在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中实践全球化价值观——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活动单位，用心爱护婚姻和家庭。
全球范围内最近一次的婚姻保卫战的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末讲起。美国一些富豪开始赞助在校园内推广的“贞节运动”，年轻的女性如果在一份协议上签字将贞操保持到18岁，就能获得一笔奖金。除了道德和宗教的召唤之外，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开始研究修改与婚姻家庭相关的税制，从制度干预上奖励稳固的婚姻制度。
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启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此前靠制度和封闭维系稳定的中国社会，一脚踏入了美国前20年文化解放的时代。“60年代后出生这一代人正好进入感情选择期。他们算是解放后第一代在感情上开始自由选择的群体。”被称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的编剧王海令鸟说。
从90年代初期，美国有3个州开始试点“忠诚契约”：人们在结婚时可以选择普通的婚书，也可以选择与州政府签署这种特别的契约——将来一旦因为感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不贞者将赔付更多。
培根在《论婚姻》中说：“一种好的风俗，能教化出情感坚贞严肃的男子汉，例如像尤利西斯(Ulysses)那样，他曾抵制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而现实证明，在面对和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相矛盾的婚姻制度时，一种好的风俗，实际起源于一种有效的约束制度。美国自80年代开始的民间活动和制度建设，伴随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形成——从80年代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认为家庭是纯粹的私人空间。”
蓝青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
“1995年，我有机会去美国一家电视台见习联合制片人的工作。但获得签证的时候我怀孕了。我就问给我职位的美国方，怎么办？美国人很简单，一切以孩子为重，所有工作推后。”
第二年，孩子出生后，蓝青才到美国开始工作。“我住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集中的意大利人社区，每到周末，几乎每栋房子都亮起灯，开家庭Party。那种温馨深深感染了我。我发现，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中心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都喜欢以家庭为中心在外活动。”
而在这片土地上，另一个“我们”的世界却显得有些黯淡。蓝青旅美时曾暂住一间洛杉矶的旅馆，邻屋住着一位中国女孩，怀了身孕，签证早就过期了，每天躲在宾馆里吃方便面，为的是熬到孩子出生，孩子便可以拥有美国身份。
这样的单身母亲不是特例，蓝青当时看到在美国的很多中国家庭离异。这是心怀美好生活梦想的中国人，经济自由后，为着个人的自由而颠沛流离，放弃家庭圆满的岁月，“甚至不惜把自己‘黑’掉”。
蓝青的美国之行，在个人事业上的收获比不上价值观的领悟。她放弃了继续进修和工作的机会，回到了中国的家里。“我选择家庭并不代表我放弃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而是我对什么是全球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蓝青看来，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形成或遵循全球皆准的价值观，比如对快乐的共同追求，对幸福的理解趋同，以及对社会责任的一致回归。“不管身处哪片土地，我要过的是‘人’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上。”
这个时候，蓝青也注意到，自90年代末出现了一阵离婚的风潮：“婚姻似乎变成了一种个人资产重组。缺钱的找有钱的；有钱有地位的，把原配换掉，换上个青春貌美的。”国内正在重演美国20年前的“个人自由至上”后的状况。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协议离婚的手续。
王海令鸟认为，婚姻的变化，绝对是跟着经济走的。在中国，虽然公共政策的制定尚未出现转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有一批“中产”开始努力维护自己的婚姻。比如蓝青正实践着自己“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丈夫出差，她和孩子也经常伴随。和朋友吃饭，双方都是全家出席。她还引入“商业管理”的模式进行家务统筹，设定家庭纪律和行为底线，“家庭也是一个小组织，没有纪律，队伍也不好带哦。”
在这个仍羞于表达真情的社会，蓝青在家庭内直接引入高语境的交流模式，倡导对伴侣表达超越身体本能以外的爱意。她喜欢问朋友：你每天对他(她)说几次“我爱你”？朋友有时会笑她。但她一脸真诚。
蓝青说，自己身边已经有了一批她称为比较健康的家庭：夫妻双方都受过良好教育，有过跨文化生活经历，经历过人生或职场的风雨，有比较成功的事业。大家的活动都喜欢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这些修复家庭和婚姻平衡的努力，至少让人们知道，当中国社会正处在“感情至上”的自由选择，并由此带来婚姻大面积的不稳定和焦虑时，“还有这样一个维护婚姻、重视家庭、重视社会责任的社会层面存在。”蓝青说。而美国历史的启示在于，推动风俗向好的制度建设，通常是在大面积的个体行动之后。
任何一代人的婚姻，都不免堆积出无穷的琐碎、厌烦、乏味……当美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经历了60年代自由到放荡的爱情生活的冲击后，1999年的电影《我们的故事》为为何要回归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电影中老牌美女米歇尔 菲佛与银幕硬汉布鲁斯 威利斯扮演一位罗嗦抱怨的妻子和一位中年秃顶的丈夫，共同站在即将分裂的婚姻边缘。但最后，这位执意要结束15年婚姻的绝望主妇福至心灵，她对他说：“每个人都会有难以忍受的怪癖，我宁愿忍受你的。”
对每一个以感情开始的婚姻，这或许都是一个值得坚守的理由。 ★
http://news.QQ.com 2008年01月18日10:41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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