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社会自由迫在眉睫”

  本报讯 （记者 彭美 实习生 吴少娥）“今天的中国迫在眉睫的是扩大社会自由，而社会自由扩大并不是对历史作出贡献，也并不是历史创新，无非是回归了历史本来的传统！”昨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鹏做客岭南大讲坛 公众论坛时如是说。

  今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每天滞留10万-20万人。杨鹏说，在对这些滞留人口的救助过程中，除了政府及政府组织下的义工，我们没有看到其他公共组织的参与。而在美国，一旦发生灾害就会有无数公共组织、义工迅速到场。甚至“在政府到来之前，它们的救济系统就开始行动了”。

  “其实，在整个中国社会公共组织的结构中，都缺一块非政府的公共组织。”杨鹏说，这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系，在现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领域自由了，但社会自由度相当不够，导致民间社会组织很不活跃。

  杨鹏分析说，从秦朝到清末的2000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经济上是官商垄断下部分行业自主经济，社会上是在官府监视下，有宗祠、宗教、行会等自主组织，政治上则是高度垄断。因此传统社会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社会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

  进入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中国变成政治挂帅，传统的经济与社会自由基本消失。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私有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才得到承认，“邓小平的改革无非是把中国传统社会给予的一些权利重新恢复过来，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迅速回到官商垄断部分行业下的自主经济，但传统的社会自由没有得到回归。”杨鹏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鹏呼吁，要把社会治理好，首先要给予相当程度的社会自由，把社会公益活动和组织非政治化。“今天的中国迫在眉睫的是扩大社会自由，而社会自由扩大并不是对历史作出贡献，也并不是历史创新，无非是回归了历史本来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