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两会有很重的以民生政策为核心的色彩。民生政策就是基于经济进步而追求社会发展，尤其是把经济发展中的部分收益以政策手段让之于部分难于直接受益的弱势民众群体。因此，将单一重视经济建设的路线调整为经济建设与民生发展兼重的政策是有必要的。同时政府着力建设的社会保障网络与诸多公共事业的发展也切中了民众期待的要害点。在目前与未来的几年，以医疗保障、养老、教育、失业救济为核心的民生政策应该继续得到强调并在实施方面更加精细化。
但是公共政策的发展是多方利益妥协周全的结果，民生政策尤然，要切实地认识到，中国的民生政策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初有成效的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的，这些政策应该而且必须有以下考虑：其一有利于鼓励高新技术与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促使产业与经济向高端发展，这就需要在工商政策与人才发展政策方面有利于培养、吸收与保留高品质的人才；其二有利于大量城镇一般素质职工与农村转移向城市的初级劳动力就业，而这就有必要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业（我们还在争取做世界工厂，我们心目中想做的世界科技实验室或者世界办公室还只是一个理想，可以作为我们政策规划的目标，但不能作为现实规范的基础）；其三是把过去大量投入于经济与产业建设的财政资源以合理的方式投入于民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以此来考虑，那么我们的民生政策（包括产业鼓励、税收、金融支持、就业管理）应该充分考虑这种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切实保护劳动者基本劳动权利与拓展就业渠道之间取得平衡。
民粹思想相对注重处在占社会群体较大多数的民众一边，谋求比较强有力的甚至是彻底的利益偏护。我们在某些网站上也经常从部分网民群体中看到这种情绪。有民粹情绪是正常的。这种主张也有相当的表面合理性，但是如果这种思想转变为公共政策主张或者立法动机本身往往会在根本上伤及民众的中长期利益。目前民粹思想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劳动法与劳动保障规范上，这种主张体现为相关立法与行政规范处在较为激进的立场上，使劳资关系中的资方处在相对窘迫的法律处境下，并因此而不得不要么留市而承受更大的运营成本，要么离市而追求在其他投资地相对较小的运营成本。这一立法模式通过表面的激进性在表面上有效地体现了政府对于劳工的关怀，但在深层中由于立法缺乏资方的参与，导致投资者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简单地说，现有的民粹思想在逐步进入立法框架的时候，把社会矛盾引向投资者与立法者与执法者的矛盾，导致了投资环境在某些方面的不稳定性。有人说，这没有关系，这最多会导致部分产业的外流（这在加工类企业方面会表现得很明显）与新投资的裹足不前，即使就是低端产业规模外流，中国依然在转移与增加的城镇低端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呢？其实，比CPI更可怕的是由于民粹思想导致的政策变化推动的投资兴趣退化，并进一步形成失业率的上升（我认为这个效应可能在未来一年左右就会出现），到那个时候无业者的社会保障成本还要进一步由取自现有企业的税收与财政收入来负担，将会形成一种不敢乐观的恶性循环。
曾经有过政府财政部门的负责人说过，我们现在的财政收入很好，钱有的是，就是要找花的地方。说实话，公共财政并不就是收的越多越好。养富于民，于微观企业，经济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有其某种自然的周转合理性，而均收之于财政，在公共项目廉政机制效能还有限的情况下，以利民的口号收上来以为民的口号放下去，一上一下一收一放之间公共项目资源的中间流失就是惊人的。我们要发展高端产业，但对于高端产业使用的高端人才按其高薪资收取劳动统筹金而并不能保证得到更高的保障收益；我们依然会大量存在着高到大学生研究生低到下岗工人的就业机会问题，而劳动合同又严苛到了试工成本都会很高的程度；我们对外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还在初级阶段，但是我们的立法却可以说是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历经多年斗争的成熟的立法文本的提炼与升级版。也许我用民粹思想的说法还是把问题简单化了，问题的本质也许还在于立法模式、政策制定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关键利益团体的公开协商、公共辩论与全面考量，是一场高级但比较单一的学术与行政思考，还是一项慎重的公共施政。我以前就说过，没有公众深度辩论与利益群体充分协商的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不见得是好政策，而经历了公众深度辩论与利益群体充分协商的保守主义甚至传统立法也不见得是坏政策。民生政策不能取决于民粹思想或者对民粹情绪的借用，而应该站在从长计议的角度为民众周全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