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吴稼祥的一篇题为“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的长篇文章，内容是与一位海外学者、号称民间意见领袖的薛涌先生叫板。在文章的结语中，吴稼祥认为薛涌倡导的“反智主义”在中国，“导致裸体的暴政和四人帮统治时期的暴乱，比导致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可能性更大”。
这篇文章让我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法国的时候，观察到一个颇令我意外的现象：每当谈到中国的文革，我们这些或多或少深受其害的中国留学生无不“全面否定”，而法国的教授和同学们]则在话里话外对文革式的“理想主义”流露出赞许憧憬之意。用句法国人熟知、中国人淡忘的政治符号，我们留学生的立场偏“右”，而那些法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偏“左”。
有趣的是，在随后的这些年里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物身上反复观察到了同样的“反常识”现象，即一些海外背景的学者偏“左”，一些内地背景的学者偏“右”。这种倾向似乎在那些由海外回到内地工作的学者和由内地出国在海外侨居的学者升上表现的更为明显一些。
比如当下在大陆人气颇高的郎咸平教授，对于汇率改革有个高论：“什么叫汇率,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汇率”，并据此反对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对美、日屈服。据他自己说“我本人是台湾出身的,在美国受教育,我在沃顿商学院念的金融学博士,然后留在美国大学教书,我教过的学校包括密西西根大学、沃顿商学院、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等,我没有理由主张固定汇率,我没有理由主张外汇管制,好像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讲的话。在国内可能觉得我这人过于左倾。”（2005年10月1日在澳大利亚的讲演）
再比如另一个台湾的大师李敖。李敖虽然从来没有出过国，但是在1949年离开大陆，所以对大陆和社会主义中国也没有感性认识。李敖曾经这样说过：“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亲手发动了文革”。这样的话在大陆可能根本听不到，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可能还有，但是因为“文革”喊万岁的人就难找了。倒不是言论自由的限制，而是很少有人向李敖这样发自内心的这样讲。李敖认为“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也只毛泽东那样深遂的思想才发现，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
李敖的理论在北京作家王朔眼里不过是 “三角猫功夫”，“也好意思称大师”。文革中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王朔对自由世界的美国心驰神往：“我告诉你，美国是什么地儿，是全世界被侮辱被压迫逃出去的人建立的一个美丽的国家”；“你们丫对我客气点儿，挤兑我，我他妈我当美国人去”（王朔《锵锵三人行》）。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这几位学者精英们的论点本身，而是对他们“左”、“右”的价值取向感兴趣。在资本主义社会成长的学者，却不完全认同市场经济的工具和西方民主政治的形式。相比之下，许多在社会主义社会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往往有“右”的倾向，热衷于在各方面与国际接轨甚至主张“全盘西化”。
也许我的观察有限，这种海外偏“左”、内地偏“右”的现象也不一定是一个普遍规律，只是做一个疑问提出。但是就是这几个个案也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在我看来，原因可能非常非常的简单：海外背景的人对于“自由经济”、“民主政治”的极“右”资本主义腐朽实质有较深的认识，不会盲目迷信，故而憧憬理想化的“左”倾；而在大陆长大的人对文革式“左”的危害有切身的体验，痛定思痛，故而容易“右”倾。往往后者认为前者不了解国情，而前者认为后者不真懂西方。
郎咸平在回答《人物周刊》记者“您一直在资本主义世界受教育、赚薪水，为什么思想会这么“左”？”的问题时回答说：不是我“左”，是内地很多经济学者太“右”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深刻，一谈改革就是“引进外资”“民营化”等等的表面现象。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他们的观念要改变，不能一味地看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而要深刻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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