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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初期，日本的社会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体系。一是广大的农村。农民作为国民的一员，在从事农业经济活动时，主要受到农村基层政权的管理和监督，地方政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日本国家的代表。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一个体系则是城市地区的企业。它们一方面受到政府的管理，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非政府的经济主体，管理着在本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政府代理人的作用。

然而就是在这种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中，诸如“农协”等类组织的作用也已经超过了警察局和税务局，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诸如“农协”一类的机构都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实质上和企业完全一样。农民都被编入各类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之中。这类经济组织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形式，而这类企业则成为当代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中枢，起到管理和组织农民的社会作用。

由于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小家庭化”的社会趋势，大家庭逐渐减少，由一对夫妇和一至两个孩子组成的小家庭成为家庭的主要形态。这样，原来在日本社会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家”的社会功能大大减退，家庭虽然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但是在经济活动方面已经不再发挥作用，经济活动和制约人们生活的中心主要是这些薪金阶层供职的企业。从国民的心理上来说，他们将自己对于企业的关系看作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直接归属于各个不同的企业，而通过企业这个中介物，才和国家与社会连接在一起。在这样的心理结构中，企业构成国民个体与国家和社会的中介物。这可以说是企业在日本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

日本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企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意向，并且按照政府的意图开展经济活动，实施职工管理。在日本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除了犯罪和税务等特殊领域对于国民实行直接干预以外，在影响国民日常生活和经济地位等更多的领域，国家对于个体国民的管理和干预，大都很少采取直接控制的形式，往往是通过企业这一经济实体间接地实施干预，企业起着替代国家和缓冲国家控制的作用，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构成国家和个体国民之间的中介体。

大企业在日本经济运行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更可以说明这一点。单就经济发展本身来看，这些企业的经济活动在日本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的产品在日本市场上拥有很高的占有率，举足轻重，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大企业还支撑和制约着数早众多的中小企业，构成大量中小企业系列集团的核心。 即使是中小企业，虽然他们在规模上与大企业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也同样发挥着这种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各个地方区域，中小企业发挥的这种社会功能就更其重要和明显。

公文俊平在1979年与其他学者共同开展的研究课题《日本家庭社会——一种文明》中提出，日本社会在历史传统上存在着“家族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是位于文明边缘上的农耕文明形成的一种社会类型和社会运行机制。在这种社会结构当中，“家族型”组织原则指导下的日本社会孕育着一种灵活的适应能力，现代的企业构成了社会中的一种“中间类型集团”，可以在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日本的企业集团由两种水平构成，一种是我们通常认识的企业集团，在日本是财阀型或金融型集团，在日本有著名的三井、三菱、住友、芙蓉、第一劝业银行、三和六大企业集团，在这些集团内部，成员企业除了有股票上的相互持股及交易关系外，各成员之间是对等的平级关系，而没有所谓母公司的成员的存在。它们的核心企业或是银行、商社，或是大规模制造企业。另一种类型的企业集团是由母公司和子公司、关联公司或下包公司组成的具有等级区别的垂直关系的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是以母公司为顶点的股票持有关系和人员派遣以及交易关系。一般来说，这类集团的母公司是制造业时，集团成员则大部分是生产零件或有关产品的企业，这些企业群通过母公司的零件购买部及公司有关部门进行统一管理。雅马哈发动机公司与其众多的关联会社就是这样的集团关系。

从企业集团类型可分为这两类，但又不是泾渭分明，雅马哈发动机是股份公司，雅马哈乐器公司占有它31％股份，丰田公司占有5％股份，住友银行占有1-2％股份，其余股份在员工和中小型企业手里。企业的需求与企业外的供应保障如同一个机器中的两个不同部分，通过一定的运行机制，就能互相配合好。同企业内部一样可以一样保证时间，保证质量。这是个相互衔接的产业链需要周密的计划和诚信来维系的。

大中小企业都在各自领域追求自己的专业化和精益化。大企业以中小企业为基础，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依靠大企业为市场，都可以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上做得更好。日本大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1%，其它99％都是中小企业，各企业之间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大企业都是依靠中小企业支撑起来的。铃木宪治-这位学经济出身的工区长说：“日本整个社会就是个大企业，各行业之间就是事业部，各企业都是工场，社会生产分工细致，互相配合，互相依靠，经济发展全靠企业之间的计划性体现，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是个大企业，各行业的分工愈细，缝隙产业就越多，而且这种产业的发展越是专业化，产品才能够更好地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只要不断促进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社会化生产和服务也才会日益完善。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能够短时间走上高度发达的道路，靠的是加工业的发达和围绕加工业不断完善的各个补充产业和缝隙产业的发展，“术业有专攻”是日本企业的突出特色。

日本产业组织纵横交错复杂的网络体系，使各企业之间产生了共同体性质，能够内中生产、购买的，优先考虑集团内部交易，或者委托给纵向系列的分公司和关联企业，因此，分工化的发展也是保持日本企业活力的因素。这种不同企业之间的依赖关系和发展结果使专业化企业越来越多，精细化生产程度越来越高，当然，为了竞争和生存，社会化服务也会越来越好。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建立生产经营中各环节的有机组织，各个环节在其发展计划内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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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无疑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这种交易效率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即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制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构建、信息传递和协调机制。而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又源于它们的文化信念（cultural belief）。前者是一种集体主义型社会，每个个人的社会与经济交往主要限于特定宗教、种族、家族；契约的实施主要依靠“非正式的”经济和社会机构；集体主义社会中的成员会感觉卷入到所属集团的其他成员生活之中。

 商人的业务量越大，交易频率越高，其信誉也就越高。信誉是保证契约实施的最重要机制之一。令人遗憾的是，自亚当 斯密以来，信誉在主流经济学中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也许是信誉概念的人文色彩难以和经济学的机械论（或决定论）融合的缘故。伴随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信誉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就总体而言，迄今为止信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还极为有限。

高信誉社会与低信誉社会相比，企业的行为和市场机制的运行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一个高信誉社会里，许多在低信誉社会中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难题会被自然的克服或缓解。在这种意义上，信誉一旦建立起来，对一个社会来说就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资本。“信誉是社会系统赖以运行的主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效，它省去了许多麻烦，使人们可以对他人的话给予一定的信赖。信誉及类似的价值观，忠诚、讲真话等等都是商品，它们具有真正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从而使人们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任何人都重视的东西”

 在日本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地受制于隐含契约的约束，信誉和信任是界定人们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而在类似美国这样的社会中，明确契约被置于社会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法制和规则制约着人们的绝大多数社会经济活动。在这两种信誉水平不同的社会中，自然会有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运行机制。起源于不完全信息、外部性、搭便车效应、败德行为的市场缺陷现象在美国被认为是难以克服的，而在日本经济中则被大大地缓解。

近年来日本出现的泡沫经济、巨额银行呆账、经济衰退无疑是和其微观经济模式密切相关的；并且, 面对年轻一代价值观念的变化、金融自由化和持续的经济衰退，日本传统的微观经济模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日本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本身并不能否认其微观经济模式存在的合理性； 更不能否认它在199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承认制度的选择存在多重均衡的话，那么以信誉为基础的制度选择只是多重均衡的一种形式。

无论是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主体银行制，还是相互持股、企业集团组织都可以纳入到多重均衡分析框架之中。由于多重均衡的存在，战后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日本经济体制作为一种信誉均衡的确发挥了它独有的作用；但是信誉是一种动态现象，信誉均衡需要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的支持，一旦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信誉均衡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丧失。

上田信在评述1982年日本明清史研究时指出：当时在批判基于阶级斗争、发展阶段方法的同时，提出了进行结构把握的方法。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的一些研究者，也正是用把握结构的方法进行探讨的。滨岛敦俊对江南三角洲地区进行了研究，他在《关于明代中期的〈江南商人〉》指出：明代中期，江南三角洲低湿地带的开发完成（分圩的过程），于是投资土地、农业经营不一定带来利益的经营地主层，便利用农闲期从事商业活动，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开始发展。

上田信，他探讨的地区是浙江省，在《中国的地域社会和宗族》，对诸暨县宗族(Lineage)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了历时性的考察。田仲一成也就浙江宗族发表论文，他在《清代浙东宗族组织宗祠演剧的功能》指出，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一度四分五裂的宗族，已向“同族合同”——辈份行字同一的方向变动。铃木博之对徽州宗族进行了研究，他在《明代徽州府的族产和户名》，以墓田为主要对象，探讨了明末清初以降总户的形成过程及其机能。臼井佐知子对清后期徽州宗族与商人、商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徽州商人及其网络》、《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两文。后文指出，基于共通祖先和祖地认识的汪氏网络组织，由宗祠的建立、族谱的编纂而构筑和维持；前文则探讨了基于同族关系的商人在近代向客商地定居及与清政府对立的变化。

 明清时代中国南方市镇兴盛，构成特有的地域社会。川胜守对长江三角洲镇市进行研究，川胜守《明末长江三角洲社会和荒政》，以商品作物的增加等农业特征、都市化的社会改观、长江中下游流域米谷流通为中心，研讨了明末长江三角洲的荒政。林和生探讨了太湖平原乌青镇，他在《中国近世地方城市的发达——太湖平原与乌青镇的场合》中，通过宋、明、清乌青镇的事例，考察了作为商业流通接合点的镇市的兴起。森正夫等对江南三角洲市镇进行了实地调查，编有《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一书，把江南三角洲的市镇作为适合地域社会论素材的调查对象，探索历史学和地理学共同研究的方法。

 区域信仰方面。铃木智夫《关于明清时代农民的杭州进香》认为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之所以连续不断地前去参拜观音菩萨，是因为与乡里进香集团的组织、交易及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的。中谷刚《明清时代福州社会的民间信仰》一文，通过具有对传染病拨除意义的原生信仰形态，揭示了民众存在的“无视现实国家权威”的意识，及其与“知识分子 官僚”意识的对立。

 综上所述，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特别像山田贤和上田信分别对四川及浙江山区新开地的研究、岸本美绪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研究引人注目。前者探讨了随着开拓的进展，在新土地上，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而后者则着眼于危机的时代、王朝交替的时代，秩序是怎样崩溃、又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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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适时组建以实业投资为基础、以金融资本为纽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综合性民营财团，通过广泛集聚和调动中国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使之既能够积极参与和支持国家的重点建设，又能够大力参与企业改组中的并购和转股改制，并能够以区域或泛区域旗帜性的极核效应，带领一大批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财团是一种以金融资本为纽带，集金融、实业、贸易“三位”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必然产物和基本标志。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财团是市场经济第二只“看得见的手”，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

 在温州一地几乎囊括了“整合”潮流的所有表现形态，所以说，新的“温州模式”正在改头换面。温州人敢于创新的性格在这样一种潮流中再次展现出了其非凡的特性。中瑞的出现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而在此之前，业内人士在思考产业发展的时候，思路仍然局限在如何做强做大主业，在行业中如何确保领跑的地位，却忽视了产业本身的局限。

国外对财团的定义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被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经济形态。现在来看，中瑞是九个股东，中驰是七大股东，这些股东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金融寡头，而且都局限于产业。因此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团，至少现在还不是，因为它们不从事银行业，也没有证券公司，更重要的是它们只从事产业实体的经营。

企业的融资渠道现在就三个：银行、股市，还有民间的地下金融市场，即民间私募。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要实现多元化，必须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机融合。成立财团可以搭建一个平台，以这个平台为依托来实现双向飞跃，一个是产业资本的多元化扩张，另外一个就是渗透到金融业。 另外，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也需要一个内部融资平台，企业股东的资金闲置的时候，就可以合起来使用，实际上就是成立了一个资本的合作社。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资金实力比较强的大企业之间的联合。国外一个经济学家做过统计，世界上前500家的大企业，没有一家不是通过资本联合或是企业购并发展的，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历程。

 中瑞财团实际上还是一个产业资本的联合，虽然产业联合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走入金融业，但走向金融业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事实上，任何行业都有风险，主要是能不能规避风险。风险有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可以分散掉，系统风险可以通过对冲分散掉。而风险的产生来自两方面：一是没有考虑到风险；二是监管不力。所以中瑞、中驰如果有风险的话，可能是多元化带来的风险，或者是监管的漏洞太多。

与北方儒家文化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相比，“中庸”不鼓励竞争情况所不同的是，温州人受1600多年前永嘉学派影响更深、更大。永嘉学派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农资流通的客观存在，因而，温州人更早地有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温州人吃苦耐劳，勇于创新，勇于创业，这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敢闯世界，活动范围大，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独立性强、竞争意识强，人人争当老板，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正是这种思想、精神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市场观和价值观，正是这种思想、精神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换句话说，“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文化传统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外地人对温州人的描述，最典型一句话，就是“温州人头发空心”，意思是务实、精明、工于算计。一般人都以为，这种描述对温州人是一种世俗化的蔑视，且含有明显的贬义。如果对其中的道德评判略而不计，这是对温州人的最恰当也最精确的评语。

永嘉学派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具实践意义、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拚搏精神的，便是薛季宣、陈傅良等所倡导的“事功学说”：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格物致知（存在决定意识），提倡义利一致。其后叶适更进一步提出“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换成通俗说法，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小农经济时代，温州人首先找到了农商之间等值交换的一种行为准则。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头发就应该是空心的。

 永嘉学派的务实理念，温州人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温州人群体的性格特征，除了最大限度压缩成本（头发空心）之外，还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由乡音所形成的凝聚力——团队精神。 在异国他乡，乡音便是最强大的凝聚力。温州人不惯于独自打天下，却善于发挥团队精神。国内其他省区以及国外许多地方都有温州村和温州商会，包括一些以“同乡会”为名义的民间组织，往往便是温州人的协作区域。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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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韩、日经济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企业集团这种产业组织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一批企业集团的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转型的需要造成的。事实说明，企业要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不断进行结构调整，使其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事实表明，过去韩、日实现重化工业化过程中，企业集团特别是跨国集团是主要牵动力量，近期韩、日经济的复苏，以及实施向新经济时代转型，企业集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认为，工业化时代需要企业集团，新经济时代更需要企业集团。

过去的50年，日本经济能够实现赶超战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韩国也在20多年间创造了经济奇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富有竞争活力的企业为基础与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良性互动。由于政府积极介入经济，人们将日本经济称为“政府引导型”，将韩国经济称为“政府主导型”。

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基础在于具有活力的企业。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如果缺乏活力，缺乏独立的市场行为能力，政府政策将失去应有效用，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将失去基础。二是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要尊重市场规律。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宏观政策的调控，重在创造环境，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事务。

20多年来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政府的改革，就国企改国企是没有前途的；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改“政府的企业”为“企业的政府”。我国与韩、日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企业是纳税人，是政府的衣食父母,我国基本上还不是这样。政府依然是父母官,也依然爱直接管企业。这种官商倒置的状况不改变，真正的官商良性互动机制就难以建立。

此前，多数以国有独资为母公司的大企业集团，采用分立重组的办法，组建了一批上市公司。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上市公司的控股国有母公司将如何演进。按韩、日企业集团的历史经验，独资企业（业主企业）发展成为股份公司的过程，业主也是逐步地由唯一股东——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的转换过程。我国国有独资母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也必然要经历从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有的属于国有经济需要退出的行业，甚至可以成为参股股东，直至完全退出。

一些企业集团已经在思考这一问题，并提出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母公司融入上市公司，成为一体化经营的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则由另一家国家控股公司持有；二是上市公司“子承父业”，成为集团的母公司，国有独资公司逐步淡出，从混合控股转向纯控股；从纯控股公司向第一大股东方向转化。当然可以探索的途径不只是这两条，但产权多元化的方向，则是我国企业集团做强做大的历史选择。

国企再造，首先就是要再造国有资产的代表人与其所辖资产的法权关系。只有这一问题解决或基本解决了，现代企业制度才有意义，政府才会不直接干预国企。要让政府不直接干预国企，要让国企真正脱困，根本出路在于，组建一群责权利一致的、并且责权利落实到具体人的、全权代表政府负责国有资产增值的团体，而且还必须建立起对这类团体的有效监督。这样的团体，不是公司，应称为“国有资产财团”。国有资产财团不是政府机构，没有行政级别。国有资产财团全权负责所辖资产的增值。

 国有资产财团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隔离墙。政府不再越过国有资产财团对国有企业实施任何直接管理。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仅仅表现在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上。在国有资产财团内部，对每一个国有资产的代表人实行“责权利一致”前提下的责任制。

国有资产财团直接管理国企，会比政府直接管理国企更为有效。（1）从“动力”角度看，前者强、后者弱。因为国资财团中的每个人员与其所辖资产之间，有着直接的利益，而政府官员没有。（2）从“责任”角度看，国资财团责任到人（每个人对划给他管辖的那块国有资产全权负责），而政府官员则无此明确的责任。（3）从“长期行为”角度看，国资财团有长期行为，国资财团中的人员可以把“运作所辖国有资产”作为终身事业，而政府官员是任期制，很难有长期行为。（4）从“管理跨度”角度看，国资财团中的人员只负责相应资产及资产所在的企业，可以把管理跨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政府要管理辖区内的所有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显然跨度太大，不符合管理学原理。（5）从“专业性”角度看，国资财团中的人员，可以从全社会筛选针对国有资产所在行业的、有能力运作资产的战略投资家，而政府官员（由于政府职能的多样性）却难以做到这一点。（6）从“风险决策”角度看，国资财团（由于责任到人）会恰当冒风险，投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以求取得长远的优势，而政府官员则会“两极化”，在集体担责任（个人责任虚化）时，则敢冒巨大风险，做出莫名其妙的决策，在责任到个人时，则宁愿放弃机会，而不让风险落到自己头上。（7）从“监督”角度看，国资财团能够近程监督企业的高层经理，而政府却只能远距离监督。这一差异十分重要，因为监督人与被监督人之间总是信息不对称的，监督距离越远，监督就越困难，成本就越高。这也是政府直接监督国企，总是挡不住“穷庙富方丈”现象的蔓延、遏止不住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国资财团运行的同时，政府完全可以放心地放弃直接干预国企权力，把它们还给国资财团。从而，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职能从此撤消，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也同时撤消。这样，国企脱困，就有了根本性的机制保证。此后，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才会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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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集团的特点，即金融能力较差。战后大都市银行成为企业集团的核心。三菱、住友、富士、第一劝业银行、三和银行都分别成为各企业集团的核心银行，并分别列于日本银行的前五位。而作为三井集团的核心银行仅排在第八位，排名的落后以及资金融通能力的欠缺成为战后三井集团没落的重要原因。衡量企业集团的金融能力，不仅要考虑核心的都市银行，还要考虑到信托银行、生命保险公司、损害保险会社一系列的同一系统的金融机构。但是三井集团的三井信托银行、三井海上火灾、三井生命并没有很强的资金能力。

从产业构造方面来看，三井集团的另一大特点是重工业环节薄弱。三井集团虽然拥有三井造船公司，但在实力上仍然不能与拥有三菱重工这样综合性的重工业公司的三菱集团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住友集团在综合重工业方面虽然只有住友重机械一家公司，但是在金属工业方面却拥有实力强大的钢铁制造厂。另外，在化学工业方面，拥有三井东压、三井石油化学的三井可以说并不逊色于三菱、住友，但是在其它的重工业领域，它的劣势还是一不容争辩的。

 三井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从经营和服店到兼营外汇兑换所，商业资本不断膨大。其后，不断收购以三池炭矿为主的新街纺织所、富冈制线场等政府产业的同时，进一步控制钟纺、芝浦制作所、王子制纸等公司的经营权，推进工业化步骤。由于三井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财伐，当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众矢之的。在池田成彬的积极推动下，三井财伐事实了最为彻底的转向政策。战后的三井致力于企业的再次集中，以及集团力量的壮大。其中第一物产与三井物产的合并对于三井集团的复兴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第一银行同三井银行双方实力相当，并且分别拥有数量庞大的融资企业。因此，合并后的两家银行一直处在争夺主导权的激烈竞争之中。这次合并因为存在于完全没有合并必要性的银行之间，因此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失败。战后，两家银行再次分离，但其结果是造成双方的资金能力的下降。如果简单地说明三井集团衰败的原因，那就是三井集团的过分强大，过分强大的负面作用造成了三井集团今天的局面。

 三和集团是以三和银行为主，由三和银行贷款下的企业群组成。三和银行是在1933年，由以大阪为根据地的鸿池、山口、三十四，三家银行合并组成。在六大企业集团的核心银行中，历史较短，贸易对象主要是以纤维为主的轻工业方面。但是，由于日本战时经济色彩浓厚，所以随着重化学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在纤维方面投资最大的三和银行地位开始下落。二战后，在财伐散体之际，三和银行以及三和银行系的企业都没有受到其他集团那样的影响。并且，随着纤维产业的复兴，三和银行再次复活。

 通常所说三和集团是指"三水会"的44家公司成员。作为经理会，三水会是三和集团最重要的组织，而三水会的核心当然是三和银行，并且还包括其下被称为三和集团三大支柱的日立造船、宇部兴产、帝人公司。此外，三水会的成员当中还存在着不能完全被视为三和系企业集团成员的不可靠的集团。但是日本生命的保险公司的股份、贷款不见得转向了三和集团企业，它是独立的生命保险公司。因此，相当多的"三水会"不一定能说是三和系企业集团的成员，这是三和集团的特点。它反映出作为企业集团的松散，但这不意味着三和集团没有形成一个企业集中。导致这种状况是它的历史短浅，以及人为因素等原因。

 与其说三和集团的核心是三和银行，不如说其核心只有三和银行，所以它的特点是核心的商社、重工业企业力量薄弱，最大的问题是除了三和集团以外，它没有大型的金融机构。虽然三和银行位居于日本银行的前列，但辅助的金融机构的力量却很薄弱，这对三和银行和集团来说都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从它的性质来看，野村证券公司和日本生命一样是独立色彩浓厚的企业，不能说是三和集团的一员。但是无论怎么说，三和集团与日本最大的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以及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公司亲密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威力。再次，三和集团的另一大缺陷是核心综合商社的力量薄弱，一般认为日商岩井是该集团的核心商。一直以来，三和银行一直到致力于日商岩井与日棉实业的合并，想设立本集团的核心商社，最终仍是以失败告终。

三和集团至今面临过三次危机，每次都采取新的策略。虽然是战胜了危机，可是每一次都是彻底的重化学工业化路线的产物。现在真正走重化学工业化路线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针对于此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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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集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三菱集团才开始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根据明治政府的增产兴业政策，三菱集团收购了政府管辖的碳业、造船业，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范围。弥太郎过逝后，弥之助、久弥接手三菱集团，更进一步地扩大了经营范围，实现了由政治商人向财伐的转化。从1917年至1921年三菱合资公司直接经营的产业逐渐分离进一步确立了财伐垄断体制。此后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假借财伐转向的名义，更加推进了重工业化、军事化的进展，缩小同当时最大的财伐（三井财伐）的差距。

 三菱集团从相关的产业逐渐入手，实现了连续的发展。从海洋运输业到进行海洋运输业不可缺少的燃料--碳业的发展以及造船业的发展，此后转形为三菱重工业，与此同时也开始着手于重化学工业领域。以1950年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的大企业在战争的破坏与战后的混乱当中重整旗鼓，分别进行合并。此外，因为是持股的各个公司参与合并，所以可以说在形式上是横向结合，并且虽然公司的名称由财伐改变成为企业集团，但实际上三菱集团这个实体并没有发生变化。

昭和三十年，日本产业的重化学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三菱集团的成员得益于重化学工业的基础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耐久消费品产业方面并没有什么起色。昭和四十年，一方面石油资源开发以及都市开发等大型项目工程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既存领域的系统化成为了流行趋势，拥有强大综合能力的三菱集团动员强化其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资本，领导日本经济。

 1．领先于重化学工业领域，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着被称为日本最大的综合重工业公司的三菱重工业。三菱重工业在造船、机械、飞机等领域广泛地涉及重工业产业。 2．拥有强大的资金融通能力。三菱银行、三菱信托银行、明治生命、东方海上火灾等的三菱金融机构的综合资金融通能力是出类拔萃的，当然在战后长期稳定的贷款经营下资金融通能力的强大对三菱集中各企业成员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正如社会中经常所说的那样（组织的三菱）是强大的，相对于（人的三井），（组织的三菱）有各种各样的意思。 但是主要的意思在于三菱集团并不是个人演技的表演，此外（组织的三菱）也不单纯指经营的领导层，而是日本式的经营的特点要渗透到每个员工的工作中。

二战后，三菱集团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跃成为日本企业集团之首，但是过度地强大也造成了内部的矛盾。战后三菱集团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产业构造上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但是在石油危机之后，重化学工业的发展陷入困境，三菱集团也陷入了举步维坚的状态。如果不提出最终产业改造的战略，重组可以说是毫无意义，重化学工业发展的碰壁以及无法突破的局限正是三菱集团苦恼的根源所在。

 住友集团的家法是不追求浮利，并且不追求浮利（即不发展商业资本），这种做法也贯穿于战前住友集团的历史之中。因此，一直以来住友集团没有象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这样的商社。战后，住友集团逐渐意识到商业资本的重要性，于是以住友工地工务这一公司为团体，设立了住友商事。住友财伐的第二大历史性特点是彻底的"资方代理人经营"体制，住友家族的人从不干预公司业务。住友财伐的另一大历史特点是住友财伐把关西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极其注重实际利益，在社会事业、文化活动方面不投入多余的资金。

此外，战后的住友集团虽然由于战争的影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昭和三十年，借着产业构造重化学工业化的机会，住友集团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以住友金属工业、住友化学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的原材料产业部门更是空前强大。

住友集团的核心是住友银行、住友金属工业、住友化学三家企业。这三家企业被称为住友三大家。其中，住友银行的地位最高。住友银行无论是在资金容量上，还是在收益上，都位居都市银行的前列。同系统的金融机构，住友信托银行、住友生命的资金能力也很强大。但是，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实力过于强大也造成了住友集团的金融与产业的力量的失衡，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战后，社会上对住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