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难改 随着全国“两会”的临近，医改总体方案的最终定局已经处在倒计时的阶段。
然而，这个举十一家中央部委之力，耗时15个月之久的方案，却未必是上上之选。
如果在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交的医改总体方案草案仍无变化，人们将会从字里行间看到行政权力不断拓展的痕迹，亦会从生活中看到民营资本在公权力压迫之下步步后退的现实。
在央企垄断的背后，是资本的再国有化。而在资本再国有化之后，则是行政权力的再国有化。本轮医改，正在坚持医院公益属性、坚持政府主导的大旗之下，逆流而上。
医改：只改下游？
——专访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朝晖
当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为了避免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同样采取了回避中间环节、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办法，结果是什么呢？粮食在粮库堆积成山，凭空增加了存储成本，而黑市粮却开始泛滥
尽管与医改北大方案主要执笔者李玲教授的观点相左，作为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董朝晖还是参与了医改北大方案的前期调研工作。这位医改市场派的学者就眼下人们热议的医改方案于1月21日晚间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我们近些年对医改的追踪采访，从某种角度，似乎可以将医改分成3个层次：上游：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游：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和医师的流动；下游：社区医院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医保改革。
董朝晖：可以这么说。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通过这一轮的采访了解到，上游和中游的体制改革基本没有动，动的只是下游。但如果上游拦住了水，下游没水喝，本轮医改似乎注定无法成功？
董朝晖：我不这么看。上游和中游没有动是肯定的，但是，下游的改革如果改好了，同样可以对上中游产生倒逼效应。
北京全市范围之内没有一家民营社区卫生机构，而深圳却遍地开花，为什么？这意味着后者的民营资本已经占据了足够的份额，可以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
遗憾的是，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医改方案中，还缺少对民营资本解禁的具体措施，导致本轮医改无法从下游开始发力。
中国新闻周刊：不光没有对民营资本解禁，我们还看到一种医改再国有化的动向，比方说，药品零差率下的统购统销。
董朝晖：政府如此深入参与到微观经济当中的害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这里已经不用多说。
当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为了避免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同样采取了回避中间环节、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办法，结果是什么呢？粮食在粮库堆积成山，凭空增加了存储成本，而黑市粮却开始泛滥。
回到这一轮的医改，如果普药搞统购统销，何必再加上一个配送环节，医院直接去厂家购买不就行了？广东一些医院不就是在尝试联合起来去药厂采购吗？这种方式不是更节省成本吗？
既然粮食当初有黑市，你再继续这样搞普药的统购统销，药品黑市到来的日子恐怕也不远了。
中国新闻周刊：普药的统购统销，有个16字的方针：叫“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看起来完全是一套计划经济的做法。
董朝晖：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的。比方说，定点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公开的、细化的标准。那么，凭什么你可以生产，我就不可以？要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经营主体可都是平等的。而卫生主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正在人为地制造不平等。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轮的医改中，不平等的地方好像不止这一处。
董朝晖：还有药房，还有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民营社区医院。
我们可以看到，社区医院的药房好比是一个父亲的亲儿子，享受到诸多好处，有着比别人多出15%的零花钱。而大医院的药房和社会上的零售药房，就有些像与这个父亲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每月的月例少了许多。
中国新闻周刊：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卫生系统的举动，也可以归结为好心。他们也希望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尽早解决，所以才会想出降低药价等办法。
董朝晖：问题是就怕好心办坏事儿。
可以预见的是，因为卫生系统不放开民营资本的进入，同时抬高对公立社区医院的补助，将对民营社区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同理，对社会药房也将产生挤出效应。
那么，部分民营资本被挤出之后，社区卫生资源是不是更加短缺了呢？而短缺经济，恰恰是计划经济的特征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调查还发现，公立社区医院人浮于事的状况并没根本改观。
董朝晖：这恐怕已经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到的问题。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卫生系统一直保持着对医生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这也是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想说，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更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董朝晖：是这样。在医改范围内，市场化配置资源无非两种途径：增量和存量。
前者通过开放民营资本准入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后者通过盘活医生等死气沉沉的存量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遗憾的是，这一轮的医改，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简单地“投钱”，不适宜地扩大卫生部门的权力。政府主导，不等于一切都由政府投入，政府应该主导的是科学的投入机制。
除了定点生产重新包装外，接下来的环节与以前没有多大改变，进而也难以达到预设的改革效果
“国家提出基本药品定点生产，这个思路和方向都比较好。但到底怎么搞并不是很清晰，怎么实施是目前的一个难点。”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常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7年11月16日上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首批确定的十家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涉及18个品种，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青霉素钠、头孢唑林注射剂，以及华北制药集团制剂有限公司生产的阿莫西林胶囊列在其中。
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要求，这些贴上蓝色统一标识、最小零售包装盒上印有发改委规定的最高零售价的药品，将通过简化包装、减少流通环节、统一配送等方式不断降低成本，直接入围候选品种进入医疗机构采购。
眼下正值流感高发时期，记者看到大箱大箱的阿莫西林胶囊正在从华北制药集团制剂有限公司的仓库里拖出来往外送。但是除了定点生产重新包装外，接下来的环节却与以前没有多大改变——“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事实表明，在后三项的实施上，并没有配套的政策跟进，进而也难以达到预设的改革效果。
定点生产药品出炉记
2006年6月23日，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一批27种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并通知相关药品生产企业可以根据目录、定点生产企业条件要求，向国家药监局提出定点生产的申请。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营销部开始组织旗下的众多公司提供申请材料,经河北省药监局签字后，送达国家药监局。
2007年2月9日，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一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名单，除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制药集团制剂有限公司之外，还有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大连美罗中药厂有限公司、山东方健制药有限公司共十家企业入选。
当年7月16日，国家发改委成本调查中心五人工作组到华药，就制造成本、费用分摊等内容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另外八个工作组也到入选的其他八家定点企业进行调查。最后，出具一份意见供国家发改委定价参考。2007年10月31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第一批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处方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并规定自2007年11月15日起执行。
但是统一规定的最高零售价并不能适应市场变化。比如阿莫西林，其价格既受到上游工业盐价格变化的影响，也被下游制剂直接控制。2006年7月20日，阿莫西林原料190元/公斤。但2007年价格上涨很快，自3月份到9月份，价格在300～500元/公斤间递增。9月份虽然有所回落，仍保持在350～400元/公斤，11月底深圳报出的价格为300元/公斤，比一年前220元/公斤的平均价格高出很多。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营销部主任刘新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大量生产阿莫西林的厂家倒闭，全靠华药也生产阿莫西林原料药，集团算总账，才不至于亏损。“要想药品价格不变，除非原料价格也不变，药品定点生产还不够，原料也应该定点生产。”刘新彦说。他也私下暗自琢磨，华药被选为定点企业，药监局是不是也考虑到华药自己能够生产原料，从而能抵御市场调控的价格波动。
此外，为了简化包装，原来十支装的头孢唑林改成一千支装，青霉素钠本来就有一千支装，不做改变，而把阿莫西林的容量放大。“这些都是普药，本来利润就低，在原料、包装成本上可压缩的空间很少。”刘新彦说。
集中采购范围太小
“去年10月，我们正在开联欢会，领导带了一个好消息：华药成为定点企业，当时大家都非常振奋，觉得我们这个大厂又有新的生机了。”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闻中心外宣部智卫真告诉记者。
但实际上情况并没有这么乐观。对于青霉素年产量10亿支左右、阿莫西林大概10亿粒、头孢约1亿支的华药来说，定点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董事长常幸说：“最重要的是‘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只有量上去了，发挥规模效应，才能提高利润。”
但他感觉现在的制度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文件下发后有的地方政府并没有执行集中采购，继续以投招标的方式采购药品；二是基本用药定点生产制度和现有制度还有诸多衔接问题尚未解决。他分析说，我们国家在城市社区和农村用药集中采购的面并不是很大，只有北京等个别经济实力较强，财政对医院有补助的地方才展开了这项工作。医改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许多政府持观望态度，依然按照投招标的老路子采购药品。定点药品无法如同制度设计一般，直接进入这些地方。“整套医改方案都没有出来，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改观，仅靠定点生产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现在是十家企业一起往前拱。”刘新彦说，十家定点生产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具体政策空白，自然走到了一起，从入选企业名单公布至今，他们坐在一起开了不下五次会。先从企业所在地开始，十家企业一起做市场宣传，分享在当地积累起来的资源。与地方政府沟通，讲解定点生产的政策，希望不再经过投招标，直接进入采购环节。但如果协商不成，企业仍旧按原来的渠道进行销售。
去年11月28日，“全国首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产品上市推介会”在石家庄市华北大厦召开。接下来的12月5日，第58届全国药交会举办的前一天，十家企业又在昆明联合召开“全国首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产品工商推介会”，正式向社会公布了“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配送条件”。
但据常幸透露，目前因入选定点生产企业，通过集中采购进入新的地方市场的，十家中一家也没有。
统一配送难减成本
基本用药定点生产制度设计最大的亮点在于统一配送，从药厂直接送到农村、社区医院，省却了很多加价的中间环节。
据医药批发商刘先生说，以批发价为基准，药厂给代理商，西药最低的有一折，大部分中成药是二到三折。代理商很可能不止一级，经过层层代理，配送公司大概按照批发价的7.5折拿到药品，再卖给医院和药店。即使批发价和零售价都固定的情况下，作为商业机密的实际出厂价仍有浮动的空间。但这些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都是普药，利润空间非常小，一车皮也只能挣几千块钱，即便通过层层转嫁，加价幅度也不高。
2006年9月，经过公开招标，河北科威药业有限公司成为石家庄市唯一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指定医药配送商，现在顺理成章地成为首批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的石家庄唯一渠道供应商。据副总经理冯书妙说，去年12月，他们销售华药定点生产的三种药品共计30万元，约占药品总销售额的5%左右。按照国家规定，他们的配送费用是五个点。
销量有增加，但幅度不大。关键在于科威采用产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社区医院参考药品目录，在网上直接下订单，但不一定选择定点生产企业的药品。
为了增加销量，华北制药制剂公司和科威公司到石家庄市19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定点政策宣传，只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次性购进华药300元的定点生产药品，就送一块价值300元、印有“选择定点，拥有健康”字样的电脑数码万年历挂在中心大厅里。通过这样的促销手段，一个星期就销售完了一个月的货。
在辖区面积大得多的北京，一级配送则似乎难以全面覆盖。去年年初，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拿下药品统一配送资格。根据《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药品政府集中采购成交品种目录》，向北京市26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统一配送药品。通过各区政府对11项标准打分，现场投票，前者获得15个区配送资格，后者配送其余3个区县。
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因为北京区域太大，除了公司仓库所在的宣武区，其他14个区县都从现有的批发商中选择了一家，设立二级配送仓库。医药股份接到各个采购服务中心的电子订单，发送到物流配送中心，然后转发到设立的二级配送接收系统中，信息系统根据药品的名称、规格等信息进行编码，二级配送公司将药品送到社区医院。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配送费用是8个点，分给二级配送商的配送费用一般不到4个点。
优先使用遥遥无期
石家庄市槐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长王金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年12月，他们这里开出阿莫西林胶囊176盒，青霉素496支，头孢唑啉500多支。华药生产的青霉素是8毛钱一针，阿莫西林胶囊3.7元一盒，头孢唑啉2元一针，都不高于最高零售价。但他们进货的这三种药品并非全都是华药生产，阿莫西林胶囊也有石药集团生产的。
社区医院也有自己的难处。18万的房租，一万到两万五的员工工资，再加上一次性的医疗器械和其他消耗，该中心一年三十多万的开支是王金凤肩上的沉重负担。她告诉记者，没有政府的财政补贴，2005年和2006年，他们都是赔本运营。2007年后半年，省市两级医保都在这个中心开通后，就诊人数增多，才算持平。
“在以药养医的格局下，‘优先使用’只是国家的指导性说法，并没有实际的动力机制，很难做到。”常幸说，与一般商品价格低销量大不同，以药养医格局下的加价机制是逆调节机制，药品加价的空间越小，市场占有率越小，促使药价往高走。
廉价药在医院并不是医生的首选。智卫真告诉记者，去年她儿子得了阑尾炎，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她晚去了几分钟，医生就开了头孢。在药厂工作的智卫真知道，打青霉素就足够了，就要求医生改成青霉素，但医生告知她，打青霉素？要院长签字。
八毛钱的青霉素和二十块钱的头孢，即使给医生的提成相同，绝对值也相去甚远。医生当然愿意开头孢。青霉素这样的廉价药只能逐渐退出市场。
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原司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明德在《医药商业评论》上指出，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只能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顺加15%。但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全国医院药品实际加成率已经达到41%。根据医院统计数据测算，医院通过药价加成，每年获得的药品经销差价高达500多亿元。
此外，医药企业付给医院的“公关费”和医生的“回扣”高达数百亿元，医院长期拖欠占用的药品回款资金平均也在千亿左右。制药行业每年有将近2000亿资金留在医院手中，而前年全国医药行业销售总额还不到5000亿元，全行业利润仅有397亿。
常幸认为，民众对医药价格的高度敏感并非中国药价实际高。与国外药价相比，中国药价是偏低的，而且多年来持续降价。之所以觉得高，是因为政府缺位，财政性投入不够，医疗保障没有建立起来，药品和医疗费用支出占个人收入的比例过高。不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一味打价格战，很多企业已经被迫牺牲了药品质量和安全，出现“齐二药”“欣弗”等恶性事件。
药品零差率：几家欢乐几家愁
药品零差率在北京实行一年后的事实表明，最大的赢家，并不是意料中的老百姓
“实行药品零差率之后，社区普药降价了31.3%，而不是此前媒体所报道的36%”。在药品零差率试点启动一整年之后，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高运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6年12月25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将在2007年实行两大民心工程：公交系统IC卡与普通药品零差率(包括青霉素在内的普通药品价格低廉，特效药由于专利保护价格昂贵)。
后者对北京市卫生局划定的324种普药实行“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由于政府大批量直接采购，将这批普药价格压低了21%之多；同时，药品批发价与零售价之间15%的差价被取消(是为零差率)，一些媒体将其简单计算为普药价格下降36%，民众看病贵的问题得到缓解。
为方便计算，高运生假定某种普药的批发价为100元。在零差率实行之前，该药零售价为115元(100+100 15%)；集中采购之后，普药价格为79元(100-100 21%)。一些媒体计算的失误在于选择错了分母，36元除以100元当然会得出普药降价36%的结论。问题是，分母应该选择为普药零售价的115元，这样，36元除以115元之后，得出的数字就是31.3%。
谁赢谁输？
1月21日上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议室甫一落座，事先得知本刊采访意图的高运生就举着手中的统计结果说:药品零差率之后，受益最大的是医保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
在详细计算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之前，高运生先给记者上了一分钟的基础课:2005年全市医疗机构医药费收入430亿，其中药费150亿。
总收入中，395亿来自本市患者，其中基本医疗保险支付了140亿，考虑到个人担负20%(140 20%=35亿)，基本医疗保险和参保个人共支出175亿，占本市医药费支出的44.3%；公费医疗支出106亿，按个人负担15%计算，公费医疗和个人共支付124.71亿，占本市医药费支出的31.6%。另外3个支付群体则为自费人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群、商业保险人群。
从上述统计中即可看出，由于医保人群和公费医疗人群的支付比重合计达到全市医药费的四分之三，在其他机制未有动摇的背景下，医保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受益最多已成事实。
尽管2007年全市普药零差率销售额尚未统计完毕，但根据以往数据，高运生估计，2007年药品零差率销售额为6.18亿，如果加上15%的差率，原零售价应为9亿。
这样，在整个2007年，北京市因为实行零差率之后的让利即为9-6.18=2.82亿元。
根据之前的统计，2.82亿元的让利，医保(含个人)享受到2.82 44.3%=1.25亿。其中，个人享受了0.25亿元(1.25 20%)，医保机构享受了1亿元(1.25 80%)。
同理，公费医疗(含个人)享受到总计8911万元的让利，其中个人享受到1337万元，公疗机构享受到7574万元。
“本来医保结余率就非常高，产生了穷人补贴富人的问题，这样一来，医保结余率就更高了。”高运生说。
具体到个人，高运生通过对一位61岁退休医保患者的追踪，算清了一笔细账。
由于患有需要长期服药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这位患者去年一年在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付了7059元的零差率药品药费，医保报销了6000元，患者负担了1058元。
如果在往年，这笔费用将是9135元，医保可以报销7765元，患者负担1370元。
事实明摆着，零差率后，患者的确少支付了311元，但医保机构受益更大，少支付了1764元。
高运生做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位老人是公费医疗患者，他的个人负担固然有所减轻，但由于报销比例问题，其个人负担减轻的比例反而不如医保患者。相同条件下，公费患者将少支付207元，而公费医疗机构的获利达1870元。
“综合上述统计可知，医保和公疗患者只享受了15%～20%的让利，其余让利都流进了医保和公疗机构的口袋。”高运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赢家之外，是高运生口中的利益受损者。
这包括两块：收入减少者和支出增大者；药品生产企业(厂家)、药品经营企业(商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医院)、社区以外的医疗机构(医院)、零售药店和政府都在其中。
对于厂家而言，由于药品集中采购降价21%，其收入减少了1.64亿元(原零售总收入9亿除以115%再乘以21%)。
对于商家而言，由于统一配送减少了各级代理商的中间环节，定点的统一配送商工作量增加，支出加大，毛利率较零差率之前下降了20%左右。
再看社区医院，首先是降低的21%那部分利润消失，约为2465万元；药品的利润政府补贴15%，较之以往的加价利润减少了5%左右，约为3090万元。两项合计，社区医院利润减少了5555万元。
同时，大、中医院和社会上的药房也在承担损失。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院长王洪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由于社区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不少大、中医院患者在医院只开处方，回社区取药，造成医院药品收入减少；同理，社会上的药房销售也受到冲击。
如果说上述受损方并不情愿，出台这项政策的政府则是心甘情愿。政府的受损分为两部分，一是收入减少，即厂家降低的21%部分税收无法收取。
药企税收一般为10%～16%，按中间值计算，政府的这部分损失为1.64亿 13%=2137万元。其次则是政府支出增加，增加了给社区医院的15%补贴，即6.18 15%=9270万元。两项之和为1.14亿元。
由此可知，厂家损失最大，政府次之，社区医院的损失亦很明显。从结果论，政府的做法似可称之为“事半功倍”，因为政府用1.14亿元的损失，换来了总计2.82亿元的让利。
赢家能否放血？
既然最大的赢家是医保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这两块对应人群的受益度只有15%～20%，高运生在参加北京市政府一次关于药品零差率的调研会议上提出：政府降低了厂家的价格，政府税收减少，支出增加，换回来的这部分让利应该全部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百分百地享受到。
他建议，将社区常用药品(零差率销售药品)纳入全额报销范畴，并对医保、公疗、农合、商保因此增加的支出由政府予以补贴。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位社区医院院长表示：只有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才能激励老百姓到社区就诊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卫生服务格局。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2007年12月25日，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专门就这一问题表明了态度：建议医保增加这方面的支出。
尽管民营的深联医院社区服务中心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与公立医院竞争，但老百姓们却用脚为它投了票
下午五点半，深圳市深联医院白泥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王丽浮坐在妇科诊室里望了望庭院里的回廊，天还亮着，传进耳朵里的，是沙沙的树叶声，还不是嘈杂的患者来回走动的声音。
她在等待夕阳退去。那时，将是她一天最繁忙时间的开始。
村民选出来的社区健康中心
王丽浮1984年开始做医生。当医生的前20年，每到下午五点半,都是那样的一个时刻：告诉患者，明天再来，脱下自己的白大褂，准备离开。
2005年，她从黑龙江省的公立医院辞职，来到民营的深圳深联医院白泥坑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她的一切职业习惯都开始被重塑，一切就此改变。
平时每天晚上6点到10点，以及周六周日，都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那是正常诊病的时间，每天30到40人的门诊量，都会集中在那时。”她现在已适应这样的生活。
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白泥坑村1000多户籍居民、9万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目中，医院早已经不是一大早就去挂号，拥挤着排队，8点开始看病，下午5点以后看病就要看急诊的地方。
除非急病，村民都是早上睡醒了才慢慢溜达着到医院，而务工者都是选择下了班才来医院看病，不需要再跟老板和工头请假。在需要转诊到上一级医院时，服务中心有专车停在门口负责接送。
“这就是我要的——那叫医疗‘服务’”，白泥坑村村支书刘伟强在办公室里操着广东普通话，几乎是用鼻子憋出来“服务”两个字。
五年前，深圳一家民营医院——深联医院的董事长廖志仁忽然听朋友说，有个村支部书记要找他谈谈，希望他能在村里办一家社区医院。“我们是被追上门的，办社区健康中心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偶然的事情。”廖志仁说。
在此之前，平湖人民医院和另外一家民营医院都已经找过刘伟强，想在这个村搞社区医院，但刘伟强没有答应。他看中深联医院的是它提供的服务。
2002年的时候，白泥坑村已经完成了城镇化的进程，但是这里的基本的医疗配套设施却根本满足不了这里人们的需求。
“坐车到镇里的公立医院要四五十分钟，医院里的都是‘老爷’，基本没有什么服务意识，村民对他们都没什么亲近感。我们村两委的班子特意研究了这个事情，村民代表表决的结果，是选择了深联医院来搞”。
对抗性的游戏
目前在白泥坑村有两家社区医疗机构，相距不足500米，一家是民营的深联医院白泥坑社区健康中心，一家是公立的平湖人民医院白泥坑社区中心。
当深联医院的健康中心还在装修的时候，人民医院的社区健康中心迅速租了个房子，比他们提前开张了，竞争直接形成。深联医院的社区健康中心占地面积2080平方米，科室分类齐全，医生护士总计24人。人民医院的社区中心占地面积不到400平方米，3个医生，4个护士。
“我自己和家人是从来都不去公立的那家”，刘伟强毫不隐讳自己的情感倾向，“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村民和务工人员就医几乎绝大部分都选择了深联医院。
从记者的眼中来看，深联的输液室是21世纪的医疗环境，液晶电视，舒适的皮革座椅，能同时容纳四五十人，说是健康中心，实际上更像个医院。而人民医院的社区中心，容纳量超不过10人，坐在木头椅子上，“一夜回到10年前”。
两家都说是24小时营业，但是到了晚上，深联医院所有医生的宿舍就在医院楼上，即使过了晚上10点，“招呼一声就下来了，化验看病都如此”；而人民医院的，就只有值班医生和护士。
两家医院可比的，还有医生的技术水平。
白泥坑村周围工厂多，外来务工者多，尤其是女工多，她们中多数人都到了生育年龄，对于妇科医生要求就很高。王丽浮现在40多岁，曾在内地做妇科医生20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中级职称。
“我们白泥坑这边的院长李继勇是主任医师(正高职称)，原来是山西省阳泉市矿务局医院的医生。”深联医院负责社区医疗的总监曹长春说。在社区范围内，多为常见病和多发病，病源也都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农民工去看病，发现医生经验丰富、可靠，以后老乡、同事、家人病了，都会直接带着去这家医院找固定的医生看病。
而公立医院能派到社区来做全科医生的，多数只是低年资医生，因为人员不足，在很多地方的社区医院，负责人往往只是挂职。
“发烧一超过38度了，他们就让到镇里去看。去镇里的人民医院，又得请假，又得排长队，还要自己坐车折腾，后来索性就不去了。”有过公立社区医院就诊经历的一位外来工这样讲述她的经历。
这种经历会口耳相传，去公立社区医院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少。
不仅仅是在白泥坑，在平湖的另外一个村辅城坳也是如此。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时候，都选择了民营医院。
不公平性竞争
“都说社区医疗机构有六项功能，我们在白泥坑就只有五项，计划免疫的任务没给我们，给了人民医院社区健康中心。”曹长春一直觉得有点遗憾，“卫生局当时的理由是，一个村两家机构，先批了人民医院的，就不批我们的了”。
“做社区医院都是微利，大一点的社区中心，一年的利润也超不过10万。”廖志仁说，他所以肯做社区医院的一个初衷，根本不是要靠它赚钱，“更多的是为扩大医院的影响力和覆盖面”。目前深联医院下属共有五家社区健康中心，“上木古社区健康中心是我们连续贴了两三年钱，去年才能做到不亏钱的”。
从出生那天起，民营和公立的社区医疗机构就是不平等的，“公立的都有创办费，每创办一家社区健康中心财政拨款60万元，我们民营的就一分钱不给。”曹长春说。
深联医院办的五家社区健康中心，场所要租用，或是分别从各村购买土地，自建办公场所，每个中心的投资都在近千万，而公立的社区中心都是由政府出钱租用办公场所。
“现在又给了他们更优惠的政策，每个公立的社区服务中心都会给6个人员编制，有财政出钱供养这些人，还会给这些人解决户口、调入等问题”，计算下来，如果一个医务人员每月的薪水支出是4000元，6个人一年就将近29万，光是这笔钱就是民营医院利润的三倍。
对于民办社区医院来说，每建立一个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政府就会给20块钱，在这一点上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是平等的。“对于我们，医药不是收入主要来源，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这笔建档费。我们就是算上了这笔费用才略有盈余的。”曹长春说。
尽管在门诊人数上，公立社区健康中心并没有得到老百姓更大的支持，但是建档方面，公立医院却比民营医院建得多。于是，公立医院从这个方面得到的政府资金就更多。
深圳的社区医院的发展，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民营医院，深圳一个城市就占到了全国的三成，深圳民营社区医院发展所经历的支持与阻碍也几乎能浓缩出全国民营社区医院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有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也迫使我们尽一切可能来满足患者的需求，求得生存。”即使是在这样的狭小的生存空间和不对等竞争中，廖志仁还是坚持着自己做一个“百年医院”的梦想，“希望接下去的几年，还是每年能够再办两到三家社区健康中心”。
尽管受制于国家大的政策，从廖志仁和曹长春的口中，提到当地卫生局和政府，都是一片感激之词。
“可以给我们尝试的机会、把我们也列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列为外来工医保的定点机构??给了我们太多机会了”。
在新的医改方案讨论中，曾有人直接提出，要社区医院限制民营准入，通过政府资金支持的方式，由公立医院来办社区医院。而民营的深圳平湖深联医院的经历，却如同一个放大镜，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老百姓在两者间是怎样用脚投的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