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出 师 表

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排名前3位的经济体分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自从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与此相反，欧美企业凭借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占据了优势地位。同时，欧美企业推崇的MBA教育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一下子，似乎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已经全盘欧美化。

虽然欧美在信息产业和金融业取得优势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其它传统产业，特别是国际贸易和制造业上的强势地位让欧美企业生畏。

中国目前正在重新走过日本、韩国和台湾过去几十年经济起飞的历程。研究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以及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和要素，重视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对提升我国传统产业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 所谓日本的企业文化实质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

我切身感受到民营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但也清楚认识到它们自身存在的内部问题和外部环境对它们的制约。明显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来自于海外的跨国公司的挤压。无论在大型的制造业，还是先进的服务业，民营企业都处在竞争的劣势地位。

回头来看，经济学并不完全是一场围绕经济学专业知识的讨论，相反，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思想内涵，它是一场思想论战。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们却越来越变得专业化，也即琐碎化，他们对于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失去了兴趣。

最近的30多年，之所以没有涌现出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变换了。经济学家们“越来越依赖于数学作为向读者表达其思想的语言”。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任何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能读得懂的，但是，今天的经济学家，哪怕是第一流的经济学，却已经不会在不用高等数学的前提下进行写作了。

数学与经济计量模型的大量运用，使得经济学系的学生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训练解题技巧和建模技术，他们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经济学知识和思想，及研究现实问题的能力的训练。这种现象在大学生中间引起了幻灭感与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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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崛起，是对中国的又一次警醒。从日本访问回国后的邓小平，终于下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并且不无针对性地提出“落后就要挨打”和中国“球籍” 问题的警世危言。

中国人继续恨日本人，但开始爱日本的产品。日本人继续爱中国这块大肥肉，这回不是戴着钢盔骑着东洋大马， “悄悄地进村”来，而是系着领带开着本田和皇冠，拣最发达的地方去。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已经看到，经济的渗透明显比军事入侵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什么国防教育、环境保护、水灾旱灾、计划生育、地震沙尘暴之类的麻烦事，都留给中国人自己交税去解决，仅仅是过来做做生意，不但落得轻松自在，而且常常有“超国民待遇”等着。

日本在甲午战争和二次大战中的表现，以及在战后的重新堀起，对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近距离的强烈刺激作用，这无疑将使中国这只雄狮永远不敢再睡过去，因为有日本这个“闹钟”在身边，中国人将永远不敢懈怠。

经过一番探讨研究，美欧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儒家思想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

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长期熏陶。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论语》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典思想，重视人的因素，是"论述如何生存，如何增加智慧"的学说，是"实学"，完全可以用来开发人的智力资源。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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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建设省、厚生省等政府机构则通过各种措施（包括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将内部依赖型部门的国外竞争者拒之于国门之外，使该部门免于遭受国外同行业的竞争压力，也就是所谓的“防止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化”。 对于建筑业、金融业、食品饮料制造业、通讯业、医药卫生、法律服务、维修保养服务等领域，日本则通过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和贸易配额限制等手段，限制国内市场对外开放。

政府干预经济是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仅中央各省厅拥有的许可认可权就多达1万多项，此外还有无法可据的“行政指导”和“窗口指导”。直至90年代，GDP的40％仍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而美国只有6％。

正由于日本政府具有远见的指导以及日本企业与政府的密切合作，日本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就摆脱了以纺织品和玩具等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的困境。在日本式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日本将其最初处于劣势的产业转变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成功地培育了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并且提高了自己在工业化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是达到了赶超的目的。

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的日本，在冷战格局和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后发效益基础上，以首先实现重化工业化为目标，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职能，以引进技术和金融统制为主要手段，以出口为导向，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成为“追赶型现代化”的极其成功的经济模式。

德川时代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转折时期，思想领域尤其是经济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始的“心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町人的哲学”中蕴积的商人精神分不开，心学的兴起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由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也是从町人之中、由町人之手、为了町人以倡言町人之道而创立的思想体系。石田梅岩最初开讲席的享保时期，是日本逐渐建立起商业社会、并确立了全国性规模的商品需给原则的时期。

儒教给他的思想最大的影响。心与自然（性）的概念是其体系的基础。这是从孟子那里直接取来的，而有关这些的说明，则大部分得之于宋代朱子学。他经过在黑柳家时的学习时期，修得了古典和宋代的注释书；最后在其老师小栗了云的影响下，接触了老子、庄子和禅宗佛学的教理。见悟与冥想给予他思维以影响，而受佛教与道教影响的宋代儒家，也赋予这些相关问题以概念，或许都将他向相同方向推进了。

的确，在石田梅岩的思想中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也有着他无法超越的界域，无论时代的、无论思想的。其经济思想中的若干传统性，就是证明，却不能据此就否认其思想的发展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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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社作为特殊形态的企业组织，具备情报收集处理、正式生产和市场开发功能，并能连锁运作，同时利用中介力在整体上保证联合全体的优势发挥，提高承受和吸纳风险的能力，并克服体系自身不足的缺陷，形成规模效益，达成良性循环。

综合商社的6大经营职能：贸易代理职能、生产参与职能、金融服务职能、仓储运输职能、信息咨询职能和科技开发职能，以及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经营体系和多元化的经营方向（从生产、生活资料到高科技产品无所不包），都是从"中介作用"这一本质特征派生出来的，都是立足于"中介作用"这一基本点来完成的。

商社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融资服务，主要是出于贸易流通业务的需要，而非为了取代银行成为金融机构。就是说，综合商社所以是商社、而不是生产企业和金融、科研机构，归根结底在于综合商社的本质特征和市场定位是贸易中介服务。日本综合商社能在市场流通中起主导作用，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内外贸结合起来，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日益增强在内贸市场中的地位。虽然综合商社也参与生产、兴办企业，但商社正确处理对工业的关系，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它们主要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目的是取得产品的贸易代理权。综合商社内部均有明确的业务分工，规定各组织单位应以完成自己的业务、圆满地达到目标为首要任务。

日本综合商社的成功，说到底还是因为商社都云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近几年来，综合商社一直是日本大学生择业的首选目标。每个商社都认为自己最主要的资产和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才。综合商社将一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度与选拨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施行严格的考评和升级制度，培养出知识全面、经验丰富的综合型人才。从综合商社的经验来看，商社最需要的是经济、金融、法律、财会、电脑、专业外语等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

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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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员企业的管理:

——相互持股。即每家成员企业的股权被其它成员企业所持有。与此相应的是每家成员企业都持有其它成员的股权。

——互派干部(董事)。在一个综合商社内部，约有70％的企业接受成员企业派遣的干部，在每个成员企业董事中，属于其它企业派遣进来的平均占7％。

——商社内交易。据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调查，1987年六大综合商社的内部交易比例，产品销售额为10 8％，进货额为11 7％。

——成员企业间保持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注重互换情报，协调行动。

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日本综合商社塑造自身企业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集团主义”的经营思想。“集团主义”经营是从日本传统的“经营家族主义”发展起来的。它把企业视作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主张企业内部每个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并且依靠这种集团的力量完成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集团主义”经营思想还包括“店员储蓄制度”、“有红利的储蓄制度”、“投资储蓄制度”等形式，把全体职工的利益、希望与资本结合为一个“综合体”。“集团主义”经营思想也即“全员经营”思想。

1834年12月11日，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安艺郡井口村。父亲弥次郎是个地下浪人，因家境中落而丧失了乡居武士的地位，过着贫困的下层生活。弥太郎从乡村来到江户，对城中壮丽的街景，看得目瞪口呆，而市中商家的繁盛，更令他兴奋不已。他从师于“昌平堂”儒官安积良斋，从此才学大进，被人称为秀才。

 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天皇成立了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扩大民族经济、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措施。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奖励贸易”、“富国强兵”的背景下，三菱公司应运而生。

 1882年10月，共同运输公司正式成立，创业资本将近一半由政府出资，其余则由三井筹集民间游资而成。公司向英国订购最新式的船舶，其航线与三菱公司航线完全一样。于是，一场空前激烈的龙争虎斗开始了。面对有政府撑腰的强大对手，岩崎弥太郎充分地展现出他超人的领导能力。他始终斗志昂扬，采取彻底抗战的姿态，与共同公司力拼。

 银行业是弥之助的又一个梦想。他购买了两家国立银行，成立了三菱银行。他的经营方针十分慎重，以至日本在发生经济危机时，三菱银行不仅都能安然度过，且能有所发展。后来，他又朝三菱房地产迈进。他在1889年以150万元买下东京丸内这块面积13.5万坪的土地，命名为“三菱之原”。他铺设了现代化的办公大道，建造起一幢幢的三菱企业大厦。此外，他还在冈山儿岛等地买下了多块土地，这些都成为日后三菱地产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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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忠商社在农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饲料和蛋鸡生产方面。他们发展蛋鸡事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伊藤忠商社企业集团内生产的饲料有比较稳定的需求量：发展同简单相关联的一系列产业，包括种鸡生产，商品鸡孵化，青年鸡饲养，鸡蛋生产，和食品加工等。整个伊藤忠商社所涉接的农产品部门是一个庞大的产供销体系，而伊藤忠商社本身进行控制的手段是部分投资和参股意外，主要把握原材料和销售部门。

三井物产是日本第一家采用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模式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的配合饲料生产主要由食品部下属的日本配合饲料株式会社负责 三井物产肉鸡产业主要由一冷株式会社掌管。一冷公司的业务包括肉鸡的屠宰、分割、加工、包装和冷冻。三井物产系统内肉鸡的饲养基本上是通过三种形式(1)采取合同的方式委托给农产饲养，公司提供生产资料和技术，按照合同规定收购肉鸡，(2)委托农协饲养，(3)有直属农场饲养。三井物产的鸡蛋产业也比其他的大综合商社开发的早。采用的经营方式是通过合同方式委托农产饲养，公司在全日本建立三家大的鸡蛋处理中心。公司向农产提供饲料青年鸡，收回的鸡蛋经过鸡蛋处理中心的清洗、包装之后进入伊藤堂下属的二十多家超级市场。三井物产的肉鸡和蛋鸡产业化是利用它的经济实力，在全日本范围内建立起包括进口饲料在内的产供销的组织体系。

在三菱商社同养鸡产业有关的企业中间，三菱商社直接投资的有日本农场、日本肉鸡和房总肉鸡。三菱商社的肉鸡产业主要采用内部组织的一体化，也就是从饲料生产、雏鸡培养、孵化、养殖、屠宰加工和流通都由三菱商社内部完成，不借助企业集团外部、特别是农产的劳动力。因为三菱集团认为参加饲养肉鸡的各方有可能会为分割利润而产生矛盾。肉鸡产业采用内部组织的一体化在日本是非常少见的。日本农场的肉鸡饲养一体化是从种鸡和饲料进场直到2公斤塑料袋包装的鸡肉出厂的生产过程。然而这些鸡肉通过日本火腿公司在日本关东和关西的流通体系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

1987年，刘永好终于辞去公职，在他之前，二哥、大哥已经分别辞职。1990年元月，希望饲料的销量就一下子达到了4,000吨，超过了正大成都公司的销量，而那一年的销量是6万吨。在1993年5月间刘永好与刘永行横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仅用7天时间就兼并收购了4家国营饲料生产厂，当年总计吃下国营饲料厂10家，时至1994年冬天，除去四兄弟共有的新津县饲料厂之外，刘永好与刘永行手中已经握有了26家饲料厂和1家面粉厂。

1997年刘永好在四川南方希望公司的基础上，抽出10家公司组建了新希望集团。1998年3月11日，4,000万新希望农业(000876)股票在深圳挂牌发行，新希望共获得26,752万元的融资。刘永好选择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时机非常好， 1999年。在2001年，刘永好斥资10亿元杀入乳业，他的起点是阳平乳业，也正是这家公司使他认识到了乳业巨大的利润空间，于是开始了一连串的收购，到2002年新希望旗下已有11家乳品企业。

刘永好做金融是从民生银行开始，虽然在银行的发起阶段，希望集团还没有进入股东的前10位，但是1999年开始,刘永好迅速行动，整个收购活动耗用资金1.86亿元，新希望在民生银行持股量达到1.38亿股，成为占股9.99%的大股东，而且没有超过10%的上限。随后，2002年民生保险组建，总股本8亿，其中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投资6,000万元。打通银行与保险之间的链条，这是刘永好谋求已久的。2002年2月新希望顺利进入福建联华信托投资公司，并以1.3亿的出资成为第二大股东.同年8月，新希望的子公司四川南方希望还以20,002万的出资获得了金鹰基金管理公司20%的股权，另外，2003年初，新希望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5.6亿元在上海组建新希望投资公司，由刘畅领导，并将民生银行的股份置入其中。 另外，新希望虽然只持有双鹤药业(600062)3.4%的股权，但还是成为了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到2000年他又相继收购了有IFC(国际金融公司)参股的华融化工65%的股权和四川科讯多媒体有限公司24%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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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综合商社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企业形式，它不单单是贸易公司，更是一个投资公司，同时综合商社客户交易遍及世界，业务范围广阔，涵盖了几乎我们可以想到所有行业。这样的体系使得商社保持了灵敏的嗅觉，可以迅速实现世界各地的情报搜集汇总并分析，再把分析成果提供给商社下属的有关公司，并指导他们去投资一些新的项目。

 从整体上看，中日商业资本实力悬殊。根据中浦的分析，中国本土的物流企业比较不发达，大多是地方上的小型物流公司。相比较而言，商社在财力、技术上都有很大优势，尤其是在国际上商社的销售渠道更有竞争力。

  国有的贸易公司在改革开放前期还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外贸领域开放了，更强调‘现代流通’，它所包括的含义更广，不仅仅是进出口，而且包括售后服务等各方面，这样的要求我们的企业不能实现。

“我们自己在制造不平等：对外资开放过度，对内资控制却比较严格。不过话说回来，即使给予相同的国民待遇，中国的企业在流通领域的能力还是很弱，我们过去的贸易公司经过这么多年的改制还是不行。我的想法是中国尽可能地建立一些类似的综合商社，不要像日本搞那么多投资，而是通过出口代理制把这一领域做起来。”

  “假如不注意后果是很可怕的———那时候我们就变成世界制造业的‘车间’，都不能说是‘工厂’了。”

自信催促刘永行介入重化工。在刘永行头脑中，自己的事业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最下游的饲料，上溯到电热联产、赖氨酸、铝电复合，最终进入产业链的上游氧化铝。据刘永行介绍，虽然号称“中国饲料大王”，东方希望饲料业每年的销售额也不过30多个亿。进入铝电复合环节后，按计划，仅两家铝厂到2008年就有115万吨的产量，如果按现在1万6千元的价格，就是接近200亿的产值。

重化工业的计划经济思维，最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电信业、铁路、航空、航天工业及其他行业。在这些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某些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等。

另外一个问题是重化工业的上游已经触及了国家资源，这些资源应该怎样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被这些民企掌握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两个原因，可能是导致发改委多次出台政策，限制民企进入重化工行业的根源所在。

如今，民企对传统重化工的全面介入，已对国企带来严峻挑战，而这种竞争局面必将推动我国重化工真正做大做强。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在未来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将会出现不少中国民企参股或控股的大企业。要强大中国的重化工，股份制改造是必经之途。我们不难想像，股份制主导的重化工时代，国企和民企可以运用资本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积聚巨额的资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通过股份制改造，国企和民企将不再“一股独大”，作为公众企业，它们拥有更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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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道，“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日本，主要因为两点：一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中国产业不可缺少的高质量的产品；二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 这篇文章充满了日本人的傲气，但我认为，我们应感谢这位学者，因为他所说的是事实，而且说得那么坦率。难得听到这样的话，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愿说这类话。这些话听来刺耳，细想有益，值得我们警觉、深思和反省。

中国到处是建筑工地，但是建筑机械多是日本制的；中国生产大量汽车，但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是日本制的；中国年产2亿多吨粗钢，但特殊钢材、建筑用的H钢甚至部分制造汽车及手机的钢材多靠进口。 中国是个大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过多的对外依赖，现代化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是不牢靠的。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今天中国之获得全球(产品)制造业王国的称誉，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及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及分析的“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这样的制造业结构、工业结构、产业结构，除了创造产值指标、出口指标、外汇指标外，从很多角度看都是不太健康的。

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种局面。

  第一，改革开放的26年，市场经济允许人们及企业追逐利益，但由于发展观的偏差及政府职能的不清楚，人们多数追逐的是短期利益与私人利益，而非长期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第二，缺乏科学的发展观。一味追求生产、投资、出口、创汇、GDP。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操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第三，政府职能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仍在摸索，该干预的不干预，不该干预的却干预。

政府必须对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本身对环境生态所造成的破坏，以政策、法律加以有效干预；所有资源与能源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以减少浪费或误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以考虑仿效如德、法等国政策性地提高汽油价格。合理的产业政策，加上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或将有可能逐步矫正当前产业结构的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