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世界危机下的冬天困顿
2008年，世界的大幕在中国进一步拉开，使这个变革30年的国家所面对的全球化更加纷繁复杂。一方面，是美国次按危机刺破了世界资本经济的胎衣，其所蔓延的影响使中国也不能幸免。尽管西方经济界强调世界经济早已与美国经济脱钩，但是相反，这种“脱钩理论”并不能排除这场危机对于美国经济危机造成世界经济衰退的危险。所谓的“脱钩理论”，只是对全球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另一别称，但必需知道，作为“双赤字”的美国，其本身的经济发展就是依托全世界的国家，这是美国经济的本质，同时也是“脱钩理论”注定是一个伪论的根本所在。
虽然，美国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联邦大国，但是这场经济全球化的次按危机，已使之难以自持自控。而其延蔓造成的影响，则要比想像中大得多。
中国在GDP中所占近40%比例的外贸出口增长，将因为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衰退而出现锐减，未来中国的发展途径只能寻求这一国家内需的扩大。而正在行进中的通货膨胀则对人民币造成冲击，2008年伊始，中国银根缩紧与CPI高涨已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们希望通过资产增值而达成的“财富效应”很快将因为这场经济衰减的影响而走向反面，中国人很可能出现对消费的普遍收缩。那些原本高涨的房地产投资客，业已在2007年年底悄然撤出，中国房价全线下降。而中国股市财富超过5万亿的蒸发，更让许多中国股民再次哀叹见财化水的资本之祸。而新年伊始由大面积自然气候中的冷冻开始干预到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当中，50年罕见的冰雪和冻雨将中国广大的区域尤其是长江以南都冰封冷冻，致使电力大面积受损和造成交通严重受阻，影响区域之广、受灾被困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连带产生的农作物受损、工厂因电力和燃煤中断而瘫痪、物资因紧缺而价格高涨，而每年超过2.7亿人次的春节返家人群几乎都受到牵滞。
经过30年奋斗而快速增长起来的中国在这个现代化的关键时刻接受了一次来自世界和自然的双重考验，显然，这个国家在应对这种更大范围内所发生的人灾人祸还缺乏更多自治的经验，各方面协同配合与协调能力的短板都显露出来，暴露出粗放经济增长和单极化城市化投资建设的异常脆弱。数千万人被困以及对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使这个国家不能不进一步反思自身，未来30年的中国还需要作出何种变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一个和谐普世的新社会秩序又应当用怎样更好的方式来获得确立？
巨大经济落差的中国斜坡启示
如果撇开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互性不谈，单就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来看，实际上，这种落差从30年前改革开放开始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不论是改革试点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摸石头过河的渐进变革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改革的艰难性，同时也呈现出系统的保守性。今天许多我们不想见到的结果，其本质都是这场社会变革试验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美国新经济学批评家大卫.兰德斯所提出的“欧洲斜坡”，是古典地缘经济理论的一个放大延伸，按照这一理论，中国也存在着这样的“21世纪中国斜坡”。《中国崛起》一书的作者张剑荆就指出：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越向东、向南，经济就越发达。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2008年中国冰冻灾害造成的中国运输几近瘫痪，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区域失衡所造成，大量的人员从中国西部和北部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向东部和南部的发达区域流动，而春节又像候鸟一样集中返回，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承担不了这种巨大的人口流动负荷。
中国区域经济的悬殊和不平衡，可以归纳为地缘经济的自然斜坡理论中，这是经典的、基础的，也是经济发展与其所需要天然利便条件相关，但同时，这种不平衡之外也存在着国家政策主观上的不平衡。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北部、西部的区域面积、人口、文化甚至经济基础等基本要素并不比东部和南部相差多少，如果不是政策的主观保守排序和执行轻重缓急“地缘渐进”作为改革发展的决策依据，那么，30年后的中国整体经济也就不会造成今天如此之大的区域悬殊甚至是剪刀差级。所以，除了地缘的“斜坡”，政策的“斜坡”与主观意志的“斜坡”都是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甚至，是比地缘差异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这种地缘差异因为主观决策而得以解决的例子是浙江温州和义乌，在改革前并无任何资源和优势的局部区域，因为当地人主动的创富行动与地方政府的开放无为之政，所以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今天，温州人可能是全中国个人人均财富最高的一群，而义乌则成为世界小商品集散中心。这一例子如何放大来看，或许也是中国未来克服掉“斜坡”困境的一个新模式的启示。
不是毛时代而是我时代的人本社会
从1978年到2008年，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究竟进入了一个怎样的社会时代？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我们还是世界都难以对中国所处在时代予以完全透彻的认知，而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更是远离了中国当下的现实，让许多国外人士一旦到达中国则产生巨大的惊诧，或许，我们很乐意这样来显示中国，就像半个世纪前在家里摆阔的乡绅土豪？
实际上，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仍然处于“两张皮”的尴尬之中，对于进入21世纪中国而言，这个“世界斜坡”的造成完全是人为的。全球65亿人中，更多人对于美国的认知和了解几乎是同步的，中国人也是如此，这未必是每一个人都要到美国游历一趟才行，而是美国的文化开放国策，让世界通过众多的美式商品、文化娱乐以及生活方式的输出来认识它，现在，这种主动开放并影响世界的方式甚至具体到了一杯咖啡上。相反，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茶在世界上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概念，而成为了英国红茶与日本茶道。而我们所时常骄傲的中国“中国制造”，绝大多数也都是为国外贴牌而已。开放30年，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十分谨慎保守的社会，以致世界犹以为中国还处在一个“毛时代”，尽管已经有2万名全球记者允许在这个国家自由采访，但真正的公开还是极有限制，就连中国自身的媒体话语也都是限制多多。
这场持续的开放过程中，自然经济市场造就出的“我时代”已经到来，而且，这个时代已经远远不止于经济自由的要求，对于文化话语权和国家政策执政评价也都成为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是世界所需要了解到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自身所必须认识到的。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说明了中国政治民主的柔和变化，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而从“毛时代”跃进到“我时代”，则是社会自身的人本发展规律使然，然而，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以及保守的官僚意识仍然有着相当潜在的抗性。而民主与自由这两件自上个世纪初即被中国精英阶层所积极倡导的“先生”，也因为政治上的种种因由而迟迟没能登上主流的社会舞台，在新的一轮社会发展中，这种潜在的冲突需要采用新的政治智慧来予以解决，中国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新政是这一智慧之道的希望。而与此同时“文化软实力”和“创意产业”的兴起，则将成为这一“我时代”加速呈现的经济和文化推力，并成为中国历经2000多年后进入首个“人本社会”。
创意新经济引发中国传统阶层嬗变
中国粗放式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一个阶层社会的再次出现，甚至还出现了一种为这种贫富不均开脱的理论。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到马克思对于消除阶级差异而提出的斗争只是一种实现理想社会的手段，而最终的目标则是联合所有的私有财产而实现一个公平与公有的共产社会。中国今天所产生的阶层与财富不均应当理解为经济发展初期的一个社会阶段产物，而社会建立的目的则应当为消除这种差异而提供积极的方法。
关于经济与财富的形成与发展，许多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大多都是资源占有与生产力这类要素，大卫.兰德斯则通过全新的角度审视了今天所流行的功利性经济学说，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在《国富国贫》中指出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发明”。他指出欧洲人发明了“发明”这个观念与活动，并热衷于不断创新发明，以致造就了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的生产力和经济飞跃。这种追溯并探究人类经济进步与现代化的真正主流，可以为中国进入整体社会进行文化观念蜕变和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创意经济的出现，或许将应和兰德斯的理论。这种“发明经济”理论改变了传统观念对于财富的看法，同时也破解了一个长久的经济学迷思：国家与个人的财富并不是金银，而是生产，财富的增加也是生产的增加，同时也就是一个国家和个人的经济成长。什么是经济成长的来源？全球经济学家们目前已摆脱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他认为当人口的增加到资源的承载力时经济一定会衰退）：依靠资源增加而造就的经济成长是靠不住的，持续的经济成长需靠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生产力的不断提升。而工业革命恰恰是西方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经济高速成长的原因。早期从事航海探索而获得新大陆大量资源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人，尽管当时占据了广大的殖民地，但在现代生产技术诞生之后便就黯然失色，而英国率先通过工业革命而快速超越其他原来富有的欧洲国家，成为了这一“发明经济”理论的明证。
在中国即将重新寻找新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面前，一个是以巨大的土地、能源和人口资源为依赖的前30年粗放发展方向，一个则是以创新发明为新思维的新方向，中国在这两个方向之间必须作出未来的选择。而中国社会亦将因为新的选择而改变。社会财富的全新分配机制，将由发明与创意来决定，而不再由资源的掌控和人口的数量决定。
自治社会的中国可能
从兰德斯“发明经济”理论出发，可以看到富裕国家今天的财富并非来自于奇迹，而是努力发明与创造的累积，而贫穷国家的产生，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观念的保守与懒惰而失去自我的创新发明能力，以致无法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始终贫穷。全球经济所出现的富国与穷国、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悬殊对比，其鲜明对照经过200年之后在今天依然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理论（在此我们应主动排除掉这一理论中可能误读的民族沙文主义与种族歧视的倾向）。
这种“发明经济”理论的背后，也折射出创造性和领导性的能力差异，同时也反映出生态系统中的个体与种群自我演进中优胜劣汰的规则。现实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类群体，最具有“发明”与“创造”的人物几乎从来都会成为理所当然的领导者或施以影响的人，这也充分体现出“发明经济”不仅适用于经济同时更适用于人类更大的社会发展体系理论。
既然每一个个体都有着“发明”与“创造”的自我演进本能，那么，尊重个体也就成为了社会发展所必要的前提条件。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中国在21世纪施以“以地方为本”的区域自治模式，有着激励区域经济获得更大发展的同等理由。除非中国仍然采取政策的主观偏向而只允许沿海区域的经济获得发展，而希望“中国斜坡”继续存在下去。
区域经济的自治模式，随着中国的持续扩大开放而露出端倪。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渐进式的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是这种“区域自治”的模式摸索，在貌似由国家强大行政指导下的改革开放下，除了经济的自由度，还需要观念意识的自由施行，从而才能真正使中国整体社会摆脱掉对于资源的单纯依赖，从而提升到“发明经济”的全新平台。
文化软实力和创意经济的兴起，将成为这种“发明经济”的催化剂，同时也成为中国“区域自治”模式得以真正实施的基础。在中国，这将是一场与保守观念争取时间的竞赛，同时也是一场由资源生产力到发明创造生产力的经济转轨，而最终，则是社会民主自由国家范式的达成。2008年对于中国各区域的主政政府而言，其最重要的战略思考就是：如何实现自身区域经济的“发明创造”？而国家政府，则须思考两个重要方面：如何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者以及如何管理一个充分自治的新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