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生存才能养家糊口”成为了现在很多中医院加速增加西医项目和西医设备的最好理由，也是一些中医院院长为了创造更大的固定资产的“硬指标政绩”的需要。因此，在中医院中大量进行西医各种名目的检测、大量开西药、大量动手术，也成为了“合理合法”的事情。从而使中医医疗服务体系的赢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大转变，过上了靠西医项目赚钱的“富裕日子”。这不仅使中医师丧失更多的使用中医药诊疗疾病的临床实践机会，长此下去，虽然暂时能多挣一些钱，但势必进一步弱化中医药诊疗技术在医疗市场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甚至逐渐丢掉了中医医疗技术，造成中医“自毁前途”的痛苦局面。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西化现状，从根本上背离了国家鼓励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政策。
也许有人会说，中医院不开展西医项目就挣不到钱，也就很难活下去。我们主张在中医院突出中医药特色，以中医药服务项目为经营主体，并非反对中医院赚钱生存，而是更希望中医院能够合理地赚得更多的钱，以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对此，我认为要解决挣钱的问题，首先必须要有过硬的中医药诊疗“功夫”，如果没有“功夫”当然挣不了钱。其次要有合理的收费标准，如果收费标准不合理，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生存发展。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医院就不可能再为挣不到钱而忧愁。
2002年我在韩国采访高丽参产业时，顺便了解了一下韩国的中医情况。在韩国现在将中医改称为韩医，韩医院主要为民营性质，找韩医看病也能进行医保。据陪同我采访的一位老华侨介绍，患病后有一半左右的人都会首先找韩医治疗，因为他们都坚信韩医的疗效，甚至还认为有些病找西医根本就没治，只能找韩医治疗。我从一家韩医院获取了一张病历，发现上面虽有现代医学的一些基本的常规检查项目，更有详尽的韩医诊断内容，包括有阴阳六经辨证，这与我国中医院病历中的项目“高度西化”明显不同。
中医药参与“非典”的治疗，使我们感到了自豪，中国因为有了中医药，就比其他任何国家在防治疾病上多了一个重要的“武器”。我国中医医疗在这次防治“非典”中取得的经验，已受到WHO的高度重视，这再次说明中医药人才和中医院必须发挥中医药特色才有出路，否则盲目地追求“现代化”，跟在西医后面跑，等到西医不行了，需要让你这个中医“大显身手”时，你的“西”肯定不行，而“中”又不精，最终施展不出“绝活”，那才是真正的“难堪”。
如果中医院照搬西医院那一套，永远都只能跟在西医院的后面走，因为中医院在西医方面肯定竞争不过西医院，在中医方面又因大量模仿西医的办院模式和大量搞西医而早已几乎忘掉了自我，到最后只会加速丧失在现代医疗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体系，也分别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中医院要想在竞争中求生存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必须采用、也应当采用与西医院完全不同的“招数”。
然而，可怕的现状令人担忧，下面我们来看两组数字：
1.据报道，在全国两三千家中医院中，几乎没有一家是100％全部采用中医药方式治病的，从化验、透视、B超、CT、磁共振等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到诊断所用病名、处方用药到疗效考评，都是一整套西医的“玩法”。但所有的中医院又都如此心安理得，似乎不这样做反而是落伍了。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全国3009所中医院在2005年度的统计数字：中医院年总收入493.30亿元，其中业务收入447.59亿元，经营收入1.78亿元。平均每院的药品销售为904.16万元，其中西药销售为605.87万元，占总销售额的67％；中药销售为298.28万元，占33％。这些数字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医院不“中”了，不少中医院已沦落到主要靠卖西药为生，确实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打着中医牌子走西医路”已不是个别现象；二是中药价廉，卖不出好价钱，不能充分地体现中药知识商品的价值。即使在全国有影响的一些中医院的盈利中，西医设备检测费、治疗费和西药销售已占了很大的比重。
那么，中医院应当依靠什么参与竞争呢？我认为应当依靠的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学术和临床诊疗技术，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则在于中医药学术的特色优势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中医学术是否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中医疗效是否能够不断提高？中医经济价值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医的医疗服务是否收到了合理的经济回报？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经营方式。中医院要突出中医药特色就必须解决好以下7大主要问题：
一、中医院应该长成啥模样？
全国中医院从人员着装、建筑形式等外部形象，到诊疗流程、检查方式、医疗设备、医疗服务项目等内部经营，都受到了西医的深刻影响，与西医院基本无异，仅在规模上小一些而已。如果将这些中医院的招牌摭住，谁也辨认不出来这是中医院还是西医院。失去特色的中医药被包装在现代西式医疗机构的外壳之内后，很自然地就会受到西式环境气氛的影响，必然会按西医的运作方式“行事”，也会带上西医大夫的诊病“表情”。在这样的环境状态中，不仅使中医师从心理及思维方式上更像西医师，而且还对患者产生不良的诱导，即使患者身处中医院中，也会不自觉地产生要选择西医诊疗服务的愿望。
反观佛教的庙宇、道教的宫观与西方的教堂，从建筑风格和色彩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和尚、道士、教士等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的着装和气质，都能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不同宗教之间的建筑、服饰等都不能相混，否则，就会给人一种别扭的混乱感觉。试想，在红木中式餐桌上用竹筷吃西餐，能有舒适贴切的感觉吗？可见，做不同的事情就应营造出不同的与之相应的文化气氛和外部环境。
人们常说：“境遇造就人”。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增强中医院的东方文化气息，重塑中医药的品牌形象，最终达到以下目的：一是从视觉心理角度加大中医药的社会影响力。二是增强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信心，使中医师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以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进行中医临床思维。中医的品牌形象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两大方面，内在的问题牵涉的因素较多，后面的内涵建设中将有涉及。外在方面，我在新书《第三只眼看中医》中提出了中医院“形象包装”的10点建议(此略，详见该书有关部分)。
二、中医院应该有啥样的“和尚”？
中医院内涵建设包括医疗服务规范、医疗质量管理、医德医风、环境设施、技术特色、人才优势、设备保障等，在此仅涉及中医院最重要的医疗人才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名医问题，因为人是决定胜败的关键。中医院如同“庙宇”，庙内必须有好的和尚才行，如果有高僧那就更好了。中医院的高僧是谁呢？那就是名中医、名老中医。
我国历代名中医辈出，这些名中医都是在治愈了疑难病患者或抢救了急重症患者后，声名鹊起，最后远近闻名，成为一方名医或一代名医的。名中医的所谓“名”，其表层意思是指该中医师在社会上所具备的“名声”、“名气”和“声誉”，而实际上则是他高超诊疗水平的具体体现。然而，时过境迁，在特别强调“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年都是些经过行政手段“产生”的“名老中医”，未经过市场风雨检验的“念经”水平，很难说不“大打折扣”。
三、中医师面对患者应该怎样“动脑”？
“整体论”是中医的一种认识和防治疾病的世界观，“辨证施治”则是中医对疾病诊疗的一种临床操作思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西医也具备这种类似思路。西医也并非那样简单，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有针对性很强的临床系统思维。但需要注意的是，西医并非像中医那样在认识疾病时还要综合考虑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关键是它的系统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物质”的认识上，而中医则更注重影响人体健康的各种“关系”。
近几十年来在现代医学的影响下，有了将辨病与辨证结合的所谓“发明创新”，即在西医“病”的前提下再辨证，由此就使中医的辨证施治几乎异化成了西医“病”的“下属”了。而且还研究出了针对西医“病”的很多不需要辨证的“特效药”，在处方用药上往往再结合中药实验室的研究成果，甚至还配上一些西药，表面上看很科学、也很时髦，其疗效如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是治好了病也说不清楚是中药还是西药发挥的作用。这些时髦的“创新”到底是丢掉了中医特色还是真正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呢？
既然中医不去专注于辨证，却和西医的“病”牵扯在一块，别人自然就会从西医“病”的层面上来评判中医的疗效。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还自以为很“摩登”。由于中医历史上的经典方剂都是以“证”为核心制定的，可以说是与西医的“病”无关的，因此，用对付中医“证”的方剂去解决西医“病”的问题，很容易就会得出中医对某某病疗效不好、重复性不高的错误结论。可见，这完全是自找麻烦，自我挖掘“坟墓”。这样不仅将中医的特色丢掉了，也使中医的竞争力丧失了，而且这样发展下去，就连中医生存的合理性都受到了质疑。
因此，要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必须坚持传统的中医临床思维方式和辨证施治。我们不反对创新，但不要轻易采取一些所谓的“创新成果”。
四、中医师除了诊病还应该干啥？
大家都知道华佗是一位名医，传说华佗有一次曾对朋友说：“我比我两个哥哥差远了。”朋友诧异道：“你还有两个医术高明的哥哥，我们怎么都没听说过呢？”华佗说：“我大哥擅长在日常生活中教你养生，让你在没有体会到病痛的时候，就将潜在的疾病消灭在萌芽之中了，因此，别人不会把我大哥当作救星来感激，所以他就没名气；我二哥在别人稍有不适或小病初起时，就予以及时调理，不让疾病进一步发生而影响身体，由于感受不到大的病痛，因此觉得对我二哥用不着太多的感激并记住他；我是在疾病发生后才能发现和对其治疗，也就是在他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我帮他消除了病痛，因此，他会把我当救星，我也就成了名医。”
以上虽然是一个传说，但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医药很重要的特色问题，这就是中医药的养生。“治未病”养生以防患于未然，这是中医学最大的一个特色优势，不仅能够减少疾病的痛苦，而且还可以给个人和国家节约一大笔医疗费开支。比如，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紧张，工作和生存的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也极易发生不同程度的疲劳，疲劳日久就会逐渐转变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再进一步累积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呼吸疾病、精神疾病、肌肉骨关节疾病、生殖疾病、癌症等多种现代疑难病，甚至出现“过劳死”。可见，这些现代的慢性病、疑难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不适当的生活方式累积而引发，如果我们能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静养、茶道、药膳、经络按摩、太极拳、养生书法、养生音乐等具有促进人们身心健康作用的系列养生活动推广开来，让它们溶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就能保持身心健康，大大地减少疲劳，从而避免引发很多因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
五、必须限制中医师的哪些行为？
我的好友、美国西雅图Bastyr大学针灸教授刘崇云在国外从事针灸工作近十年后，于1999年第一次回国。我们见面谈及中医药时，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在美国才学会针灸的”。此言一出，使我为之一惊：“此话怎讲？”他接着解释到：“在国内只是在操作针灸技术；到了国外不仅要有好的医疗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使技术适应市场变化，而且还不能使用西药，只能用针灸方法解决问题”。
我的一位原来在国内一家中医院工作了近20年的朋友，后来到了国外一家开设有针灸科的西医院工作，这个医院不仅不准中医师开西药处方，而且也不允许使用任何西医器具。也就是说只要是与西医沾得上一点边的药物和器具都不允许用，只能使用“纯中医”的方式。他告诉我：“由于在国内中医院工作时一般都要开西药处方，所以，刚开始受限制不能开西药时还很不适应，后来逼着按‘纯中医’方式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原来纯中医也是能治病的”。
前不久，《中国中医药报》介绍了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的博士生、现在英国伦敦中萨大学中医药中心的唐铁军在海外的“纯中医”经历，他说：“目前国内大多数的中医，包括我出国以前很难做到完全不用西药。在国外治病，我们只能应用纯中药，汤剂或丸散剂居多，均为纯中药制剂。英国对中成药的进口限制非常严格，任何含有西药成分的中成药都无法进入英国。中医在这里没有西药的处方权，完全不可以使用西药治疗病人。因此，我们所用的药物只有纯中药。尽管这是被动的，但正是由于这种迫不得已，恰好使我们摆脱了对西药的依赖，充分体现纯中医治疗疾病的特色。事实证明，没有西药我们同样可以有很好的疗效，成功的病例不胜枚举。”
以上三个事例说明了，中医药是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虽然不能包揽所有的疾病治疗，但在其所擅长的范围内还是完全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政府怎么去引导和管理。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医师和西医师的处方权限制的问题。
有专家提出中医师和西医师不能交叉处方，即中医师不享有西药处方权，西医师不享有中药处方权，要获得两种处方权，就应考取两种执业医师的执照。由此引申开来，是否也应限制中医院开展过多的西医项目（或仅开展基本的检查类和中医明显不具备优势的项目），西医院也不设中医科室(不过，西医院的中医科并未影响其西医服务主体，限不限制都没太大关系)。当然，相互开一些适当的科室还是有必要的，关键是应当对处方权有所限制。
中西医结合作为一种科学探索，应当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如果在中医和西医的结合还不成熟时，就在所有医院推广，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不利问题。为鼓励开展中西医结合，可专设中西医结合医院或诊所，但应限定必须具有两种执业医师资格的医师才能在此从业。
“对中医师限制西药处方权”和“对西医师限制中药处方权”这种提法和规定，肯定会激怒业界很多人，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眼前利益，但我们应当看到，如不这样还会出现更多的类似“龙胆泻肝丸”的事件或严重的医疗事故，最终将彻底毁掉整个中医药，这个损失将更加惨重。从长远来看，分而治之，不仅不会阻碍中医院医疗水平的提高，反而还会促进中医师在中医医疗技术上下功夫，逼着他们提高中医临床技术。
中医院要发展，必须把握好“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看见什么赚钱就发展什么，但这种约束应该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和适当给予鼓励性的补偿及奖励来解决。否则，中医院必定会在“唯利是图”的医疗市场竞争中，急功近利，逐渐放弃中医药，在西化的同时迷失自我、毁掉自我。
六、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应怎样更合理？
此略(详见即将发表的“毛嘉陵撞击中医尖锐问题之六)。
七、中医院的“游戏规则”应怎样制定？
由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在整体上已趋于西化，因此，近几十年来中医院为了符合这些西式管理要求，基本上都是在简单地模仿西医院的医疗服务方式，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不仅逐渐丧失了自我，也使中医博大精深的形象沦落为肤浅的“模仿秀”。
中医药虽然有了现代化的医院，但医院的临床诊治评判标准却是西医的，中医只能丢掉自己“辨证”的诊疗特色，跟在西医屁股后面去“诊病”。现在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并没有包含中医药内容，采用中医药治疗一旦发生了医疗纠纷、出了医疗事故，中医药连基本的法律保障都没有，又如何来体现与西医的“平等地位”呢？
国家在制定《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及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到中医药这种东方科学体系的特殊性，所有涉及到中医的政策制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障能够使中医师能够按照中医的诊疗方式来提供医疗服务。如果国家在具体的管理政策上不能真正保障这一基本要求，那么，“发展中医药事业”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自1999年5月1日起实施，该法明确规定中医师的执业管理依据此法，这是我国第一次将中医师的管理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中。如果未能通过资格考试，没有得到执业医师证书而从事医疗活动，就是非法行医。在中医类中包括有“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民族医专业”3种医师，截止到2005年，全国已有中医执业医师197731人，中医执业助理医师36954人。
据介绍，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所考内容有不少是西医内容，而西医医师资格考试却并不考中医内容，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国家视中医西医平等地位的一种违背。
全国著名老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曾做过估计，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中医师，虽然行医已十几、二十年，但却已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这对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体是一大损失。
前不久，南方某省副省长曾说，“我省有9千名民间中医，尽管这些民间医的学历不高，但能够治病。而在目前的医师法管理中，一定要懂外语、有正规学历的医师通过考试……因此就被取缔了行医资格。这已引起当地老百姓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觉得这些民间医能给他们带来方便，看病也很有效。医术是什么？就是要能够治病救人。……现在省委省政府要求省中医药管理局对这一部分民间医逐个调查、了解。对于那些确有一技之长、真本领的民间医，就应该给予他们行医资格。”这位副省长的讲话，确实是非常客观务实的。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法制体系日益完善，人民群众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国务院在1987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基础上，于2002年又颁布实施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个条例对科学、公正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国家早就在宪法中保证了平等发展中西医，然而，只要仔细读完这个基于西医疾病诊断治疗基础上提出来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通篇没有一个“中医”的字眼，该条例在几处提到的供解决事故的原始资料，如：“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等，这些全是西医的资料，根本就没有明确涉及到中医。
中医与西医分明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基本概念和名词术语都不一样，关键是中医的诊治是以中医的“证”为核心的，并不以上述的西医临床检验证据和西医的“病”为依据。中医在不以这些依据的前提下进行医疗临床，是否还适用这个条例呢？以这个地地道道的西医条例来统管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强迫中医院必须参照此条例来规范日常的医疗活动，以避免出现医疗事故，很显然是不符合中医药的诊疗实际的。
这此情况下，哪个中医院敢冒着违规的风险去突出中医特色和使用纯中医方式？这就逼着中医院在管理上必须按照西医的那一套来“行事”，否则，一旦有了医疗纠纷，出了医疗事故，到时候别人是不可能听你用阴阳五行来解释这一切的，中医就连申辩的法律依据都没有了。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医药丢掉自己的学术语言，或者准备中西两套医疗档案。不过，即使准备了中医西医两套病历也未必就能说得清楚，因为你采取的中医药治疗措施是否妥当，仍然难以合法地解释清楚。
这种管制方式已不能单纯用文化意义上的“西化”来形容了，完全是在用“游戏法则”来企图卡死中医，其本质已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中医西医平等发展的国家意志。至今，也未见国家中医药主管部门有任何应对措施，只有上海在2004年出台了一个新版《上海市中医病证诊疗常规》，提出一旦发生了中医医疗纠纷，医患双方都可以参照该诊疗规范，判断当时处理方式是否合理。虽然该《诊疗常规》涵盖了11个学科352个常见病种，规范地全面地论述了中医诊病的依据、分类、治疗方案等内容，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而且还是仅限于上海使用。
中医院西化的情况多年来不断蔓延，不仅导致了中医医疗整体水平的下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医药的教育和中医药学生的就业，使本已问题严重的“中西混杂”的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找到了存在和延续的理由。个别中医学院院长甚至认为，中医学生不学西医在医院里能行吗？中医药教育管理者们在接受了这种错误信号的影响后，在他们管理的学校中还能培养出精通中医药技术的人才吗？
可见，当务之急应在我国宪法“发展传统医药”的国家意志下，制定一套独立的中医药管理和评价体系。中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传统医药最发达的国家，就连老牌的、保守的英国都快要颁布中医法了，中国的中医法还将等到何时才能见踪影？
(以上观点源于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毛嘉陵新著 《第三只眼看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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