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语
年已七十古来稀的我，前后两次动笔，想着要来写点东西，都是看了振龙侄儿写的文章所引发的。
人生的路几已走完。回过首来，忆往事，一幕幕的呈现出来在眼前，试着写写又何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过了此时，再也难以为之了。于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时间用的多了些。
我没有受到任何任务的压力。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消遣，使脑子动一动，如此而已。
2007年12月
人生三部曲
——我一生的历程
第一部分 求学之路
我出生于1937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那岁月。我母亲对我讲过，当时我还是在怀胎的肚子里，母亲带着身孕，跑潘山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国的当时，本就贫穷落后，再遭侵略战争，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我无论是出生前或出生后，都饱受饥荒灾难的冲击。我的先后天严重的不足。我小的时候，一向瘦小，体弱多病。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年已八岁（八年抗战）。有一天，突然感受到大人们的无限喜悦、欢呼，奔走相告，到处听到喊着：“日本人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这时，我已是小学三年级。在泉州市南门外亭店村的紫阳小学就读。我出生地是在泉州的新门街，后跟随着父母亲来到了近郊的亭店村讨生活。父亲在这里开了一间小药铺兼行中医，维持着一家八口人的生活。我书读的早，6岁即进小学（当时没有幼儿园）。刚入学的当儿，我书读得还可以，成绩优异，每学期都名列前茅（多数是第一名），得过特殊的奖学金。由于我在学校比较突出的表现，我的父母亲备受人们的夸赞。我在读的小学校长，别出心裁，把我入学的名字洪寿山，改名为洪亚山；亭店村一个有头脸的人物，硬要把他的一个女儿许配于我，订为娃娃亲。（后来没成，这人英年早逝，我14岁后就离开了亭店村）。其时我也不懂得是咋回事，父母亲要我叫他“丈人”。一见到这人来时我就躲，我被小伙伴们说得脸红耳赤，臊劲十足。那段时间，父母亲着实是得到了些快乐和安慰。
然而好景是不长的。这三年之后，我的学习成绩渐渐的掉了下来。我遇到的那种一时的“轰动”效应平静了下来。更有一次偶然的遭遇，邻居顽童杨子斑与另两个小孩子打架，他一对二，他们互扔石块，激烈的酣战着，我刚好从旁经过，一块石头正打在了我的额头上，顿时血流满面大哭一场这自不必说。自此，我的“印堂”破了相。（就当时的条件，是不会去医院缝针的）。厄运紧随着走近了我。
我学习成绩的下滑，原因不外有三：
一、我时常在学校上课时，疾病突发，浑身发抖，回家躺床。不论冬夏，都要盖上厚厚的棉被，还直发冷哆嗦（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疟疾）；另一种病是头痛的了不得，在脑袋中间的一个部位，我用拳头捶打着。母亲一见到我的这个情形，她就坐在床边哭，她恨不得来替我受这份罪。她是知道的，这是我先、后天不足所致。当时这两种疾病轮番在我身上发作。发病率约是半个月一次，有时是一个月，每次持续2-4天不等。我失掉了不少的功课。记得有一次期考，数学老师出了2道珠算题，我莫名其妙，我还认为是老师搞错，说了老师从来也没有教过呀！其实是我没能去上课失掉的。（算盘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使用得很广，当时还没有计算器，更没有计算机，工作中的许多计算，都是要用算盘和计算尺联合使用来完成的）。疾病的折磨，使我在以后学习、用脑中，脑子忽的有时会出现“一片空白”。父亲对我的这两种病，从来不对我说什么，他只是运用他所掌握的医道，用中药给我施治，从不请西医来看看。我缺的功课多，却还是没有留级，大人们还是盲目的庆幸，赞扬我年年都升了级。其实学习基础已经不扎实了，大厦基础已经出现了“蜂窝”。
“先后天严重不足”，绝非一句轻松的话。它是一定要回报惩罚的，无论对谁。在我的一生中，后来遇到了两次较好的改善身体的机会，这是后话。
二、我家租在亭店村的房子，是一间店面，一个房间及一个隔着简易木屏风的厅，所形成的两半的前半厅，还有天井边（过道走廊）的一个窄小的“厨房”等，总共也不到40平方，居住着7个人（房东居住另一半）。晚上父母及弟妹宿在那间房，我和哥哥、祖父，每晚睡觉得要临时搭铺在那间药店面（祖母一人留居在泉州新门街）。晚上7-8点钟后，有时是更早一些，总有2-3个人不等来闲聊，坐在那张要搭铺的长板凳上（也是白天让病人来看病坐的长条椅子）。最气人的是，我已经是很瞌睡了，他们还有一句、没一句，毫不着边的漫聊着。已经懂事的小孩子是不能告诉大人想要睡觉的（说了也没用）。父亲也是要屈着面对农村的习俗。我尤其是到了期末考试，很多时候还是要到翌晨的4-5点钟爬起来“临时抱佛脚”读点书的。我们睡的“床”，不，应该叫“铺”，一条被子的里面是哥哥，被子的外头是祖父，我插在中间。每当我要溜起床，是要轻轻的摆脱他们两人的夹缝，尽量不去吵醒他们，抽身起来的。点着昏暗的“火油灯”，抓紧临考前的一阵子。这种“火油灯”是当时家家户户晚上所普遍使用的。它用一个小碗，上面放两根灯芯草，加进食用油，灯芯露出碗面，用火柴来点燃。灯光的昏暗，不难想象。学习环境、条件之差，怎能不把“逆水行舟”的这条船拉向下！
三、我读初中的这三年，跨越了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时代的大变迁。解放前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他们代表着大军阀、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腐败无能。临解放前的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金圆券（国民党政府时用的货币）每日都在变，日间也在变，上午的钱，如果不赶快去买米，下午就是另一种价格了。听大人们感叹的说，它如同草纸！解放后，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人民翻身。斗地主、斗恶霸，镇压了过去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乡绅，稳定物价。新旧社会的变化，前后截然不同的对比，我已懂得了孰好孰坏？共产党的初期确实好！国民党因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不时派飞机来轰炸。我初中就读于凌霄中学（在亭店村），我们在上课，一听到警报，就要赶快跑出教室，去密集的龙眼树下躲避。后来因为跑得频了，干脆教室不用了，课堂就设在龙眼树下。试想，那能读到多少书？在野外，一个正当好动、腊奇的12-13岁孩子，上课还能注意听讲？大多是心里惶恐不安，东张西望，尽量去捕捉更新鲜、刺激的玩意儿。
记得泉州临解放的那一天，大哥和我来到泉州新门街老家。第二天一大早，三姑母慌慌张张的跑来报信，说是昨夜军队打进了泉州城。祖母失去了方寸，她的慌乱，把我们兄弟俩吓了个够呛。大哥拉着我便跑，急怱怱慌不择路，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跟着瞎跑。路过顺济桥时，我的脚底被桥上的木杈插进了一块（我们平时都是打赤脚走路的，顺济桥当时的桥面多是木板的），流了血路也走不动了。大哥只好把我带去三姑母家（他们家离这桥近些），用夹子取出了木片，又包扎好伤口，才一步一拐的艰难返回到亭店。泉州的解放，国民党是不战而退的，要不然这坐桥也是难说能保住的。（如今已建起了一座新的顺济桥，旧桥正在拆除）。据说厦门的解放，就经过了一番较激烈的战斗。
就我的读书而言，不无遗憾的，这样度过了小学和初中。大哥在初中毕业后，就得要去找“头路”（就业），因为父亲的负担太重了。我何去何从？是一个十字路口。凌霄中学没有办高中（它是不完全中学）。我小学及初中时期要好的同学杨秋平，一再撺掇我与他去考集美航海学校，我向父母亲提出了要求，但回答是：父亲没有经济能力负担。我哭闹着，母亲从旁也劝说：“行船跑马没有三分性命”。后来我也只好回头，勉强考去了泉州一中。
父亲肩负的担子确实是不轻的。当时一家八口人，全靠他一人的收入维持生活。祖父因年老力衰歇业在家已多年，母亲专搞家务，没有别的收入。我们兄弟4人吃喝拉撒，上学的费用也是够瞧的。父亲自幼只读过几年私塾，后去池店村跟一个远房的叔伯堂兄做学徒（学中医），再到泉州当了几年大药房店员，就出来落脚在亭店村自谋生路。父亲对子女是威严的，他为人耿直，谨慎寡言，安份守已。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行书）。他似没啥爱好，用全部的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到行医及药铺的经营。如果勉强要说他有一点爱好，那就是每天要喝二两地瓜酒。但他非常的有节制，决不多喝。由于他一生的勤劳，他老来还把新门街那幢摇摇欲坠的旧房作了改造。
母亲性情温和，是标准贤惠的妇女。她每天十分的辛苦劳累，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肩负的生活重担，其实有一半是她缓解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十支锄头把，不及一支锅铲把”。意思是说，十个男劳力，及不上一个会勤俭持家的主妇。这句话虽然有些过，但也充分的说明了家庭主妇的重要性。但见她，一天到晚烧饭带孩子，缝补浆洗，从来就没有空闲过，有时候还要帮忙去抓药。遇到星期日，放假期间，她带着我们兄弟去拾柴草，到山上龙眼树下捡树叶，供烧饭用。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妹妹穿着一件“长衫”（简易旗袍）去山上捡柴，相当的突出，她穿起来很合身，与众不同，再没有看见过别人穿这样的衣服上山去劳动的。这是我母亲自做的，她有一手很好的针线活，缝纫技术顶呱呱。“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补老四”，这是旧中国的流行语。我是老二，自然要穿旧的了，那么我老弟只好穿破的，经过缝补的了。岂止是我老弟穿缝补的，我也得穿，谁都要穿！统统是母亲缝补的。我们并不会比别人穿的更破烂，在那时，我们兄弟的穿着，还应当算作上乘的了！因为是有了我们可敬可爱的妈妈。她的贤淑，也是被人们看好的。解放后，村干部就曾多次来动员过她，要她去当妇女主任。在这个村里，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约4～5千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楷模，人家是不会看中的。（后来没去当，因为是家务太重，没能腾出时间，父亲也不愿她去抛头露面）。
父母亲的感情，是相当好的。虽然偶尔她们也会吵吵。大多还是我母亲忍让着点，委屈一些。我们有一对中国很传统的严父慈母。
14岁，我离开了亭店村，去泉州一中就读高中。泉州一中在市区的北门外。第一学期，我住在新门街老家，这里到学校大约4—5华里，我每天至少要来回走4趟（全是步行）；第二学期，我与杨忠信同学，租住一间离学校近些的房子；到了第二学年，我挤进了学校统一外租的宿舍，5个人一间，得到了好一点的学习条件。这里点起了煤油灯，一个人有一张小桌子可供自修。这时，我参加了学校刚成立的少先队，也不记得谁安排的，反正不是大家选的，我当了总队的学习干事，胸前带上红领巾，臂佩“三条杠”。总队下有三个大队。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已不配，与“学习干事”并不相称。然而也才刚刚欢喜了一阵子，读了一年多安稳书，我上到了高中的二年半，（三年级的上学期），就又要去考大学了。
原来我是春季班的学生。当时的招生不像现在，每年只有夏季一次。那时是春、夏各有一次入学新生。我是春季进小学的。因此读到现在，不刚好，高中的二年半就得去考，要不就得多耽搁一年。我从小学到高中，可以说，就没能完整的读点书的。
1954年夏，我参加了高考。当时泉州不设考场，还得要去漳州。我第一次坐上长途汽车。颠颠簸簸的在土面路上走了6—7个小时，才到达漳州。那时的公路，路面又窄又不平整，路上感到非常的不好受，我在车上吐了，下车后也站立不稳，感到天旋地转的，原来我是会晕车的！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中学的教室里，没有床，就睡在地板上。那天晚上我躺下，一闭眼，觉得整个房子都还在旋转个不停。但谁也不会让你多休息，第二天上午就得进考场。记得我们考完了英语出来,同去的伙伴大多都叫苦不迭,因为有一个主要单词都说没有读过，没法译出来，我也不懂得此一词，后面一连串也就都没法译下去了，让它空白……，以为这下可完了！一向尖钻的同学杨紫双出来后，看到大家“面黑嘴黑”！（闽南语——难过的样子），他说得眉飞色舞：“这个字是‘灰尘’嘛，它遍布各处，院子里有、窗子、桌子上都有，经常要用鸡毛掸子去……”。（大体内容如此，记不详），我们都以为他一定考得好，自己就“泥菩萨过江了”（难保自身），悬了！一共考了3天（都是笔试），才回来听天由命！
当时国家的制度，一经考上大学，是不要学杂费等的，连同吃饭睡觉，也都由国家包了。所以对考生来说，谁都是要一搏的。
没曾想，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张电报，是南京录取的学校发来的。我被录取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这一张电报，在亭店村，在泉州一中，犹如一锅烧热的油，溅上了一滴水，炸得特刺耳。因为除了此学校，再也没有哪一所大学，事先发来这种电报。他们都要等到半个月后的报纸统一公布。等待的日子是感到特别漫长的，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眼巴巴的。
真正到了公布的那一天，有的人失望了！有的人痛哭了！与我曾同租过一间房的杨忠信，落榜了；杨紫双同学简直不敢相信报纸上竟没有他的名字，实在出人意外。今天他遭此不测，自尊心受到极大冲击，跑出村外，仰天长叹，久久没有回家。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多少欢喜与眼泪！当然，这也并非是唯一的出路。随着日转星移，时代的变迁，从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考取的学生未必比落榜的就好到哪里去。顺带说一句：杨紫双后来去乌石干扰台工作，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倒下去，他走向前去看看，自己也被断下的高压线所产生的强大磁场所吞没，死于非命。
17岁(虚龄18)，我踏上了新的征途。第一次要远离家乡，离开父母，独自去外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从泉州到南京，那时路上一共走了6天。第一天，从泉州坐汽车到福州，路上走了近8个小时，快到福州前，汽车还要搭船过渡（那时还没有乌江大桥）；第二天，从福州坐轮船，沿闽江上朔到南平，逆水行舟，船走得慢，也捱了一天；第三天，是最艰巨的，从南平坐汽车到江西鹰潭，汽车要翻过武夷山顶，那真是让人晕眩，盘山公路在山丛中弯来绕去，从一大清早到入晚，整整的走了一天，我晕车、呕吐、疲乏等一齐袭来；第4—6天，从鹰潭乘火车到南京，路上要转车，等候班次。到第6天，才能到达终点。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那时的交通还是相当不发达的，处于一个很初始的状态，公路是土面路，坑坑洼洼，大多路又窄。对初出远门的我，这几天的经历，感到是异常难熬的。火车呀、轮船呀、汽车绕爬武夷山顶，都是人生的头一遭。幸好出发前，结伴了四个人同行。他们来自泉州五中1人，集美中学泉州人2人，同样他们也是接到提前通知的电报，因此便于相互联络结伴，这个电报确实是帮了个大忙。他们这三人无论年龄，个头都要比我大些，也成熟一点，一路上似乎他们更能应付这种陌生的局面。这次初出远门的求学之路，留给我一生难以忘却的烙印。
我所学的专业是“陆地水文”，属理工科。通俗一点的说，它的对象就是探索分布在大陆上江河、湖泊的水资源及其时空变化。华东水利学院当时有水工专业、水文专业，这两个专业相当于水利建设的硬、软件；还有水港专业，是搞港口建设的，水土保持专业及水文地质专业（即地下水）等。解放初期大学的建制，专业性搞成一所学校的，多称之为学院，如医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综合性的老牌大学有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后来这些学院纷纷改称为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改名为“河海大学”，上海的华东师范学院，改名为“华东师范大学”等。
那时的教学多是妨苏联的那一套，“填鸭式”的，书本知识把你灌得满满的，相当的紧张，我读的这个水文专业还派来一位苏联专家指导。整个学习过程是迫使你读上一些书的，半军事化的管理。
我一共读了四年（本科）。与我同路来的那3人，其中2人是水文专修科，另一人是水港专业本科。第一学年，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我们这些被招来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但以江苏、上海、浙江人居多。上海、浙江人都有着大地方的优越感，自以为是中国经济较好的地区，有点看不起外地来的。同学也就罢了，要紧的是老师，他们讲课的“普通话”，保留着极浓的乡音，不是像如今的普通话那么普及，对教师要求那么高。他们似乎是要操着如此的口音，以此来眩耀自己（是大地方来的）。我高等数学课的主讲讲师及一个助教，是上海人，他们讲的滔滔不绝，我实在是难以听懂。“原点”即坐标原点，我一听就是“雨滴”，差之千里，毫不着边。一路同来的那个去读水港系的吴炳辉，天天口里不停的用闽南语喃着：“耳屎使耳光”。他是故意把上海话“现在啥辰光”（现在什么时间）念成这样的，他对操如此口音讲课也是非常无奈的。第一学期，我的数学考不及格了（自读书以来的第一次）！我后来是补考升了级，但有人，其中有一个福建莆田人留级了。我的下一届更惨，入学时是8个班，第一学年读下来，整整留级了一个班。当然留级的不单单是语言问题，也有其它原因。他们这一届的第二年，缩编成了7个班。我读二年级时，学生的供给制，改为助学金制。我写信回家，家里从村政府那里，打来一张证明（申请），我被定为助学金乙等。即如伙食费每月12元，自己要交6元；这一学年还遇到了沸沸扬扬的要搬迁的问题，说是水文系要搬迁去清华大学。许多同学都高兴，我却暗暗叫苦。我来到南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气候。尤其是冬天，每天下午4—5点钟，温度从零上转入零下，越过0℃线，我觉得很是不适应，我从小就比较怕冷。特别是到了晚自修，我的两只脚冻得发麻，常常失去了知觉。学生是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只有找老师去答疑时（当时有设专门的答疑制），学生有不懂的地方，自修时可以去问老师。老师室内有火烤，才得暖和过来。但你总不能一人老占着问，别人也是要来问问题的。要是再去北京，那不是要了我的命！还好，此事后来没成，原因是啥，学生管不着，这是上面的事。我十分的庆幸！第三学年（1957年），遇到了党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掀起了反“右派”斗争。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当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画了一口棺材，他自己正在掀盖往里钻，上面写着：“洪亚山同学入团不到一个月就批下了，他申请了快一年，迟迟也入不了（共青团），要等他进了棺材，他才能被批准。”校园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多是针对学校领导的问题。可是到了后来，却又反过来，把发动起来的“群众”，所提的问题，无论是大字报形式也好，或者开会发的言也好，在这些人中划出了一些“右派”。我的这个年级，一共三个班，每个班（30人）各有正、副班长1人，共是6人。其时我是一个班的副班长，除我之外，其余5个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那是学生斗学生，被划的那是倒霉透了。我的正班长汪德麟，多么好的一个人，个头1.8米，书读得棒极了，算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我认为他最应当被选派出国留学的，我一向对他很钦佩。可如今他却成为“阶级敌人”！别人斗他斗得言词犀利，慷慨激昂。我一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有人说我有温情主义，斗争性不强。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怎么会是“阶级敌人”。第三学年的下学期，我们年级的学生还去浙江省的瓯江搞了一次生产实习一个月，内容是“洪水调查”。第四学年（毕业班）的上学期，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开刀割下，住院了一个礼拜，同学们的互助精神好得很，他们分工把我拉下的功课，都帮我做好了笔记，使我较快的就能补上。四年级的下学期，毕业前，我和几个老师、同学去南昌市、江西省水利水电设计院作毕业设计，时间一个半月。于1958年秋，我毕业了，得到了本科文凭。
我所在的这个年级，入学时90人。此时能够毕业的，才60余人。其中10人被划成“右派分子”，叫做政治不及格，拿不到毕业文凭，这顶“右派”的帽子还得继续戴着，戴到工作岗位上去，比别人已是次了一等；还有10余人，有的考试成绩不及格，有的半途而废，或因事因病。应当说，那种管理，制度是相当严格的。非常可惜的是，这些戴着“右派”帽子出校门的，有许多是学习很骄人的，才能是相当好的。平心而论，我虽毕业了，但也只很平常不过的。
这四年的大学生活，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改善身体的环境。一进学校，规律生活就开始了。这里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每间宿舍住8个人，分上下铺，每人都有一张小书桌，并且有半格书架可放书藉、笔记本，用的是电灯，自来水，师资也是较好较足的。我们每天有4餐，早餐稀饭，上了2节课后，课间有一次点心，每人一碗豆浆2个馒头，中、晚餐都是干饭及相应的菜肴。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是很规律的，下午的第三节课后，就去操场活动锻练。这里有长短跑、跳高跳远、蓝球、乒乓球、单双杠等等，你爱运动什么，自己选择。当然体育课也是要考试通过的。我从来没有偷懒过，天天去跑跳，尤其是冬天，每到下午的4-5点钟，地面温度转入零下，我是感到很冷的，去运动一下反而好过一点。每天的清晨起来，做广播操，宿舍的楼下也有单、双杠，我也总要撑它几下。如此的规律学习生活，如此坚持运动了四年，我的身体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我因为前期病的缘故，发育得较迟缓，进大学的当儿，我个儿小，年龄也偏小一点（比同班同学），有人说我，看你这么一点点，怎么会是大学生呢？这四年下来，我的个头长高了，发育了不少，身体也结实了许多。
别小看这一个课时的体育课。如果是一天、二天，那是没什么。但这是四年，连续的四年，那就非同小可了！运动锻练，本就贵在持之以恒。包括寒暑假，我也从不间断。说起寒暑假，我在南京的这四年，只回过一次家。家里的经济是不可能让我寒暑假都回家的，有了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四个年，也都是在外面过的，一个人有点冷清清的。那也不仅是剩我一个人，还是有比较多的同学不能回家过年的。我回家的那一次是三年级的暑假，能够回到家，见到亲人，是日思夜想的，尤其是对一个初出远门的人。母亲乍一见，最感叹的一句话：“山啊变粗了。”是啊，三年了，比起原来瘦小的我，我着实长高了，粗壮了许多！第二年的暑假，因已学了“测量学”，江苏南京的同学联系到当地的一点测量工作，几个没回家的同学，拿来一起做了近一个月，每天都是在大太阳底下作业，确是够受的。但成果换得来每人赚了20元钱，却还是心里乐滋滋的。我把这点钱去买了一双“翻皮鞋”12-13元，是羡慕已久的。一穿在脚上，冬天走出室外，比较不冻又抗地上的积雪融冰，后来去浙江生产实习穿了走山路，还不怕蛇的侵扰，心里觉得很壮气……，其余的几个钱都是用在学习上最急需的；第一学年的暑假，那还是新生，正可利用来逛逛街，走走南京的中山陵，雨花台，玄武湖等。但这一年暑期遇到了41℃的最高气温，难熬得很，当时学校的游泳池还没有建成，入晚仍然是丝风全无，南京的夏天是长江四大“火炉”之一，那时也没有电风扇，那一种难受，令人苦涩，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大多数的寒暑假，每天我仍坚持去操场运动，这已经成了习惯，是一天中不可缺少的。
体质是得到了较可观的改善，但我的耐力还是赶不上别人。小时候脑子的疾患遗留，克服的似乎并不多，脑子的运转受到影响改善不大，无论是思考或课堂的理解，反应都显得不够快，脑子“出现一片空白”时仍发生。
21岁了，业已受到了高等教育，人生观世界观也应当是基本形成了。我认真思考了一个问题：出了校门，走上工作，走向社会，人应当如何的活着？这个问题前前后后思考了几个月，并没有很快的得出结论。在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经过了否定再否定，最后才得到我所要的答案—应当采取的，是“乐观主义精神”。我也并不是想完了得出了答案就完了，要把它树立起来，还需要时日的。逾半年的时间，我对所遇到的问题，处人处事，日常生活中，很下意识的在脑中培植着，一直到真正的让它扎下根。
由于我在彼时打下了这个思想基础，我就每每注意贯穿到工作、生活中。它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是要用它来化解诸多的不顺遂，把大化小，把小化了。人生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永远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是很尖锐、复杂、痛苦的，这就需要有战胜它的武器。我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所有与我工作、生活过的人，都有所感的。一直到了退休时，退休后很多人都还在加以肯定、赞赏。我退休后有一次，遇到一个省局的领导，他对我说：“老洪，你退休后有一次我们几个领导在一起谈到你，他们都对你的乐观精神印象非常深刻。且不说你别的方面，单就这一点，就够大家好好学习的，这是一种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