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科技资源利用中的战略问题[i]
技术在国家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则是国家技术创新中不可缺少的方面。纵观历史，进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既是技术原创能力强国，同时也是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强国。笔者以此为课题，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并由此提出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性思路。
1. 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也是世界技术中心转移的驱动力
人类的种种活动，都是围绕着其生存和发展条件而展开。围绕着生存资源产生了国家间的竞争，这样，科技便成了近现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国家政治本质上并不是技术成本核算问题，而是国家政治力量运用问题。
有人不同意这种将技术问题与国家间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技术问题本质上是国家财富增长问题，他们可以列举一堆数据表明，由于技术的增长使国家财富成倍增长，财富增长又导致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但历史的逻辑是：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尤其是在其中的政治暴力部分中的有效运用。对此，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得最为透彻，他说：“政治力量不但使国家通过国外贸易和国外殖民地在发展上获得保证，而且使国内的发展以及它自身的生存也有了保证，这是比单纯物质财富重要得多的。英国借助于航海条件获得了政治力量，又借助于政治力量，使它的工业势力能够扩展到其他国家。”[ii]
古代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财富而且是世界技术增长中心，且不说对世界进步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原创于中国，即使是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些并未保证中国财富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而是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1700年中国的GNP占世界GNP的23.1％，接近整个欧洲23.3%的水平。此后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不管是GNP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中国均居世界前列，182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32.4％，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iii]但五年后即1895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中国的工匠技艺也可巧夺天工。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玩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当时中国所缺的就是国家意志。与此相反，与中国同时倍受西方侮辱的日本却在60年代锐意改革并迅速崛起。1895年日本一举打败中国，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由此失去台湾。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和约》。从1840年到1900年，相隔仅60年，中国人竟由世界首富国家的大清臣民沦落为“东亚病夫”。具有讽刺味的是，即使是在190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为6.21%，同期日本为2.4%，中国仍高于日本2.6倍。[iv]
历史表明，真正世界性的财富和技术增长中心的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国家政治和国家暴力来实现的。中世纪中国的曾长期是世界财富及科技发展的增长重心。7-8世纪，阿拉伯帝国军事崛起，东西方贸易使通往欧洲的阿拉伯半岛的人坐拥财富，世界财富与技术增长重心开始西移。11世纪开始西方人发动了持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军人先行，商人紧跟，结果是阿拉伯半岛的商路及其财富在暴力中转移到意大利人手里，意大利成了西方世界财富和技术的增长中心。后来西班牙通过世界殖民掠夺而崛起，在掠夺中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西班牙战败，此后世界的财富增长中心又在暴力中转移到英国。中间经过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俾斯麦以后的德国两个新科技中心的过渡，世界科技增长中心继续向北美大陆西迁。美国在抵抗英国殖民政策和霸权封锁中崛起，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衰落中成为迄今仍有生气的新的世界财富和科技增长中心。
2. 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是科技大国形成的基础
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赢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中心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v]，则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实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自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之风就“起于青萍之末”[vi]。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在英国成功着陆，使英国有幸成为泛漫至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源头，同时也是由资本，具体说是由工业资本带动的技术革命的最初源头。此后世界技术资源就成了工业资本的附属品。与以前农业和商业时代不同的只是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属性使其与工业资本联系起来，这时的国际资本中心必然也就是国际技术及其利用中心。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链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顽强地保留其民族特质。拿破仑是较早意识到资本全球化的危害并主动通过强化国家政治经济民族特质而参与全球化的政治人物。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vii]拿破仑战争的实质在于通过强力抵制英国资本对法国的负面冲击，在欧洲范围内确立法国资本的优势地位。拿破仑在封锁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在欧洲扩张法国资本。尽管拿破仑战争失败了，但法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强行确立的法国资本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则保留了下来。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 ，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 ，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 。[viii]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ix]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是在20世纪中期完成的，但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基础性条件却是在此前100多年形成的。其间，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的独立的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人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的最不严的时候。”[x]
南北战争以主张统一的美国北方民族工业资本的胜利为结局。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xi]
高关税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从1750年到1900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从0.1%猛升为23.6％。[xii]至1914年，在人口数仅次于俄国人口数的条件下，美国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xiii]此后，世界科技中心加速向美国迁移。19世纪末，美国大学生数量已超过欧洲。1930年，美国工业实验室达到1650个，科技人员增加到34000人，政府科研经费达到7000万美元。二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欧洲。1931-1940年美国占同期世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数的26%，高于英法，略低德国；1941-1978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xiv]这又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空间和电子技术的大发展在美国提供了国家级的发展平台。当然，造成此间各国科技人才比例变化的也有二战中欧洲科技人才大量迁移美国的历史原因，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至今。[xv]
这说明以最坚决的手段保护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而不是所谓“全面开放”，是美国成为独步迄今的科学技术大国的关键原因。如果美国人没有勇气建国，继而没有勇气在反对英国的霸权中强力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于英国资本，那么，20世纪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决不可能降落到美国。
能够支持这个判断的有力反证之一，就是苏联的崛起与衰落。事实上，能够有条件成为20世纪世界科技增长和利用中心的，除美国之外，本来还有苏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一般的革命不同，它的目的是使俄国以民族的和自主的发展道路，代替没有前途的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列宁将发展重工业提到关乎俄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xvi]列宁同时又认为应当将重工业建立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化技术之上，他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xvii]为此，列宁指示，“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xviii]后苏联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上完成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技术改造。俄国在1910年铁和煤的产量分别只有300万吨和2500万吨，远低于英国的1500 万吨和2.7亿吨，德国的1500万吨和1.5亿吨，与美国相比就更落后了。但是从1928 ～1938年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苏联制造业的产量就增加了7.5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同期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严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美国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是，战后苏联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高出1-2倍。195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不到美国的30％，1980年已达到67％，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如机车、石油、生铁、钢等则先后超过美国。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军事力量方面，苏联在如导弹、核武器、航空航天、人造卫星等不少高科技领域都具有优势或者与美国旗鼓相当。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苏联制造并送上太空的。[xix]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从一个极度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被改造成世界仅有的与美国科学技术实力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强国。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对苏联进行“改革”，其结果是苏联五十多年（1917-1985）达到的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大国的地位，在5年多的时间中顷刻瓦解。
政治瓦解后必然出现的就是财富及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转移。据统计，1992-1993年中，俄国就消失了700多亿美元。1994-1998年全部资本外流量超过1360亿美元，远远大于从国外投资者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流入。[xx]1999到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多，许多工厂停工，一些非常现代化的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一些包括炒锅或者是园艺工具之类的日用品。精密机器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电子、核工业等等一些行业投资严重不足，处于停滞状态。工业部门的人才流失和人员老化非常严重，大部分工程师年龄接近五六十岁。最近10年科技人员数从原来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高级专家，尤其是那些核心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高级专家，都移民到美国和西欧。根据有关专家测算，人才流失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在国内成千成万的高级人才被迫转行，为了养家糊口，好多人被迫转行搞商业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俄罗斯经济当中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一些部门现在仍处在衰退之中。[xxi] 最近曾说过：“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有了醒悟，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惨痛的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这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完全正确。” 不少前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在对比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变化后，难以接受这一他们曾为之呐喊、奋斗的结局。曾经对前苏联时期进行过尖锐批判的梅德维捷夫教授，面对解体后迅速衰落的俄罗斯无奈地表示：“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曾由于持不同政见而定居巴黎的马克西莫夫，面对自己祖国的现状也发出感慨：“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xxii]
3. 战略产业被剥夺的国家，有权利但没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技术的悖论在于科学创造及其产品交换是需要自由条件的，而科学技术的利用却是要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英国以其资本主义方式赢得了工业革命的利益后，便开始推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资本主义在大不列颠岛的成功登陆，使原来被束缚在封建农业王朝中的手工业技术在资本的魔杖下释放出来并在资本的调度下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xxiii]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如中古时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以其农业技术优势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农业民族一样，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工业技术优势征服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民族等非工业民族：资本使城市市民变为最初的资本家，使封建的行会组织变为工场手工业，使封建地租变为利润，一句话，原先存在于农业王朝中的一切经济要素，如不转变为资本要素，就会被资本所溶化和吸噬。资本一旦出现，它就开始向世界漫流，资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xxiv]这个被现代人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到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占有高于资本中心国家的技术优势，它就不能保证其政治经济的独立性——这是目前拉美国家的选择，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对此有独到的理论解释，他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因此，“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xxv]为此列宁在革命胜利不久就提出其著名的“电气化计划”和用重工业装备俄国的方案，列宁认为这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还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拥有高于资本优势的先进的管理制度，它就不能以较低成本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甚至不能保住本国原创性科技研发能力。
制度也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远大于财富。目前在科技研发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科技投入，提出许多西方国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统计数据，以说明“R&D经费投入过低”[xxvi]是我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恰恰忘记了科技产品交易中还存在着的制度成本因素。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长期形成的产权制度使其交易费用占据了科技产品价格的重要部分。换言之，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其知识产权会有不同的成本和价格；产权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科技产品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如果仅简单地按所谓R﹠D投入统计分析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因，那我们就不能对苏联和中国在建国头几十年，在资金投入远不如西方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却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大发展的事实做出理性的解释。在这一时期，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建成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工业部门，许多都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建成的。[xxvii]中国是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制度成本在启动之初就降到最低点。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权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速度落后中国二三十年。1998年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 森通过与印度比较，正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他说：“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xxviii]今天尽管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但我们不仅要看到发展与科技投入的函数关系，更要看到科技投入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函数关系。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大规模地降低建设成本。对这种发展道路，列宁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xxix]“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xxx]列宁针对那些用所谓“文化水平”来否定俄国革命必要性的“书呆子”们的论点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赶上别国的人民呢？”[xx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