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额尔敦扎布教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现在担任内蒙古师范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
同时额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额教授曾经获得过香港曾宪梓教育基金奖。现在任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理事和中国民族经济研究会理事。额教授参加过多次国际会议，并宣读自己的论文。
【Author Introduction】
Pro. Erdenjab was graduated fro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and is now Chief Director of Regional Economy Study Institute,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Meanwhile, Pro. Erdenjab is a specialist awarded with Special Allowance by State Council, and Hong Kong Tsang Hin Chi Education Fund as well. He is also director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tudy Institute and Chinese Folk Economy Study Institute.
循环经济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 皮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赖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时隔20多年后，1987年在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成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基调，得到了各国政府的一致认同。循环经济概念上升到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在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严峻形势下，人类重新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探索经济律的必然产物。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经济学家、生态学家提出过环保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知识经济、有机农业、自然畜牧业等经济类型。这些经济类型的共同点是一样的：人年自然的和谐。具有循环经济主要特征和可持续发展合理内核的古老的游牧经济，目前在工业污染和农业侵蚀下正在萎缩和消失。但挖掘其中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这一基本内涵，对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
在历史上，至少在近代以前，欧亚大陆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社会制度变迁，都与三大游牧民族有关。人们研究西方兴起的原因时，肯定大游牧精神所起的巨大作用。草原游牧发展到海洋“游牧”，即开拓海外市场，发展国际贸易。在此基础上发展工业文明。如今这种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大游牧精神，已经成为太空“游牧”精神。它在历史上曾经摧毁过野蛮的罗马奴隶制和中世纪黑暗专制制度，开辟巨大的海外市场和“牧场”，而在当今向宇宙进军，争取更辽阔的生存空间。强焊进取的游牧精神，是这一切的根基之一。
中国北方游牧业具有久远的历史。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就是出身于西北游牧民族。著名 史学家范文澜综合史书记载和传说后认定，炎帝是西戎羌族出身，黄帝族居住在涿鹿(华北西北，蒙古草原延伸地)，过迁徒无常的游牧生活。他们以后才入主中原，从事农耕。除西北草原，内蒙古草原是中国古代游牧文化发祥地之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郊的大窑遗址有个远古人类的石器制造厂，时间跨度为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最早的年代距今约70万年，比北京猿人遗迹早10—50万年。在内蒙古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百余处。从这些遗址中发现的器物形状和风格看，与农耕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有很大区别。蒙古民族的先民匈奴、突厥、鲜卑等都是逐水草而迁徒的游牧民族。蒙古民族与历史上的其他游牧民族不同的一点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他们成为草原的最终的主人。在这里还要特别补充一句，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族执政的历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满族结束。
二
在过去，游牧是利用草地资源的主要方式。按照不同季节使用不同草地是其基本特征。春季草场是接羔用的，草好背风，并有一定的草料储备。如果是矮草平地，风雪交加，牲畜就不能成活产仔。夏季草场要靠近水源和牧草长势良好的地方，以便使畜群抓好水膘。秋季草场要选择草籽多，果实成熟的地方，以便使畜群抓油膘。冬季草场要选择草高靠山的地方，以避免大雪掩盖枯草。同时，每户牧民还要留打草场，打草储备以便过冬渡春，保证较高的存活率。这种四季轮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顺应自然规律，保持人和自然相和谐的持续利用牧草资源的有效方式。
牲畜在放养的条件下，每天可以采食80—120多种植物。草原牛羊肉鲜美的原因就在于此。按不同季节不同草地类型放养，一是可以充分利用牧草资源，低成本地经营畜牧业，二是适度放养有利于牧草生长，三是有利于植被群落的优化，四是有利于牲畜抗病能力的提高。
游牧经济遵循的是人、畜、草三者平衡的规律。人们的经济再生产是以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前提的。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相互一致，是工业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却在游牧经济中曾得以实现。否则，我们如何去解释延续几千年的游牧经济呢?
牧草的历史，要比人类历史更长久。它是长期的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是大自然的恩赐。如何持续利用牧草资源，不仅是个物质资料的生产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我们的先民或许比现代人更懂得这一真理，因而他们在几千年的利用过程中没使草原退化和沙化，年复一年地循环使用，创立了独有的持续发展类型。
蒙古游牧民在循环利用草原过程中，在植物命名、药用和食用植物识别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民族植物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植物分类学家发现，某些植物蒙古原名甚至比现在的植物分类学家的分类命名还要精确。植物学名，是植物分类学上国际通用的植物拉丁学名。草原学家陈山教授研究结果证明，种加词用“蒙古”一词的植物有64种，其中有形容词“蒙古的”有54种；用名词所有格“蒙古”作种加词的有3种，在形容词“蒙古的”前面加“内”组合作种加词的，即“内蒙古”的有7种。用蒙古旧部族名作种加词的有26种，用蒙古高原及山名作种加词的有65种，用蒙古地名、河流湖泊名作种加词的有4种，用蒙古戈壁作种加词的有13种，用蒙古植物原名作种加词的有2种。①现在，植物蒙古语命名或联系蒙古来命名已成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也已成为游牧文化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
识别和利用药用植物，是蒙古族游牧民为民族植物学所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是游牧民利用植物资源的智慧结晶。内蒙古有33个牧业旗和21个半牧业旗，多数分布在高原北部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带。阿鲁科尔沁旗地处内蒙古中部地区，是属于干旱半干旱草原类型。仅以该旗为例，民间药用植物共有23科，30属，30种和4个亚种。从植物类型看，四分之三以上为草本植物。这足以说明牧民对草原植物的认识程度和利用效率。食用植物的利用程度，在当地也相当发达。野生食用植物共有77种。根据食用方法的不同，可分为代粮、蔬菜、水果、饮料和其他5种。其中，代粮植物13种，野生蔬菜27种，野生水果19种，饮料植物23种，其他食用植物10种。代粮植物以禾本科为主，蔬菜以百合科为主，水果和饮料以蔷薇科为主。除此以外，还有建筑用植物、工具和工艺用植物、饲用植物、用材植物、纤维用植物、商品用植物、调味品用植物。其中，饲用植物最为丰富，有513种，占当地植物种类的79％。从大类型组成看，蕨类7科12种，裸子l科1种，被子65科500种。②牧民不仅在可持续，循环利用植物方面创立了独特的文明，而且在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方面采取了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有效措施。
从成吉思汗《大扎撒》到《阿拉坦汗法典》以及后来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都规定，长草时掘地者，草黄时失火者，故意放火者，都要“诛其家”；见草原火灾而不救者，受到严惩和罚畜。
干旱草原地水资源是最为宝贵的。蒙古成文法和习惯法中均有“禁止向水中溺尿”的规定。如果不禁止，水源污染，容易引发人畜疾病。还有，用水必须用某种器皿，不能徒手汲水，禁止畜群饮用水中洗涤、洗澡。
冬春两季围猎，一是为了训练牧民的尚武精神，二是为了以猎补牧，增加收入。打猎时不猎捕怀胎母畜和仔畜，以保证它们繁衍生息，为来年提供更多的猎物。关于这一点志费尼是这样描述的：“除了几头伤残的游荡的野兽外，没有别的猎物了，这时老头和白髯翁卑恭地走近汗，为他的幸福祈祷，替余下的野兽乞命，请求让它们到有水草的地方去。于是他们把猎物和野兽集中到一起，如果清点各种动物实际不可能，他们只点点猛兽和野驴便作罢。有个朋友叙述说，合汗统治时期，一个冬天，照此方法行猎，合汗为观看猎景，坐在一个小山头上；各种野兽就面朝他的御座，从山角往上发出哀嚎和悲泣声，象请原者祈求公道。合罕下诏，把他们统统释放，不许伤害它们。”③成吉思汗之后，《元典章》等法规中也明文规定，正月至七月下旬期间，禁止打猎。因为，这个时期正是产仔和抓膘时期。除规定禁猎期外，
还规定需要保护的野兽。母畜、仔畜、野猪、鹿、獐、天鹅、秃鹫、鹰、鹤等均被列入禁猎范围之内。之后的《喀尔喀法典》又圈定禁猎区域和禁杀动物种类。到上世纪60—70年代，牧民围猎打狼时只打一般公狼和空胎母狼，禁止捕猎怀胎母狼和狼崽，有意保留部分狼的生存和繁衍。因为狼本身一方面是家畜的天敌，另一方面又是草原的守护者，是黄羊、黄鼠、旱獭等有害于草原的动物的天敌。从这个意义
上讲，狼是草原生态的重要指标。
草原是由植被、森林、水源构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森林在降雨蓄水、保证水源、调节气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游牧游猎民历来重视保护森林资源。蒙古《喀尔喀法典》规定：“从库仑边界到能分辩牲畜毛色的两倍之地内的活树不能砍伐，如砍伐没收其全部财产。”“库仑辖地外一箭之地内的活树不能砍伐。谁砍伐没收其工具及随身带的全部财产。”④类似诸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保护了森林资源，
也建立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天然林保护区。
古老的萨满教对保护生态环境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被封为神山、圣湖、神水、敖包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自然风貌长久地被保存了下来。尽管民间宗教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对自然物的解释是不科学的，但它所起的作用却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蒙古牧民对“命”的理解是十分有趣的。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靠大命才能活命，连人和人们的图腾—狼都是小命。草原是大命，但草的命最浅最薄最苦。蒙古牧民最心疼最尊重的是草和草原的命，这就是古老而又现代的草原逻辑—草原的命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为重要。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历来认为，靠天然草场养畜是原始的、野蛮的。但是这种原始和野蛮中却包含着保护人类生存基础的深刻文明。如果站在草原这一“大命”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话，农耕侵吞草原，工业污染草原，再危及人类的“小命”，难道不是更野蛮的野蛮吗?大地
是母亲，伤残草原母亲还能算文明吗?
游牧民坚信小命服从大命，从属于大命。因而，死后举行天葬，重归自然，认为只有这样灵魂升入腾格里(天)。游牧民活着的时候，其衣食住行来源于自然又返还给自然，死了以后让狼吃掉尸体重归自然。这或许是人与自然的真正的融为一体吧。
三
游牧经济具备现代人追求的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这是从属自然→征服自然→顺应自然的否定之否定。但由于制度、历史、人口、文明的冲突等原因，在内蒙古不少地区，游牧经济已经远离现代，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保留在深深怀旧的歌声中，蔑视着我现代人的无知和愚昧。
在内蒙古历史上，凡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生态安全，水草丰美，相反，农耕主导时草原萎缩，环境恶化。草原面积急剧减少是近百年的事情，原有五大草原中的乌兰察布、科尔沁、鄂尔多斯三大草原已经消失。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一百年间，草原界线往北推移200余公里，往西推移100余公里，能开垦的草原基本已经开垦。剩下的草原被列到两个“三”上下，一个叫海三千米以上，在此线以下的草
地变成了耕地，再一个叫三百毫米降水线以下，在此线以上的成为广种薄收的乐土。
目前，90％的天然草场已有不同程度的退化，且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张。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有1930万公顷的天然草原被垦，为2002年全国耕地面积的15%干旱半干旱、半农半牧地区一半以上的耕地来自草原，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涉及到1000余个县。现行还林还草政策中，还林可获得8年的粮食和资金补贴，而还草项目只获得2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结果导致草地向林地和耕地的转化。作为绿色屏障的草原的退化沙化，已经威胁到生态安全和民族兴衰。⑤“要让千年来一直敌视草原的农耕民族热爱和珍惜草原，可能要等到长城被超级大沙漠掩埋以后才有可能。”⑥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02年，草原牧区人口增加33％，牲畜增加46%。草原持续超载过牧，加之开垦种地而不断缩小，得不到休养生息，产草量下降，植被覆盖率降低，最终成为荒漠。随着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日趋减少，不少物种濒临灭绝。植物群落中的优质牧草减少，杂草毒草增加，许多珍贵的蒙药材、野生食物菌、野生蔬菜正在绝种。羚羊、金钱豹、野马、野驴、狼等接近绝迹。据上世纪50年代数据测算，每5—7平方公里平均有鹰、雕、狼等一只，基本可以控制鼠害。到了80年代，百平方公里内也见不到一只。天敌的减少加剧了鼠害和蝗灾。据相关专家估计，中国有40多亿只老鼠，多数栖息在牧区。牧业省区鼠害面积1500公顷，消耗饲草150亿公斤，相当于1000万只羊的食草量。
草原绝对面积缩小，相对产量下降，超载程度加剧，荒漠进剧程加速。究其原因，故然很多。人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先后曾提出过“超载过牧”说，“滥垦开荒”说，“滥采滥伐”说，“气候变化”说，等等。这些解释尽管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只描述了现象本身，而未涉及现象背后的实质。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人口膨胀是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的关键因素。几乎所有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从人口急剧增长引起的或因人口爆炸而加剧的。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的结论是：“造成生态平衡失调的第一个压力无疑是人口压力，其他各种过度的经济活动往往由此而引发。”⑦在牧区，滥牧滥垦滥采滥伐的背后就是人口的过度迁入。人多了，畜就多、犁就多、锹就多，草原怎么能不退化呢。这一事实被有意或无疑的修饰和掩盖才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最大障碍
四
为拯救消亡中的游牧经济，需要用现代的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的根本性转变。
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自然的和谐者。传统的生产观念是最大程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因而造成自然资源短缺，甚至枯竭。这是因为，只有资本和劳动力的循环，没有自然资源的循环。实际上，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循环，才是良性循环，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因此，人们必须从自然的征服者、改造者转变为大自然的朋友，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保证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牧区今后的发展，一要坚持减量化，不能再搞头数畜牧业，二要坚持无害化，保证草原绿色品牌，三要资源循环化，组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程过程。
流量扩大型结构转变为存量活用型结构。草原畜牧业经济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尽可能利用可循环再生资源，用以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如利用太阳能、风能、家畜粪便等，使生产合理地依托在自然生态循环之上。利用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考虑人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改变能力，而且要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能力。随着科学技术利用程度的提高，尽可能地以知识投入替代物质投入，以达到存量活用的目的。
单纯追求生产效率转变为生产效率与环境效率统一。资源、环境是生产的基础。没有环境支撑系统，畜牧业不可能持续发展。内蒙古是个“生态环境赤字”地区，为减轻环境恶化给仕会经济带来的损失，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法规。1996年制定了《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开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若干规定》，1997年修订完善《环境保护条例》，1998年颁布《西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自然保护区实施办法》，2001年通过《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同时，开始实施退耕还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所有这些，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环境压力。但是，因欠帐太多，还债需要付出巨大的、长期的努力。
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转变为适度消费、废弃物资源化。游牧经济时代，基本不存在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问题。但随着现代工业向牧区渗透，原有的消费观已动摇，新的消费观还没有确立。从现在开始应该提倡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考虑废弃物的再利用，建立循环生产和新消费观念。同时，征收环境税和有效的行政手段，对牧区采掘业、冶炼业、高污染制造业严加管理，制定废弃物资源化的有关条例。
游牧文明是人类多元文明中的一种。它是国内商业、海外贸易的源泉之一，进而为现代工业提供了原始积累。至少西方走的是这种发展模式。而在东方，强势农业和扩张性工业的侵蚀下游牧业日趋衰落。衰落原因不在于游牧经济本身。因为，它所遵循的生产经营原则和所包涵的合理内核，正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目标，即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永续利用。所以，保护和发展游牧经济是我们肩负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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