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园艺系茶叶专业，是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77级），1977年11月高考，1978年3月入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任茶树育种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茶树育种、栽培、资源、茶树细胞学等方面的研究。主持过云南省科委七 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茶树新品种选育研究》，承担过农业部七 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云南茶树资源的细胞学研究》，参与研究选育出云南省第一批（4个）无性系茶树良种--------云南省惟一的2个国家级无性系茶树良种：云抗10号和云抗14号，2个省级无性系良种：长叶白毫和云抗43号。分别获得过国家和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出版过专著《云南大叶茶栽培技术》，在《热带作物学报》等20多种刊物上发表茶叶科技论文60余篇。参加过三次茶叶国际学术讨论会（杭州，1987；昆明，1990；杭州，2005），在会上发表或用英文宣读论文。
1992年调思茅农业学校任教，高级讲师。我教过的课程有《茶树栽培学》、《茶文化》、《制茶学》、《果树栽培学》、《园艺概（通）论》、《草坪学》、《水土保持》、《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自然地理学》。从茶16班起至茶44班的《茶树栽培学》均是我上的。我教过的班级有“农作本科班”、“农作专科班”；3年制的中专班有“茶艺茶道班”、“茶叶班”、“园艺班”、“农作班”、“果茶班”、“师资二班”；以及多期“茶艺茶道短训班（3个月）”、“工人培训班”、昆明“七彩云南公司的茶叶短训班”、思茅市团委的“茶叶短训班”等。
我们学校条件有限，我的办公室就安在生物化学实验室，生物化学实验室房子撒了以后又在天平室。我的办公室里有小型的CD音响，有5吋的黑白电视，经常听听音乐（听音乐能健脑，对脑力劳动者来说有好处）或看看新闻。多年外出考察茶树资源（我先后考察过云南省的德宏、保山、大理、思茅和西双版纳的一部分地方），采集了一些重要的和珍贵的茶树标本（如金花茶、云南分布的多种野生茶），也没地方放，就放在办公室里随便堆着，有的标本早已被虫吃，有点可惜但没办法。
前几年，还搞了一点茶树品种的染色体研究工作，发表过几篇文章。近年来，由于茶叶专业招收的学生多，只忙于上课，研究工作也停了。近一年多来，有时我同时要上5个班的课，时间上有冲突（也就是同一个时间段要上两个班），我只能上一个班，让学生自习一个班。2006年，同我的一个大学时的同学（在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工作）一起，申请了一个云南省农垦总局《提高普洱茶品质的研究》的课题，总局下达了10万元，也没有时间搞，一直拖着。因为需要多人同时搞，还要实验室和一定的连贯时间才能搞，所以只有暂停。我大学毕业后，在科研单位工作十多年，在专业上有一定的积累，也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所以来到学校工作一直未停止过相关的条件有限的研究工作。我不会打盘和玩麻将，也不爱，我的业余时间多数都在看书（了解科技信息，国内的茶叶杂志订阅多份）。看书是我三个业余爱好之一，我还有其它两个爱好，一个是听音乐（民歌、交响乐都喜欢），另一个是玩电（一些小家电我会做，如电冰箱保护器、电警棍、电子打鱼器，音响功放等）。
当前，在茶叶学术界，拿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夏涛的话来说，云南“在普洱茶的宣传上放了一个大忌，就是伪科学的东西吹得太多”，我的看法也是，现在是正确的茶叶知识得不到宣传，而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天天在媒体上播。在宣传上，通常的情况是，优点、长处要放大几倍、几十倍，不利的东西要压缩几倍、几十倍。而我们这些搞学术的人，看不惯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中国的领导人毛主席、邓小平经常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而实际社会中则是另一回事。我发表了一些论文，说了一些真话，就招来了一些“专家”的批评。省外的一个茶叶专家在他出版的一本茶叶专著说“在云南思茅、昆明，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文盲’成为普洱茶专家”，这是真的话。所以，近年来，茶叶科技我也不研究了，转向研究茶文化，这也是思茅市朱飞云副书记2005年1月10日下午来我校调研临走时对我说的话（叫我多搞点茶文化方面的研究）。研究茶文化，更是会涉及到某些茶历史事件的真假问题，不过不要紧，我不发表文章，等到退休后打算写一本书，我写东西肯定是要讲真话，退休后就管不着了。我在上我们学校的茶文化课，以及外单位请我去讲茶叶科技和茶文化时，我还是讲真话，当然如果听课的有某些领导在场，那我就得避讳一些问题不讲。我觉得，跟我的学生上课，如果讲假话，讲伪科学的东西的话，那就违背了我的职业道德，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一年来我在研究云南民族史，搞外出调查和文献资料的收集，特别是对大理、邓川（我的家乡）的民族变迁，汉族入滇等问题（有些问题还与茶文化有联系，如我出生的村子边就是历史上的滇藏茶马古道），这是我今后几年（包括退休后）的主要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