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有诗名《精卫》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他为反清事业奔波一生，虽无力回天，也誓死不愿和清廷合作，这诗里愤懑难平之意,溢于纸上,可见其心志。
或有人觉得这样孤介倔强,是迂腐不达时务，不象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施琅那么“深明大义”，能够为“民族团结”卖命效力。这样想是无知加无耻的结果，其实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开通，他们反抗满清是有原因的。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从他们的话，看不到半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也看不到半点为一姓私利卖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这些观点相当透彻，现在也不能再高明多少。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入抗清事业，有的以身相殉，壮烈殉国；有的虽活下来，但志节不移，终身不渝。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存心不想好好活着？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满清统治者残暴凶虐，达于极致。是虽近于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禽兽。
一些亲历满清暴行的明末人的诗句，如张家玉的“云崩日落豺狼啸“，李成宪的“未论故园豺虎窟”，张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就是很好的注解。
现在的一些人，其见识，远不如几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良知更是泯灭。看见有人指摘满清暴行，揭露清廷愚昧落后专制的丑态，就坐卧不宁，奋袂而起，就要抛出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咆哮恫吓不已。在这些东西的荒谬头脑里，似乎为满清空前绝后的种族屠杀的暴行极尽掩盖辩护粉饰之能事，为满清极端黑暗愚昧的统治贴金美化，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其无耻程度，昏聩程度，确实登峰造极。莫非他们以为现在依然是三百年前满清愚民专制之天下？
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对满清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决非民族主义！仅仅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对满清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禽兽政权，就应该给予不留任何余地的谴责声讨！满清的建立是野蛮代替文明，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任何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加以谴责。这和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在明末反抗满清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同样也是捍卫文明进步的人类的英雄；那些甘于成为满清爪牙鹰犬，为异族效命卖力，倒行逆施还自以为得意的人不仅是中国的败类，也是世界文明的败类！
为什么说满清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愚昧代替进步，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满清屠城迁海文字狱等空前绝后的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体现的。
这要从长说起，当元朝灭宋的时候，中国文明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被屠杀，文化的破坏，无论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与此同时西方却没有受到蒙古大军的屠杀破坏，相反由于蒙古西征，把大量东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西方，刺激西方，鞭策西方，西方也开始了文艺复兴，走向了上升的轨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并非他们自身，正是得益于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本身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有领先于东方文明的地方。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相面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清朝，完全沦落为清朝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满清。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有，而且是大量的，随手可拾的，由于明代留下的优越条件，明代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籍，大量人才，明代已经开辟的和西方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这样说，明末以后的中国想不和世界同步发展，想不领先于世界都困难，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满清空前愚昧黑暗的统治下，所有的机会都化成泡影，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哪怕前进一小步都不行，甚至连明代已经取得的成果，已经获得的进步，也几乎全盘丧失，全面倒退，这种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毁灭的时候才可以相比拟
有些人说，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跃，不过是社会混乱动荡的必然表现，尤其是明末的战乱，统治真空其导致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明朝比清朝优越，这样的说法根本谬误，综观世界历史，凡是思想活跃，思想家层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国如此，绝对不是什么战乱导致的结果。
希腊和罗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之下，相反到了野蛮民族入侵罗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个西方世界在长达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一个是生活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革新的出现，是明代社会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内在革新性的表现。否则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贫穷饥饿相伴，战乱始终的非洲，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思想家的产量最高的地区，可是事实又如何呢？
满清的万马齐喑，人才禁锢，稀少，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稳定的统治，而在于其空前的残暴黑暗的压制措施。
有人喜欢拿清末和明末相比，问题是清末，中国还有自己的思想家么？一切的思想，无论套上了一层什么外衣，本质上都已经西方舶来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学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间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清朝晚期末期，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满清大小奴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们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饶相比，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
以上毕竟还都是空话，不能说服人心。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某些人疯狂歌颂赞美的满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嘘的康熙，究竟是怎么开明睿智，聪慧无比，看看这个做了几道平面几何题目就洋洋自得，就害的大小奴才们激动的浑身觳觫战栗，屁滚尿流，颂圣的肉麻词汇，源源不绝，喷滚而出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 ，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 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这样的介绍：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硫酸亚铁（FeSO4 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在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 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满清的头目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李天经时期，还有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