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拍卖20年 中国画作越拍越高 |
|
|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拍卖”这个市场经济的产物完全绝迹，中国“拍卖第一人”林一平接受本报专访，细说中国拍卖业的前世今生。
近年来中国画家作品屡创拍卖纪录。单是去年，大放异彩的中国艺术品就有不少。在北京嘉德2007年秋季拍卖会上，明代仇英的《赤壁图》以近8000万人民币（约1580万新元）成交，创下中国绘画作品拍卖世界纪录；同年4月，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著名画家徐悲鸿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以7200万港元（约1313万新元）成交，当时创下中国油画的世界拍卖新纪录；被冠以“玩世现实主义”画家之一的岳敏君，其标志性的光头大笑男作品《处决》，去年10月则拍出了590万美元（约840万新元）的高价，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纪录。
另外，胡润百富《2008至尚优品——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调查》也显示，中国千万富翁青睐收藏的物品当中，当代艺术品高居榜首，超越了手表和珠宝、古玩以及豪华车。
艺术品曾一度禁止拍卖
众人竞相收藏艺术品的当下，很难想象这些目前拍卖场上的闪亮明星，曾一度被“禁拍”。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拍卖这个市场经济的产物绝迹了，一直到1989年，中国才在沿海的八大城市设立了拍卖试点。不过，人们对拍卖仍十分陌生，更别说是有相关的法规条文指导该行业的运作了。
据中国“拍卖第一人”、上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林一平（54岁）叙述：1990年11月24日，该公司原打算拍卖100件上海市公安局从刑事案件中抄来的古玩艺术品，岂料开槌前，文物管理队以当中涉及超限文物封杀了拍卖活动。当时任公司副经理的林一平急忙把门票费用退还给原先欲竞买的人，门票是五元人民币，每人却退了10元。
两年后，随着文物政策较放松，不少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讨论文物政策。林一平在媒体朋友的支持与帮忙下，借势再拍卖那100件古玩艺术品，举行了中国恢复拍卖业以来的第一场艺术品拍卖会。尽管当时只取得了3万5800多元人民币的成交额，与现在艺术品的价格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却使在上海绝迹了40年的艺术品拍卖重现，并为一场又一场创纪录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开了先河。
林一平说：“现在常议论中国艺术品是谁先拍的，那肯定是我，有报纸为证，后来人家比我拍得好，但是最早发起的肯定是我。我们是在1992年6月6日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也引起了后面（艺术品）拍卖的产生。”
他笑说，除了枪炮、鸦片（白粉）、人口不拍外，上海拍卖行什么都拍。连续11年，由它主槌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更是有中国经济晴雨表之称。去年11月的相关招标会上，由于商家持着对奥运的强烈预期，招标会最终以80亿2800万元人民币成交总额获得圆满成功，比前一年的近68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8%。
除了这个国有企业外，中国大大小小的拍卖行（尤其是艺术品拍卖行）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据报道，截至2006年底，中国拍卖年成交量已达人民币3000多亿元，近十年增长率超过120%；企业数量4055家；国家注册的拍卖师有7218人，从业人员已突破6万人。
在中国恢复拍卖业20年之际，本报走访了林一平，向他了解中国拍卖业的“前世今生”。他在1986年利用业余时间攻读商业经济学本科，其毕业论文就以拍卖为主题。
中国“拍卖第一人”林一平访谈录
●林一平 ●记者
●请你介绍中国恢复拍卖业的情况。听说上海拍卖行当时好不容易才完成第一笔生意？
●中国自1870年就有拍卖行了，至今已经100多年，但这100多年是有间隔的。中国解放以后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承认市场经济，对拍卖这种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排斥、不认可的。到了1958年，拍卖就消失了。直到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才有了恢复它的必要。应该说拍卖行的运作比较早的是在上海，比如我们公司就是在1989年成立，成立的初衷是把拍卖搞成政府机关处理罚没物资的机构，但是力度不够，执法部门（海关，公安、法院）都不理会。拍卖行成立了，拥有罚没物资的单位又不理你，公司难以为继，头两年是亏损的，因为没东西可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觉得拍卖不是专门为罚没物资服务的，而是应该拍卖比较紧俏、紧缺的东西。当时什么东西最紧缺？是汽车牌照！上海是上税最多的城市之一，没有钱来发展经济，道路非常拥挤，1992年就已经有私家车的需求了，牌照很紧张。我当时也觉得土地是好资源，觉得使用权利应该“是拍，不是批租”。当时手机也非常紧缺，必须拿身份证到有关部门登记，半年后才开通。还有就是BB机（即传呼机），登记三个月后才开通。
不过，相关部门就是不接受我们的观点。第一，是对拍卖不了解，不然就是说东西已经卖得很好、供不应求了，为什么还要拍卖？第二个障碍在于它们都是国营部门，老觉不允许卖高价。但是，我们没有气馁，最后说服了最小的部门，也就是卖BB机的。我们说，机器卖高价违反物价政策，但号码也是资源，是附加的资源，应该给它一个价格，就把比较吉利的号码，比如8888、6666拿出来拍卖。
1992年4月初，我们争取到12个号码，底价总共是6000块，我们就为了6000块欢欣鼓舞，精心策划了一场拍卖会。发出消息后，市场反应非常强烈，我邀请了车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大哥大管理部门到现场来。4月25日，场上很热闹。由于当时不是对拍卖太了解，出了不少笑话，但一下子就把6000块的底价，拍卖到7万600块，增加了10几倍。各部门知道拍卖的好处，媒体也报道了，就把拍卖行名声打响了。
有了这么一个案例，我赶紧去争取大哥大号码，也拿了10几个号码，拍了100多万，那是6月份的事，7月份我们就拿了14张汽车牌照，拍了200多万。最关键的是1992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拍卖情况，全国各地的经委带了企业与政府官员涌到上海来取经。我们公司当时就只有六个人，四个在职的，两个退休的，租了个很小、很破烂的房间。大家来到一看，觉得地方寒酸，“破”归“破”，经验是我们创造的。
从那时起我们就尝到走向市场经济的甜头了，就树立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条腿就是为政府的罚没物资服务，另一条就是到市场去找拍卖品、找甜头。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发展、找拍品，拍卖行现在有六七十个人了。
●艺术品的拍卖和收藏现在火红，你有什么看法？
●艺术品拍卖的顾客或受众现在有两块：收藏家和投资者。中国好像是投资者的比例比较大，很多人觉得艺术品会赚钱，藏一藏、捂一捂就会捂出钱来。我觉得国外比较成熟，收藏的比例比较多。但是随着艺术品市场不断发展、完善，这也会改变。我们不断地告诉受众或顾客，要不断地增强收藏意识、提高鉴赏能力和收藏的格调或层次水平。收藏品很特别，很难鉴别，关键在于它具备艺术价值的魅力。
艺术品现在是完全市场化的拍卖，我其实有点后悔，为什么1990年代初没有大量地去做这件事情，但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国有企业的机制是很死的。做艺术品需要先投入，我们就没有这个权限。做艺术拍卖，首先得有专业人才，其次就是体制活不活，再者就是有没有经济实力。人才是对艺术品有鉴赏能力，能够保证它的真实程度。我们没有专业人才、没有库存、没有人脉圈子，最主要的是当时没有意识，最关键的是没有体制，就觉得应做比较简单的、熟悉的、能掌控的。当时如果有我现在的意识，那我就去做这个（艺术品拍卖），因为它完全是市场的、不受人控制；只要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就可以了，不愁没东西拍。人家说乱世收藏黄金，盛世收藏艺术品，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快，对精神需求越来越大，所以现在进行艺术品拍卖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应该拍卖的？
●上海到目前为止，属于政府拿出来的一级土地，一块都没有拍过。我们所拍卖的土地都是法院拿出来的，强制执行的；例如地产商欠了很多债，就拿下的土地拍卖还债。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政府拿出土地来拍卖，就是上海没有。上海有特殊的情况，现在有种理论，上海房价已经很高了，如果地再拍高，房价会更高，就不符合中央政策、老百姓的利益。现在这种说法占了上风。
我觉得有些政府控制的资源性的东西（如矿场资源、土地资源）不应该用权力去控制，要转让的话，通过拍卖比较好，否则可能出现暗仓操作的情况。公共资源如何分配，我认为拍卖也是个很好的方式。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