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写正经的东西了，看了一位老兄对制造业的感慨，将多年的思绪吐露一些。
老兄所言的德日先进性，只是冰山一角，真实情况的对比还要严酷的多，并且日本人在决定性领域要略微领先于德国——大规模运算，巨型机的研发领域，仅仅落后于美国。
值得欣喜的是，在这一领域，我国与印度开始进入第二集团。
时代已经进步到不可能产生天才的时代，爱迪生，贝尔，奔驰（贝茨），等等伟大的名字，很难再次出现。
现代工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难以想象，任何天才都无法单独面对几何级数增长的信息量，再也无法象他们的前辈那般挥洒自如，他必须依赖一个坚实的支持团队，以及一个庞大的工业基础，创新之争，广义来看就是国家科技基础之战，而特质决定战术，换言之，创新之争既是一个民族对科学的态度之战。
只有将科技视为民族长盛不衰的血液，才可能不在科技进步的较量中落败，而若要追寻百战百胜，则需将科技视为民族生命。
这一点，没有任何论述能够超越《海权论》作者马汉的认识，他在论述英西之战中一针见血，对于工业化的英国海权乃是其民族的生命线，这与西班牙视海权为财富的来源本质不同，衍生他的观点，如果英国在大战中落败，她注定会重新积蓄力量再战，而西班牙的败北，一如历史现实，永远的让出了海上霸权。
今日的科技之战既即是昨日的海权之战，是一个民族通向世界霸权的必由之路，只有将其视为的民族生命的族群才能赢得那位谬司的青睐。
一部法拉力的汽车引擎有近二百个零件，一部大型客机有一百五十万个零件，航空母舰有三百万个零部件，这是贝茨，赖特兄弟，以及马汉上校绝对无从想象的，但这些与人类最为大的一次革新阿波罗计划比较又是小巫见大巫——一千万参与者差不多十年的努力。
这种层次的科技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人类的想象力，更非人类个体能力所及，而是一种团队行为，在团队之中需要贝尔爱迪生之类的天才，更需要哈尔西巴顿这类的指挥官，在极度艰难的窘迫之中，一声呼喝无数精英奋战不休，但重中之重是有坚忍不拔的领袖来支持。
无论官方还是企业行为的突破性创新，其光环的幕后必然是这种支持结构。
列举当代最著名的兼有两种以上资质的领袖，比尔盖茨，天才程序员，坚忍不拔的狡猾领袖，卓越的组织者，自视窗一代开始，长时间兼任执行官与首席工程师，带领越来越庞大的程序员开发越来越庞大的系统；本田宗一郎，天才工程师，坚韧强硬的领袖，卓越的激励者，从改装“电动自行车”开始，长时间的兼任社长与首席工程师，与盖茨一样最终选择放弃行政职务专注创新，在八十年代即在引擎领域全面超越欧洲水平；乔布斯，天才程序员，巴顿式的领袖，无限荣誉的追求者，不能算一流的领袖，始终执着于技术创新与人文精神的融和，创造了两次奇迹；王选，第一流的天才，对技术有着恋人式的痴迷，作为领袖几乎算是败笔，一个几乎可以成为中国的乔布斯与本田宗一郎的奇才，随着他的淡出，方正丧失了创新精神，他的逝世几乎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最后是华为，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对我是一种痛楚与幻灭的交织，据说要去收购3COM。
我有两次在大型IT企业任职的经历，在2000年排名前五的IT企业全部有着院校与科研机关背景，长城是计算机司，联想是中科，方正是北大，同方，紫光来自清华，很大程度至少在2000年，科工贸一体的IT企业是存在的，但是，三年之内全部的企业都转向了“贸”的部分，唯一的亮点是清华同方对数字电视标准的关注，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也是一场幽默。
与上述伟大的企业领袖比较，中国的IT企业同样得到了机会，如果说艰难，那么本田的崛起就是不可能的，他开始进入汽车制造行业时，是靠一辆“残疾人助力车”取得通产省最后期限资格的，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什么雅阁女了。
但是面对唾手可得利益，中国的企业领袖们几乎全部放弃了他们的精神追求，而成为了利润的奴仆，舍弃了对更为崇高企业目标的追求。
这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创新失败的一个根本因素，企业与企业家缺乏灵魂。
而官方创新机制的天敌是尸位素餐，臃肿无能。
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老师，老北航毕业的，号称强电无敌，研高，大西北玩原子弹的，奉献了半辈子，获得一次国家科技进步奖，奖金到他手里共计一百五十元，比看门的大爷多五十。
定制的铸铝配电箱，懂的朋友该知道哪儿才够得上用那玩意，由某著名军工厂制造，该厂根本没有西门子铸铝设备，转包给营口私企，这些都不是机密，网上都有这些工厂的主页，一出一进，百万利润不翼而“肥”。
不想过多的攻击体制问题，但体制从很多方面的确是创新的毒瘤，而且体制的问题正在改善。
但改善过程也出现了很多怪异的事情，例如SCI论文的问题，一篇一百万，有一个哥们一年干了120篇，但这个记录居然被打破了。
物质激励造成全国性的科研造假是史料未及的。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问题可以视为一个：面对利益诱惑，如何看待科学精神与企业精神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永远无法追赶世界一流国家，因为不要忘记，他们同样在进步，而且更加专注。
最后是关于纯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一部分是做的最好的，但也暴露了一个本质问题：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主导这一层次的创新行为，而急功近利的行为恰恰是上述灵魂缺乏的低层次表现。
但这种宣扬往往又与民族情绪相关，很难进行批判。如著名的“龙”芯，它可以成为里程碑，但也只能是一座纪念碑，没有一部电脑或者终端机使用它，也没有一部机床在使用它，在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制造领域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现在开香槟未免是自欺欺人。
当然，这也并非科技方面独有，例如电视台的创新，广大总局明令禁止播发堕胎广告，但创新为“终止妊娠”便可以大行其道。
这类“创新”可谓比比皆是，再如“草他娘”金税系统——这是原话照搬，一部兼容机，一部票打，加上一条滥得不能再滥的程度，买一万多块，也只有中国人中败类才敢创这种新。
很多年之前有一部书叫做第三次浪潮，宣扬信息时代，这本不成功的“科幻”小说，在这天看来，它所预言的东西已经被现实远远超越了。
大规模运算技术正在改变一切工业创新形式：如计算机模拟风洞试验，降低成本可达97％；模拟核爆炸与聚变反应；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能够大到达人类难以想象的精度与成本节约；在基因与药物筛选方面的应用，研制一种新药的成本由三亿美金十年时间，降低到三千万三年时间；全球定位系统与全面库存管理系统，可以实现零储备生产；城市规划中长期模型在“蓝色基因”这种百万亿次计算机的协助下，可以推算50年中城市发展走向。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领域我国并没有大跨度落后，巨型机TOP500中，中国占有22席，只为日本的一半弱。
但问题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该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互动存在问题，缺乏衍生软体的研发能力。
二是巨型机开发仍就是老将当家，很可能重蹈方正的悲剧。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明言：集中力量直捣心脏。
本世纪的创新竞争的战场将是大规模运算领域，与之相适应的是大规模集成电路与配套软体的研发，哪儿一个国家在此领域迎头赶上，那么几乎可以说就占据了时代的制高点，如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
我们的力量尚不足以全面竞争，但在关键领域获得一两个关键行胜利还是可以期待的。
我始终坚信未来世界性竞争的胜利者属于将科技视为生命的国家，科技落后于人无论如何贸易，都是在丧失资源而非充盈资源。
怨天尤人，痛骂斥责于事无补，唯一可以在泉下告慰先辈的只是：从我做起，科技强国，哪儿怕只能影响一个人，都是问心无愧的。
子曰：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