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乐园”里的沉思
读书如交友，是很多人曾经谈到过的。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之旅中，我们“邂逅”各色人物。无论如何，泛泛之交总是多数。刘勰说“知实难逢，音实难知”，实在是很有道理的。读书亦然。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可能为考试、写论文、评职称，消遣或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而阅读大量的书籍，但能真正让我们为之激动不已、能带给我们心灵以震撼的却凤毛麟角。我们也常常会发现，即使那些公认的经典著作，也并不总能带给我们持续的激动。相反，在很多时候，它们是枯燥乏味的。在我短暂的阅读履历中，有两部学术著作带给我长久的震颤，阅读它们，犹如一次精神的探险，奇花异草历历在目，充满刺激而饶有兴味。得到的，是沉甸甸的收获。这两部著作分别是李亚东先生的《心殇》和朱学勤先生的《书斋里的革命》。这里要谈的是《心殇》。我这样说，并不能表明我对这两本著作有多少奇妙的见解和领悟。不，我担心的是阅读者的浅薄可能造成对著作深层意蕴的消解……这是不可避免的，且容我在这里胡言乱语一番吧。
上世纪学术界有这样的说法，学术出台思想淡出。思想与学术遂成为学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对此，王元化先生认为，“学术和思想应是分不开的。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深化思想。不可想象，没有以学术作为内容的思想，将成为怎样一种思想，而没有思想的学术，这种学术还有什么价值？思想和学术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附文），见《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王元化先生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学人的认同。他们认为，学者要做的应该是“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话虽如此，听其言观其行，真正做到的似乎凤毛麟角。在我看来，《心殇》做到了这一点。这决非谀词。细读此书，你就会发现，作者用功之勤、涉猎之广、思想之敏锐处处可见。作者的学术“野心”，昭然可揭！
读罢全书，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点。（不一定贴切全面，但至少表明，对于著述家的良苦用心也不是全无体会。）一是其自觉的底层意识，“为无权势者立命”；二是其对理性精神的坚守，《自大者小——从历史的后台大量李敖》、《今天，这样唱一曲乡愁的歌？》、《智慧的痛苦和面对权利话语的眩惑》等篇中有精彩的表现；三是其鲜明的著述风格，《心殇》及附录诸篇是绝好的范例。而贯穿其间的，是“以人为本”（如《重建精神生态——一个人文学者关于环境问题的笔记》等）的人文精神和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自觉的底层意识。作者本是“充满理想”、“晚熟的”青年，“自以为是这个国家当然的主人”。正所谓“早年哪知世事艰”。1989，一切都变了。“天眼开了”，才知道以前的“不满”与“牢骚”不过是“精神撒娇”！身处底层而不自知，还处处以“主人”自居，这或许正是我们普通人的悲哀吧。鲁迅先生所谓“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也正与此相关（何况常常并未坐稳）。读者需自问，我是谁，在这个社会上我处于什么位置？！认清自己是谁，这是思考的前提。谁都不能省略了这一环。自知了，觉悟了，再说也不迟。《为无权势者立命》一文就是作者自觉的言说。李亚东说：“我反感‘小人物’借壳上市，反感对他们进行包装和强奸。人们容易看透强奸，却不大容易识破包装。其实包装最常见最普遍最有麻痹性。包装就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反观现实荧屏内外，我们不禁要说，“小人物”，多少“遮羞布”假汝之名以行！他说：“从后者（哈维尔）身上，他（廖亦武）最大的感触是小人物该重视自己，重视自己的历史。常言道，‘贵人多忘事’。我们既然不是贵人，当然要记住自己的历史。无权势者应该发现自己的权利，脚踏实地地刷新自己的历史记录。天助自助者。有志者事竟成。这就是主对我们的恩宠。”他质问哪些忙于“完成课题”、“晋升职称”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你们为什么不制止？你们坚守自己的原则、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未尽到责任，怎么说当代有史？”
——对理性精神的坚守。朱学勤先生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文人”传统，多风花雪月看剑抒情自由联想，惟独少了一根逻辑神经。李亚东先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对理性精神、基本逻辑的强调在其著述中有突出的表现。比如对于近年读书界热热闹闹的“胡鲁”之争，他说，“我是喜欢鲁迅的，但我也看重胡适，这里想绕‘鲁迅还是胡适’的非此即彼说几句。我觉得，喜欢哪个人属于个人爱好，讨论鲁迅还是胡适谁对今天更有意义，也有必要。但他们并非水火不相容。同时，我们不能忘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鲁迅、胡适们的时代土壤和社会背景。”（《“社会性或者死亡”——致原<书屋>编辑周实、王平的信》）在《今天，这样唱一曲乡愁的歌？》一文中，他责问“所谓‘家园’，究竟是谁的话语？”在对“大人”李敖、他所尊敬的王力雄、李慎之的批判分析中，理性精神更是贯穿全篇。即使是政治强权也不能压服这种精神。如他对“邓大人”的评论，“记得邓小平‘重新’复出后，曾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我觉得评论邓本人需要同样的精神？”
——鲜明的著述风格。最后要说的是作者的著述风格，这是硬功夫。装也装不来学也很难学到。应该说，“博学多识”这几个字用到本书的作者身上，一点也不过分。除传统的“文史哲”之外，本书涉及到的学术领域至少有：政治学、生态学、环境法学、教育学、科学哲学等。作者在行文中处处表现出来的那种旁征博引的“自由”状态，让人煞是羡慕。此外，作者感情沉郁悲怆，行文舒缓有致而文采逼人，形成了作者独特的行文方式和美学风格。在当今的学人著述中间，这是极难见到的。
2008-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