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爱生 得之有道
饶毅
如果真信世界上流行的几大
宗教，可不必多想生死的意义，也减少了留在尘
世的人为去世者悲哀的理由。
对于实质上的无神论者来说，长生乃正常的愿望。如果没有多活一点时间的
愿望，进化上比较容易被淘汰。
近年来，生物学家已经可以使动物寿命大大延长。其中最奇妙的方法是改变
基因，最简单的策略是限制食物摄入。
人要得到身体长生不容易。早有贤者认为人可以通过子女、影响后人、做有
益的事业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不过，在物欲盛行的今天，追求精神的长生，可能
不太合潮流。
2008年2月10日去世的吴瑞先生，就是一位躯体离开而精神仍留在人间的
“长生”科学家。
今年八月，本是吴瑞先生八十岁生日，许多学生筹备在美国和北京举行学术
活动，庆祝他的寿辰。可惜他不能出席这些活动了。令人欣慰的是，吴瑞先生留
给世间一些重要的精神遗产（legacy），其中包括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在他影响
下成长起来的人们。
吴瑞在分子生物学和植物生物学等领域有重要贡献。他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
对基因工程技术发明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DNA序列测定方法上，有多篇
论文，
常常和英国科学家Fred Sanger交替进展。1971年，吴瑞将引物延伸（primer
extension）用于DNA测序，成为Sanger测序法之重要一步。引物也用于其它两项
诺贝尔奖的工作中：Kary Mullis的PCR，和Michael Smith的定点突变。
吴瑞发明的联接子（linker）和衔接子（adaptor）迄今仍然是克隆DNA的常
用工具。所以，他对70年代重组DNA技术的建立起了很多作用。重组DNA技术导致
生物技术产业的建立。他主编的《重组DNA》曾风靡分子生物学和
生物技术界。
DNA测序方法，Sanger的贡献最大，他发明了测序方法的几个关键步骤。他
获得诺贝尔奖当之无愧。Sanger曾撰文表示，吴瑞1968年第一个测定DNA顺序。
不过，68年的方法不能普遍应用、也不能测长序列DNA。71年吴瑞的引物延伸，
是测序一个关键步骤。给奖是可以的。Sanger在1980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没有提
吴瑞的工作，但是他在1988年的《生物化学年评》长篇自传、在2001年的《自然
医学》短文中，都肯定了吴瑞的工作。
八十年代后，吴瑞在水稻转基因技术上有先导性贡献。他和他的实验室通过
转入不同的基因，增强水稻对害虫、干旱、盐等的抵抗能力。其原理也适用于其
它农植物。
得奖可以活在人们的口中，对于留传于世的发明和发现，即使很多人不明确
知道发明者，发明仍活在人们的脑中。
吴瑞先生的“长生”还体现在他的学生身上。他直接教育过一些学生，而他
在中国特殊时期，对中
国学生的帮助，影响了更多人的生活和事业。他于1981年
发起的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CUSBEA），从1982年到1989年，直
接帮四百多中国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成为华裔一代生物学家的主流。当时，中
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多数老师）都不知道怎么留美。吴瑞和北大的张龙翔、顾孝
诚等为中国一大批学生铺石开路。
CUSBEA逐年出国的有许多成为生物学家：王小凡、袁钧瑛，韩珉、施扬、吴
虹、马骏、傅向东、傅新元、王晓东、金亦石、骆利群，……一个长长的名单，
他们活跃在世界科学界。回国的CUSBEA学生（如上海的赵国屏）和吴瑞培养的其
他人（如上海细胞所的郭礼和），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重要力量。CUSBEA学生也
有进入生物制药界，或做医生、律师、企业家、投资商。四百多人，绚丽多彩。
早期生物留学美国的主要是CUSBEA学生，以致有些人误以为许田、李恩和我
也是CUSBEA学生。包括我在内的非CUSBEA学生确实受到了吴瑞先生直接和间接影
响。CUSBEA学生在美国学校的表现，使它们较快打开了接受大陆学生的大门，使
其他学生更容易留学。CUSBEA学生普遍注重学业，有助于改变早期学生中打工和
维持生活的心态。今天成千原来的学生在美国生物医学界成为教授、实验室负责
人，与CUSBEA形成的学术中坚有关。吴瑞先生热心帮助中国发展科学和技术，也
成为后辈的典范。许田、韩珉、庄园建立复旦大学发育遗传研究所，王晓东、邓
兴旺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鲁白、管坤良、吴虹组织海外学者参与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的评审。海外生物界形成相当多的人长期为中国服务的传统，也可能
与吴瑞的典范有关。
初期留学生普遍缺乏美国社会基础，有些人有时有点孤苦伶仃。CUSBEA群体
给更多人提供了社会网络。我除了原来的朋友，也得益于这些朋友。吴瑞当初可
能没想到他给一群学生建立了互助会。这个群体，后来形成了吴瑞学会及后继的
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术交流。吴瑞几乎参加所有这些组织的
会议。起初，都是一些他儿子辈的学生在一起组织学术交流，而且都是他帮助出
国的。但是吴瑞平等对待学生，积极鼓励交流。当这些学生辈的人成为教授后，
吴瑞照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他的风格，推动形成了一个学术上平等交流、事业上
互助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又影响后辈。
八十年代，吴瑞先生在
台湾参与建立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学研究所。2003年
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吴瑞先生在困境中鼎力相助，在工作中鼓励推动，
在发展中建议咨询。为研究所的师生所爱戴。吴瑞几十次到中国，在北大、中国
医学科学院、中国农大和其它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近十年，他是教育部长江学
者项目终审委员，参与选拔支持回国人员。吴瑞不仅从事组织、咨询、教育。他
做过多种事，比如曾经捐几十万美元给美国康奈尔大学支持学生，也为中国科学
家修改稿件。近年在经常性的联系中，我直接看到吴瑞先生积极认真地参与推动
中国许多事情。吴瑞先生会“长生”在两岸三地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
秦始皇以权力得不到的身体之长生不老，一些贤者以对社会的贡献，以人品
风范，以有趣的工作，以……，获得精神之“长生”，也许可以称为“君子爱生，
得之有道”。
Wu, R., and Kaiser, A. D. (1968). Structure and base sequence in the cohesive ends of bacteriophage lambda DNA. J Mol Biol 35:523-527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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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8年2月18日《科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