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文学人类学的三届年会已经走进历史，文学人类学的争论却没有停止，不但现在，更是在将来。
什么是文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的疆界究竟有多大？
经过我们的简单梳理会发现，早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缺乏互动性，主要是文学批评家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原型批评的理论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只是机械地移植、挪用另一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本学科的研究，这在文学人类学各派别的理论中有明显的体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文学人类学不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批评方法，并对这些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进行了及时的总结。我们可以说文学人类学在新时期经过艰难的探索已经突破了由批评方法到独立学科的“瓶颈”。文学人类学是一门以文学和人类学的互动性为基础的交叉性学科。他以跨学科性、互动性、开放性、整合性和实践性为学科特征。所谓跨学科性是指文学和人类学研究打破了原先的研究范式而互相借鉴另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产生的一门新学科。但这种相互借鉴不是简单的移植、挪用，而是一种互动性的研究。如果仅仅是方法的移植只能说是一种新的文学（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出现，而非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所谓开放性是由于文学与人类学本身的学科特质所决定的。文学作为“人学”本身就有无限开放的可能性，所谓文学的边界至今还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而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文化”恐怕也是所有学科中最为复杂和难以界定的概念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在所有学科中最为跨学科的。”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曾这样界定文化，“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宽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一定义本身已开启了人类学介入文学的先河。当然这种开放性并不是任意扩大其研究对象而把文学人类学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或学科，因为开放的同时，学科本身的整合性也规定或限制了其学科划界及学术规范。所谓整合性是指文学人类学并非是“文学”和“人类学”的简单相加、组合。它所延伸出来的理论视域与知识意义远远大于“文学”和“人类学”本身，而是意味着学科知识视野和操作理念的更新、超越和整合。 “科际整合是解决疑难回答问题，是那些无法用单一方法和途径来达到目的的手段”，文学人类学无疑是这种科际整合的典范。所谓实践性，主要是由人类学的实践性特征所决定的。人类学的“fieldwork”决定了与文学联姻的文学人类具有了实践性的特征。
那么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文本和田野分别作为文学和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在文学人类学的照耀下发生了什么变化？首先是“文本”一词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对象——文本是书写文字建构的符号与意义系统。虽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认为民间口传文化和口语传统也是文学的一部分，如李亦园先生所言：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没有书写的文学，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缺少口语文学的。口语文学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包括传说、神话和故事，以及歌谣、谚语、诗词、戏剧、谜语、咒语、绕口令等等。口语文学和书写文学虽然有巨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称为“文学”。文学文本的概念早已扩大到了非文字文本。但作为现代文学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文本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即不仅仅是把口语文学包括进去。如波亚托斯就认为，由于并非所有的有文字的文化都创制狭义的文学，由于所有有文字的文化都创制出多种书面文献，所以文学的概念应该扩大，使之能包括多种书写文本：表现性的文本、描写的文本、意欲的文本，审美的文本。旨在发现某一人种的文化知识的文学人类学还必须考虑：语言的文本（书面的或口头的）只是文化文本的一个层面。文化知识还储存于其他文本之中，如身体的文本，对象的文本和环境的文本。有学者更对此作出了细致的分类整理。第一，以内在特征区分各种书写文本，包括表现性文本、描写性文本、意欲性文本。第二，以表达媒体区分各种文化文本，包括语言的文本、身体的文本、对象的文本、环境的文本。这就是说，从人和符号的对应关系来看，所有这些不同样式的文本，都可视为人类文化知识的“对象化”和具体化，因此研究者们能从中窥视和把握特定的文化知识，并分析、比较其中的差异。同时，田野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弗雷泽就因为其双脚没有实地踏入过广袤的田野而受到人类学家的垢病。但任何一个人类学家都不可能踏遍所有的田野，而且在现在学者看来“文本”中也有“田野”，“为了使我们对一些旅行者的人类学式观察更加准确，确认这些非人类学家所提供的信息更加精确，书斋里的人类学研究是需要的。”而且随着海登?怀特历史的文本性的提出以及现代阐释人类学的兴起，客观性、真实性已成为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虚妄。民族志的文学性受到了关注。正如泰特罗所说：“人类学改变了它的视角，从追求纯客观化的对某一事物的描述，到现在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关于某物的写作，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它总是一种自我建构的行为。”这种观点让人们认识到民族志的文学性的同时，也促使我们认识到“文本”的田野素材、人类学品质。前文提到的符号类型模式理论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正是文本与田野的这种互文性使文学人类学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也是确保文学人类学成为一门对立学科的根本所在。
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的交叉性学科，文学人类学的疆界到底有多大？是否就是文学和人类学边界的并加或交集？彭兆荣曾说：“人类学与文学，本质上说都是研究人和社会。那么，社会的人文精神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他们的开放度也就有多大。”这种关于文学人类边界的探讨对我们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从整个文化入手进行学术研究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但应当注意的是彭兆荣观点的核心思想是以开放的胸怀和姿态在“没有边界的文学人类学”里进行研究，而不要把自己圈定在一个固定的封闭的狭隘的小圈子里打转。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观点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文学人类学是一个没有边界、无所不包的学科。笔者较为认同叶舒宪的观点，“凡是从文化整体背景入手，考察文学的功能、定义和社会作用，或从文学考察文化现象的都可归入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视域”。这种观点坚持了文学与人类学的互动性，从而避免了仅仅把文学人类学视为一种方法的移植、挪用的弊端。第二，这种观点表述的相对通俗性较为容易把握；而且这种观点也把握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现状。
诚然，文学人类学本身具有巨大的学术潜力、学术价值以及巨大的学术空间。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和人类学写作中，文学人类学研究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与纰漏所在，试分述如下。
文学人类学研究（这里主要指文学家的文学人类学研，即原型批评派、三重证据法派、民族志诗学派等）不能很好地解决文学研究的内部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者基本上停留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上，只关注文学的整体性、文学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和文学的语境问题等而忽视了具体文学的审美特性，而文学毕竟以审美性为主要特征。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原型理论等本身的局限性，程金城把这种局限性概括为“宏观的视角与封闭的体系”、“局部的精到与整体的局限”等。
文学人类学研究（这里主要指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没有很好地解决民族志写作的以“文学”为媒的工具性问题。特别是在人类学诗学领域，一些学者单纯地把文学作为反映和传达人类学主题和信息的工具，而忘记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人文性。这种工具性的结合大大降低了这种写作方式的文学性，降低了这种文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对跨文化信息和主题的传达。因为文化本身就具有情感性，他流淌在我们的血液和思维方式里，体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里，只有丰富地全面地展现了“人”，这种文化才能耀然纸上。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泛化问题。文学与人类学本身是学科范围极广的学科，二者的结合使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边界更为宽广，但文学人类学毕竟也有自己的学科特征和规范（文学人类学研究提倡跨学科、破学科研究主要是指，不要过分拘泥于固有的学科规范而要有更加宽广的学科视野），目前一些学者对文学人类学的理解过于宽泛，把任何问题都和文化扯上联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人的创造物都可以视为“文化”的，但在选择具体的研究方法时还要看文本本身是否和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不能搞拉郎配。而且，如果“文化”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含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产生怀疑，如果没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那么学科本身的独立性、自主性，甚至合法性都将受到质疑。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互动问题。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一大学科特征就是文学与人类学的互动性。由于初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主要是原型批评派主要借鉴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所以造成一部分学者认为文学人类学研究就是原型批评研究。另有一部分人认为文学人类学研究只是方法的借用，强调了工具性否忽视了互动性。而文学与人类学的互动性才确保了文学人类学具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才确保文学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互动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文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与写作也只能停留在工具性的使用上，不能真正达到文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宗旨，也即没有真正以“人”为对象。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精英文化的文学观念，开始注重“口传文化”、“口语文学”的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网络文学文本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有着56个民族和丰富民间资源的中国来说，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是不能与丰富的资源相提并论。此外，不少学者的视野还没有真正投向民间，他们的双脚还没有真正踏入广袤的田野。有些学者只是在方法上认可了这种研究方法，但内在的精英文化观念仍没有彻底的改变，很少去真正关注民间的、口传的等非精英文学。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滞后问题。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原型批评派一直到现在都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镇。但相对于丰富的批评实践来说，及时的理论探索和总结显得相对缺乏。直到21世纪初期才出现了第一本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性著作（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从文学人类学研究内部来看，人类学诗学领域的理论性著作在国内仍没有出现（张德明的《人类学诗学》非本文所讲的以诗歌、小说等艺术手段来传达跨文化的信息与主题的“人类学诗学”），潘年英小说的关注者大都是从职业文学批评家的眼光出发进行审美层面上的分析和研究，很少有学者进行人类学的批评。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平衡性问题。从文学人类学研究内部来看，各门类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各门类之间的不平衡性问题。由于新时期以来最先介入文学人类学领域的是以萧兵、叶舒宪为代表的“三重证据法派（也可称之原型批评派），取得最大成绩的也是这一派。所以不少学者误认为文学人类学就是原型批评。相对于原型批评派来说，人类学家门下的几个分支显得相对薄弱，特别是人类学诗学派，无论是具体的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索都相对薄弱。
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没有足够的文学或人类学修养。文学人类学研究是一门跨学科性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足够的文学和人类学修养。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仅有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等几所高校开设有文学人类学专业，大多数研究者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仅凭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的跨学科研究。而且文学或人类学修养的提高都非一朝一日之功。这些学者在人类学或文学上的知识结构上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也是造成文学人类学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文学人类学的学科设置问题。由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学界在文学人类学的学科设置问题上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比如四川大学设立了独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所，而兰州大学把文艺人类学放在了文艺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之下。学科设置的不统一性对研究生的招生以及科研经费的申请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制约了文学人类学研究取得更大成绩的现实因素，也因此会造成后备力量的不足。
文学人类学的教材编写问题。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性研究，各高校在教材的使用上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学者们依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特长开设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课程。但相对于广大本科生和文学人类学爱好者而言，没有一本可以参考的普及性教材也是他们对文学人类学望而生畏的原因之一。目前仅有叶舒宪老师的专著《文学人类学》一书，但对于没有受过文学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人来说此书理论性较强，阅读起来有一定困难。在2005年召开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程金城教授提出了文学人类学、文艺人类学的教材编写问题。
人类学家对文学人类学的关注较少。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占主流的还是文学家借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进行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原型批评派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人类学界仅有李亦园、庄孔韶、彭兆荣、潘年英等人进行文学人类学研究。但这些学者的人类学研究是“业余”的，主要研究精力仍是本学科研究。有学者把这种不足概括为三个不够，即关注不够、投入不够和理论建构不够。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移植性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是指不要局限于固定的学科界限进行画地为牢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要看所选方法与研究对象是否具有适应性、内在的契合性。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生硬的移植现象为数不少，如生搬硬套西方的文学原型进行中国的文学研究等。有些学者以为有了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就可以摆脱文本细读的劳动了，盲目移植，没有做到从实践中来；当然，如果再返回到实际中去的话，结论的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
文学人类学研究者缺乏足够的“田野考察”。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的学科特征和研究方法就是田野考察。文学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实践性。但目前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主要是继承了弗雷泽“书斋”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特别是作为文学家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学者的足迹很少踏上广袤的“田野”，而仅仅是依靠文献资料的逻辑考证进行研究。但文献毕竟是文献，相对于人类学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只能是第二手的，这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材料引证上的可疑性、不准确性等问题，从而影响了研究结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求作为新生事物的“文学人类学”，其缺点与不足正说明了文学人类学研究所具有的巨大的学术空间和学术生命力，同时也正说明了学者们敢于打破成规进行新的探索，“它们象征着一种重新系统地阐述老问题和提出新课题的努力”。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我们认为所有研究的发展都应该是历代学者不断累积的结果，我们不能以可以制造新名词、新术语为荣，而是要站在巨人的肩上争取看得更远。特别是在文学的概念与外延在不断变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有这种思想，不能因此而薄彼，更不能因此而废彼，中西方文学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成果，我们应该有兼容并蓄的胸怀与思想来对待我们的和他人的文学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丰富、完善和促进文学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从现实因素来看，人类已经真真切切地踏入了二十一世纪。在全球文化不断交融和碰撞的今天，文化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贡献也许是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最大的问题也许是文化的碰撞甚至是交锋。不同文化的认同问题已现实地摆到了我们面前。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仍以“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必将走进历史的死胡同。当然，与此同时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文化会采取一些更为隐蔽的文化殖民策略，我们要警惕这种思想和做法，努力寻找本民族的话语方式，以达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共通、共融和互补并在此基础上得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4、叶舒宪：《阉割与狂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5、叶舒宪：《耶鲁笔记》，鹭江出版社，2002年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7、王铁仙：《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8、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
9、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彭兆荣：《生存于漂泊之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12、李亦园：《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13、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4、林耀华：《金翼》，三联书店，1989年
15、周发祥：《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16、弗莱：《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17、弗莱：《神力的语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8、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泰勒：《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斯蒂文 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1、泰特罗：《本文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2、伊瑟尔：《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3、马尔库斯：《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
24、马尔库斯：《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
25、乔纳森 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6、拉尔夫 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7、阿兰 邓迪斯：《民俗解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学术论文：
1、《“荡妇”，还是“圣母”——〈聊斋志异〉女性形象考察》，《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
2、《文学人类学概念分歧及学科界定》，《石河子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关于人类学的一点思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