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不仅丝毫不会提升我国学术研究的质量，也丝毫不会提升我国的政治文化等影响，反而会贻笑大方。此风不可长。”
撰稿／汪 伟(记者)
汤惠生曾三次到大麦地观摩岩画。记者日前就大麦地岩画与汉字的渊源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新民周刊》：汤老师三赴大麦地，对那里的岩画有什么感觉？
汤惠生：我对大麦地岩画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1997年我专程去大麦地做微腐蚀断代分析，在遗址中盘桓了一整天，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做完微腐蚀分析，但对岩画的系统观察使我对大麦地岩画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新民周刊》：以前岩画研究一直是个远离大众的学科，《大麦地岩画》出版后，媒体很关注大麦地岩画的研究状况……
汤惠生：公众关注对岩画的研究与保护是好事，大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我从媒体上得知《大麦地岩画》要出版，这是我国岩画研究史上的大事，就一处岩画遗址而言，截至目前，这是规模最大的出版物。应该说标志着我国岩画研究新的规模和发展，我要祝贺宁夏的同行们。
至今我尚未见到《大麦地岩画》一书，但看到近来媒体中对大麦地岩画的各种评介，高兴之余，也有些担忧，觉得有很多有失当之处，无疑会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全国乃至国际学术界，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我对媒体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当然我的看法只针对新闻媒体关于大麦地的评介，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
《新民周刊》：你认为媒体报道中的“失当之处”有哪些？
汤惠生：首先是所谓科学测年问题。我看到新闻媒体上使用“国际权威的丽石黄衣测年手段”的字眼，其实地衣测年法是一种误差范围很大的测年手段，从来不能被单独使用，远远谈不上“国际权威”。国际岩画联合会主席贝德纳里克在1991年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80年代以来岩画直接断代法的发展》，指出地衣测年是岩画直接断代法中最受局限的一种。
地衣可用于测年?但要注意两点，首先地衣测年的误差范围较大，在其实践中多用于第四纪地质年代，而不宜用于一万年以内的年轻测年，因为地质年代整个年代总数较大，即使上千年的误差，亦可忽略不计；其次地衣在生长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单独的地衣测年是不足为凭的，必须在一个已经建立起的较大范围地区地衣年代数据系统中进行对比分析后，才能形成较为准确的年代结论。也就是说，要在众多的数据中建立起各种地衣生长与年代之间的比率关系，然后再将新数据在这种地区性的比率关系加以校验方可作为可参考的数据资料。据我所知，宁夏或相关地区至今尚未建立地区性的比率曲线图。
《新民周刊》：国外岩画界使用地衣测年法吗？
汤惠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的岩画学者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使用地衣断代法来对岩画进行断代，但效果每每不如人意。采用地衣测年法对岩画进行断代，目前有很大的争论，并非所谓国际权威的科学手段。
如果地区性的地衣测年数据库尚未建立的话，这种不加校验的单独测年数据仅能作为参考，而不能视为研究成果；更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展开相关的如文字起源的讨论。
《新民周刊》：除了地衣测年法，我国岩画界还使用哪些断代方法？
汤惠生：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直接断代”的概念逐渐成为岩画断代的主流，但此前，岩画断代一直运用“综合分析”法来对岩画进行断代，即通过岩画的内容题材、制作方法到造型风格等方面，与考古资料、文献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来进行断代。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只有极少数几处岩画地点是通过直接断代测年外，绝大多数岩画点依然使用综合分析法来进行时代确定。即使这几处通过直接断代法测定的岩画年代也不是绝对可靠的，这里还存在技术问题。
《新民周刊》：现在媒体报道大麦地岩画产生年代是最早1.3万年前到最晚1000年前之间，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汤惠生：大麦地岩画是以动物和游牧部落的生活场景如放牧、狩猎等为主要内容题材，刻凿方法以麻点纹的敲凿法为主，其造型风格大致可分为具象型和抽象型两种。
大麦地岩画从内容题材、制作方法到造型风格都与我国北方草原系统的岩画一样，同属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产品。考虑到诸如内蒙、新疆、甘肃、青海，乃至中亚和整个欧亚草原大陆的同类岩画均属公元前2000年以后的作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唯独大麦地的岩画却可以早到距今16000年以前，这首先是个基本逻辑问题。到目前为止，不仅是我国，而且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一处刻凿岩画的年代可以被确认早到距今1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澳大利亚和欧洲个别地方个别学者认为存在10000年以前的刻凿岩画，但都不是通过直接断代法加以确认的，如上面所谈到的科瓦山谷以及意大利梵尔卡莫诺山谷中所谓旧石器时代岩画，其年代目前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从整个考古的范围来看，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可以称得上是图案的平面二维艺术，只有河北省出土的13000年前的鹿角上刻划的几何图案。从制作技法上来看，敲凿法是仅出现于青铜时代，截然区别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磨法。贺兰山口的人面像岩画大多用研磨法制成，时代上要早于用敲凿法制成的大麦地岩画。
从风格上来看亦然。大麦地岩画中具象型的岩画年代为早期，而抽象型则为晚期。考虑到该地区历史上的人类族群，早期应该与被汉文献称作鬼方、鬼戎、昆夷、犬戎、猃狁等人有关；而晚期则与斯基泰或秦汉时期的匈奴人有关。所谓大麦地岩画中的抽象符号，应该是晚期斯基泰或匈奴人的产品。例如将某些食草动物简化成长条型板凳状，即表示腿的四条竖线加象征身体的一条横线，这是被传统称为鄂尔多斯的典型风格。此外，大麦地岩画中出现许多“兽搏图”(如虎食羊等)、“X射线风格”(如将人胸部的肋骨加以表现的人物像)“世界山”和“世界树”(山上一树)等典型青铜时代文化模式的图案。大麦地这种风格的岩画在新疆地区有着更为典型和广泛的分布。
《新民周刊》：那大麦地的岩画与汉字起源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汤惠生：我们既然确定了大麦地岩画的时代，那么我们便可以确凿地认为，大麦地岩画与汉字的形成没有任何关系了。即便是大麦地岩画的时代远远早于甲骨文，我们也不能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似而认为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尽管许多岩画符号具有表意和指事功能。二者最大的区别是岩画没有表音功能，其符号在象征系统中不具有经常性和稳定性。此外文字是用于交流的语言的象征体系，是一种专门工具，而岩画则更多是一种宗教仪式。大麦地有些画面被加以明确解释，如“臣服”，这只是一种望文生训式的猜测，即便是正确的，也不能因此而将大麦地岩画与汉字之源或文字相联系。即便是两者之间有关系，但这种建立在经验感觉之上的归纳法本身就不具备科学性。
从认识论角度或人类学角度来看，岩画和甲骨文或许有关联，因为二者都有象形功能；但从考古文化类型学角度来看，二者是不可能有渊源关系的，因为二者分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或用生物学的说法属于不同的种。这个道理就如同我们现代人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一样，尽管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讨论汉字的起源时不应该从认识论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进行，因为这种通则式的研究在讨论种族和地区文化起源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模糊了问题的焦点。我们对汉文字起源的研究假如基于这种错误的方法来进行，我以为不会有任何结果和进展的。
《新民周刊》：您正是据此认为，有关大麦地岩画的报道存在“失当之处”？
汤惠生：我在央视网站上读到《凿空而来的历史文明——大麦地岩画》的网页，上面将大麦地的一幅人形岩画居然称之为“史前维纳斯”，并云“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没有发现过人体雕像的空白”！我觉得这种说法倒是真正的“凿空而来”。这种炒作行为会贻笑国际学术界的。你能想象在汉墓中会出现几万年前的智人化石吗？你能想象在唐代墓葬壁画中会出现克鲁马农人狩猎猛犸的场景吗？这幅人形岩画风格既不属于大麦地岩画的早期作品，也不属于晚期作品，更不是什么旧石器时代的“岩画维纳斯”，而是后人的涂鸦之作。
同样是各大报刊都提到：“国际岩画委员会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根据全球岩画分布的规律和统计数据……制定了划分‘岩画点’‘岩画区’‘岩画主要地区’的国际通行标准。”称“以大麦地为代表的卫宁北山岩画带，约450平方公里，遗存有史前岩画10000个以上”，“填补了中国没有世界级‘岩画主要地区’的空白，给亚洲和世界新增了一个世界级‘岩画主要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岩画点”、“岩画区”、“岩画主要地区”等这种所谓的“国际通行标准”是不存在的，这仅仅是前世界岩画艺术委员会主席阿纳蒂(E. Anati)教授为了便于研究的个人分类，只是这种分类同时也被后来加以认同而已。而且这种分类法不带有任何“世界级”之类的价值判断和等级意味。阿纳蒂曾对世界范围内的遗址、地区进行了大致的罗列：
“莱索托的得拉金斯堡和南非有5000多个岩画遗址和300多万个岩画形象；澳大利亚阿兰姆高地的卡卡杜国家公园有200万个岩画形象；阿尔及尔的塔西里有400多个岩画遗址和60多万个岩画形象；以色列和埃及交接的西奈半岛的乃盖夫沙漠中有17个岩画区域、300个岩画遗址和50多万个岩画形象；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周遭有16个岩画区域，而仅梵尔卡莫诺山谷就分布着26个岩画遗址和35万多个岩画形象。”
相比之下，新华社包括文博专业报刊《文物报》均刊登了消息说，大麦地“岩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密集程度之高堪称世界之最”，未免太过夸张和可笑。“世界之最”的提法应该慎重些为好，不然会使中国原本不高的岩画研究学术质量大打折扣。可能是我人微言轻的缘故，我从未遇到国外学者向我问及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的事，我倒是希望国外学者没有看到这些报道。有些提法不仅是对国际学术界的不尊重，同时也是对我国学术界的不尊重。
我再次强调，我这里仅仅针对来自部分新闻媒体的说法。炒作不仅丝毫不会提升我国学术研究的质量，也丝毫不会提升我国的政治文化等影响，反而会贻笑大方，此风不可长。但愿我的个人看法不会得罪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