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亦师
碉楼和民居本是两种不同的建筑类型。居住之处称为住宅，是先民息止之所，也是人类最原初的、最大量的建筑类型。碉楼则为具有防御功能的军事建筑。
中国古代文献对碉楼这种建筑最早加以记载的是《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传》：“冉夷駹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今四川西北茂坟羌族自治县）。……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这里说的“邛笼”是目前所见对碉楼建筑最早的称呼.
在文明早期，人们以氏族为单位组织生活、生产并共同抵御外地入侵。这时候出现的是“依山据险，屯聚相保”的聚落联防形式，并且防御性的单独碉楼在碉楼与村寨关系中占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氏族社会转入以家庭为单位的家族社会形态。碉楼随之发展的更深层次则是碉楼与居住空间在空间上结合，这形成了在村落整体防御之外家庭的第二道防御屏障。
碉楼和住宅紧靠在一起，并以门、墙、廊、道、梁柱等结构与住宅统为一体，于是带来了碉楼和民居之间从平面关系到空间组合的相互衔接、渗透、融会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各地的碉楼绝大部分是与院落连在一起，与院墙组合为一个防御体系，是整个院落或围屋的附属性建筑。这样就出现另一类空间形态，即碉楼民居，也即《蜀中广记 风俗记》所载的“碉巢”。
从地理上看，碉楼民居在国内的分布集中在川西北的羌藏少数民族地区、四川盆地汉族地区、赣南和闽粤客家地区以及广东五邑地区。我们主要从各地碉楼民居形成的文化背景、建筑形制、聚落特征诸方面做一简述，目的在从
历史文化的流变上分析它们间的异同之处。
羌族及藏族碉楼（房）民居
羌即西羌，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说文 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可见羌人原靠畜养牛羊而生。汉武帝以前，岷江上游世居土著冉駹人。后羌人转徙来此，并败走冉駹人，占据了岷江上游地区。羌人学会了冉駹人用片石砌房垒碉的技术，又学会了农耕并转而定居，因此逐渐改变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就直接导致由羊毛帐幕居住形态转变成“依山居之，垒石为室”的石砌住宅形态。川西北羌族地区是最先出现碉楼建筑的地方。
经
民族学上的考证，吐蕃（吐蕃本是藏族的祖先从七世纪至九世纪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政权名称，后用作族名。）源出于西羌[3]。藏族民居俗称“碉房”，规模小者如羌族的“邛笼”，而布达拉宫也可视为碉房中的巨制者，它们其实都深受羌族建筑形制和建造手法影响。藏族的碉楼民居与羌族的差异主要在民风习俗和
宗教信仰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同上：羌族信奉多神而藏族信仰藏传佛教。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可将二者归类在一起而以羌族碉楼民居为主说明。
文化背景及建造目的
羌族定居岷江上游后，已经转入农耕社会，其村寨选址必需考虑耕地和牧场。而羌人长期受汉军事压迫，后来又夹在汉、藏两大强势的民族之间，史书且记载羌“人民好复仇”，因此在聚落选址和建设上对防卫的考虑占重要地位。即选址体现了既有利于生活、生产，又有利于防御的原则。因此羌族村寨几乎都是背山而建，“依山居止”，顺地势布局。
在家族制基础上产生的碉楼民居，是羌人生存质量反映在建筑上的一种深化，是一种文明程度进化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和汉代望楼、坞堡、阙等高耸建筑物出现的时期大致相同，说明在汉代羌汉两个民族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文化交流。羌族信奉多神，尤崇尚白色并视白石为神，普遍将其供于房背、门窗横档，成为羌族聚落中的一大人文景观，极具民族特色。羌碉因此也称“玉堡碉”。藏族则由于宗教原因，在檐上悬挂红、蓝、白三色条形布幔，转角插“幡”，形成与素墙面的强烈对比，形成另一种风格。
有学者用战争因素来与宗教相互融合评价碉楼既碉楼民居的建筑美感[4]。他们认为羌族的碉楼是完全的战争防御系统，宗教因素只能是辅助功能的承担者。事实上在外族的军事压力之下，军事防御也是羌族碉楼的主要建造目的，这是和赣南围子、闽西土楼建筑所不同之处。
碉楼民居与村寨间的关系
由于羌族碉楼存在着单独的碉楼和与民居结合在一起的碉楼两种空间形态，因此，必然涉及各自的功能以及和村寨在规划上的不同作用。
单独的碉楼分设在一寨或几寨的隘口咽喉之地。它起了望和前哨防御功能，又称烽火碉，主要的是起战争防御功能。从形制、功能看，这种碉楼属于较早期的类型。其后碉楼民居开始大量出现，但是都与村寨联防、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密切相关。
羌寨巷道狭窄且阴暗，四围都是壁立的“邛笼”和碉楼民居，防卫森严。家家外墙联立，且都在屋面相通，甚至出于军事目的修建了一套完整的人工地下水圳系统。在这样的巷道肌理中，空间的开阖都与碉楼民居密切相关。在大壁垒之内，各碉楼民居又自成体系，二者融为一个有机整体。
建筑形制、建材及建造工艺
羌族碉楼民居的平面形制不外三种：碉楼与住宅靠近但完全分开、碉楼与住宅在上层有过道相连及碉楼融入住宅。后者在建筑上的成就最大，殊值深入研讨。如茂县河心坝寨杨松余宅即为范例，我们不能不赞叹古人所达到的建筑成就。对川西碉楼的形状和内部结构做比较详细记载的是《隋书 西域附国传》：“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可以看到，碉楼的出现一方面的原因是作为外敌的汉人不善攀高，也反映出其防御特点。
因地制宜是羌族建筑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建筑取材全部来自当地。建筑的厚重墙体由黄土和片石堆砌而成，不用胶泥，主要承重落于四面墙。由于开间较大，辅助承重由室内三根圆木柱形成的柱网支撑楼面及屋顶。碉楼有明显收分，向中心挤压，因此稳定性甚佳。施工过程中不立标竿，甚至不挂砌墙线，只凭经验用少量泥浆随手砌筑。这些都与汉族建筑基本方正平直，罕用石材（“盛德在木”），施工必立杆挂线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
羌藏碉楼民居建筑适合高原的自然条件及农牧生产的特点，兼且满足人们的生活、防卫和宗教需求。在群山峡谷中，建造碉楼民居的石材和形式上收分沉稳的格调与四周粗犷的自然环境十分协调。
川中汉族碉楼民居
“楼”见诸史籍最早在春秋（萧默《中国建筑
艺术史》），是在汉文化区内出现甚早的建筑形式。西汉以降，随着构架式楼阁建筑技术的成熟，居住、储藏、警卫等各种功能的楼普遍出现，也成为中国建筑体系渐趋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
两汉时期蜀中地区文化繁盛，现今在成都平原一带出土了大量和望楼、阙及坞壁形象有关的、画像石和陶器。由于望楼（或碉楼）不但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且能登高眺远、满足其时的生活情趣，而川中紧靠碉楼建造历史悠久的羌藏地区，这种高层建筑也出现在汉族民居中。
羌民善砌石、掘井之技，《史记》记载羌人“冬则入蜀为佣”，说明他们曾深人到川东汉族聚居地区授艺，有证据显示都江堰工程就凝聚着羌人的智慧与劳动。羌人石砌碉楼技艺，对于毗邻的汉族的建筑建造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多为建筑工艺方面，在主要的建筑形制方面绝难以发现和羌族碉楼有相似之处，而更类似画像石上的传统坡顶、平座样式。其缘由不过因为汉族民居深受儒家礼制观念的影响汉族在吸收羌族技术成就的同时，满怀自信地固守传统建筑空间格局，只是将碉楼作为主体空间的附属部分。在所有史料和实例考证中尚未发现有将碉楼置于主轴线上的情况。
反而在文化交流中，越靠近汉族地区的羌族碉楼民居建筑，单体和群体的外部形态越类似汉族建筑，而且羌族的“官寨”也此以作为接受了汉族教化的象征。可以看到，汉人接受羌人的建造技术，但坚定地保持了传统的价值观和居住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强势文化在进取
学习时的自信姿态；羌人则取法汉族的建筑形象，在文化符号上努力效仿，但是建筑的内部空间则仍根植于本民族的习俗和传统。这体现了中国内部民族间文化互传的特征。
江安县夕佳山黄氏宅初建于明，是川中碉楼民居的代表。宅邸座南面北，轴线关系明确，将全宅一分为左右两部分，空间上左尊（主）右卑（仆），秩序严谨而不失私家
园林的特色。全宅依山而建，以穿斗构架承重，青瓦白墙，唯有四角的碉楼是例外，显示出外族影响的痕迹，但是也将坡顶、平座等符号融合进去，使之与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石碉楼的单纯形象大不一样。在居住方式的上完全是汉族传统的对“可望、可行、可游、可居”形体环境的追求。
江西围子及闽、粤土楼
在赣、闽、粤三省交界，现存以一族或其支系为一集团构筑成带有防御性质的围式居住建筑，在闽称“土楼”，在赣南则称“围子”。这类居住建筑规模宏大，在四角筑都有防御性的角楼（四角碉），成为其重要特征，也可称为碉楼居住建筑的一种。事实上，由于四川受战乱破坏，历史上屡有大规模的湖广人民迁蜀。因此川中碉楼民居的形制也受到客家建筑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重要的人口南移，北方世家大族为避异族入侵而举族南迁，定居在这三省交界的复杂地域。这部分迁入的中原汉人为保护自身利益，防范频繁的匪患，一直保留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以此区别于当地的先民和其它移民。这一迁入的汉族集团被统称为“客家”，而由于地理空间的缘故，江西一般被认为是客家的“源”，闽粤为客家的“流”。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也将二者归在一起。
文化背景及建造目的
西汉以来，土地集中，庄园经济迅速发展。东汉社会动荡，坞壁住宅在东汉的大量兴起。大庄园主纷纷募集徒附部曲家兵，筑坞自保。现在出土的大量坞壁陶器说明了这一建筑形式的广泛使用。西晋八王之乱后少数民族大举内迁，再加上北方严重的饥荒，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遂有北方大族“衣冠南渡”。靖康之难后又出现一次大规模民族南迁，迁到岭南一带的富豪依据原有的防卫居住建筑样式，就地建造，也逐渐形成了“童仆成军，闭门为市”的规模。这是围子和土楼出现的由来。
中原汉族文化强调几世同堂，客家人也同样聚族而居。因为客家人是南迁的古汉族，负载有厚重的中原文化，重谱系、宗族、祖训，并以郡望自矜。客家人到达华南较晚，沿海肥沃、富饶的平原均早己为原居民所有，唯有未开垦的山地可去。而且由于避难的缘故，其住所选址“唯恐藏之不深”，选择聚族而居的方式，有意回避了与当地人的交融。这也体现了历史学家汤因比所称的血缘共同体的概念，不同于羌寨的近似氏族共同体的格局。
应注意的是，各宗族、乡村或同祖籍聚居地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正如各处地方志中屡屡提到的：“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众盛，欺压单寒……”。客家围屋建造的目的其实也不仅限于防倭、盗自卫这一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当时社会借抗倭御盗之名趁机扩充家族武装，使土楼围屋成了乡族之间强欺弱、众暴寡的有力工具。这和羌寨主要抵御外敌的联防思想迥然不同，也可看出在闽粤多以独立的土楼为单位组织生活生产和防御的缘故。
建筑形制及意义
坞堡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也是汉族建筑类型的一种。由于要对付坞外的攻击，坞壁的性格都较外向，望楼和角楼扩大了对外部空间的控制；望楼高耸，与四角角楼形成体量上的对比，形象上又取得呼应。赣南围子和闽、粤客家土楼建筑可视作是对坞堡的直接继承。
客家民居建筑内存在两套性质完全不同的空间系统：以祠堂为主体的礼制厅堂系统和以住屋为主体的生活居住系统。无论是赣南围子还是闽、粤土楼，如果我们不为其围合成的方形、圆形、八角或马蹄等外部形态所迷惑，其内部仍然是北方中国传统的合院形制，且主要的家祠等重要建筑都在核心区，也体现了中国礼制思想的“尚中”与“辨内外”。而且同是客家民居，位于山地者，大都是巍峨的土楼、方楼、圆楼；而半山或丘陵上的建筑，则大多是围龙屋，这也呈示一种与堪舆相关的住居文化。
这一“生态群落”格局与当地气候、地理地貌密切相关，造就了围龙屋、三堂屋等建筑形式，文化内涵丰富。这些民居表现的精神上的追求，是不能单以防御功能的物质上的意义所能解释的。
现存围子皆是晚明以后的遗建，是客家人在历史迁徙中，把中原建筑文化带到南方不断演化形成，保留至今较古老的居住建筑形式。客家人固守中土文化，刻意抵御外来文化入侵，形成不同于川中羌汉民族相互影响的另一种非常有趣的建筑文化现象。
汪之力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指出，围子（和土楼）是领土经济、又明显带有父系宗族
制度所导致的一种居住建筑类型，与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有相似之处。但欧洲
资本主义兴起使之发展为城市；而我国随领土经济的解体，小农经济的发展而变为散漫的村镇。这一比较研究的进行也会对我们理解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启发。
五邑地区的碉楼民居
五邑地区与广府、客家文化区相连而有所差别。
这里的绝大部分原居民比客家人早定居于粤，所以，他们的人文环境受海洋商业文明影响要早、要深。历史上，这一地区的人民不仅大批向外拓殖，而且更受“西学东渐”的强大影响，无论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中国
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所以，五邑民居也呈示出这种距离来。而且由于几百年不断收到沿海海盗、土匪袭击，加上年年台风多次登陆、洪水泛滥，这种社会不宁，生态欠佳，在汉文化和
西方文化的合力下出现“碉楼”这种特异的民居，尤以开平碉楼民居为代表。
文化背景及建造目的
清末，开平地区大批侨民漂洋过海，旅居世界各地。楼主的见闻为后来建造碉楼提供了原始素材，所以碉楼建筑风格又别具一格，且吸取的建筑形式也不各不相同。无疑，西方文化在这些地区影响相当早，也较为深刻，从而建筑样式也杂糅东西不同的风格。
必须注意到，这个阶段的汉文化与列强倚仗坚船利炮敲开国门强行输入的西方文化相比，已然是弱势文化。但由于侨乡居民本身具有的开放与兼收并蓄习俗，与上海、天津、武汉等商埠不同的，开平地区的碉楼是主动的萃取西方的建筑符号又成功地将之嫁接到本土建筑中，在此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并无强力推进和被迫接受的现象。因此，开平的碉楼民居与羌族某些地区的碉楼民居具备相当程度的可比性。
另外开平地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持续建造碉楼建筑，但各阶段的作品从风格到内部功能相去甚远。这也为动态地研讨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
至于开平地区碉楼建造的目的，也不单是为防御外敌，更多的是显示财富，所以在外部装饰上才会不余遗力。由于技术上已经能够实现将碉楼也变成住所，所以在内部空间上也体现了现代设计的一些基本思想，空间的序列基本是以实用为主，与传统空间布局差异也较大。
聚落关系及建筑形制
开平地区的聚落特性，不仅按传统风水选址布局，聚落结构上并不特别严整，但是重视个体间的联系，能散能聚。平日，碉楼各自独立，遇有匪患，又可以联防御敌，彼此照应。这方面可能也有客家人的宗族思想的影响。
如开平自力村，村内有共建有9座碉楼6座庐(即西式别墅)，碉楼及庐之间遥相呼应，但村落的街道肌理并不显著。这与羌寨巷道体系规划严密、军事防御具很强的整体性的格局显然不同。至于开平地区碉楼的建筑形制，就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张复合先生在其
论文《中国广东开平碉楼初考》一文中已经阐述较全，兹不赘述。应该注意的是，晚近建成的碉楼，由于技术水平的进步，跨度更大且更为坚固，单体碉楼单体不仅有防御功能，还满足了其时对居住的要求，因而才会产生碉楼本身转向民居的几种变体如庐、方楼等。目前，开平地区的碉楼正在普查之中，不久的将来会产生更新的研究成果。
小 结
《后汉书》记载的碉楼所在的地方即今四川西北部藏、羌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保留大量遗存。碉楼的出现，是羌族从逐水草而居到农耕经济的定居生活的一个标志。而碉楼与民居在空间上结合，则是碉楼内涵得以延伸、嬗变的结果，也是“羌族向封建农业经济发展在建筑上的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的羌藏族一直未能如汉族那样，在建筑上体现严格的礼制上的规范。羌人善长石砌和掘井技术，且与成都平原地理上毗邻。《史记》记载羌人“冬则入蜀为佣”，因此羌族碉楼民居建筑也对川中汉族住宅的形制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一直局限在局部的功能上且被尽力淡化了，汉族传统的价值观及与之直接关联的对待居住的态度则一直主导着这一地区“碉楼民居”的形制。这是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重要案例。
由于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原住民的建筑形制、建造方式随之带到各处，促进了建筑文化的交流。全国其它地区的碉楼民居，主要还有赣南地区的“三南”围子和粤东北、闽西地区的客家土楼以及较晚近的五邑开平地区的碉楼。前者也是在汉族礼制思想下居住样态的体现。由于是从诗礼之国避难南来且轻视本地未开化的原居民，这一地区的住宅建筑成为固守汉本位思想的建筑代表，有意据斥与本地建筑文化融合，维持着较古的居住形态。同时，它们的建造目也与羌族地区碉楼民居建造目的也不尽相同。
开平碉楼建筑则由于技术水平的进步，大跨度、坚固的单体碉楼本身就兼具了对防御和居住的功能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与羌汉两族在巴蜀地区相互影响现象不同的，此时相较西方的文化输入，汉族已经成为弱势的一方，因此西方的价值观被国人所接受，居住方式上也有了较明显的改变。而开平碉楼建筑的特点是主动接受了西方的建筑符号又成功地将之嫁接到本土建筑中，出资方和设计、建造方都是开平本地人，这就有别于其它开埠城市中的“洋风”建筑。因此开平地区的碉楼建筑是我们研讨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中极为代表性和关键性的实例。
中国的碉楼民居分布在相对集中的几片区域中，而且相互间在历史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各具显著的特色，是开展比较研究的理想范例，深入对碉楼民居的研究势必能够取得建筑文化交流方面新的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