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物窃贼的天堂
德农的著作和《埃及记行》先后出版，霎时间就引燃了异乎导常的埃及热。今天的人很难想像其风靡程度。从1802年到1830年，至少数十位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的著名旅行家，相继来到埃及，渴望亲眼观察《波拿巴将军远征时期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和《埃及记行》所披露的奇迹。随后，他们也相继发表文字记述和绘画，使当时的埃及变得益发热门。
对埃及的狂热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遗症：盗窃文物。埃及总督穆罕默德 阿里（1769－1849）的政府对这类行径，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也公然参与盗窃。古埃及的文物的流失，诚然令人心痛；回顾历史，却也有其正面的意义：盗窃者把各个时代的文献呈现在世人面前，学者得以藉此发现象形文字的秘密。
○古老的审判
盗墓行径在古埃及历史中一直常盛不衰，它的历史与金字塔一样久远。然而，盗墓活动的高峰却出现在中王国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1786年）时期。
那时，独裁的拉美西斯一世、二世和以后的西索斯一世、二世的有力统治已告结束，后来的9位国王的名字虽然都叫做拉美西斯，却是有名无实的。他们治国无方，国家经常受到威胁，国内政治腐败，贿赂贪污盛行。陵园警卫和教土勾结，墓地监督和当地州长勾结，连保卫王陵机构的最高长官，西底比斯市市长都和盗墓犯私下来往。拉美西斯九世（公元前1142年至1123年）以后的纸草文献中有一份文件，记述了3000年前审判盗墓案的情况，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离奇的。在这次审判以前盗墓者都没有姓名，这时他们忽然变成有名有姓的活人了。
整个事件的经过和侦破非常像一件现代的犯罪案件。从保存至今的纸莎草纸案卷上，我们还可以得知审判此一案件的经过与细节。
那里，底比斯市西岸发生了大规模盗墓活动。由底比斯政府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先彻查所有的王室陵墓，发现：“太阳神之子塞贝克姆萨夫（约公元前1700年）的金字塔陵墓，被盗贼闯入。窃贼挖了一条隧道，从图特摩斯三世的谷仓视察员纳巴穆恩坟墓的外厅，直挖过来。国王的墓室里不见了遗体，王后努布卡斯的墓室也一样。”
路易十四时代，为了丰富博物馆的收藏，西方各国纷纷加入对埃及文物的掠夺。这是当初一位寻宝者其后游记中的记叙：“……打开棺木后，我感到很失望，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奇特的东西，于是就把它原封不动留在那里了。”
调查中指控了一批盗贼，包括一大群墓地管理处的工人和小职员。他们被逮捕并带上法庭，发誓说实话，否则就“被割掉鼻子和耳朵，或者处死”。其中一人招认：
“我们打开了棺材，揭去了覆盖，看到这位国王那庄严的木乃伊……颈部戴着一串金制的护身符和许多饰物，头上戴着金面罩。这位国王庄严的木乃伊通身盖着黄金。覆盖物里外都是金银编制的，并且镶嵌着各种宝石。我们剥下这尊神圣庄严的木乃伊身上的金衣，取下他颈上的金护身符和饰物，揭走覆盖的金被。我们还找到了国王的妻子，并把她的木乃伊身上的东西照样剥光。我们还找到了殉葬的金瓶、银瓶和钢瓶，也统统偷走。我们把从这两位神圣木乃伊身上取到的护身符、饰物、覆盖和一切都分成了8份。”
8个窃贼中有5个人的姓名存留至今，他们是石工阿比、技工伊拉门、农民阿门农海布、运水工卡姆维斯和黑奴坦内菲尔。
案件笔录的结论是：“他们的案子和判决都正式记录下来呈送法老。”因为只有法老能宣判死刑，记载这类案件的纸莎草纸都长达数公尺。但保存下来的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由此可见劫掠古墓的行为有多普遍，同时也说明了王室陵墓陪葬品之丰富。这一点，在1922年第18王朝法老图特卡蒙（约公元前1333－1323年在位）陵墓被发现时，获得证实。
由埃及人自己带头展开的盗窃行为，在罗马和拜占庭皇帝治下继续进行。这些皇帝从埃及劫走了许多纪念碑、方尖碑、斯芬克斯人面兽身像和各种雕像，拿来装饰首都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或者像罗马皇帝哈德良和戴克里先（约公元243－313年）那样，干脆用来装饰自己的别墅。波斯国王从神庙里夺走雕像，则是更早以前的事了。
埃及人代代口耳相传：神庙中藏有财宝，坟墓里有丰富的陪葬品。后来，科普特人却把神庙改成教会，修道士占领了石墓，毁损了浮雕和绘画：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劫掠。
16世纪以前，在业已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出现了一本以阿拉伯文撰写的巫术书，名为《藏珠之书：藏宝挖掘指南》。此书详列了各个宝物埋藏地点，细说各种瞒骗宝物守护神的巧妙巫术，以便把宝物占为己有。埃及的寻宝者日渐增多，到14世纪时竟已被视作一种“工匠”，成为一种行业。20世纪初，这本巫术书仍然到处流传，开罗博物馆的馆长在1900年时说：“战争和漫长的岁月所毁掉的文物，比不上这一本书的罪过。”
○窃贼肖像一：穆罕默德 阿里
1810年以后，盗贼和冒险家们大肆掠夺埃及的文物。穆罕默德 阿里的政府则大开方便之门。他于1769年生于巴尔于半岛，当时是土耳其一个省份的马斯顿。当英国人离开埃及时，穆罕默德 阿里被编入一支阿尔巴尼亚人的部队，并于1803年成为这支军队的指挥宫。1805年，土耳其苏丹任命他为埃及总督。1811年，他在开罗城屠杀了反对他的埃及苏丹卫队骑兵。
19世纪初期，开罗的商人就向农民购买文物。图为人们让一个埃及富人看货：一具石馆及棺村里的木乃伊，和一座雕像。
从这时开始，穆罕默德 阿里虽然在名义上还受君士坦丁堡苏丹领导，实际上却独立统治埃及。他决定使埃及现代化，雇用了许多技术顾问，有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以便建立埃及向来缺乏的工业。这些1810年至1850年招募来的外国人当中，着实有许多人是冒险家，他们掠走了为数可观的文物。
文物交易之所以络绎不绝，驻埃及的各国领事难辞其咎。原因很简单，要运走文物或着手发掘，必须使用当地的劳力，而劳力地土都属于总督穆罕默德 阿里，必须得到他的敕令批准才能雇用工人。穆罕默德 阿里任埃及总督的时期，各国领事可以随时会见总督。因为想要从欧洲进口埃及工业所必需的机器，总督本人常常需要他们的协助，他们也因此轻易取得了敕令。
像瑞典和挪威的阿纳斯塔西，法国的德罗韦蒂、米诺和萨巴蒂矣，英国的萨尔特，这些总领事获得敕令后，便在前来埃及碰运气的冒险家当中招募合伙人。冒险家以领事的名义挖掘或购买文物，也负责把它们运走。
○窃贼肖像二：德罗韦蒂、萨尔特
德罗韦蒂是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人，后来入了法国籍，在1798年的远征军中打过仗，官拜上校。在某次战役中，他救过日后成为拿破仑妹夫的米拉一命。1803年他以副领事的身份重返埃及，1810年升任总领事。这个职务使他与穆罕默德 阿里交往密切，因此在1814年路易十八登基之后，虽然丢了总领事的职务，却仍然留在埃及；并在总督的照顾之下继续大作文物交易的买卖。
德罗韦蒂参加过探寻文物的活动，并且亲自指挥挖掘工作。他的一干工作人员，大肆掠夺，恬然无耻。其中劫掠手法最高明的，首推由马赛来的雕刻家让 雅克 里福。此人机灵非常，但也脾气暴躁。他在埃及前后待了40年。里福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打算提供给德罗韦蒂的埃及雕像上。当德罗韦蒂的工人和英国总领事萨尔特的工人吵架时，“里福便暴跳如雷，像只斗鸡般扑到两队人马之间，滔滔不绝地训斥一通。由于工人们都听不懂他的马赛方言，最后他就挥舞棍子痛打他们”。
日积月累，领事的院子里堆满了古物。德罗韦蒂认为数量已足，便建议路易十八为卢浮宫购买这些文物，可是国王认为价格太高而拒绝了。德罗韦蒂的第一批收藏品，最后由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国王查理 费里克思买下，价格为40万里拉。后来进了都灵博物馆的这批古埃及文物包括：阿门诺菲斯一世（公元前1558—1530年在位）、图特摩斯一世、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51）、阿门诺菲斯二世（公元前1450─前1425年在位）等法老完整无缺的雕像；另外有一个阿门诺菲斯三世（公元前1408前1372年在位）时的斯芬克斯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图特摩期三世的一尊花岗石坐像，坐像基座上刻有这样的句子：“雕刻家雅克 里福为德罗韦蒂先生发现于底比斯，1818年。”都灵博物馆共收藏有一千多件埃及器物与碑刻，是欧洲第一家藏有上好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1825年商博良曾前来此馆，参考这些文物，以检验自己对象形文字的辩认是否正确。
德罗韦蒂对第一批发掘的收获颇为满意，遂继续发掘工作，获得第二批收藏品。他打算卖给法国，查理十世听了商博良的意见，用20万法郎买下，收入卢浮宫。在这批第一流藏品中，有图蒂将军的厚重金盘，是埃及金银器皿中的佳作。
1818年，大文物商德罗韦蒂，正与他所雇佣的当地阿拉伯人，大肆挖掘沙漠下的宝藏。图中，在巨像前手持吊垂线的人，正是德罗韦蒂。
1836年，普鲁土国王听从埃及学学者莱普西亚斯的意见，买下了德罗韦蒂的第三批挖掘物。这批藏品虽不如前两批重要，也只值三万法郎，却都精美无比。
萨尔特是画家。从1802年开始，他遍游东方，为旅行家们回到英国后出版的游记画插图。从1809到1811年，他待在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这在当时是个偏远的国家。他于1816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领事后，立刻效法德罗韦蒂的作为。他养的一批工作人员，较之德罗韦蒂的帮手毫不逊色。其中有个希腊人，名叫阿塔纳西，当时的旅行者都称他为雅尼，还有让 巴蒂斯特 贝尔佐尼。萨尔特于1818年就拥有了第一批收藏品，卖给大英博物馆。双方讨价还价，大英博物馆只肯出2，000英磅，这还不够发掘和运输的费用。萨尔特于是拿出了藏品中最精美的文物，第19王朝塞蒂一世（公元前1312—前1298年在位）的大理石棺，把它卖给了私人收藏家索阿纳，价格相当于其他全部收藏品的总和。
萨尔特的第二批收藏品比第一批重要得多。他最初想卖给大英博物馆，但大概是对馆方的态度感到失望，便在1824年卖给法王查理十世，价格为25万法郎。有了萨尔特的藏品和德罗韦蒂的第二批藏品，卢浮宫的古埃及文物已可与都灵博物馆媲美。在卢浮宫中来自萨尔特的4，014件藏品清单上，有卡纳克神庙的一段刻满铭文的墙面，拉美西斯三世的玫瑰色花岗石棺（德罗韦蒂眼睁睁看着贝尔佐尼挖走的文物之一），两座巨大的花岗石斯芬克斯像，还有菲莱神庙花岗石的内中堂。
萨尔特的第三批收藏品，到1827年他死于埃及后才出售，共有1，083件，大部份由大英博物馆买下。
图特摩斯像：巴黎、伦敦、柏林博物馆的大部份埃及藏品，都来自于大文物商德罗韦蒂。这位法国驻埃及总领事，在任期间大肆收刮倒卖文物。这尊精美的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490—1436年）黑色花岗石雕像，便是他倒卖的第一批藏品。该藏品现藏于意大利都灵博物馆。
走一趟卢浮宫和都灵、伦敦的博物馆，便可以知道，领事们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大多卖力寻找大型文物：方尖碑、斯芬克斯像、石棺和巨大的雕像。这些文物通常都是用花岗石制成，重量惊人；而且往往埋在陵墓里——深埋在岩石下的陵墓。想要带走它们，必须先把它们运出来，送到尼罗河边，再吊到简陋的斜桅小帆船上。这些搬运工作可没有借助任何机械。到了亚历山大城之后，还要重新装到小吨位的帆船上——蒸汽轮船要到1830年后才问世。
○窃贼肖像三：贝尔佐尼
在众多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之中，意大利人贝尔佐尼是佼佼者。1778年他生于威尼斯以西的帕多瓦，l 6岁到罗马讨生活。他本来想当僧侣，但是1798年法国军队进入罗马，于是转往伦敦，在街头卖艺。他身材高大，据说有两百多公分，力大无穷；介绍他的剧院广告把他形容成“巴塔哥尼亚的大力士参孙”。他登台时化装成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人，头戴羽毛。表演结束时，他举起一个金属架，架上站着十二个人，名为“人肉金字塔”。
他还到过葡萄牙和西班牙。1814年他在马尔他岛，穆罕默德 阿里的一个经纪人建议他去埃及，说他年轻时候学的水利知识在那儿会有用处。于是他带着妻子和一个仆人来到埃及；而且马上结识了德罗韦蒂，和瑞士探险家布尔卡德。
贝尔左尼用了两年时间，来制造并安装他所发明的灌溉机械。他把机器推荐给穆罕默德 阿里，但是尽管它在同一时间内的取水量比传统器具多六倍，穆罕默德 阿里却听了亲信的外行话而拒绝了。这次失败使贝尔佐尼的生计陷入窘境。
此时，萨尔特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的总领事。萨尔特在离开伦敦前来埃及上任之前，大英博物馆董事会成员邦克怂恿萨尔特利用自己的职位为邦克和大英博物馆搜集文物。
此外，布尔卡德在上埃及停留时注意到，在法国学者们命名为“门农庙”的神庙，也就是拉美西斯神庙前，有一个硕大的法老胸像。当地农民认为，法国人想运走它简直是白费力气。布尔卡德建议穆罕默德 阿里把这胸像送给英国摄政王，可是总督怎么也不相信，光拿一块石头当礼物，就能得到那位君主的感谢，事情就搁下来了。后来，布尔卡德还向邦克和贝尔佐尼谈过此事。
灌溉机械失败之后，贝尔佐尼失去了经济来源，忽然想起门农庙的胸像；可以用这来赚点钱呢！他在布尔卡德陪同下去见萨尔特，萨尔特也看出这个胸像运回去能使邦克感到满意，于是给了贝尔佐尼一笔运费，及另一大笔钱，让他放手购买所发现的文物。
阿布辛博神庙：阿布辛博由布尔卡德于1813年发现。贝尔佐尼看到他的描述后，决心成为第一个进入神庙的人。1816年9月，他的船停在神庙对面。他画了这幅画，右面是小神庙，它的正面有六座巨像，悬崖当中是大神庙。他叙述了自己的印象：“北方吹来的沙，堆积在神庙上方，再逐渐往下流向神庙的正面，将入口处掩埋了三分之二。当我走近这座神庙时，忽然发现，想把沙堆清出门口，是不可能的了。沙堆那么高，我感到自己永远也到不了门口。”
○法老胸像的漫长旅程
贝尔佐尼于1816年6月底从开罗的布拉克河港出发。7月22日，他一到达底比斯，就直奔拉美西斯神庙。他在其记述中说：
“在一堆废墟中，我最先想的，就是要找到那胸像。我在一大片这胸像原有的底座和身体的碎片附近发现了它。它面朝天空，仿佛是由于知道要被运到英国去，而向我微笑。我原先只晓得它硕大无比，没有料到它也美得出奇。”
他开始准备运输工作。“为了这项工程，我从开罗带了14根杠杆，来到拉美西斯神庙。其中八根用来做成载胸像的运送架，外加四条棕榈叶绳子、四根滚棒，没有任何机械。”
7月24日，他带着敕令向当地的都督要求雇80名工人。都督说没有工人可派，最好等尼罗河泛滥期过去再说。
贝尔佐尼坚持自己的要求，最后贿赂了都督，让他答应第二天派工人来。第二天一个工人也没有来；于是又谈判、又送礼，都督才又答应了。隔几天来了一批人，但是不够用。“不过当其他人看到这些工人开始工作时，也就容易说服并随之而来了。工地上搭起架子，先要把胸像放到架子上。当地的农民以为它永远不可能被搬离。当他们看到巨像移动时，都惊叫起来。尽管巨像移动是他们自己使尽力量的结果，他们却以为是由于魔鬼之力。他们见我在记笔记，便认为我在施魔法指挥这项工程……我用四根杠杆抬起胸像，把运送架塞到胸像下面。等胸像慢慢放上架子之后，我再让他们抬起架子的前部，在底下放进一根滚棒，后部亦如法炮制。我让巨像在架子上面放得安安稳稳的，拉绳的力量也分配得很均匀。我又安排了几个人，手持杠杆，走在运送架的两侧，以便胸像万一向哪一边倾倒时，可以出手协助……”
“一些工人在前面拉着绳子，另一些则不断地更换滚棒。就这样，巨像从原本所在的地方前进了。我派了一个阿拉伯人到开罗去，按照我的指示报告胸像已经开始运往英国的作业。”
由贝尔佐尼《埃及和努比亚游记》中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运送石像到尼罗河的过程，缓慢而艰难，花了10天才走l，200公尺！8月5日，终于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附近。贝尔佐尼为此十分高兴：“所以我今天很早就来了，结果发现只有卫兵和木工。木工告诉我，副都督禁止农民再为‘狗基督教徒’工作。”
这下子事态可严重了，尼罗河水说不定哪一天就会上涨，而一旦河水泛滥，胸像就要被迫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待上几个月。贝尔佐尼抓紧时间，去问副都督为什么不让农民工作。
“傍晚从古尔纳回来时，我听说他们发现了一尊头像，比我运到亚历山大城发往美国的那个还要大。它用红色花岗石雕成，精美绝伦……我在8天内可以把它送到卢索尔，虽然它是如此巨大和沉重”
——意大利冒险家 贝尔佐尼
副都督说禁令来自都督本人。贝尔佐尼马上去找都督，费了番唇舌，又送上“两枝漂亮的英国手枪”作为礼物，他获得了允许复工的书面命令。8月12日，拉美西斯二世的胸像终于运达尼罗河畔，等着把它装船送往开罗。贝尔佐尼利用等大船的机会参观了国王谷的陵墓；然后到努比亚看了阿布辛博的两座神庙，暗自打算：有朝一日要进去仔细勘察。他游览了菲莱，以萨尔特的名义占有了一个小方尖牌。11月他回到卢索尔，所要的船还没有到。他就和一些船夫商量，他付3，000埃及币（l，800法郎），而船夫保证提供船只。在准备期间，他到卡纳克发掘了18个塞克海特女神的狮头雕像、一个国王雕像和几座斯芬克斯像。后来，他把这些收获和胸像一起运走。
11月17日，胸像终于装上了船。阿位伯人目瞪口呆，他们都以为它会和船一起沉到水里去。除了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冒险家之外，另一些不那么著名的人，收获也不少。他们常向阿拉伯人购买一些在没有敕令的情况下，偷偷挖掘的文物。一批批的纸莎草纸文献，就这样收集起来。对埃及学来说，它们和专为大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同样重要。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纯粹为旅行而来的人，也该记上一些功劳。他们跑遍了全埃及，记述、描绘被冒险家们掠夺文物的神庙和陵墓。他们的记录，大有助于留在欧洲的学者的研究工作。
19世纪初对文物的掠夺和盗窃，曾经引起公愤；然而这类掠夺行为倒也挽救了不少文物。1810年到1828年，13座神庙彻底消失了：石块被用来建造工厂；或者被送入石灰窑焚烧。永远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雕像和浮雕遭到同样命运；虽然讽刺，被冒险家劫走的文物，至少是被挽救下来了。
第四章 密码的解读
○罗赛塔石碑
在拿破仑时代的人们看来，要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似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波斯的著名东方学家德 萨西曾说：“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一个复杂的问题。”
事有凑巧，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后来埃及学者们钦慕的事。
1799年，法国远征军军官布夏尔在埃及罗赛塔地区附近，发现了一块非同寻常的黑色玄武岩石碑。第一批知道这件消息的学者们心里清楚，这块罗赛塔石碑将是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但那懂得这块碑怎样使用的人却在哪里呢？
这一块碑面世不久，《埃及信使报》曾登一篇谈这块碑的文章。
再巧也没有，这份埃及报纸传到了一个人的家乡，这个人20年后写出一篇具有独创性的文章，他竟然读出了石板上的文字，从而解开了这个谜。
这个人便是后来的埃及学之父，法国人让 弗郎索瓦 商博良。
○语言天才
据传记记载，让 弗良索瓦刚刚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将近7岁时，他第一次听说埃及这个神奇的国家，但只听了一次就像海市蜃楼一样销声匿迹了。
无论道听途说还是亲眼目睹者都知道，商博良小时候在菲济克学校功课并不好。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喜欢考古学。因为商博良学习不好，就在1801年把他带到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接着就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是惊人的。
他1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科普特语。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也不论他有哪些不期然的机遇，都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就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他涉猎了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联系。
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向“法国碑文与纯文学学院”提交了研究论文，并宣布了对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发现。在今天看来，这篇论文正是埃及学诞生的标志。
就这样，商博良根据拥有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那是1807年的夏季，商博良刚刚17岁。
这称得起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博良当时可用的全部资料不过是圣经上的片段和零散歪曲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只有对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唯一的同古埃及语关系较近的语言，直到17世纪埃及北部还流行科普特语。
教育当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进行研究工作，就请他自己命题写一篇论文。他们以为他只会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哪里想到他竟写出整整一本书的构思，书名叫做《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1798年8月，一名驻埃及的法国军官在朱利安要塞的罗塞塔地区，发现了一块黑色石碑，碑上分别用象形文字、阿拉伯草书、希腊文刻有三段铭文，学者们大胆假设：这是同一篇文献的三种文字版本。由此，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似乎有了一线曙先。现今，这块石碑就竖立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入口处。
罗赛塔碑约有桌面大小，长3英尺9英寸，宽2英尺4英寸半，厚11英寸。碑体为磨光玄武岩，“硬得像鎯头。”一面镌刻着三段文字，经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
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立刻着手翻译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托勒密 埃庇范努斯（古希腊天文学家）的功绩的。
亚历山大港法军投降后，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幸亏“委员会”早已命人把这块碑和其它文物做了石膏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之后，学者们就聚集在周围进行对比研究了。
之所以是对比研究，是因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已经说过，罗赛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在英国（使用罗赛塔碑原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同时进行，结果却毫无成绩。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错就错在想从这些象形文字里找到希罗多德的框框里的东西。这是人类头脑里一直存在的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想要揭开埃及文字的奥秘须得象哥白尼那样彻底改变观点，要有打破传统束缚的气魄。
商博良投身于研究工作中去。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德 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为“东方的意大利语”。总之商博良浸沉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他打下了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这时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他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
他学阿拉伯语达到精通的程度，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样子。在一次社交场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同乡，因而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取得关于埃及的丰富的知识。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 德 马涅古尔同这位青年谈话之后赞叹说：“我们谈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简直像我了解我自己一样清楚！”
法国埃及学学者商博良根据碑铭的希腊译文，辨认出相应的象形文字。如下这段象形文字，可以读成：“他说，安宁地来到这里并穿越天空的人，就是太阳神。”
但在这时他看到了伦敦新做成的罗赛塔碑的复制品以后，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跃跃欲试了。然而他还没有径自着手破译碑文，只是把它和一篇纸草写的古文对比了一下。初步探讨这块黑色石碑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的价值。”他在1808年8月30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把初步收获交你审查。”他非常谦逊地说明了自己使用的方法，但在语气之间可以看出这位年青的探索者的含蓄与自豪。
○传统的误导
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希罗多德、斯特拉波和狄奥多鲁斯都到过埃及，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图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臬，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波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尽管周围一片“学术”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 德 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迦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讥讽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波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
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斯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堆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是这样说的。
○法老的信使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练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
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
一段埃及象形文字的译文
人的儿子，我的复仇者，门赫普莱尔，愿他永生，我焕发着对你的爱，保护着：我的手，你的肢体，用生命的保障。多么甜美啊，你的友情在我胸怀。我把你放在我的心坎，我赞赏你，我把你的力量和威严洒遍各地；向你表达我的焦虑，因为上天的靠山是有限的。
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 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份；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象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 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字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 扬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加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 扬高出一筹。扬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字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入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
1820年，经由旅行家的记述、画家的描绘，又拿破仑远征军中学者的研究，列入的埃及文物大量增加。许多建筑物的残片、雕像、器物，甚至文献、纸莎草纸手稿和浅浮雕的压模，被带到欧洲。这些文物开始吐露自己的故事，把古埃及的点点滴滴呈现在世人眼前。
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 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的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蹊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腓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
1828年，埃及学学者商博良考察了卡纳克。他抄写阿蒙神庙墙壁和廊柱上的文献又浮雕，终于揭开了废墟的秘密。在被人遗忘了20个世纪之后，卡纳克遗址终于掀开了她的面纱，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腓力方法碑上的两块“装饰纹样”，它们帮助商博良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途径。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这样就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门锁的钥匙。
现代的人们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3000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现，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字却又束手无策了。
○埃及学之父
商博良在埃及学上虽然理论非凡，但在他破译象形文字之前，从未亲临埃及进行过考古发掘。可以想象当他1828年率考古队踏上埃及时，就如同一位动物学家用骨骼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突然回到白垩纪站在活恐龙面前一样的惊讶。
商博良从亚历山大城到阿斯旺，跑遍了整个埃及。陪同的人有一些经验丰富的画家，包括内斯托 洛特，还有一个由罗塞里尼率领的意大利小组。他在阿布辛博待了15天，到处阅读、翻译和抄写文献。翌年1月，他从乌阿迪 哈尔法发贺年卡给达西埃：“顺着尼罗河从河口走到第二瀑布之后，我可以说，我那封关于象形文字字母的信不必作任何修改。我们的字母是正确的；这字母表可用来释读罗马人时代和托勒密时代的埃及文物，更可用在法老时代的神庙、宫殿和陵墓里的碑文上。这可真令人兴奋！”
从埃及回到法国，3年后商博良逝世，这是新兴埃及学的巨大损失。之后他的《埃及语法》及《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
商博良的精神和成就，成为第一批埃及学者的典范。日后的埃及学学者，借助他的发现，才得以正确研究古埃及文明，也为后来埃及的考古发掘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