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赋比兴写景状物叙事
文史哲启智怡情明理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凡稍有
历史文化知识的人，就知道《诗经》中这首情深意切、语言优美的诗篇。
《诗经》用赋、比、兴的手法，唱出了先民的心声。它是人类对美的最早的文学表达，《诗经》是中国文学之根，是反映先民生活的生动画卷，是历史学家眼中重要的史料。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诗教”是中国最古老的教化方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被列为“五经”之一，是中华文化的典范。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的概况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305篇，所以在历史上又被称为“诗三百”。收录在《诗经》中的诗都是周代的作品，其年代大约上起西周初年，下至东周中叶，历时500多年。它产生的地域约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一带。诗的作者绝大多数无法考知，只有少数几首诗的作者可以根据其他古代文献推测出来。现在常说《诗经》是汉代毛氏(毛亨、毛苌)传讲的《毛诗》。
诗是古代人们抒发情志的手段。周王朝为了体察民情民风在朝廷中专设了收集(称为“采诗”)、整理、加工、献陈、教授诗歌的官吏，把诗歌的娱乐、慰抚功能上升到了政治、教育和
外交的高度。《诗经》的原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最初《诗经》肯定不是305首(或多或少)，经过长时间的筛选、积累，到孔子时基本定型。
《诗经》中的风、雅、颂，是《诗经》编辑者据所收集诗歌的来源和它们的乐调而作的一个大致分类。风，又称“十五国风”，共160篇，是流传于15个地区中的，用富有地方色彩的乐调演唱的诗歌，内容大多反映民间的生活。雅，分小雅和大难，“小雅”74篇，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诗，“大雅”31篇，大部分是西周前期的诗。“雅”是秦地的乐调，周、秦同地，在今陕西地区，都是在朝廷上演唱的诗歌，内容包括政治讽刺诗、史诗、祭祀诗、宴诗、贺诗等。风、雅两部分诗歌，构成了《诗经》的主体。《诗经》中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基本上都在这两部分中。古代有些学者根据他们自己所定的标准，从风、雅265首诗中，又划出一部分情绪忧愁，怨恨激烈的诗。称之为“变风”、“变雅”，颂，共40篇，都是古代君王宗庙祭礼的乐歌，其中《周颂》31篇，为西周初期作品，内容多为歌颂周代统治者和先公先王的德行；《鲁颂》四篇，是春秋中叶鲁国贵族歌颂鲁僖公的诗；《商颂》五篇，是商朝贵族及其后裔祭祀先公先王的乐歌。
《诗经》的主要思想内容
《诗经》的内容极为丰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周部族史诗
所谓“史诗”，通常认为是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古代传说，塑造著名英雄形象的长篇叙事诗。它的结构一般来讲比较宏大，且充满幻想或神话色彩。这类诗主要有“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皇矣》、《大明》等。它们反映了周部族起源、发展以及建国的情况。
《生民》歌颂的是周族的始祖后稷。诗歌开篇记叙了后稷出生的灵异，即其母姜缗是由于踏上帝趾印而怀胎并生下他的。这带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从中可以知道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后稷出生之时恰逢母系氏族社会，故此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此外还证明在原始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时，就已有了周族。诗歌后来又记叙了后稷小时播种五谷的天才、长大后教导百姓稼穑之术和成家立室的事迹。这样在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转化中，后稷便成了父系时代周族的始祖：该诗虽没有后世叙事诗那样动人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但有些片段(后稷出生被弃死一篇)相当生动感人。语言简炼朴实，词汇丰富。可以称之为《诗经》史诗类中的扛鼎之作。
《诗经》中的这类诗歌，比较完整地勾画出了国人的建国史，为我国研究周部族的发展进程提供了比较详实的史料。但其中有对统治阶段的歌功颂德，有对祖先及上帝的崇拜、这些都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意识。然而其形象的生动描绘，对古代创业英雄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都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无穷的智慧。这是应该肯定的。
还有些可算史诗或具有史诗因素的作品，如“商颂”的《长发》、《玄鸟》、《殷武》，“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六月》、《采芑》，都反映了这类内容。
1．反映社会现状的诗歌
“豳风”中的《七月》以较长的篇幅描写了劳动人民一年四季，不分昼夜的辛勤劳作，到头来却只能穿粗麻褐衣(甚至“无衣可褐”)，吃麻籽苦菜的残酷社会现实。本诗除包含一般的农事外，还涉及到祭祀、民俗、物候诸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魏风 伐擅》是《诗经》中反映社会现状的代表作，其中尤以写被剥削者的反抗思想见长。
“魏风”中的《硕鼠》则更大胆地把领主比喻成贪婪成性的大田鼠，发出了“无食我黍”的高呼和表示了“适彼乐土”的决心。这些充分表示了诗人的觉醒和对美好生活、理想社会的向往。除了上述下层人民的诗歌，在“大雅”和“小雅”中，还有一部分贵族诗歌，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这些作品既有对本阶级当权者昏庸腐朽的规劝式批判，又有对
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
“大雅”中《荡》、《抑》、《瞻仰》、《召文》等篇中作者皆可能是社会地位较高之人，但他们面对着“今也日蹙国百里”的社会现实和“兢兢业业，孔填不宁，我位孔贬”的自身遭遇，也感到了忧心殷殷，以至于向最高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2反映徭役和战争的诗歌
这类诗大多产生于周室东迁以后。这个时期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变本加厉，特别是沉重的徭役负担压得劳苦大众抬不起头来。除此之外、人民还饱受战争之苦。周朝末年，统治阶级除了加重徭役剥削之外，还加剧了对土地的掠夺，因而劳苦大众又被迫成了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与罹难者。《诗经》中的《唐风 毕羽》、《魏风 涉岵》、《小雅 何草不黄》等诗歌，生动地反映了这些社会现实。
3．反映爱情、婚姻及妇女命运的诗歌
反映这些内容的诗是《诗经》中最富有
艺术魅力的篇章。这些诗大多收集在“国风”篇中：“邶风”中的《静女》是吟诵劳动人民纯朴爱情生活的力作。该诗第一章，仅以“静女其妹，侯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开篇仅用12字，就把一对年轻的恋人，相约于城角约会这件事写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第二、第三两章，写两人爱意绵绵，赠物定情、这两章仅用短短的四句话，就把姑娘的热情奔放，小伙子的钟情淳朴和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们意中有而口中无的那种独特的感受，表现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郑风”的《出其东门》、《秦风 兼葭》、《周南关睢》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诗经》中如《谷风》、《中谷有范》、《遵大路》等，则反映了当时婚姻
制度中出妻的情况和弃妇的悲愤。“邶风”的《谷风》是一位弃妇诉苦的诗。朱夏说：“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
“卫风”的《氓》也是一首弃妇诗。诗人悔恨地叙述了她的和“氓”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过程。但她并不徘徊留恋，抱着“也就算了吧”的决绝态度离开了。她孤独无告，甚至连自己的兄弟都不了解她。在这种不合理的待遇面前，她愤怒地诉说：“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她悲痛地告诫少女们说：“于嗟女今!无与士耽。士之耽今，犹可说也；女之耽今，不可说也：”
这些诗歌，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几千年前劳动人民的爱情婚姻生活和当时社会的风貌，而且还给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些古朴清新、绚丽多彩的女性形象。
为后世女性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4．诗经的艺术成就
首先，《诗经》表现为文学方面的价值，《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歌乃至所有文学作品的源头和典范。各个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和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诗经》中无尽的营养。它用“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写景叙事，塑造人物形象，加强作品的思想感情；用摹声、状物和叠词来调节诗歌的韵律，使得朗诵起来音节铿锵，和谐悦耳。其风格和特色也异彩纷呈。
《诗经》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诗经》所体现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大大推动了后世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特别是《诗经》中的民歌部分具体表现了“歌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宗旨。
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当他们反对文坛上形式主义倾向时，常常以恢复风雅相号召。唐初陈子昂在诗歌革新运动中就是以“风雅不作”，“兴寄都绝”批判齐梁间诗的“采丽竞繁”。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自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评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说他们“不过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同时，他又总结了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表现。
(2)从《诗经》文学表现手法和表达的高超艺术技巧来说，又是古代诗人
学习的范本。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一直是古代诗人承袭学习的对象，赋在战国时代发展成一种文体，它的形式介于诗与散文之间，为历代文士们所喜爱。比、兴的影响更深远。古代优秀的诗歌，创作了无数兴寄独深、比类切至的艺术形象，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独特风味。《诗经》艺术技巧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对后世影响也是惊人的。比如《诗经》中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词汇，被历代诗人所采用，有些沿用至今。尤其是诗人善于选择贴切形象的字眼，以少量的词句表现丰富内容的炼字风格更为后世优秀的诗人所尊崇《诗经》中所使用的修辞手法，如比拟，夸张、烘托、对比等也—直被后世文人广泛使用。《诗经》的主要押韵格式，即隔句押韵的句尾韵和句首入韵后再隔句押韵的句尾韵，这两格一直是后世诗人作诗押韵的准绳。
(3)《诗经》奠定了文人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优良传统。
上文我们提过，《诗经》中有许多优秀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诗歌，由于其中满含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优美动听的乐曲相配，吸引了一大批统治阶级士大夫和贵族中的进步文人来接触这些诗。由此，他们逐渐认识到，为了讽刺和批判现实的黑暗，学习民歌中的精华和艺术表现手法是非常必要的。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雅”诗中有民歌的表现方法，周部族史诗中有民族的写作技法这样的奇怪现象。从这方面来讲，《诗经》中那些带有民歌迹象的较优秀的贵族作家的诗篇，可以说是其向民歌学习所取得的成果。这个现实也提醒了后世进步文人向民歌汲取养料，创造新颖的诗体手法，推动古代诗歌艺术不断向前发展。如屈原学习民间《九歌》而创造了骚体诗；两汉诗人学习乐府民歌而创造了乐府诗和五言诗，六朝至唐，诗人们也是在向民歌学习七言诗形式之后，才使唐七言诗出现繁荣局面；唐、五代诗人学习民间曲与词．创造了诗体元杂剧，明小说也是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发展起米的。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人是通过向民间学习，从而促进了文学的不断前进。
《诗经》还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中世纪时已传人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十八世纪时欧洲也相继出现法文、德文、英文等《诗经》译本，而且还受到这些国家的诗人、学者的深爱。总之，《诗经》在文学方面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的之深、之广是一般古书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诗经》在史学方面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是历代史家研究历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它以生动的形式，记载了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生产生活方式、风俗思潮等诸多领域的大量的珍贵史料。它几乎涵概了周代社会的全貌，尤以雅诗和颂诗中最多。如“小雅”的《甫田》、《大田》，“大雅”的《生民》，“周颂”的《载芟》、《良耜》等诗歌，都对当时的生产制度和社会进程有相当详细的论述。其史料价值，先秦的几部史书可以替代。
第三，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价值。两千多年的汉语不断变化，汉文由籀文而篆文而隶文而真文，历经三次大变革。由于《诗经》各代传本的文字不同。将这些文字同现代汉字比较，不仅字形有了不同，而且字音、字义亦有较大变迁。所以这些又为后世的文字学、音韵学专家学者，考察古代文字的异同及其形、音、义的古今变迁，提供了可靠详实的文字材料。
第四、博物学、
考古学方面的价值。《诗经》中还记载了大量的名物，从草木鸟兽虫鱼，到各种器用文物。历代的考证训诂材料也相当丰富。据胡朴安《诗经学》引，其中草名105，木名75，鸟名39，兽名67，虫名29，鱼名20．各种器用文物名300字。所有这些又为博物学、
考古学古今命名的异同和存亡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诗经》的价值就象一个深埋于地下的一个蕴含丰富宝藏的宝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会有更多更惊人的价值被人们发现和认可。
5、《诗经》在历史上的地位
第一、从“赋诗言志”到“著述引诗”
早在春秋时代，大夫们就常引用《诗》句，互相推美或讽劝，外交使臣也引《诗》句为外交辞令。这种引用《诗》来代替自己语言的做法称为“赋诗言志”。另一种盛行的运用《诗》的形式是“著述引诗，”指得是引用《诗》中的句子做为自己立论或阐明自己观点的依据。
孔子特别重视诗教，他大量运用《诗》来阐发其“仁”的理论，并把学《诗》做为修身的手段。孟子、荀子继承了这种传统，在他们的论著中，更多地引用了《诗》中的句、篇。
到了汉代，《诗经》被正式列为“五经”之一，被视为“主文而谲谏”的治国工具和陶冶情操、提高修养、感发情志的生动教材，成为文人们的必修典籍。以后的科举和教学，都将其列为必修科目，如今人们对《诗经》的研究风气更加兴盛。
第二、《诗经》的传授和学派
先秦书籍，在秦“焚书”和楚汉战争之后，散失很多，《诗经》由于是口头传诵的诗，才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最著名的是毛亨、毛苌传授下来的《毛诗》。此外汉文帝时代还相继出现了三位传授《诗经》的学者，即鲁人申培、燕人韩婴和齐人辕固。他们所传的诗，后人称为“三家诗”。申培所传的《诗》称为《鲁诗》特点是多以诗句印证周代的礼乐、典章制度、而且谨守师法，疑者就阙疑不传。其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不过，西晋时，都已失传。韩婴所传的《诗》叫《韩诗》；其诗特点是继承赋诗断章的传统，割裂诗句，为自己
论文作注脚，有《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卷；这些书到宋朝大部分失传，只有的《韩诗外传》流传至今。齐人辕固所传的《诗》叫《齐诗》，其诗特点是喜欢讲阴阳灾异，并提出《诗》有“五际”、“六情”等怪诞说法，给《诗》 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齐诗》在魏代失传。不过齐清人陈乔枞有《齐诗遗说考》可参考。
到东汉以后，“三家诗”逐渐衰落了。唯有《毛诗》盛行于世。
从三国至唐代，学者大都宗奉毛氏所著的《毛诗故训传》和郑玄注疏。唐太宗诏请诸儒修《五经正义》，孔颖达取《毛诗》、《郑笺》作注疏(不仅解释正文，而且对前人的注解作注解)，他汇集了魏、晋至隋代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唐人讲《诗》也大都以它为根据。
宋代，学者们重新为经典注疏。在《诗经》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宋人诗说多以《诗集传》为宗，元懦说诗者，除马端临外(他维护《毛序》，但无著作)，大都采用朱熹的《诗》学。明朝虽有一些学者对《诗》提出新见解，仅仍是朱熹学说占统治地位。
清代学者研究《诗经》与朱熹不同，他们注重考据、训诂，同《毛诗》的注重历史和训诂的作风一致，所以把这种治学法叫“汉学”而注重发挥义理的朱熹之学，被称为“宋学”。清代的“汉学”家在考据、训诂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绩。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民的《毛诗传笺通释》，可为这一派的代表作。同时，清代还有一派，如崔述、姚际恒、方土润等，他们能突破汉、宋诸家的旧说，提出许多较科学的看法，对研究《诗经》是有参考价值的。崔述的《读风偶识》、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都是有创新精神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