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家石门子岩画再探之一
近日报载：从2003年到2007年，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由于断代不清已经两次未能批准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方面认为该岩画为距今2500年至3000年的塞人的作品。1988年，该岩画在各种传媒披露后，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看法，即认为这是一处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原始文化遗存，需要认真加以对待和研究。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包括一些亲临岩画点做过考察的考古学家和研究者，出于严谨的学术态度，认为这幅大型岩画的凿刻技法过于现代，疑为近人伪作，或者因为该岩画不便用碳14测定法推断年代，而对其真伪产生怀疑，以致于采取存而不论的审慎态度。（注1）综合上述看法，我个人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是一处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文化遗存，在断代上一般应该晚于已发现的新疆各处具有投影风格的岩画。十分明显上述观点是不同意该岩画调查报告的作者王炳华的观点。王炳华认为：“在进行古代岩雕刻画的断代时，确实需要十分的慎重。我在这里，明知岩雕刻画断代存在这类十分棘手的问题，还是明确提出了这幅岩刻可能在公元前一千年前期的倾向性的结论。”（注2）他同时认为该岩画是古代塞人所创作。也就是申报者的观点。
还有一种引人注意的是林梅村的观点。他说：“我们的看法略有不同。因为塞人主要分部在伊犁河流域至阿尔泰山一线，由于势力强大的吐火罗人的阻隔，塞人很难进入天山东部地区。所以塞人在中国史籍中出现较晚，张骞通西域后才见诸文献。塞人起初以狮身鹰头的格里芬为图腾，以后改奉火袄教，而康家石门子岩画上的对马无疑即吐火罗神祗----双马神。这组岩画的宗教内涵必与吐火罗人宗教活动有关。月氏人是吐火罗诸部落最活跃的一支。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大，西起天山南北，东至鄂尔多斯草原。所以长城以北地区也发现了双马神遗迹。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山林调查，内蒙阴山地区现已发现五组双马神岩画。”他接着指出，近年在巴里坤恰恰发现了双马神岩画，今称八墙子岩刻。关于断代，他说：“天山和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或许要追溯到晚商时期即公元前1400至公元前1100年间。”（注3）以后他在《新疆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一文中又将该岩画断代为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就是说对该岩画的断代林梅村比王炳华又早了1000余年。从天山到阴山，林梅村在岩画断代问题上拿起双马神这把刀子很干脆地切了下来。
据林梅村考证，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ｎａｋｔｅ，相当于印度雅利安语ｎａｓａｔｙａ（双马神）。公元前1380年左右赫梯和米坦尼两国订立的米坦尼协约记录了一组雅利安神祗，计有光明之神、雷神、水神兼司法神和双马神。林梅村认为该协约记录的雅利安诸神对研究印欧人古代宗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们不仅和古代印度、波斯宗教文献记录的神祗直接进行语言学比较，还有助于我们考察吐火罗人原始宗教的渊源问题。他指出米坦尼协约的四位雅利安神相当于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双马神（双马童）因陀罗、光明之神密多罗以及水神兼司法神婆罗那。
对于已经死亡的古老的印欧语言，我们是文盲。前些年据季羡林先生说在世界范围内能认识这种语言的学者有30来人，现在大概也不会有多少。关于林梅村上述考证的学术评价，只能倾听专家的意见。徐文堪教授认为：林梅村在“其新作《吐火罗神祗考》里，主张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ňakte相当于印度雅利安语的nasatya，或米坦尼雅利安语na-sa-at-tiys，意为双马神[中文一般称为双马童，《摩诃婆罗多》中无种与怖军的父亲神]，本是印欧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新疆天山、内蒙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正是由吐火罗人制作或在其宗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看法颇引人注目。当然，由于我们对印欧语词汇的语源探索刚刚起步，此类词源考证还不免带有一些猜测的色彩。”（注4）徐文堪教授系吐火罗研究学者、汉语大词典编审、《东方语言与文化集刊>>编委，著有<<吐火罗起源研究>>等书。
徐文堪教授认为林梅村关于吐火罗双马神的词源考证带有一些猜测色彩。因此，林梅村基于对马（双马神）对天山和阴山岩画的断代具有不确定性。
林梅村说，米坦尼协约的双马神相当于印度婆罗门教的双马神（双马童）。从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可以查到双马神的词条：“婆罗门教、印度教神名。为一对孪生兄弟，年轻、美貌、聪明、灵巧、敏捷，皮肤蜜黄色，头戴莲花冠，乘坐鸟拉的金车，行驰比思想还快，每天黎明出现，驾车驰过天空。据说其形象有时是一对并肩相连的小马，头是两颗明亮的星，能救苦救难，尤其是治病，使盲人复明，残废复全；能使毋牛生奶，妇女生子，老女得夫，沉船获救等。在《梨俱吠陀》中，对双马童的颂歌有五十多首。”（注5）值得注意的是该词条说的是小马，而且是一对并肩相连的小马。而林梅村所指在康家石门子和阴山岩画中的对马，是性器官发达的壮年马，两马头上脚下呈对称状。可见，林氏关于岩画中的双马神造型同《宗教词典》关于双马童的造型是差别很大的。因此，林氏将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对马认定为双马神的看法是颇值得怀疑的。
盖山林先生是中国当代岩画研究的大哥大级的学者。他关于阴山岩画中的对马所作的族属和断代是不同于林梅村观点的。盖山林指出：“匈奴岩画的造型概括起来约有以下几种：其一，两头相对的动物形：两个伫立的动物形，相对而立，嘴作接吻状。其中有双马、双羊、双鹿等。类似的形象和构图，常见于鄂尔多斯青铜动物纹中，如青铜动物纹中有双马、双鹿、双驼和双羊等。它是匈奴等北方游牧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构图方法，表现了动物间的亲昵关系，这在匈奴后期作品中尤为普遍。”（注6）盖山林认为，这种对马等动物图案主要是匈奴人在岩画和青铜雕刻中喜闻乐见的构图方法。如果双马系神，则双羊、双鹿、双驼均应为神，吐火罗人有这么多神祗吗？
林梅村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是吐火罗人南下楼兰途经康家石门子地区留下的创作。在《新疆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一文中，他说：“小河—古墓沟文化源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他们为什么要从天山南下楼兰呢?”“吐火罗人领地的自然资源有限，养活不了那么多部落；同时，西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人不断发动战争，掠夺阿尔泰山、天山地区。这些事件迫使克尔木齐人，可能还包括一部分加盟该部落的阿凡纳谢沃人，一道南下楼兰。” “中国人类学家韩康信研究了古墓沟的人头骨…….属于原始欧洲人种。古墓沟墓地发现再次证明，讲吐火罗语的楼兰人是欧亚大陆迄今所知时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欧洲人种群体。” “一部分克尔木齐人南下楼兰，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天山中部康家石门子双马神岩画地处于克尔木齐人南下楼兰的必经之地，其艺术风格与天山北路文化彩陶器的男女巫师图像如出一辙，创作年代应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注7）
林梅村上述观点问题较多，在讨论康家石门子岩画是否吐火罗人创作之前，需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小河---古墓沟文化是否源于克尔木齐文化，二是小河---古墓沟人同楼兰人的关系。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陈戈在《新疆远古文化初论》中，将小河古墓沟文化归属于辛格尔---罗布淖尔文化。他指出“这一文化中的英都尔库什遗址未见陶器和铜器，辛格尔遗址有陶器但无铜器，阿斯塔拉遗址亦无铜器，但有陶器和彩陶，罗布淖尔周围遗址则陶器、铜器和铁器共见。由于这几处遗址都系地面调查，所以无陶器和铜器者是否绝对没有，有铜器和铁器者是否与石器同时，这都不敢完全断定。孔雀河古墓沟墓葬和小河附近墓葬经过正式发掘，均出有铜器，而仔细观察其木质葬具和木雕人像的砍削痕迹，则非金属工具所能为。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暂作这样的认识，辛格尔---罗布淖尔文化主要似属青铜时代，但其发展延续时间甚长，上限可能到新石器时代甚或中石器时代，下限可能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关于克尔木齐文化，他指出“这一文化在简报中被定为‘从西汉到唐朝一千余年间’，似嫌太晚。按这一文化中的许多器物都是比较早的，最晚恐怕也不会晚于汉代前后，例如素面小铜镜在下述黑山头类型、乌拉泊水库类型、夏台类型墓葬中均有出土，豆形器与夏台类形中的烛台形制一样，陶壶和曾被定为隋唐时代的卷唇、小口、短颈、鼓腹红色陶罐实际上都与夏台类型和察吾乎沟口文化中的同类器形相同，石把杯与南湾文化中的盐池遗址出土的石杓一致，石镞与辛格尔---罗布淖尔文化中的孔雀河古墓沟和小河附近墓葬中所见的桂叶形石镞完全相同，橄榄形篦纹，点纹陶罐与苏联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羡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中的陶器一样。这些文化或类型均属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其年代最早约为公元前三千至二千年，最晚者约当公元前后。”（注8）从上述考古学学者的论断可以清楚地看出罗布淖尔文化其上限可达新石器时代甚至中石器时代，因此其下属的小河---古墓沟文化不可能源于克尔木齐文化（青铜文化），虽然二者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关系。
其次，关于小河人、古墓沟人同楼兰人的关系。人类学家韩康信先生曾对古墓沟人和楼兰人分别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他指出：“鉴于古墓沟文化居民的人类学特征，可以说，他们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他们和古楼兰居民的主体（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这一点对继续调查研究罗布淖尔地区乃至整个新疆的古代文化溯源可能是很重要的。”（注9）然而，林梅村在引用时篡改了韩康信的观点。林梅村说：“中国人类学家韩康信研究了古墓沟的人头骨，发现它们和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下游草原以及咸海沿岸出土的青铜时代人类学材料存在许多共性，尤其与欧洲人种北欧类型(Nordic)相似，属于原始欧洲人种。古墓沟墓地发现再次证明，讲吐火罗语的楼兰人是欧亚大陆迄今所知时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欧洲人种群体。”（注10） 韩康信讲的是古墓沟人属于古欧洲人类型，在这里林梅村却将楼兰人塞进了古墓沟墓葬中，也就是说楼兰人就成为古墓沟人，从而使楼兰人变成古欧洲人类型，而不是属于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他这种说法不是孤立的，他在《楼兰》一书中说：“楼兰原是一个随水草而居的半耕半牧的小部落。孔雀河主河道北岸的古墓沟孔雀河支流铁板河以及小河流域相继发现距今3800年的楼兰古墓，墓中随葬品反映了浓郁的游牧人文化特征。罗布泊地区发现的数以百计的细石器也说明楼兰人本为游牧人。”（注11）在林梅村看来，无论是小河古墓，还是古墓沟古墓都是楼兰古墓。在撰写文稿中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正常的，当然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同的看法也是允许的，但不能允许在引用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时篡改其观点或塞进自己的观点。这就牵涉到学术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了。
林梅村说，康家石门子岩画是克尔木齐人南下迁居楼兰路过康家石门子地区时留下的创作。根据林梅村上述说法，也可以理解为该岩画的作者是古墓沟人或小河人。这样就能找到可以对照的资料。营盘古城以北的库鲁克山兴地岩画是在新疆发现最早的大型岩画，该岩画早期作品如太阳神、围猎野牛图等的作者，就是小诃人和古墓沟人。该岩画中的太阳神同古墓沟太阳墓地都表示对太阳的崇拜，显示其时罗布淖尔居民信仰的出发点和归宿。该岩画有牧马图和骑马者图像，但不见所谓的对马图案。特别须要指出的是，兴地岩画同康家石门子岩画在艺术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剪影似的，而后者带有浅浮雕的风格。陈兆复教授指出：“风格的分析毕竟是岩画研究的重要问题，风格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积淀，包括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它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意味着岩画中单独的或成组的某种不变的形式，有时可以是不变的题材、.主题和表达方法。每一种风格都是某个文化期所产生的，反过来，在特定的文化类型或文化期内，也可以是一种风格或某种风格的特定范围。所以，风格可以单独作为探讨任何艺术作品的起源、年代、地区的重要依据。”（注12）如果作者相同，而两幅岩画在风格和题材上完全不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确认兴地岩画的作者是小河人和古墓沟人，则康家石门子岩画就不是小河人和古墓沟人即林梅村所说的吐火罗人所作。岩画，是古老民族的圣殿，特别是康家石门子岩画无论在当时甚至现代都是巨大的社会工程，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群过客，如现代的旅行者，心血来潮信笔一挥类似“某某到此一游”的涂鸦。
以上通过语言、宗教、考古和岩画艺术诸方面的分析可知，林梅村根据对马对康家石门子岩画和内蒙阴山岩画所作的断代和族属是值得怀疑的，是不能确认的。康家石门子岩画不是吐火罗人于公元前1800年创作的。呼图璧康家石门子岩画以其鲜明的主题、宏大的场面、完美的艺术形式，成为我国岩艺的精品，对其断代和族属的研究是艰难而又十分复杂的课题，需要不断的努力探索。
注 释
（注1）户晓辉：《岩画与生殖巫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注2）王炳华：《呼图璧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昌吉岩画》第158页。
（注3）林梅村：《楼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69至71页。
（注4）徐文堪：《评余太山关于塞种渊源的论文》，原载故乡网。
（注5）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注6）盖山林：《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注7）林梅村：《新疆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原载roomx的博客。
（注8）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中亚学刊》第4期。
（注9）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注10）同（注7）。
（注11）林梅村《楼兰》第48页。
（注12）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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