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作）中国青铜礼制的成熟（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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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铜礼器 礼制 青铜礼制 成熟
摘要：在中国古代，礼制被统治阶级用于“定社稷、序民人”，以维护其统治秩序。不同时代的礼制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夏商周三代即以青铜礼制为核心。在祭祀、宴享、婚丧礼仪等场合，为了表达敬意，也为了炫耀其地位和财富，三代贵族往往会用到青铜礼器，当几件青铜礼器固定的重复使用，固定的被某一阶层使用，青铜礼制即逐渐形成，并日益发展、成熟。
The maturity of the Chinese bronze gift system
Keyword: The bronze gift machine，gift system， bronze gift system， maturity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 gift system is used for"settle nation,preface people's person" by the ruling class to preserve its political order. The system at different times have different contents and expressions,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system that is at the core Bronze ceremony. In worship, enjoy feast, weddings and funerals and other ceremonial occasions, to express the respect, but also to show off their status and wealth, the nobilities often use bronze ceremony, when several pieces of bronze at the repeated use of fixed, fixed by a class use, bronze officiating system that is evolving, and growing, maturing.
前言
“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被用于“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它不仅关乎个人修身，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也关乎治国平天下，是“古今所以治天下者” 。所以，以出土实物为主要依据，结合文献资料，对“礼”进行考古学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规律。
作为上层建筑，“礼”往往需借由一定地物化形式来表现，除了建筑、宗庙、祭祀场所外，礼器也是“礼”的一种物质载体，如《左传?成公二年》记“器以藏礼”。各级贵族在举行祭祀、宴享、丧葬、朝见、军旅、婚冠等典礼时，即是借助一定的礼器，通过一定的礼仪来表达他们的“礼意”。
“中国上古礼器就材质而言经历了玉礼器和铜礼器两大阶段” ，目前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出土大量用于祭祀的玉礼器（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礼》、《礼记》中也涉及了很多关于用玉的礼仪 ，这些都说明了上古时代玉器在沟通天地人神中的重要作用 。而青铜礼器，作为青铜器中的大宗，历来更是倍受重视。
“青铜礼器也称为彝器，彝的意思是常，以钟鼎为代表的宗庙常器，也就是青铜礼器” 。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学者们对青铜礼器的认识也逐步清晰。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青铜礼器是一个很庞杂的概念，包容范围相当大，内涵相当丰富，青铜容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甚至杂器中，只要是基于礼仪目的制造和使用的，都可以算作礼器。
当统治阶级把礼赋予特定的含义并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礼制就有了别于之前的特殊意义，就成为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强有力工具。不同时代的礼制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作为后来中华文明的重要开启阶段——夏商周三代，其主要特点就是以青铜礼制为核心。
本文就是以对青铜礼器的探索为出发点，拟对我国青铜礼制的成熟进行简单探讨。
青铜礼制产生的前夜——新石器时代
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已有了早期的铜制品，其中主要有：
白铜：如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长条形铜片 。
黄铜：如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圆形铜片 ；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铜锥 。
红铜：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铜刀、铜锥 ；甘肃永靖秦魏家出土的铜斧 ；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铜斧 ；甘肃广河西坪出土的铜镰 ；甘肃岷县杏林出土的铜刀、铜斧 ；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铜铃 等。
青铜：如甘肃东乡林家 、永登蒋家坪 、临夏魏家台子 出土的铜刀；甘肃永靖秦魏家出土的铜锥、铜环、铜饰 ；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铜镜 ；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铜环、铜泡、铜镜 ；河南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铜残片 等。
如上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的铜制品以红铜和青铜为多，局部地区也有黄铜和白铜。青铜制品中又多为刀、锥、环、片、镜等工具和实用器。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发现的铜器残片，有学者据其形状（圆弧形，下部有转折）推测为铜鬹腹底部残片；另据《殷墟青铜礼器研究》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又发现了一片铜鬹流口部残片。此二器均残余较小，都是“推测”为鬹，要以此来证明龙山时代有青铜容器显然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要证明新石器时期有容器，尚需层位关系明确的完整器物出土。
大量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青铜已经被发现并使用，但主要被用于制造工具等小型器物，尚未被纳入礼器范畴。
青铜礼制的萌芽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的郑洛地区和晋南的运城、临汾地区，该文化除了有宫殿宗庙基址、坛类祭祀遗存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铸铜作坊及青铜器。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中，发掘品计172件，传世品约17件，其中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出土38件，墓葬以外遗迹出土93件，该文化其他18个遗址出土41件，国内外收藏的二里头时期或约相当于二里头时期的目前可知约有17件 。
现将二里头文化部分青铜器列于下表：
二里头文化部分青铜器
出土地点 期别 随葬品 资料出处 备注
铜器 陶器 玉石骨器 漆器
容器 武
器 工
具 其
它
81五区M4 二期晚段 铃、牌饰 盉、圆陶片 铃舌、柄形饰、绿松石饰 钵、觚、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1
九区M4 二期晚段 铃 张剑《夏代青铜器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1
八区T22③ 三期 爵 凿、锛 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年 凿为采集
75五区KM4 三期 圆牌饰 柄形饰 张剑《夏代青铜器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1
75六区KM3 三期 爵 钺
（戚）、戈 圆牌饰、泡 盉、圆陶片 戈、戚、圭、柄形饰、绿松石饰、石磬、贝、骨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 《考古》1976－4
76三区KM6 三期 爵 盉、圆陶片 璋 漆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78五区KM8 三期 爵 圆陶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二里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80三区M2 三期 爵2 刀 爵、盉、盆、圆陶片 圭、钺、绿松石饰 盒、豆、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83－ 3
六区M4 圆牌饰 张剑《夏代青铜器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1
五区 镞 锥、刀 铃 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年
75七区M1 四期 爵 圆陶片 刀、璋、钺、柄形饰、绿松石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 《考古》1978－4
四区M6 四期 爵 盉 柄形饰、绿松石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4
84六区M6 四期 爵 盉、圆陶片 柄形饰、绿松石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4
84六区M9 四期 爵 斝 盉、簋、尊、罐、器盖、圆陶片 柄形饰、贝、鹿角 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4
84六区M11 四期 爵 铃、牌饰 盉、爵、圆陶片 戚、圭、刀、管、柄形饰、绿松石饰 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4
87六区M57 四期 爵 刀 铃、牌饰 罐、盆、盉、簋、圆陶片 铃舌、戈、刀、柄形饰、绿松石饰、贝、石铲 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4
87六区M58 四期 爵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4
五区M66 四期 斝 张剑《夏代青铜器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1 采集
87五区M1 四期 斝 鼎 觚 张剑《夏代青铜器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1 觚遗失
84二区M1 四期 盉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12 斝为采集
河南荥阳西史村M2 四期或稍晚 爵 斝 郑州市博物馆 《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
河南荥阳高村寺 四期或稍晚 斝 《河南荥阳高村寺商代遗址调查简报》
《华夏考古》1991－3
安徽肥西 斝 铃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2年 0006
说明：
1、上表中列出的主要是青铜容器、牌饰、铃及与其相伴出的青铜制品，不包括单出的青铜兵器或工具。
2．关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爵的件数由于发表时间早晚等问题而不统一，有认为6件的 ，有认为11件的 ，有认为13件的 ，上表列出的14件也是从各报告、文章辑出的，难免有重复或遗漏。
3、出土地点中未注明省市的皆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
其它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年
杜迺松《古代青铜器》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上表中列出了二里头文化中可能与青铜礼制相关的器物：铜容器、铜牌饰、铜铃。
容器，顾名思义就是有一定容积，能够盛放物品的器具，包括食器、酒器、水器等。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容器种类较少，仅包括爵、斝、盉、鼎、觚几类，其中以铜爵数量最多，铜斝次之，铜盉、铜鼎、铜觚都仅一件，且铜觚已遗失 。虽然三礼书中关于夏代的记载较少，不能从文献中推知以上青铜容器当时是否为礼器，但从商周的记载可看出，商周尤其是西周，在礼仪场合往往会用到铜容器，多数学者亦都同意将容器归为礼器 ，将二里头文化的几件铜容器归为礼器当没有疑义。
而铜铃、铜牌饰及下文将提到的铜钺是否应归入礼器则有较大争议。
目前所见最早的铃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铃，如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河南汤阴白营、禹县瓦店等地都已出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则是出土了红铜铸就的铜铃，接着，就是二里头遗址的这四件青铜质地的铜铃。
和陶寺的红铜铃一样，二里头的这四件青铜铃出土时表面都附有纺织品残片，且81五区M4的一件出土于墓主人胸腰之际，所以有学者提出此铃用于佩戴，作为装饰品的说法 。但《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二章中记，1994－1995年在二里头遗址四区半地穴式祭祀场地内排列整齐的墓葬中，发现有的随葬铜铃、小件玉器、漆器、兽面纹铜牌饰及精致的陶酒器，这是否说明此几件铜铃与祭祀有关？
举行典礼时，常用“乐”来渲染气氛、表达情志、引导程序 ，周代时乐器就是不可或缺的行礼载具 。除了铜铃，二里头文化还发现有漆鼓（二里头81五区M4）、陶铃、陶埙（二里头五区T113③）、石磬（二里头六区KM3、东下冯H15）等乐器。但由于此时文献及考古发现资料数量都较少，这些乐器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如仰韶时期的陶埙），还是说明二里头文化时祭祀或其它礼仪中确实用到了乐器，现在确难下定论。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多为素面或简单的几何纹样，除了几件嵌绿松石的铜牌。这几件铜牌分为圆形和盾形，全部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二类墓葬中，其中镶嵌兽面纹饰的盾形铜牌尤为引人注意。
张光直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一文指出，“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动物的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是达到某种宗教目的、政治目的的工具” 。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推知饰有兽面纹的铜牌在祭祀或其他宗教活动中起着沟通人神的作用 ？
如上文说，二里头遗址半地穴式祭祀遗址中发现有排列整齐，随葬铜器、玉器、漆器和精美陶器的朱砂墓，这些墓内的随葬铜器中，往往会有铜铃和铜牌。这些似乎都证明铜牌与礼制相关 ，但究竟是否应将其归入礼器，还需要材料的进一步丰富和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二里头遗址除了出土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器、最早的青铜铃外，还出土有最早的青铜“钺”。关于钺的用途，历来就有实战兵器说、军权象征说、刑具说等多种说法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钺刃部较钝，加之含锡量少，饰以带状网格纹，报告中认为其为礼器 。一般来说，多数学者都赞同将钺归为礼器，但问题是如何界定钺、斧、鏚（戚）。《说文解字》曰：“戉，大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鏚钺矩鬯”，孔颖达疏“俱是斧也”，可见斧、钺、鏚本属一类。
1975年，在二里头遗址内一座三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长条形的青铜兵器(六区KM3:1),《简报》 称其为“戚”，正式报告 中又改称为“钺”，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中复将其归入鏚。所以2000年出土的这件 “平面为长方斧形，刃角外侈，刃部较钝，可能有内” 的“铜钺”，是否应当称钺，是否应归入军礼器？尚有待商榷。
综上，二里头文化中已有了多件确定为青铜礼器的铜容器，还有可能属于礼器的铃、牌饰、钺等，那么，与青铜礼器相关的礼制此时是什么情况呢 ？
青铜容器的出现，打破了新时期时代以玉石器、特殊陶器、漆木器为主的礼器结构，但因处于产生之初：仍与其它非铜礼器并存，如仍有大型的玉刀、玉戈、玉璋，漆觚、漆鼓出土；组合时往往会配以其他质料的礼器，如《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中说：主要是铜爵（或铜斝）与铜盉、漆觚组合，或铜爵与陶爵、陶盉组合；并且有多处承袭陶器的痕迹。
上表中出土铜容器的十九座墓葬中，仅两座为爵斝组合（84六区M9、河南荥阳西史村M2），一座为觚鼎斝组合（87五区M1），其余全为单爵（包括80三区M2两件爵） 。可见由于铜容器刚刚出现，组合比较简单，尚未形成定制。
如上所说，二里头文化时已出现了多种青铜礼器，说明青铜已进入礼制领域。但因为该时期的所有铜礼器都是首次出现，数量较少，组合未成定制，器形也往往仿照其它材质的礼器，并与其共同组成礼器群，可见并未形成严格的青铜礼制，应当处于青铜礼制的萌芽阶段。
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我国还分布着其它考古学文化，如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及四坝文化、黄河中游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豫北晋南的先商文化等。这些地区也出土有青铜器：
如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的甗、锥，尹家城类型的刀、凿、锥、镞；马桥文化的小件工具、刀、凿；齐家文化的刀、锥、凿、斧、矛、环、镜；四坝文化的带銎斧、四羊首形权杖首、刀、削、锥、泡、镞、管、匕、凿、锤、镰、泡、钏、环、镜；朱开沟文化的针、锥、指环、镞、臂钏、耳环、短剑、刀、护牌、戈、残铜鼎、铜爵；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斧柄饰件、杖首、戈、戈柄、耳环、指环；先商文化的刀、镞等 。
虽然朱开沟文化中也有铜鼎、铜爵一类容器，造型也和中原一致，但总体来说这些周边地区的青铜器仍以工具、饰品小件器物为主，只有二里头文化才是容器最多，真正赋予礼制含义的
青铜礼制的发展——商代前期
对于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历来学界比较接受的是邹横先生提出的早晚两期说法 ，后来由于小双桥等遗址的发现，又提出中商的说法 ，本文所指的商代前期青铜器，即包括了所有早于殷墟的商代青铜器。
商代前期的青铜礼器仍主要以铜容器为主，现将此期主要的青铜容器列于下表：
商代前期的青铜容器
出土地点 随葬器物 参考资料 备注
1958郑州 爵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编《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981年
1959郑州 爵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编《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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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郑州南关熊耳河 爵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编《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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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夏县东下冯 爵多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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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因此期出土青铜器较多，所以未像“二里头文化部分青铜器”表那样一一列举随葬器物，仅列出青铜容器
2、 郑州商城铭功路M150，垣曲商城M1、M16，偃师商城83三区M1，安阳小屯YM232、YM333、YM388,洹北商城三家庄M1、M3,花园庄东地M10，三家庄与董王度窖藏坑等地也有商代前期青铜器出土，未列于上表
其它参考资料：
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年
杜迺松《古代青铜器》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陈旭 《夏商考古》文物出版社 200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岳洪彬 《殷墟青铜礼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
在上表列出的出土商代前期青铜容器的64个地点中，可用于统计器物组合的有47处 ，现将这47处的组合情况列于下表：
商代前期青铜容器组合
爵 5座
爵 觚 3座
爵 斝 6座
爵 觚 斝 5座
爵 觚 鼎 1座
爵 斝 鼎 1座
爵 觚 斝 鼎 4座
爵 觚 斝 鬲 1座
爵 斝 鼎 鬲 1座
爵 斝 鬲 1座
斝 鼎 1座
鬲 1座
鼎 1座
鼎 鬲 1座
爵 盉 3座
爵 斝 鼎 簋 1座
爵 斝 鼎 盘 罍 1座
爵 觚 斝 鼎 鬲 罍 1座
爵 斝 鬲 尊 瓿 1座
爵 觚 斝 鼎 鬲 罍 1座
簋 觚 尊 盘 罍 卣 壶 1座
爵 觚 鬲 罍 卣 1座
爵 觚 斝 鼎 鬲 尊 簋 盘 卣 1座
爵 觚 斝 鼎 鬲 盉 尊 簋 盘 甗 1座
爵 觚 斝 鼎 鬲 尊 1座
爵 觚 斝 鬲 尊 1座
爵 斝 鼎 鬲 卣 甗 1座
从上两表中可以看出，商代前期的青铜容器无论是从器类还是组合上较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有较大发展。器类上，除了二里头文化中常见的爵外，觚、斝、鼎、盉、鬲、尊等此时都较常见，另外簋、盘、罍、卣、甗等也有发现，说明此时有更多的青铜器进入了礼制领域。
组合上，二里头文化大部分为单爵，个别出现爵斝或觚鼎斝组合，而此时的青铜容器组合已有了更多的规律可循。
商代前期，觚爵、觚斝或觚爵斝的配制已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可配以鼎或鬲，形成爵觚斝鼎、爵觚斝鬲或爵觚斝鼎鬲的组合，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配以簋、盘、罍、尊、卣、甗等，形成上表所列器类较多的组合。
除了有基本的组合外，商代前期的这些青铜容器组合已用于反映等级身份。如河南郑州东里路黄河医院M32、河南郑州商业局仓库墓葬、河南登封王城岗T245M49等墓葬均为一套爵斝，而规模较大的李家嘴M2为5套爵斝；规模较低的墓葬往往仅随觚爵斝等酒器，较高的则会加以鼎鬲等食器，再高的还会加以尊簋甗等。用觚爵斝的数量及与觚爵斝相配的其它青铜容器的类型及数量来体现等级差别，不同等级有了不同的容器组合，可以说青铜礼制有了较大发展。
在年代较早的二里岗下层容器组合中，通常由铜器和非铜质容器共同组合。如河南郑州铭功路M146仅一件铜鼎，却有陶质觚爵斝鬲；河南郑州铭功路M148仅一件铜爵，却有陶质觚斝鬲，二者相配即成觚爵斝鬲鼎组合；白家庄M2 仅有铜爵斝，却有象牙觚，可配成觚爵斝组合。但到了二里冈上层及白家庄时期，随着青铜冶铸业的日益发展，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容器组合中铜与非铜质器共存的现象也逐渐减少，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组合序列。
除青铜容器外，商代前期还有几件青铜钺出土，如湖北盘龙城李家嘴M2 ，盘龙城楼子湾M4 ，河南灵宝东桥 ，安阳洹北三家庄M1 ，北京平谷刘家河 、河北藁城台西 ，陕西城固龙头 ，郑州南顺城街铜器窖藏 ，其中刘家河和台西为铁刃铜钺，城固龙头的铜钺存有巴蜀符号，盘龙城李家嘴的铜钺饰夔纹，中部有大孔。以上几件铜钺或出于较高等级的墓葬，或出于王室贵族的窖藏，可看出确实只有相当地位的贵族才能拥有钺，但如上文所说，应当算作军礼器还是仅为象征墓主身份的兵器，尚有待商榷 。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中还有几件车马饰，如河北邢台曹家演庄下层出土的工字形饰件和铜管，河北藁城台西遗址采集的铜泡，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出土的铜人面形饰、圆泡、当卢 。车马在商代亦为贵族专用，车马器亦当归入与礼制相关的器物，将青铜用于车马器的制造，说明此期青铜礼制确有较大发展。
综上，商代前期的青铜礼制已有了较大发展：青铜礼器器类增多，组合固定且有等级分别，其觚爵斝的酒器组合，奠定了整个商代礼器组合的基调。此外，二里头文化时期周边文化仅出现铜质工具等小件器物，而此时周边文化已出现了不少青铜容器，除上表中提到的北京平古刘家河出土的几件铜容器外 ，在西宁市西郊大堡子乡的卡约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双耳锥足分档铜鬲；宜都清江沿岸早期巴文化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青铜罍 ，这都说明商代前期青铜礼制已发展到足以影响周边地区出现青铜礼器，距离成熟已不远。
青铜礼制的成熟——商代后期
商代后期一般指盘庚迁殷至纣亡，此期的核心遗存是当时作为都邑的殷墟。
殷墟作为晚商都城，历时二百余年，自1928年正式发掘以来，不仅发现了宫殿区、王陵区、贵族墓地、手工作坊等遗迹，还发现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甲骨等遗物。殷墟作为当时的都城及青铜文化中心，其青铜器自能作为此期的代表。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包括容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杂器等几大类，总量相当庞大 。其中青铜容器包括觚、爵、斝、尊、角、瓿、壶、盉、卣、罍、彝、觯、觥、缶、鼎、鬲、豆、甗、簋、盂、盘、罐等，几乎囊括了后世所见的所有器形。
殷墟青铜容器的组合和商代前期类似，也是在酒器觚爵(斝)的基础上配以饪食器、水器、或其它酒器，如配以鼎、鼎甗、鼎簋、觯等。此外，还有单一食器的组合，如76武官M229仅随铜鼎（另有一件铜斗），GM275仅随鼎簋，GM1102仅随鬲，GM284仅随铜鼎等，虽然随单一食器的皆为小型墓，说明商代晚期食器地位仍不及酒器，但其地位已日渐上升，为周代鼎簋组合奠定了基础。
殷墟的青铜容器往往能反映墓主的身份等级。就组合而言，一般小贵族墓只随葬觚爵各一件（如三家庄M3、YM188等），稍高级别随葬各两件（如YM338、59武官M1等）、三件（如YM331、YM238等）或五件（如小屯M18），更高级别则随葬几十件（如妇好墓53件觚，40件爵）。就纹饰而言，小贵族的青铜容器往往纹饰较为简单多为几周环带（如SM539、 小屯M18的大部分青铜容器），而级别较高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容器往往通体纹饰（如郭家庄M160、妇好墓的大部分青铜容器）；级别较高贵族墓的青铜容器纹饰大多比较精致，层次感强，且多有扉棱；此外，一些有特定意义的龙纹虎纹往往出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如龙纹仅见于妇好墓、小屯M18、郭家庄M160，虎纹仅见于妇好墓、小屯M18 。
商代前期青铜容器多不铸铭文，仅个别有作器者本人族氏徽记 ，而殷墟时开始在青铜容器上出现铭文。早期的铭文仅几个字，多为族徽图象或人名，如“妇好”，晚期有数十字的较长铭文出现，多因受赏而作，如后岗祭祀坑的“戍嗣子鼎”，有铭30字。殷墟晚期较长铭文的出现，为西周众多弘扬礼教、政教长篇铭文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殷墟的青铜容器上承二里头文化、商代前期文化，下启西周早期的青铜文明，在三代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此时的青铜容器无论从器类、组合、纹饰还是等级差别上都在已有基础上有了更大发展，青铜礼制也日渐成熟。
除了铜容器外，殷墟还有多件青铜铙，如安阳大司空村M312（2件） ，殷墟西区M699（3件） ，安阳大司空村东南M663（3件） ，安阳戚家庄东M269（3件） ，妇好墓（5件） 。三礼书中记铙为退军时敲击以止鼓的器物 ，而以上出于墓中的铜铙皆成组，是否说明也为祭祀宴饮中的乐礼器?曾有人对几组铜铙进行测音，证明其确有一定音律关系，推知其确可能为乐礼器。
此外，殷墟中还出土多件铜钺，如妇好墓（2件） ，三家庄M1 ，安阳大司空M663 ，殷墟西区M1713 ，安阳大司空村M539 ，安阳郭庄村北M6 。和商代前期青铜钺不同的是，此期的铜钺多饰有精美的图案，有的使用透雕或浮雕技法，有的镶嵌绿松石，还有的铸有铭文，说明其很可能属军礼器。
殷墟除了车马器还有完整的车马坑出土，发掘的车马坑的已超过四十座 ，如安阳小屯M20、M40 ，大司空村M175 ，孝民屯一号、二号车马坑 ，殷墟西区M7、M43、M151、M698墓道中的车马坑 ，殷墟西区M1613 ，郭家庄西南M52、M58 。这些车马坑出土了比商代早期更多的铜车马器，如軎辖、踵、辕、輨、衡、轭、轸饰、軓饰、马衔、当卢、马鼻形饰等，说明青铜越来越多的用于标明等级的车马之上。
虽然不能很肯定的将铜铙、铜钺、铜车马器都归为礼器，但青铜器在这些方面的应用，说明其与政治的结合已越来越紧。虽然商代晚期没有出现西周完备的列鼎制、以钟为中心的乐制，但有了鼎簋组合，有了编铙，所以本文仍认为青铜礼制在商代晚期已日益成熟，毕竟，“成熟” 与“鼎盛”不同。在到达顶峰之前，必会有一个成熟阶段，而此期无论器类、组合、铭文，还是青铜礼器代表的等级关系，与政治的结合程度，都说明商代晚期即是青铜礼制的成熟期，在商代晚期成熟的基础上，西周青铜礼制更加完善，或者说我们看到的非常完善。
商代晚期青铜礼制日渐成熟的另一个表现是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青铜礼器文化圈。
商王畿区内的豫中北（如温县 、辉县 等）、冀中南（如河北藁城台西、邯郸、磁县 等）；王畿外的陕西城固 、山西灵石旌介 、石楼 、保德 、山东苏埠屯 、前掌大 、河南罗山蟒张 、河北定州 、江西都昌 、新干大洋洲 、湖南宁乡 ；周边的魏营子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李家崖文化、巴蜀文化、三星堆文化、吴城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有集中的青铜器出土 。其中蟒张、苏埠屯、前掌大、旌介、石楼、宁乡、三星堆、新干大洋洲、李家崖文化、晋陕高原文化、关中的先周文化等地都有铜容器出土，而苏埠屯的铜钺、铙、前掌大的车马器、三星堆的神树、立人像、铜面具，湖南宁乡、苏埠屯的也都是可能与礼制相关的青铜器。晚商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说明，正是由于此时中原青铜礼制日渐成熟，所以可以通过交换、赏赐、进贡、战争等方式影响王畿以外及周边地区青铜礼器的发展，周边地区不但对殷墟青铜礼器的外形进行模仿，也逐渐接受了其背后的礼制概念。
结语
一直以来，史学研究利用的都是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两重证据法"。但三礼书及大多数礼制经典都成书于西周以后，对于夏商的记载并不多，文献提供的资料非常有限，所以地下事物资料的地位就尤为重要。在中国古代，“礼不下庶人”，青铜礼器为贵族专享，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死后多数随于墓中，所以墓葬中青铜器的类别、组合形式、数量关系当与墓主生前所使用的青铜礼器情况大致吻合，墓中青铜礼器的情况也可视为当时礼制的一种表现，所以本文主要是对考古发现中，尤其是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加以梳理总结，以研究青铜礼制。
很多学者研究青铜礼器都仅限于青铜容器 ，本文列举了夏商时期所有与礼制相关的青铜器，除容器外还包括铃、铙、钺、牌饰、车马器等，由于夏商文献资料及出土实物都不多，本文未敢妄自将其归入礼器，只是列举出，并探讨了相关的可能性，以期随着材料的逐渐丰富，逐渐加深认识。
多数学者都同意青铜礼制成熟于西周，主要是依据西周严格的列鼎制、用乐制、众多弘扬礼教的长篇铭文及对不同阶级器用制度的严格规定。本文的观点是，成熟并不等于鼎盛，成熟于商晚，而鼎盛于西周，因为几乎所有标志西周青铜礼制达到顶峰的内容在晚商都能找到，西周是在商代晚期成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到鼎峰。
青铜礼制很复杂，本文理解的并不深入，不能将复杂的问题以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是弄得越来越复杂，只能期待来日认识的提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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