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捷夫妇百年祭
本博文发于去年清明节（父亲的百年
冥诞）。现在又到了我母亲苏敬和的百年
诞辰的日子。她和他的生活与事业都是分
不开的，所以把本文重发于此以为纪念。
原来是分成十篇陆续发表的，现在就粘贴
成一篇了。
文章前面的照片是我的母亲苏敬和（中）、父亲汪大捷（中左）、
小姨苏淑芝（左）、舅舅苏钝（中右）、舅母杨树言（右）在他们风华
正茂的年代的合影。
（一）
又是清明了。
汪大捷是我的父亲。他是在1906年4月6日——清明节——出生的。今天，是他的生命进入第101年的一天。应该是一种新的开始了吧。我想趁此机会，把他的故事给大家讲一讲。
汪大捷出生在沈阳郊区的一个农村木匠家里。在家乡念完了私塾、小学，进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沈阳市里最有名的“好学校”——由经营“南满铁路”的日本人开办的“南满中学堂”。在学校里，他是高才生，年年考个全校第一。是“学生自治会主席”、“宿舍舍长”（全校学生宿舍的总“舍长”，不是一间宿舍的“舍长”啊），篮球中锋、足球中锋、跳高冠军、百米成绩12秒……
1929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被推荐到日本去“深造”。进入了当时的“东京高等师范”（后来筑波大学的前身）。我的母亲（父亲十七岁、母亲十六岁就结婚了）则去陪读。当时的辽宁省政府每月寄给他60元（银圆）作为奖学金，衣食完全可以无忧了。但他还是经常在课余给赴日学习的中国学生补习日语，算是打工吧。
汪大捷学生时代 苏敬和学生时代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早晨，他正走在上学校去的路上，忽然听到报童在街上奔跑着高喊：“号外号外! 柳条沟事变，我皇军堂堂正正进入沈阳城!”他大吃一惊，立刻转回家去，同妻子商量：“咱们在东京上学，读日本书，可是咱们的家乡却被日本人占领了!——这学，恐怕不能继续上了。”毅然决然辍学回国。——那正是1931年的“九一八”。
家里的老父听说儿子要回国，非常高兴，希望他们马上回到沈阳去（在日本人的天下，有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儿子，那可是很了不起的倚靠啊）。但汪大捷夫妇却拒绝了：“我们不能从日本辍学回国，却跑回家里去当汉奸。”
于是他们人地生疏地到了北京。一回到北京，他们非常兴奋，当晚就拿出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两张梅兰芳和杨小楼合作演出《霸王别姬》的戏票，去看京剧了。
他说，我从小一直在读日本书，不读中国书怎么能算是个合格的中国人呢？马上到北京师范大学要求插班继续学业。学校说，没有从日本归国插班的先例。他说：“日本占领东三省也没有先例呀!”学校就提出要对他进行考试。他通过了所有的考试，顺利地进入师范大学二年级，读教育系。每月60个银圆的奖学金没有了，家里也不再给他寄钱来。他就利用课余时间开设日语补习班，后来又到京华美术学校教授日语（当时张大千、齐白石都是京华美术学校的教授）。
汪大捷（左）在北方中学开设日文速成班 苏敬和在北海公园远眺故宫
（中为该校校长，佚名；右为该校教务主任白光里）
1935年，师大毕业，马上被东北大学聘为日语教授。但这时中国同日本签署了“何（应钦）梅（津美次郎）协定”，规定华北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汪大捷奇怪：这个历史上一向作为中国文化传承者的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咄咄逼人地入侵中国呢？他想要再次到日本学习一下日本历史，了解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和我母亲再次踏上了赴日留学的旅途。他本名汪成楷，这次改名为“汪大捷”，母亲本名苏敬和，这次也改名为“苏去非”；在登记籍贯的时候，他们俩都没有登记“原籍沈阳”，而是分别写上了自己的祖籍安徽歙县和江苏昆山。因为那时已经成立了伪满洲国，如果填上“沈阳人”，那么国籍就成了“满洲国人”!
这次到东京，汪大捷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大学院，研习日本历史。苏敬和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院，研读东方哲学。两年后，正当苏敬和的博士论文《孔道探源》即将进入答辩的时候，那年（1937年）的7月1日和5日，父亲先后两次被东京的特高课抓起来了。理由是他“反满抗日、皇室大不敬”!——明明是满洲国奉天人，偏偏要写成什么“安徽歙县”，这就是反满，反满就是抗日!他在给学生讲课时曾说过“近亲繁殖是不利于物种进化的，而日本的皇室一向都是近亲结婚，这是不科学的”这样的话，那就是“皇室大不敬”了。
但，事实上那些“理由”都是牵强附会的。真正的原因是日本已经要动手正式发动侵华战争了，所以在国内也加强了反华的宣传与动员。果然，两天之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
幸亏，汪大捷在日本有几位非常好的朋友。这些朋友尽全力把他保释出来，给他们买了两张船票，把他们夫妇送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是呀，现在不仅沈阳去不得，就是北京也不能去啦。
（二）
在归国的途中，苏敬和看着轮船后面那越来越远去的日本海岸线，思绪纷繁。本来那篇将近50万字的巨著《孔道探源》的答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如果完成了这个答辩，她将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博士之一。但，现在那好像只是遥远天边的一个梦幻了……
追随在船尾的一大群鱼儿，有的竟飞跃出了水面。她告诉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她自己在飞跃中。期待着回到一个和平的祖国，好继续自己的研究……
但，他们到了上海，又是两眼一抹黑的地方。一个月中，他们辗转于上海、杭州和苏州寻觅着能够安定下来的生活。可是，在苏州的一天，他们又听到了淞沪战争的隆隆炮声：“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京剧《沙家浜》中沙奶奶的唱词）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苏敬和彻夜难眠：为什么我们怀着对日本的友好感情两次去日本学习，却都遭到如此结局？为什么我们一次次归国，却要一次离开沈阳故乡、再次离开求学的北京，跑到这遥远的江南来，脚跟还没站稳，日本的大炮竟又“跟踪”追到!？我们还有去路吗？……
于是，未满30岁的她，留书跳楼了。第二天的苏州日报上大字标题报道了一个从东北逃难来到苏州的“热血女青年坠楼抗议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消息。
苏敬和的坠楼，是汪大捷在异域他乡遭受的最大打击。
（三）
苍天有眼。幸亏那时苏州的小木楼只有两层，而且不算高。苏敬和从二楼的窗户跃出，跌到门前的石板路上，当时就脑浆迸裂，昏死过去。汪大捷马上把她送到当时苏州最好的一家英国人开办的“更生医院”。汪大捷说：“我就是冲着这个名字去的!”
英国医生非常尽心地救治了苏敬和。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在第八天的早晨，苏敬和终于从完全昏迷的状态下苏醒了。
医生不但救活了她，而且对她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把她本来潜伏着的妇科病也给治好了。只是她的左眼后边永远留下了一个不可能恢复的伤疤——那是大脑从里面流出来的洞。她的左眼也永远有一点斜，直到她晚年，才渐渐恢复过来。
汪大捷也终于在苏州找到一位朋友，是他在日本的学生的亲戚，这时在苏州火车站当副站长。在这位王先生的倾力帮助下，他们总算买到了两张从苏州经徐州转赴西安的火车票。在苏敬和坠楼40天后，他们离开了苏州。临走前，苏敬和要求：一定要到苏州的文庙去看看!就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天下午，他们去了文庙。
那辆“洋车”（人力车）在苏州的石板路上颠簸着，车夫用力向前拉，汪大捷在车后用力拽着——他怕车子太颠，苏敬和刚刚长好的伤口受不了……
苏敬和在“大成至圣先师”的座前深深地鞠了个躬，发誓要把《孔道探源》的研究搞到底。
挤满了从苏沪一带逃出来的难民，火车走走停停地晃荡了四五天，才到达了当时算是比较安全的“后方”——西安。
苏敬和到西安后留影（左眼虽经化妆，仍能看出伤后略斜的痕迹）
由于战争，许多东北、华北的机关、学校、工厂都纷纷迁到西安来了。这座历史古城一下子变得十分拥挤、“繁华”。
本来汪大捷可以到已经内迁到西安的东北大学（当时是“西北联合大学”的一部分）去担任日语教学——他本来就曾是那里的日语教授嘛。但他发现：眼下正在那里教授日语的却是自己的师大老同学樊哲民。于是他放弃了这个职位，改去讲授“中国教育思想史”（苏敬和撰写讲义）。顺便还在附近的一家中学讲讲国文，增加点收入，聊以糊口吧。
这样，总算初步安定下来，有了吃饭的地方。
苏敬和在陕西
非常巧的事发生了：一位曾经在日本听过他讲授日语的人，叫吕敩亮，在西北联大的教师名册上看到了“汪大捷”的名字。他想，这样一个姓名是很难出现重名的。这是不是那个在日本讲课的汪大捷呢？他去找到汪大捷一看，果然是他!
吕敩亮当时正在军方的“西北行营”工作，行营正在寻觅精通日语的人!……
（四）
“西安行营”在位于西安南郊的灵感寺里面收押着一批日军战俘。却没有能够与他们沟通的日语工作人员。这些俘虏中有不少轰炸南京的日军飞行员，他们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的教育，反华气焰极其嚣张，常常出现殴打管理人员和食堂工作人员的情况。行营当局正在到处寻觅能够讲日语的人来行营工作。吕敩亮正是担负这个任务的负责人。
吕敩亮曾在日本见到汪大捷给留学生讲授日语。这次是他在报纸上见到了“汪大捷”的名字，立刻喜出望外，登门造访，要把汪介绍到行营去专门负责与日本战俘的沟通、教育工作。
汪大捷在西安时
汪大捷在西北联大讲授“中国教育思想史”，苏敬和每天连夜帮他撰写教材，非常辛苦；此外还必须在高中里兼一门国文课才能勉强应付生活所需。因此他也正急于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不必整天担心温饱问题。
这样，汪大捷应聘担任了西安行营的上校参议。
他刚刚到行营不久，就赶上有一个名叫伊藤正荣的日本战俘逃跑被抓回来。按照战争时期的军法，这是要被枪毙的。汪大捷提出：希望能够先同他谈一次话再决定对他的惩处。
他们交谈了三天。这个伊藤本来是个日本农民，也是在战争爆发前被征兵入伍送到中国来打仗的。谈话中，汪用大量事实和自己对日本的了解向他进行教育，使之翻然悔悟，痛哭流涕；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量罪行。汪将他的谈话翻译出来，发表在《西京日报》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于是，当灵感寺的俘虏收容所正式建立“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时，当局想起了这个“对日本人有一套”的汪大捷。就决定把他任命为所长。当时，他提出：自己是学教育的，不是个职业军人。如果让自己负责俘虏收容所，那么自己将按照学校教育的方式来管理战俘。否则将难以接受这个使命。他的要求得到了允许。
汪大捷到俘虏收容所上任时，宣布：这个战俘营将被命名为“大同学园”——这个名字是苏敬和帮他取的。学园的校训是“德法世仇，中日殷鉴；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汪大捷说：中日两国几千年友好相处，战争是非常可悲的插曲，是日本少数军阀、财阀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发动的，是对两国普通民众的共同残害。汪大捷和苏敬和要把这个战俘营建成为一所以中国传统的仁爱、大同思想来教育战俘的学校，为了未来中日两国永恒的友好而努力。那是1938年的秋天——正是日本军队疯狂进攻中国的时候。
（五）
苏州的英国大夫把苏敬和的妇科病治好了。于是在1939年春节——他们结婚16年之后，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腊月三十下午，伴着西安冬天罕见的大雨，还有雷声——或许是遥远的潼关那边传来的炮声？——孩子出生在西安的广仁医院里。于是被取名为“雨仁”（据说取这个名字还包含着要给日本天皇裕仁以教诲的一层意思）。
日军进攻潼关，西安吃紧。第一俘虏收容所西迁至宝鸡县西南山沟里的太寅寺。这里是八百里秦川最西端的第一个村子，靠山（秦岭）面水（渭河），地势险要。从唐代这里就建成了一座大型寺庙“龙泉寺”，后又改称“弥陀院”，经历代重修，殿宇宏伟、气象森严。院子里有四棵几人合抱的唐柏，浓荫蔽日。寺庙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好几个院落，错落有致。
苏敬和带着一岁的小雨仁在宝鸡太寅寺大殿前。远处站着哨兵
一到这里，汪大捷就在山门正檐上挂出了亲笔书写的“大同学园”四个斗大的汉字。里面的每一个院落都给起了名字，分别写上“日新门”、“三省门”、“进步门”……
他组织学员们在院子里修了篮球场，他每天傍晚都和学员们一起打篮球；还在庙门外的河边，依着山势挖出了一个游泳池，引河水入池，夏天学员们就有了游泳、冲凉的地方。
大同学园的学员们还自力更生沿着渭水河修建了从太寅寺到宝鸡县城的简易公路，被命名为“大同路”。修路时，学员每人每天发给二角钱的劳动报酬，还设立了自己的信用合作社，每人有一个小存折，可以把钱存起来，随时取用。
汪大捷聘请了好几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而又与日本有一定渊源的朋友来到学园，担任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各科教师。学园的组织完全依照学校的规格来办。有教务主任（白光里：汪大捷在北京办日文速成班的北方中学的教务主任）、训导主任（刘麟阁：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曾任高中和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妻子是日本人。陕西三原人，汪曾两赴三原，诚聘其“出山”）、各科老师（苏敬和、徐宗理[日本京都大学毕业生]、周正和[日本东京高师毕业生]等）……给学员们讲授中日两国的历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友好史以及世界历史，特别着重讲欧洲的英法、德法长期、战争给各国老百姓带来的危害。
俘虏中有一个名叫林一鹏的小伙子，才17岁，是从台湾被抓来当兵的。他是从陕北八路军那边转送过来的战俘。这个孩子非常喜爱音乐，随身带着一把口琴。他在八路军那边学会了许多中国的抗战歌曲，思想也很活跃、上进。汪大捷就把他从战俘学员中甄别出来，向上级打报告，说明他是被日军裹胁的中国人，不是“日本俘虏”。请他给学员们教唱歌曲，按照教师待遇。一时像《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这样一些歌声就在学园中传唱开了。
在汪大捷支持下，几位有艺术才能的日本学员还把自己的切身体会编成《侵略战争之罪恶》（森下九郎编剧并主演）等戏剧节目排演起来。（这个森下九郎，曾同一个女俘虏田中照子有私情，相约一同逃跑。但跑了三天后，又自动回到了“学园”。他们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而汪大捷对他们的逃跑未作惩处，却对他们的归来大加赞扬。他们从此成了学园的骨干学员。）
汪大捷一家就同俘虏学员住在一起，并把自己刚刚一岁的儿子交给田中照子来照管。请她做保姆。当时有许多人反对，认为这太危险了。汪大捷说：“她现在已经不是敌人，而是大同学园的学员。日本人也是人，并不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千百万中国人的命债要算在日本军国主义账上，不能怀疑每个日本人的良心。田中照子是个善良的日本妇女。我信任她！”她经心地照管小雨仁，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她在大同学园结束后，曾在太寅村附近住过。至今当地许多老人都还记得她。）
日本学员田中照子抱着一岁的小雨仁在太寅寺里
在学园的教育下绝大部分俘虏学员的思想有了很突出的进步，但也还有极少数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的分子，仍然对学园的教育持砥触甚至对立的态度。7月，一个阴沉沉的雨夜， 苏敬和临睡前突然感到今天的气氛有些不对，就告诉了汪大捷，要他到学员宿舍去查看查看。果然，在一个位于角落里的宿舍中正有几个人在促膝密议关于发动集体“越狱”的事。其中的主谋者有山本（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被俘前为伪“河南省建设厅”顾问。年龄约有45岁左右）、冢本（自称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被俘前是侵华日军的下级军官。年约30岁上下）等六、七人。汪大捷立即不动声色地把俘虏收容所的卫队连长找来，悄悄地连夜加强了院内外的警卫。第二天一早，集合起全体学员，当众把这几个主谋者点名叫出来，分别单独禁闭在学园后面的窑洞里了。然后立刻开始对全体学员进行教育，并对被隔离禁闭的人一一进行单独谈话。有人很快就表示悔悟，并揭发了内情。于是立即陆续把他们从隔离状态放出来，让他们回到集体宿舍里去。而山本、冢本等则特别顽固。其中山本原来身体就不好，那天又在下雨时着了点凉，发起烧来。汪大捷马上派人把他用车送到宝鸡县医院里去，给他治病。第二天，汪大捷亲自买了点心水果到医院里去看他。山本大吃一惊，慌忙起床致谢，并表示“悔罪”。汪大捷拦住他的话头，说：“山本君，请不要再讲下去。现在你不是战俘，而是病人；我也不是所长，是来看你的朋友。请你好好养病，好好休息吧。”然后同他做了促膝长谈。在山本住院期间，汪大捷曾三次去看他。山本病好后，在学园里积极宣传“大同精神”，成了学员中的骨干。
著名华侨爱国者陈嘉庚先生曾到大同学园参观并合影留念，对这样的俘虏教育方法深表钦佩。
还是在西安的时候，1939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两周年纪念之际，在大同学园内成立了一个由日军战俘组织起来的社团“大同学园反侵略战争同盟会”。成立大会是在西安行营的大礼堂内举行的，到会的有行营各级领导和陕西省、西安市大小官员及各界人士、新闻记者等上百人。在成立大会上，学员们演出了话剧《醒醒吧，同志！》、《侵略战争之罪恶》和《黄河大合唱》等文艺节目。
同日，出版了油印刊物《大同》。第一期上刊载了《反侵略战争同盟会宣言》、《侵略战争之罪恶》剧本等。反侵略战争同盟会会长押切五郎写了一副对联歌颂大同学园：“俘虏学校空前史 人道精神最高峰”。
俘虏学员在反侵略战争同盟会成立大会上的演出引起了热烈反响。应各界的要求，学员们的剧团又到西安市“明星大戏院”公开演出了三天，更加引起轰动。在中国抗战节节败退、万分危急的1939年，广大群众看到中国军队也能抓到日本俘虏，就已十分振奋，大长志气；再看到他们演出的反战戏剧、唱出的抗日歌曲，更加感受到祖国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反侵略正义战争的伟大，坚定了抗战的胜利信心。
接着，为了进一步扩大这种影响，学园又率领学员先后到三原、富平、武功、临潼、宝鸡等地城乡进行巡回演出，对群众、对学员都起到了很大教育作用。这期间还曾到驻在西安南乡王曲镇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和陆军大学西北参谋训练班去演出过，给予军校师生很大鼓舞。
（六）
到了1942年春，汪大捷的成功被某些人所妒嫉，在上司那里“举报”说，大同学园让战俘外出演出、活动，还让俘虏春游、野炊，是“纵兵扰民”。于是汪大捷被“撤职查办”了。虽然后来经过汪大捷的上书申辩，被“官复原职”，但那只是“恢复”了上校参议的官衔，却同时被“调离原位”，离开了大同学园。继任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原来的一些做法（例如让战俘自己做一些手工劳动来养活自己、每天有一定的“自由活动时间”等），但在本质上已经没有了“战俘学校”的性质，也取消了“大同学园”的名称。
大同学园存在的时期，正是日本法西斯进行南京大屠杀，屠杀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德国法西斯制造威斯康星集中营，屠杀放下武器的人们的时期。
在中国、在大同学园，却为战俘办起了学校，用中华民族传统的大同思想教育曾经屠杀过中国人民的罪犯，使他们幡然悔悟，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这是举世所无的历史创举。
据一位日本学者水谷尚子博士从台北有关部门的档案中查到的材料说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曾建立了三个日本俘虏收容所：西安→宝鸡的第一俘虏收容所、湖南常德的第二俘虏收容所和广西→贵州的俘虏收容所。其中，第一俘虏收容所是收容的战俘死亡率最低而报告病员最多的一个……
为了让这一历史遗址得到保护，宝鸡市文物局于2000年在太寅寺的一棵常青树前建立了“大同学园”纪念碑，那碑上的“大同学园旧址”六个大字是请时年94周岁的汪大捷亲笔书写的。
宝鸡市太寅村的“大同学园旧址”纪念碑
此后，曾先后多次在宝鸡召开过中日两国学者有关大同学园的学术研讨会。
2001年，在宝鸡召开的有关大同学园研讨会会场
（七）
汪大捷离开大同学园之后，被调往重庆陆军大学担任日语教官。1942年冬天，他带着夫人和刚满三岁的小雨仁乘汽车翻越秦岭，经广元、成都转往重庆。住到了陆军大学所在的南温泉附近的小温泉村。就在那时，他们添了第二个儿子。
那是一间乡下的简陋农家屋子。四面都是用竹子编的篱笆，糊上泥巴就算是墙壁。那里冬季没有炉火，冷得刺骨。春天的料峭春风吹透了房屋，小雨仁得了感冒，转成肺炎。为了买到一针救命的青霉素，家里花尽了所有的积蓄。没想到，小雨仁得救了，刚满40天的小娃娃却也得了肺炎——家里再也没有钱去买第二针青霉素了！于是，那个小生命就葬在了小温泉的山坡上。这给了苏敬和巨大的打击。她在小儿子的小坟墓前面立了一块小石碑“求文立一，首正言行”。其实，那是一个离合体的字谜隐语：“求文”为“救”、“立一”为“世”、“言正”是“证”、“首行”是“道”的古体“衜”字。四个字就是“救世证道”——苏敬和决心要努力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生命之学，一定要解决人的生死问题，把小儿子救活；并且进一步拯救世人。她发誓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决不再生小孩了！
汪大捷再也不想当军人。他毅然辞去了陆军大学的差事，全家搬到重庆西郊沙坪坝街35号，正在重庆大学对面。他在那里开了一个小书店，命名为“复东文化馆”。取义有二，一是“复兴东方文明”，二是“收复东北”。后来书店又搬到了沙坪坝正街7号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就在那里，他们度过了抗日战争剩下的几年时间。
当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山后磁器口村旁嘉陵江边的防空洞里躲避。有一次，一个离他们很近的防空洞口被日本飞机炸塌了，几十个人被捂在里面，伤亡惨重。小雨仁还在那里亲眼看到了日本飞机俯冲轰炸的景象，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创痕：嘉陵江上的小船被炸成了两段，江水泛起了殷红的血水……
四岁，小雨仁上了位于小龙坎的南开中学附属幼稚园。他要在园里演唱《苏三起解》，苏敬和用家里的缎子被面给他做了一件红花小斗篷穿上，还用硬纸板糊上彩纸和曲别针串成锁链做了“鱼枷”。他五岁时，重庆大学话剧团要排演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剧中缺少一个饰演“宝贝”的儿童演员，就把他挑去了。日本飞机炸死了他养的小羊羔，他那真实的痛哭感染了观众，被《光明日报》撰文介绍。六岁时，又参加演出了话剧《万世师表》，当时住在红岩村的周恩来曾去看过他们的演出。一次演出中突然停电，台上点燃汽灯，让小雨仁到二幕前去唱歌，他唱了“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重庆的夜晚，为了防空，经常要灯火管制。到了晚上，街上常常看不到什么人影。只是有时会传来小贩的喊声：“担担面！”或者“炒米糖开水！”他们敲着梆子走近，又敲着梆子远去，使得本来就十分幽暗的夜色显得更加幽静而幽远。
突然，有一天夜晚，街上哗啦一下拥满了人群，大家都疯狂地奔跑着、呼喊着：“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啦！”……
于是人们把所有的灯光全部点亮，灯火通明，简直晃得人眼睛都不适应了；到处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锣鼓声……
那是1945年夏天的8月15日。从那天起，中国的历史、汪大捷的事业和家庭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八）
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要组织由熊式辉、张家敖、蒋经国为首的东北行辕。缺少日语人员，于是又想起了那个汪大捷。
于是他以“少将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东北行辕，负责对日本投降人员的工作，离开住了四年的重庆，回到北方。苏敬和带着小雨仁到云南昆明，去寻找有关解决人的生死问题的线索……
1946-47年，汪大捷先后在北京、沈阳和长春举办了“大同学园”的展览。参观的中日人员都深受感动。特别是有一位投降人员、原伪满政府的重工业总裁，叫做高崎达之助，在沈阳看了展览之后，极为激动。汪大捷在自己家里宴请了他，他激动地表示自己今后一定要以“大同”精神为指针，终生致力于推进日本与中国永远和平友好的事业。在他遣返回日本时，汪大捷还亲自到车站送行。
（这个高崎达之助回国后不久成为日本内阁成员。1954年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时，他是日本代表团的团长。他曾在会场上带头为周恩来总理关于“求同存异”的讲话鼓掌。后来在中日复交之前，他和中国的廖承志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在北京和东京设立了“高崎达之助办事处”和“廖承志办事处”，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事实上的首任“驻华大使”，对两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友好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多次访问中国，也曾通过赵朴初先生询问有关汪大捷的情况。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汪大捷却不可能再与他联系了。高崎临终前曾与日本创价学会的领导人——这是后话，提过不表。）
1947年，杜聿明为了给蒋介石祝贺六十大寿，把东北各地的优秀高校教师集中起来，在沈阳建立了一所“中正大学”。汪大捷被聘为该校的“先修班主任”。但随着解放军在东北各地的胜利，沈阳越来越吃紧了。学校无人负责，1948年初，汪大捷又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当时有20几名学生被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而提出需要“甄别”。汪大捷说：“我是校长，这些学生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们负责。要‘甄别’也是我应该来对他们甄别。与警察局无关！”把学生从警察手中“要”了出来。他给他们开了个“送别会”就让他们都离开了沈阳。后来知道，这些人之中，有不少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的人后来成为各方面的重要领导人员。
学校“内迁”到北京（当时叫做北平）时，已经名存实亡，是个空架子了。汪大捷成了专门为少数剩余师生筹集粮食的“丐帮帮主”。当时物价飞涨，货币一日三贬值，出了“法币”又出“金圆券”，搞得几乎民不聊生；想要筹集到粮食是非常困难的事。他到处设法，总算保障了师生们的吃饭问题。当北京被解放军围城时，当局要把一批“要人”空运送往台湾。汪大捷毅然拒绝了。他说“共产党是不是青面獠牙，我还没有见到；但现在的国民党之腐败，我已经确确实实见到了。这样的政府不失败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留在了北京。
（九）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3月，对于留在城里的原国民党政府有关人员分别进行了工作安排。当时安排汪大捷到东北大区教育部门工作。但他提出来：自己对于共产党、马列主义的东西一窍不通，必须学习学习。于是他进了华北大学政训班。政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汪大捷又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说：“我能抗日，为什么不能抗美？胜利归来是别人的事，马革裹尸的一定是我！”时年44岁，是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里年龄最大的。
汪大捷参加志愿军那天急忙到学校找小雨仁照像留念,快跑,把下巴摔破了
部队到沈阳集训，几天内即将渡江赴朝了，汪大捷又被抽调出来，到吉林某地解放军的第一所空军航校教日语。后又调往军委总参三部担任日语教员。
1955年“肃反运动”中，汪大捷曾跳井自杀被救。他接受了最严格的审查，结论是“历史清楚”，但不适于在本单位工作了。于是他转业到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语系任教。
在学校里，他曾组织三个年级的同学共同搜集资料编写《十五国地名大词典》，可惜功亏一篑，全部原稿毁于文化大革命中。他还作为主要组织者参加了编写《日汉大辞典》的工作。还翻译出版了一些日本文学名著。当年（1935年）在北京教日语时，他曾以“午未出版社”（汪大捷属马、苏敬和属羊，故名。）的名义编写出版了横排本《日汉新词典》（传统的日语图书都是竖排的），还创造了日语的“句型教学法”并编写了教材。他在外贸学院就是采用的这些教学方法和教材。
与学生们相处的日子是“学教育”的汪大捷“返本还源”的时期，是他快乐工作的日子。一晃十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汪大捷这样经历复杂的“三开人物”是当然的“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于是被“打倒”、被“批臭”、被赶出教室，下放到河南固始的“五七干校”去种菜了。汪大捷很高兴这“最后的结局”，他说：“我本来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最后回到农村劳动，也可以算是‘叶落归根’了吧？现在可以不动脑子去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一心种菜啦！”
但，历史又一次把他从这样的“美梦”中唤醒，揭开了他生命史中有滋有味的新一页……
（十）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外相大平正芳访华，一举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汪大捷十分兴奋，写出了以“田中角荣负荆英雄”藏头的七言律诗一首：
田中豪气负荆来，
中日重关豁尔开。
角逐和平真巨眼，
荣光史册异群侪。
负芒日日曾忧耳，
荆棘丛丛岂惧哉！
英迈而今福人类，
雄风百代日中徊。
就在那年春天，我的母亲为了给重病的邻居买点做“药引子”的红枣，匆匆上街去，遇到车祸，去世了……
由于中日关系正常化了，在学校里又恢复了在文革期间中断了十年的日语教学。但是问题来了：缺少适宜的教材。商务印书馆请示了上级领导，来到河南固始的农村菜地里，请汪大捷回北京去编写新的大学日语教材。这对于许多人来说，真是“一步登天”的大喜讯啊！但是汪大捷把教材编写了一半就“罢工”了。他说：“像这样的日语，是日本人不说，中国人说了也没用的日语。我不能编写出来误人子弟。”因为，那时的教材里要求编写的都是些什么“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
商务印书馆同他协商，他说：如果要我继续编写教材，我要求编写“科技日语”教材。因为日本的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我们学习日语，就是为了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商务印书馆把他的建议向上请示，直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他批示：可以编写“科技日语”。于是汪大捷欣然进入了科技日语的编写。他用很短的时间把约30万字的《科技日语》编写出来了。在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像这样的外语书已经多年不见了。商务印书馆第一版印刷了73000册，不到一个月就被抢购一空。马上又加印了50万册……
汪大捷：《科技日语》再版前言和批改
随着《科技日语》的出版，很快社会上又陆续出现了“科技英语”、“科技德语”、“科技西班牙语”……在国外的有关书籍上介绍说：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外语教学方面出现了一个“科技外语”潮。那么，汪大捷就是这个潮头上的弄潮儿。
1976年，“文革”的噩梦彻底结束了。汪大捷感到，《科技日语》的内容虽然很好，但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外语教学基本断档多年，要想大家都拿出几年的时间来学习日语，是不现实的。所以，在80年代初他又提出：应该实现日语教学的“速成化”。他毅然主动向外贸学院提出了退休的要求（由于他是1949年3月“参加革命”的，所以他得到的是“离休”待遇），自己拿出时间来进行“科技日语速成教育”的实践。他编写了《科技日语速修教程》，并组织了由中外专家组成的教师团，先后到内蒙古、安徽、江西、四川、山东、甘肃等地开展了日语速成教学。要求在三个月内学员能够借助工具书阅读日文科技文献。当时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工程师、讲师借助日语的速成教育达到了晋升高级职称的外语水平。
这一期间，在奔走于全国各地进行日语教学的同时，他还担任了《日英汉科技大辞典》的主编。可惜这一大型工具书的编写工作后来由于某些人为因素所造成的问题，没有能够顺利完成。
1987年，在他离开日本50年后，汪大捷以81岁的高龄第三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他在日本建立了以在中日两国青年中进行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大同国际学院”；并担任“东洋アカデミ-日本语学院”名誉顾问，亲自给学生们授课。他全力以赴地继续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的事业。他还曾在日本许多地方演讲，在谈到“大同学园”的故事时，有一次一个日本老兵当场站出来，痛哭流涕地表示：“我是个罪人，我曾在那场战争中杀了几百个中国人！我的余生一定要用实际行动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奋斗，以向中国人民谢罪！”……
汪大捷写给日本老友的诗
直到1994年初，他将届88岁时，才从日本返回北京。余年继续多次到苏州、重庆等地组织日语速成教育的广播电视教学工作。以及其它方面的中日文化交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还在筹划着要用什么方法继续宣传和推动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事业。
汪大捷逝世于2000年10月15日，享年96岁。
汪大捷作为一个日本学校里的高才生、国民党政府的少将级高官、共产党的离休干部，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是个老书生而已。他还对自己有个总结，说：“我是一个从日本人开办的‘汉奸养成所’①里培养出来的、一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抗日分子。”
汪大捷的故事梗概就是这样了。他的一生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业绩，但他和夫人苏敬和以中国人的良心和爱国热忱，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指导，在抗日战争及以后的年代中，用他们的方式、在他们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给世界增添了一点和谐温馨的亮色。他的一生没有白活。所以我觉得作为他的儿子，在他进入第101年的时候，应该写这么一点东西来纪念一下。
谢谢大家寓目。
我给父亲写的挽诗(藏头：“大捷千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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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南满中学”毕业生中，绝大部分都在伪满时期成为各级“政府”的官员、骨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