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的搭配，不是像《时时刻刻》（Thehours）那样愈发凸现出女才子的影响力，而是使我们的眼光在三个女人身上游离，美丽的诗人、建筑学家林徽因的光辉不是想象中那么辉煌。倒不是因为周迅哭哭笑笑双眼开大炮的演技，其实原因在于她和张幼仪、陆小曼一起站在强光灯下，脂脂粉粉背后，是真刀、真枪和真性情的比试，观众的焦点分散也是自然。
林徽因向来是一个群体的中心，不管是远远向往着的群众，还是登堂入室加入她的沙龙的客人，我们得到的画像，总是一群男人如壁脚灯一样地抬头仰望她，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愈发显得她眼波灵转，顾盼生姿。
这个中心在让人神往的同时，也让人神伤。梁思成说到林徽因因为爱上了金岳霖而痛苦地找他商量的时候，云淡风清地说了一句“我们都哭了”。哭过痛过，伤痕应该还在，只是出于矜持和自尊而不愿意提及。
在林徽因的一生中，穿插着许多矜持的缄默。徐志摩是嗓门最大最不知顾忌的，但是碰到林徽因也颇为委婉，并且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坠机身亡，永远沉寂。陆小曼于是也缄默了，素服终身。梁思成也是沉默的，我们只从他第二任妻子林洙那里，知道一些只字片语。林洙也是缄默的，提及林徽因的时候，她永远会想到少女时期去拜见她的情景。金岳霖面对采访者更是如此明言：“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与别人）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但是如今这个时代，或许不允许有什么缄默，爱情事件中的神秘隐讳，更像是在白猿肚子里的《九阳真经》，大家恨不得扒了出来复印之后人手一册地传看。1994年费慰梅所著《中国建筑之魂》一书出版，1996年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出版了她口述的自传，也揭秘了一把。
李健吾曾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或许是因为她身边都是男性朋友的缘故，她的一生才没有被一堆回忆录的口水所淹没。在她生前，就有冰心写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当林徽因这个名字越来越流行，对于她的崇拜和对于她的伟大的消解同时进行，或许女性观众/读者比男性更关注林徽因，更容易崇拜她或者蔑视她，就像她们关注格雷丝。凯利，前者是一个有爱情有婚姻有事业的名媛，后者是有事业有婚姻的明星。说到底还是林徽因更高一筹，融合了亦舒式女性理想和琼瑶小说的满天诗句。
但是，在这一场场的文化关注中，到底有多少男性参与其中呢？这是让我好奇的一个问题。费慰梅的丈夫费正清绝对不会去写老友的传记，张邦梅若是个男子，也不会把自己姑婆的故事拿来做毕业论文。说到底，这么关注他人故事的，总是女人。
既然关注他人是女人的通病，林徽因是否是一个例外？张幼仪的自传中说到，林徽因在1947年见了她一面：“一个朋友来对我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连她丈夫梁思成也从他正教书的耶鲁大学被叫了回来。做啥林徽因要见我？我要带着阿欢和孙辈去。她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着我们，头摆来摆去，好像打量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大概是我不好看，也绷着脸……我想，她此刻要见我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 她即使嫁给了梁思成，也一直爱徐志摩。”
林徽因的举动的确有些让人费解，不由得人家不浮想联翩。她要看什么？张幼仪又有什么好看的？这位高傲的女神还做过另一件颇近常理的事情。徐志摩死后，凌叔华处存有他的日记和手稿，林徽因并不掩饰她对此的好奇和渴望，“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如她所愿，她拿到了徐志摩的《康桥日记》，但是少了几页，为此她还和凌叔华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我并不想用“看吧，这就是真实的林徽因，她也只是一个八卦的小女人”之类的主题来给这篇应景文章一个高调的结尾，顺便也给自己几盎司的自信。有逻辑的读者应该已经猜出来，我这样关注林徽因的同时，也揭露了我身为一个女人的性别身份。大家都有上不了台面的那一面，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我一边带着后天培养的男性良知，希望死者安息，一边又出于女性泛滥的柔情，希望看到更多的有味有料的关于这个女人的回忆录的出现。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极限，在此与各位女性读者共勉。
萧乾先生在绝笔《才女林徽因》中记道：“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这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萧乾做客林徽因家中吃茶时发表的感慨，同时，这也是林徽因一生做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林徽因女士的作品集搭乘世纪末班车在中国大地适度地流行了一阵子。我们当然无法用文学家张爱玲女士的文字感染力来衡量建筑学者、美术设计师出身的林徽因，这种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就是愚蠢的。但是令人悲哀的是———当下大部分读者因为无聊文人的杜撰炒作将林女士当作一条美丽的金鱼供养在床头案边，对于真正的文字工作者而言，这种荒唐的炒作已近似于耻辱。
上世纪20年代末期，时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的林徽因参加了由张学良出资发起的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大奖赛，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一举夺魁，拿下本次比赛的最高奖金。但现在的人们对此所知者寥寥无几，这个时代很无聊。世人喜欢用另一种方式窥探那个时代发生的另一类情事：他们选择坐在电视机前一边观看肥皂剧《人间四月天》，一边评论徐志摩的三个女人究竟哪个最漂亮，他们忘记了徐志摩在林徽因51年的人生中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徐林之恋就像是一出滑稽剧，徐志摩的角色是小丑。
1945年二战行将结束时，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林徽因受美军邀请，在即将执行的奈良轰炸图上为其标出了著名的文化古迹位置，以免被炸。和日军在中国八年的种种残虐暴行相对比，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进步。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林徽因一家在1937年11月与1939年1月两次险些于日军的轰炸中丧命，三弟林恒也于1941年在对日战争中阵亡。
纵是佛经中九天十地诸神菩萨，胸襟也不过如此吧。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楼今日早已随着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
沧海桑田，世间变化无常。如今无论生死，徐志摩与金岳霖在各自的领域都已是一代宗师。中国自古有文人相轻的“优良传统”，我没有兴趣攻击徐、金的隐私；但我仍要说：相对于徐志摩的作风糜烂，金岳霖的思想颓废，张爱玲、钱钟书的粉饰太平，同时代的林徽因女士在人格上要高尚得多。
他人眼中的林徽因 真实比想象更风华
三十年代金岳霖曾题“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冰心提起林徽因，开口就说：“她很美丽，很有才气。”比较林徽因和陆小曼时，更以为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地令她们倾倒。
（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在众多的赞誉中，颇值得回味的是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
与美丽相辅相成的，自然是她过人的才气。文洁若为林徽因的美而惊叹之余，毫不掩饰对她才华的钦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
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文洁若：《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卞之琳慨言：”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
（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沈从文眼里的林徽因是“绝顶聪明的小姐”，晚一代的萧离则称林徽因是“聪慧绝伦的艺术家”。费慰梅认为，林徽因“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
林徽因“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这一点也可以从林徽因在文学沙龙上的高谈阔论得到印证。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就曾说，“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然而，也恰恰就是这样的林徽因，既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是她，战争期间繁华落尽困居李庄，亲自提了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还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真谛，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赞叹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这样的林徽因，在朋友间引起的，又是另外一种评说，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李健吾：《林徽因》）
这样的林徽因，也许才是最可纪念并且最应该为后世所记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