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社会学界，逼迫芝加哥社会学“禅让”的直接事件，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稍前于此，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主要的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社会学才俊，组成了一个青年社会学家团体。这个团体在思想上脱离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传统，在制度上则脱离了芝加哥的组织约束（亚历山大，2000：160）。1936年，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创立了我们前面提及的《美国社会学评论》，它象征着东部新的强势集团开始挑战芝加哥的“霸主”地位。
在1930年代，几乎每一个年头都会发生一些后来影响到社会学走向的重大事件。近接着1935年和1936年，1937年，塔尔科特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这个直接引发芝加哥社会学大厦坍塌的“伟大的年轻人”（Merton,1980:69），写出了能够衡量他是如何“再造”社会学之成就的标尺——《社会行动的结构》（赛德曼，2002：59）。这部艰涩难懂的奇书，不仅将韦伯和迪尔凯姆这两位欧洲社会学大师的思想系统介绍到美国社会学界，而且标志着美国社会学改朝换代的开始。
当然，在此之前一直独领风骚的芝加哥并没有就此土崩瓦解。不仅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会的领导职务多次再回到芝加哥人手中，而且具有明显对抗意义的事件是，也是在1937年，我们这篇文章将要论述的主角之一——赫伯特 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00－1987）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一文，第一次将由乔治 米德开创的芝加哥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称之为“符号互动论”（the 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Schmidt, E.D., 1937）。考虑到布鲁默不但是乔治 米德的学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而且是帕森斯参与的1935年的“反叛”的直接“牺牲品”（这一“反叛”导致了布鲁默被解除了担任多年的美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一职），1937年的“巧合”是颇富于象征意义的：它说明现代社会学的两大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开始了面对面的厮杀，它也预示着10年后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重新崛起。
论述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有必要再回到乔治 米德那里。尽管刘易斯和斯密斯两位社会学家通过对早期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课程注册、论文和著作中引述的次数，以及其他资料的计算和分析，欲图说明“米德并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程序中的中心人物”（David L. Lewis &Richard Smith, 1980）,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乔治 米德，没有在其社会心理学思想上提炼出的符号互动论，就肯定没有战后芝加哥传统的“复兴”，一句话，没有我们这里将论述的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谓“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其内涵是确定的。它不仅具有严格的时间（战后到1960年代）和空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在理论上，它继续秉承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主义思想；在方法上则倡导使用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观察等一系列定性研究路径。这样一种标准，将赫伯特 布鲁默、埃弗里特 休斯、霍华德 贝克尔、欧文 戈夫曼和戴维 里斯曼囊括进来，同时将这一时期虽然也在芝加哥任教或求学但却属于定量主义阵营的豪泽、古德曼、邓肯、博格和卡茨排除在外。事实上，1956年的“系主任之争”（Chairmanship Battle），不仅迫使败北的里斯曼出走，而且定量主义者菲利浦 豪泽的成功已经预示着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蜜月”的终结。
一般说来，社会学史家将芝加哥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以斯莫尔为代表，最杰出的是米德和托马斯；第二代以帕克为代表；第三代的领头羊则是布鲁默。1930年代初，帕克的退休和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加之宏观社会背景的变化，结束了第一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到，芝加哥统治地位的结束直接影响到赫伯特 布鲁默的个人生涯。当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1925年进入芝加哥，1927年从米德手中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31年接替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教席时，正遇上芝加哥社会学一统天下的好时光。单从1925－1934年的10年中，美国社会学会的10任会长有7任落入芝加哥人手中，就能看出当年的芝加哥是何等的气势如虹。不过，1935年的“造反”废黜了布鲁默的“太子”之位时，也正是他扶摇直上的年龄。能够想见，芝加哥和他个人的双重“不幸”，在布鲁默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会化成一种怎样的前行动力。
作为米德思想的传人，布鲁默志向远大，他曾说过：“在我看来，尚没有谁曾以符号互动的观点对人类群体生活的本质做过系统的研究。在以往的学者中，米德对这类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础，但他没有发展出一套可供社会学使用的方法论来……我的目标是提供一套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尽管布鲁默对米德的思想尤其是方法论不太满意，但他却一直恪守米德所主张的互动过程是持续进行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布鲁默看来，人们正是通过互动过程，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和相互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并对当时的情境加以共同的定义的。我们曾经提及，在布鲁默发展自己的符号互动论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大潮已经席卷整个社会学界。显然，布鲁默对大多数社会学家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结构和组织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将人类的社会行为仅仅视为这种结构和组织的体现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强调结构的决定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在倚重制度、文化、规范、价值、分层、地位、角色和组织这样一些结构性范畴的同时，忽视人们借以积极构造他们行动和互动过程的主观解释过程，而正是在后一过程中，人们通过角色扮演和符号沟通来调整和适应他们的各种行动路线。用最为简洁的语言来说，社会组织或社会结构并不决定互动模式，但它们本身却是在互动过程中突生的。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布鲁默对结构与行为或互动的关系。在布鲁默眼中，社会结构或文化的可变性，只是在它们影响人们在其中活动的情境时，或人们在主观上解释或定义情境时考虑到它们，才会影响互动过程。因此，社会制度不能够离开人们的主观定义而保持他们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的主观定义和解释在大范围内发生变化时，社会制度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由于布鲁默强调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创造性和非决定性，强调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行为科学的独特性，认为人类行为的研究者应该进入行动者的世界，他们的“注意中心应该永远是经验世界”，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布鲁默自然会反对操作主义定义、反对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采用测验、量表、实验等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
严格说来，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本质上具有反理论的特征，他深信社会学家没有能力建立不朽的、客观的理论构架，而这种特征是由布鲁默对经验世界的看法所决定的。在布鲁默那里，由于经验世界是由在不同情境中的行动者之间的不断变化的符号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些只能在特定情境中剖析特定事件的概念就无法把握现实社会的整体性。要想把握现实的经验世界，必须使用那种虽然未被明确规定、但更富有内容的概念——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虽然这种概念缺乏定义性概念所具有的对属性和事件的精确说明，但却提供了从何处能发现各类现象的线索和启示，这类概念包括文化、制度、道德和人格特性等等。
从1930年代开始，芝加哥社会学的地位就不断遭到先是来自东部后来也来自西部的挑战。这种挑战除了地缘因素和理论差异以外，还突出地表现为方法方面定量和定性两种传统的水火不容。芝加哥的传统是定性的，但是从1927年倡导“科学的社会学”（scientific sociology）的威廉姆 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 1986-1959）自哥伦比亚来到芝加哥后，在芝加哥内部就埋下了这两种传统冲突的伏笔。这种冲突在1936－1951年奥格本任系主任的15年间一直此起彼伏。可想而知，那时的布鲁默多少有些度日如年。不过，在当时的芝加哥，布鲁默并不是孤家寡人，定性传统的另一个积极张扬者是罗伯特 帕克的学生——埃弗里特 休斯（Everett Hughes）。这位1928年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毕业生，自1938年重回母系后，就一直是由托马斯和帕克所创立的芝加哥社会学田野研究（fieldwork）传统的积极捍卫者。
休斯所以一直倾心于田野研究，同一系列的因素有关：首先，他个人一直对人类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不但在芝加哥，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是帕克的女婿、人类学家罗伯特 雷德弗尔德，而且他本人也“通晓后马林诺夫斯基时代人类学的各种研究、问题和方法”（Chapoulie， 1987：266）。其次，同布鲁默一样，休斯认为田野研究能够使调查者更好地洞悉和理解社会世界与自身的不同。因此，尽管他对定量研究也能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各种统计数据，强调芝加哥的学生也应该精通统计学，但是他还是更为喜爱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为芝加哥田野研究传统培养了大批的继承者。
不过，尽管布鲁默和休斯在维系芝加哥传统方面是一对犄角，但他们在日常研究中却似乎很少合作，这一点和以往的帕克和伯吉斯完全不同。休斯的学生霍华德 贝克尔后来回忆道，“195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休斯的学生，要么认为自己是布鲁默的学生，但不会是他们两人的学生”。不过，因为布鲁默和休斯对知识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这种一致超越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致贝克尔紧接着又说，所以“大多数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早些)最终会明白，我们也总是他们两人的学生”（Becker, 1988: 19）。
1951年，布鲁默的“克星”奥格本退休。这时的布鲁默按说已经如鱼得水，其影响完全控制了芝加哥社会学系。但是，翌年的仲夏，他却离开生活了27年的芝加哥，转任加州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布鲁默离开芝加哥的原因据说与他未能获得系主任的位置有关（起初，他与豪泽都是系主任的可能人选，但最终却是休斯获得了任命），但另一种说法却是，他妻子虚弱的身体更需要加州湾区温和的日光（Gary Alan Fine, 1995: 264）。
布鲁默的离去，以及在此前后芝加哥社会学系内部的龃龉，肯定对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但在此之后的近10年里，芝加哥的个体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并没有消失殆尽。1940年代末－1950年代末的芝加哥，仍然是美国社会学的几个主要的重镇之一。在那段时间里，爱德华 希尔斯（1945－47，1957再度返回）、威廉 怀特（1945－1948）、彼得 布劳（1954－1963）、詹姆斯 科尔曼（1957－1959）、大卫 里斯曼（1949－1958）这些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都先后在芝加哥落过脚，1951年，默顿还让自己的学生刘易斯 科塞到芝加哥师从休斯。不过，在芝加哥内部，真正继承布鲁默和休斯的符号互动论传统的，还是芝加哥自己培养的两位博士——霍华德 贝克尔和欧文 戈夫曼。
霍华德 贝克尔（Howard Becker, 1928-）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1946年，这个早熟的芝加哥人在18岁那年就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21岁和23岁时又在休斯的指导下分别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以后，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两年，1953－1955年赴伊利诺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自1955年起，贝克尔受雇于自己的导师休斯，作为项目主任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从事社区研究，并在那里一口气呆了7年。在这7年里，他在收集大量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白衣男儿：医学院校的学生文化》一书（1961）。尽管这是贝克尔与休斯等另外三人联合署名的一部著作，但贝克尔应该是它唯一真正的作者。
贝克尔最大的贡献，是对1950年代流行的功能主义越轨行为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撰写硕士论文时起，贝克尔就尝试着用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社会标签”的理论，质疑那种将越轨视为是由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压力造成的观点。他发表在AJS上的“成为大麻服用者”（1953）一文（这是1963年出版的《圈外人》一书的第三章）和埃德温 勒默特的《社会病理学》（1951）一书，也因此成为“社会标签理论”正式成型的标志。
作为“社会标签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贝克尔和勒默特认为，单单根据越轨者的行为或社会结构是无法理解越轨的，只有认识到越轨行为也像其他行为一样涉及到互动关系，我们才能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它加以分析。如此，在他们眼中，越轨既非与生俱来的品质，也非后天教化的产物，而是社会反应、他人定义的结果。在《圈外人》一书中，贝克尔用明确的语言论述自己的观点说，说到越轨，“我的意思是，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违反它们就构成了越轨），并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圈外人”的特殊个体。根据这种观点，越轨的根据不是人们行动的性质，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用于圈外人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越轨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种标签的行为”（Becker,1963:9）。
贝克尔在论述中，希望将破坏规则和越轨区分开来。越轨确实破坏了规则，但它仅指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标签的破坏规则的行为。这里，就涉及到正常人向越轨者转变的问题，即他是如何被贴上“越轨”标签的。在这方面，勒默特的解释和贝克尔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社会病理学》一书中，勒默特将越轨划分为“初级越轨”和“级次越轨”。初级越轨，如一个人对税收偶尔错误低报了收入、一个人偶然的歇斯底里、一个人出于好奇而尝了尝大麻是什么滋味。这类行为的发生可以不被人看见，当事人不会认为自己在越轨，同样也不会引起他人类似的看法，这类似贝克尔的“破坏规则”。不过，如果这类行为碰巧被人看见并被公布于众，情况就会急转而下。过失者会处在一种类似加芬克尔所说的“贬黜仪式”之下，并受到指责或惩罚。尤为重要的是，这时他就会被人贴上各种越轨者的标签，如疯子、偷税者、婊子、无赖、同性恋、小偷或吸毒者。周围的人会开始根据这一标签对她做出反应，时间一长，过失者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接受这一标签，形成新的自我概念，并开始做出相应的反应。此时，这一举动已具有“次级越轨”的形式，即贝克尔所说的“越轨”。由于越轨标签获得了证实，越轨行为就会逐渐成为习惯性行为。
在这样的基础上，贝克尔在《圈外人》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把越轨理论的分析从越轨行为转移到那些把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Moral Entrepreneur）身上去，最起码也要将越轨视为被人称为越轨者和称人为越轨者这两部分人进行互动的结果（Becker，1963：163）。这样一种思路将人们长期以来接受的“越轨行为导致社会控制”的逻辑整个儿颠倒了过来，在贝克尔和勒默特那里成了“社会控制导致了越轨行为”。
尽管贝克尔少年早熟、才华横溢，但因为一者他的研究仅限于越轨行为领域，二者他本人又基本上在密苏里过着学院外的生活，因此，布鲁默之后符号互动论的真正旗手还是欧文 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戈夫曼1922出生于加拿大，1945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以后移居美国。不久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3年获博士学位；1953－195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58－1968年转往布鲁默任教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后任费成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兰克林讲座教授；1981－1982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1956）一书中提出的，后经《隔离场所》（1961）、《烙印》（1963）、《日常接触》（1963）、《互动分析》（1967）和《框架分析》（1974）等一系列著作完善的“社会戏剧理论”，用科塞的话说，“在很多方面丰富了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被公认为“对当代社会心理学最有力的贡献之一”。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是在这样两项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一是他为了撰写题为“有关农村社区中社会互动规则”的博士论文，在设得兰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进行的为期一年多的社区生活调查；其二是在读硕士期间在E.A.希尔斯的指导下从事的社会阶层研究。这两项研究引发了戈夫曼对微观社会过程的兴趣，也为他描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构成《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书的基本主题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是如何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的？戈夫曼认为，作为人生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我们都十分关心如何在众多的观众（即与我们互动的他人）面前塑造他人能够接受的形象。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像在舞台上一样，我们应把能为他人所接受的形象呈现在前台，而把他人或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藏在后台。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后台则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表演者在后台为前台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出来的东西。在后台，表演者可以得到放松、休息，以补偿在前台区域的紧张。
除了前台和后台，戈夫曼还以极其娴熟的技巧，从戏剧学中借用了全套术语来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其中最为核心、也最为贴切的是他对“表演”的借用和描述。在他那里，人的表现分为两类：一是用各种语言符号或替代物给予的明显的表达；二是通过广泛的行动流露出的隐含的意义。他认为，表演主要是指后一类表现，以及对这一类表现加以控制的技巧。因为自然流露的意义虽是真实的，但未必是为他人接受的，故人们在互动中要造成某种印象的话，总少不了对这部分“未加控制”的流露进行控制。不过，自然的表演总是进行了控制，又显得未加控制的。控制的痕迹过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作”。
剧班，也是从戏剧学中借用来的另一个成功而贴切的术语，它指的是“在表演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合作的任何一班人”。剧班表演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剧班的任何成员都有权放弃或破坏表演，因此，表演的成功有赖于它们彼此间的配合；其二，通过合作而在观众面前维持特定情境定义的剧班成员，相互间则很难再保持这种特定的情景定义。戈夫曼认为，不能将剧班视为个体表演者的简单相加，因为如果说个体表演者表现的只是自己的特征，那么剧班表现的则是成员间关系和被表演的工作的特征。
戈夫曼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严格恪守了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精髓，而且在方法上也体现了布鲁默一贯倡导的非量化的定性研究特性。尽管戈夫曼的研究没有使用精确的测量、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但他的敏锐观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却使人不得不承认，“在戈夫曼的著作中关于人类事件的报告比许多具有大量定性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库佐耳特语）。
因为战后美国社会学的变化多端，也因为芝加哥社会学内部的矛盾，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用加里 A.范因的话来说，它的核心年代就是1946－1952年，最长也不超过1946－1960年（Gary Alan Fine,1995:9）。1952年，显然指的是布鲁默的出走所带来的断裂；1960年则是一个多重事件决定的年代：先是1958年已经因《孤独的人群》一书的出版而身名大振的大卫 里斯曼在“系主任之争”失败后离去（这位原本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家虽然不是芝加哥的传人，但一者因为他与休斯的友情，二者因为他对定性研究方法的痴迷，本当是芝加哥精神的继承人），接着是同一年里戈夫曼追随布鲁默去了加州伯克利，再接着是沃纳的离去，最后是1962年休斯从芝加哥退休。其实，休斯的退休使得在芝加哥外围工作的贝克尔也像断了线的风筝，至此，由托马斯、米德和帕克传承而来的芝加哥传统终告结束。
参考文献：
David L. Lewis &Richard Smith, American 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Mead, Chicago Sociology and Intera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Gary Alan Fine, A Second Chicago School?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 American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Herbert Blumer, “Social Psychology”, in E. D. Schmidt, ed.,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7, pp.144-198.
Howard S. Becker, “Herbert Blumer’s Conceptual Impact”, Symbolic Interaction, 1988.
Howard S. Becker, 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J. M. Chapoulie，“Everett C. Hugh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eldwork in Sociology”, Urban Life, 1987,15: 259-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