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表演学与和谐社会‐‐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演讲[转]

孙惠柱
社会的和谐是由社会的人构建的，人与人之间是和谐还是冲突，是所有政治家和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都非常关注的。传统的戏剧学对冲突的发生、发展和解决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而从戏剧学衍生出来的社会表演学则特别关注社会的和谐，尤其是各种社会人群之间得以构成和谐关系的角色规范。

了解社会表演学的人都知道，这门新学科的思路最接近于西方近二三十年来发展极快的人类表演学——一门反传统的人文新学科，他们可能会奇怪，西方的人类表演学和中国共产党最近提出的“和谐社会”会有什么关系呢？殊不知，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成员在大致遵守各自角色规范的前提之下发挥活力，而对于人的规范不能用凝固的模子来限定，必须是动态的行动的范本，社会表演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人的行动的范本。在传统的戏剧舞台上，角色的行动总是要形成冲突，否则就不好看；但在舞台以外的社会里，我们要研究的却是如何尽可能避免让社会角色的行动导致冲突。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落到实处。”(I)(2) 研究社会表演学对实现这些目标将有极大的帮助。

为什么要把社会人的行动称为表演呢？就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和人的组合，除了“白毛女”这样被迫离群索居的极少数特例，人的多数行动都是要和别人发生关系的，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个人生活中大多数的行动都是有人看到的。虽然社会表演多半不必像专业演员一样去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但只要行动的人意识到有别人在看，一般会希望他的行动对看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就有了一个角色与自我、外在形象和内在实质的矛盾，也就是进入了表演。最理想的表演自然是彻底忘掉这个差别，形神完全合二为一，可是连专业演员都知道，这种境界太难得了。社会表演和舞台表演还有一个重要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好的表演都先要经过编导的精心构思，哪怕编导者自己又是表演者。社会表演学把人的一切社会行动都看作是表演，是得到了源于西方的人类表演学的启发，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表演学的一个分支，但同时它又是一门独具中国特色的全新的学科。要认识社会表演学首先要认清这二者的异同。

人类表演学正式得名于纽约大学1979年成立的人类表演学系（其前身为研究生戏剧系），是理查 谢克纳教授倡导的戏剧研究和人类学相结合的产物。诞生于欧洲的人类学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前现代人群的研究上，常去考察非西方原始部落的仪式表演。谢克纳等戏剧学者则是搞先锋戏剧出身，那些反百老汇、非商业、非主流的戏剧完全突破了传统戏剧的框架。当戏剧不但突破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而且突破了剧场的围墙，跑到街上去以后，他们发现很多前现代的原始部落或农业社会的演出从来就没有剧场的围墙，更没有“第四堵墙”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的后现代先锋戏剧和前现代的仪式戏剧巧合了。谢克纳于1970年代结识了研究仪式与戏剧的关系以及“社会戏剧”的人类学家维克多 特纳，倡导开展跨学科的交叉发展。因此，人类表演学着重研究原始部落仪式和后现代先锋戏剧这两种从时间上说是两个极端的表演现象，而对现代社会中百老汇式的、资产阶级客厅式的正统戏剧兴趣最小，对各行各业人士的社会表演也并没有特别关注。

1980年代我在纽约大学师从谢克纳，接受的主要是他的总体思路和理论框架，即一切人类活动都可以被当作表演来研究。但我认为这个框架内他最感兴趣的两个具体领域对于中国并不是特别重要，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研究都市社会里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社会表演，因此我在1999年回国后，提出有必要建立“社会表演学”这个在西方还并不存在的新学科。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娱乐和新闻媒体化，催生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表演。都市社会里几乎人人都在学习如何在别人面前表演。大学生到公司求职要面试自不待言，农民进城来挣钱，摆摊卖货也要讲个形象。大的方面，司法程序日益公开化，也就越来越成为大众面前的表演，电视摄像机一旦进入法庭，平时面孔铁板的法官和律师也可以成为明星。政治家愈益注重形象塑造，因为媒体及公众的支持率与他们在公众场合的表演关系极大。工商界要推广产品，打开市场，离不开种种促销表演。还有许多传统的文化节目如节庆、庙会等等，不但花样翻新，名目繁多，还吸引了许多大公司或者政府机构来参与制作导演。所有这些表演都有积极的一面，但也不时暴露出消极的一面。不少行业缺乏规范，滥用“包装”，使“表演”成了虚假的同义词。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表演学立足实践、着重分析，可以帮助设立各种社会角色的规范——这是谢克纳等西方自由派学者未必感兴趣的。谢克纳所吸收的人类学方法是从研究原始部落开始的，而社会表演学更需要吸收的是社会学研究城市的方法。

中国需要这样一种社会表演学，既能帮助人解释、规范、改善社会表演，也能从种种良莠混杂真假莫辨的表演中识别虚假的表演。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困难得多，但并不是没有可能。好的戏剧导演一眼就可以看出演员的表演是否真实，那是学校和经验积累的结果。如果说戏剧表演学中情感引导和表情肢体训练等方法可以帮助人改善社会表演的能力，相信通过实验，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中的心理行为控制和测试的方法也有可能帮助社会表演学者发展出一套鉴别、测试社会表演的科学方法。这里，人类学和人类表演学中擅长研究身体机能的那些专家完全可以和社会表演学者联手进行实验。

总的来说，欧美的人类表演学者大多是自由派也就是左派知识分子，经常对他们的政府持批评态度，总是希望冲破禁锢，强调的是表演者的自我表现，尤其那些先锋戏剧家，他们本来就喜欢打破一切常规，我行我素，研究人类表演学本身也就是一种突破传统学科规范的行动。谢克纳2004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讲演中说，人类表演学的哲学起点是人的存在。我在美国塔夫兹大学带过的一个博士生在研究他的论文中则指出，谢克纳的思想来源是存在主义。尽管他本人未必承认这个标签，但存在主义对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存在主义的“存在”并不是中文语境中常见的“客观存在”，而是指个人的存在human being，他的表演主要是要向人证实自己、展示自己。社会表演学与此不同，还要强调社会的规范：表演既有个人向社会展示的一面，也有受制于社会的一面。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存在先于本质——个人的存在先于群体的本质，“本质”是后来别人归纳出来再加给你的，你本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选择全在自己。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人怎么表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你并不可以完全天马行空地自我表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吃饭，那似乎是人的本能，但严格地说，只有觅食才是本能，吃“饭”和怎么吃都是社会和文化构建的结果。中国人都用筷子，那是从小父母教的，是从大人的示范——也就是表演——中学来的。所以社会表演和社会规范、榜样示范关系极大，社会角色并不是能够完全自由自在地选择的。社会表演学的研究重心不同于谢克纳式的人类表演学，这和二者哲学基础的差别很有关系；它首先关注的是如何使社会所规范的各种角色更加合理化，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来把这些社会角色表演好。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社会表演学的基石是三大基本矛盾：1）表演者的自我与角色的理想形象，2）表演的前台与后台，3）事先准备的脚本与现场的即兴发挥。任何社会表演都有这些关键要素，这是共性；但其表现形式不同，相互关系不同，那就是需要研究的特殊性。和舞台上的角色一样，每一种社会角色也都有其理想形象，而大多数扮演者的自我和这个理想在最初都有相当距离。在戏剧中，导演用角色分析和反复排练来帮助演员缩短和角色的距离；在社会上，指导者不但要用传统的思想工作，也应该用排练——体验式的训练和实习——来帮助社会表演者缩短其和理想形象的距离。我们的各类学校和培训班做的应该就是这个工作，但目前我国的教育、培训方法大多过于呆板，还停留在教员讲、学员听和记的老一套方法上，缺乏教员引导、学员表演的互动式教学，还不能让学员充分发挥能动性，所以教育的效果不很理想。当然，就是学的效果再好，一般人也不大可能做到每时每刻都呈现出角色的理想形象，因此要分清前台和后台的界限，在前台时理想形象的要求丝毫不能降低，但在后台就需要放松一下，事实上进入后台以后，他可以进入另一个相对容易的角色。例如领导干部经常要下基层深入第一线考察，也经常会西装革履会见外宾，认真扮演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都会使神经高度紧张，如果时间比较长，其间必须安排一个可以避开外人放松神经的休息室——后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前后台可以截然相反，例如在电视上说如何艰苦朴素，到了人后就吃喝嫖赌，这常常是那些贪官共同的特点。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必须合理界定每个社会角色的前后台，设计好各自的疆域和性质。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其后台的表现常常是纪委关注的重点，也是老百姓十分关心的，因此也不能掉以轻心。

和多数舞台表演相比，社会表演一个很大的难点在于灵活性，前台的理想形象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刻板模子，表演者必须比舞台演员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掌握好在既定脚本的范围之内进行即兴表演的能力。比起戏剧影视表演来，社会表演的脚本都比较隐蔽，也灵活得多，有点像上世纪初流行过的幕表戏的幕表，也就是一个即兴表演的梗概。这种灵活性的范围可大可小，不同的文化和时代在这一点上差别极大。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连续的文明史，上有孔夫子的思想和儒家法统，下有“唯有读书高”的文字崇拜，因而特别尊重文本。在正常情况下，主要的社会表演都有严格的脚本定调，从行当的总体布局到每个角色的调度身段都有规矩。但在目前民主化的大潮中，也出现了一些相对非脚本化的新事物，例如领导人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直播，基层组织的自由选举等等，有些小人物在法庭上赢不了的案子，在电视台的“实话实说”里申了冤。老百姓欢迎这种象征透明的即兴表演，希望看到更多的公开表演。但是，中国又不可能也不应该像欧美那样，把事关十多亿人生计的政治决策全变成政坛的即兴表演。怎么才能做到透明和稳定的平衡呢?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脚本编写和表演的技巧，也就是塑造领导形象的技巧。其实就是在美国式的民主中，那些看起来完全凭临场急智取胜的竞选辩论也是有脚本的，而且有许许多多的脚本。谋士们想到各种各样的可能和所有的应对方案。辩论者在正式上台之前要排练许多次，尽可能把所有的信息像电子计算机一样输人大脑，才能在演出时做到看上去像是完全即兴，绝对“透明”。这个道理对戏剧界有经验的即兴演员来说一点都不奇怪，他们可以完全凭空上台，观众随便给个什么词，就能当场现编现演一段戏。这是因为演员们熟悉了无数的剧本和台词，才可能在台上应付任何场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表现出色。其实“表现” 和“表演”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performance”。

这里人类表演学家谢克纳对存在与表演关系的解释很有启发：“存在的东西不断地发展变化，所以存在就是行动。”(II)（4）他说的行动是一个戏剧术语，指的是具有意向性的行动。社会角色不是静态的，而是由一系列的行动或曰动作构成的，社会表演学并不仅仅是表面地教人美化形象——穿着得体、能言善辩，而要从心理动机入手来把握角色，正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的表演必须有贯串动作一样。因此一个缺乏内心意向只会机械执行上级指示或者模仿角色外部形象的社会表演者最终是不会成功的。社会表演学在本质上也不同于行为科学。哲学家尤根 哈贝马斯曾做过一个题为“行为与行动的区别”的演讲，他“在肯定行动与行为的区别在于行动的意向性的同时，强调行动的意向性特点与行动的遵守规则的特点有密切联系。”(III)（14）这就是人的自由和社会规范的对立统一。行为科学把人的活动作为一种可控制的机械对象来研究，而社会表演学把人当作行动的主体，研究人如何能动地表演——在规定情境中实现贯串动作。行为科学起初研究的是流水线上工人的动作，研究如何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并没有什么人文和艺术的成份；而社会表演学则含有浓厚的人文和艺术的成分。

现在党中央和政府强调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让人民安居乐业，必须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2003年非典的袭击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也就是在那个危机中，我们的领导人从主席、总理到新任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老百姓面前也在电视上展现了他们临危不乱的果断和出色的即兴表演能力，对安定民心起了极大的作用。现在凡事都讲要准备预案，预案不应该仅仅是纸面上的，必须经过排练才有实际意义。要准备多少预案，怎样的预案，如何排练，用模型、用真人还是用电脑仿真，排练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也都是戏剧学可以出力的地方。戏剧家既擅长处理虚拟的冲突和危机，又是组织排练的专家，因此“9.11”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要请好莱坞的专家提供防止恐怖主义袭击的预案，而联邦调查局大学一直就聘着专业演员，帮他们训练警官如何对付罪犯（IV）。当戏剧学家进入为有效执政需要所做的科研项目时，也就是在从事社会表演学了。

这些预案的设计还属于特殊的例子，社会表演学最广泛的用途是在日常社会中。一个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大家都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才大多不是天生的，因此社会需要为大家提供有效的教育和培训，使人人掌握各自的角色规范。学员要掌握编导设计的理想范本，套用演员创造角色的说法，可以从自我出发，逐渐进人角色，由内到外；也可以先模仿起角色的外部形象，逐渐找到感觉，让自己适应角色，由外到内。在集体培训中，后者往往效率比较高，但前者也不能忽略。一个挑战性的角色最终常常改变表演者的自我，哪怕它一开始明显地高出表演者自身的条件。这在一些集体的角色塑造中尤为明显，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军队，中外皆然。尽管哪个新兵部队都免不了会有些人受不了这种脱胎换骨而不及格，大多数的人总是能通过艰苦的改造而最终适应角色的需要。当然，那也是因为他们在人伍之前就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如果素质实在太差，根本不具备适应的潜能，也就进不了行伍。有不少大型企业也学了点军队的角色训练法，对整个集体和每个雇员的角色形象都做出明确规定，不能各行其是都从自我出发。麦当劳等连锁店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的千万家分店都保持稳定的质量和服务，就因为公司对员工的角色要求非常严格，而且一抓到底，绝不许擅自更改。从教育培训的方法来看，不能仅仅是教师照本宣科，而应该是互动式体验式地教，这就需要很多社会表演的专业技巧。中国的教师普遍博闻强记，经验丰富，但是当要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有效地传达给学员时，往往既缺乏把学员当作观众一样来尊重的表演意识，又缺乏导演意识，不会把学员当作潜在的表演者从而设法调动其能动性。因此，教学效果不理想，我们的学生可能有很多应试高手，但动口动手能力普遍较差。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检察院的检察官必需在大庭广众下说话，而且是代表国家说话，但是许多院校培养的检察官一说话就紧张，说几句就嗓子哑了，连重音也不知道怎么说，更别想能言善辩。律师、法官、检察官按说多是政法学院科班出身，学校里却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式训练。这个问题在政法院校、党校系统、管理学院中最为突出，推而广之，绝大多数师范院校也都有这个问题。教师教学方法的刻板单调极大地影响了亿万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影响到他们将来难以达到社会角色的规范，也就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