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时代特征、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潮
（一）时代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权利。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世族的力量在汉末曾一度受到打击与削弱，但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由于中正官为士族所把持，从而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至东晋时，由于门阀势力的强盛，一些门阀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而形成了政权由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参田馀庆《东晋门政治》一书）。
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寒士不平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其二，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现在文化上。陈寅恪先生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P71、72）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三，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士族重门风与礼法，大都具有家族的使命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追述或炫耀门第、追叙祖先功德之作。其在艺术上多追求典雅、精工等审美特征，这些都对六朝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文学思潮
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约而言之，则可概括为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流行。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在两汉时期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纲纪，而且也影响着士人的政治生活与思维方式。汉末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一尊的地位。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与紊乱崩溃的纲纪，要重新恢复整个的安宁稳定与秩序，新的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切实、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汉末乘时而起的曹操即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至于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汉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的人，同时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的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学的衰落。顾炎武《日知录 两汉风俗》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起，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学问为本，专以交通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即指曹操的措施所带来的思想的变化。儒学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鲁迅即说这时“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儒学式微的同时，则是玄学的兴起与佛、道的流行。
玄学兴起于魏晋之际，而盛行于两晋，其内涵虽在魏晋及两晋有所变化，但总体看，它是魏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玄学的产生，实缘于魏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庄》、《易》及《论语》等的注释（王弼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何晏有《论语集释》等），因此，玄学的形成实和老庄思想颇有关系。到东晋时，玄学又吸取了佛学的一些成分，进入新阶段。但不论如何，玄学与汉代盛行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它更带有思辩性，这从当时玄学所涉及的一些命题即可看出（如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本末有无问题，声无哀乐问题、养生问题、言意关系问题等），这些带有强烈的思辩性的问题，打破了汉代以来繁琐经学的统治，对于解放人的思想、活跃思维都起了重大作用。而玄学中一些命题的辩析探讨，反过来也影响到文学创作风貌的变化，如玄学崇尚虚无、贵自然、辩形神，对于文学创作中追求自然神韵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阮籍的发言玄远，嵇康的清新脱俗，陶渊明的任真自然，都不能不说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除了玄学的兴起外，这一时期另一值得注目者乃佛、道二教的流行。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根、变化、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溶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为释加牟尼所创。史载：“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 魏书 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西戎传》），这是关于佛经传入中国的最早的时间记载，至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帝梦金人而遣使至天竺求法，十年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经至洛阳，明帝为建白马寺。桓帝时大月支僧支谶来到洛阳，译经典，此后，又有安世高来华。他们先后译出佛经小乘经典，佛教渐见流传。至魏晋南北朝，又有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会、法显、昙无谶、真谛等众多僧人，翻译大量佛经。这些佛经不少是由外来的印度或西域僧人与汉人共同翻译的，而在共同翻译过程中，增进了中外思想、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中国政治、思想、经济、文学、音乐、美术、雕塑、音乐习俗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这一时期佛教流行的最主要标志，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者，乃在于佛、玄、儒的交流及大量的佛寺的创设。中国的寺院有相当一部分即创设于魏晋南北朝。据统计，梁时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仅建康就有佛寺700馀座；北魏末，寺院有3万馀座，僧尼二百馀万人；北齐僧尼二百馀万人，寺院4万馀座。就文学而言，由于佛教的流行，玄与佛合流，不少文人大都研习佛理并与僧人交往，这对于丰富文学思想以及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有很大影响，其主要者，一曰使中国文学中想象更丰富。二曰使中国文学的故事性加强。三曰天竺声韵理论影响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诗歌格律的形成。四曰丰富了中国语言与词汇。五曰丰富了文学观念。
与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约产生于汉末，相传张道陵为道教创始者。与佛教追求寂天不同，道教的主旨在于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长生不死，并通过炼丹、吃药等来达到其目的。葛洪《神仙传》记张道陵云：“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除炼丹、吃药外，道教也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就炼丹吃药来说，道教对统治阶级颇有吸引，而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则对平民有吸引。它求仙而不否定世俗，求长生而不否定享乐，既有很大的虚幻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道教自产生以后，不论在上层社会还是普通民众中都不乏吸引力。因此，在佛教流行的同时，道教也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开来。
道教的求长生、慕神仙以及炼丹、服食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都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游仙诗以及作品中所呈现的生命意识与主题，莫不与道教的流行与影响有关。曹操有《气出唱》三首及《精列》，郭璞有《游仙诗》十四首等，均是其代表，也有一些诗中对求仙表示怀疑的，如曹植诗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曹操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等等。这些诗不论是正面的希企求仙，还是反面的否定神仙的虚妄，都反映了神仙之说对文人的影响。这种长生求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王瑶《中古文学论集 文人与药》）是否可以说，这种觉醒了的生命意识是道教神仙之说流行的原因之一，而道教神仙之说的流行，也加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道教影响于文学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对中国文想象力的刺激。儒家是重功利的，重实用的，很少有神奇的怪诞不经的想象，而道教因为求仙，描绘了一幅美妙的仙界，这对于文人想象力的开发，对于文学作品中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的描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三）文艺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的活跃，也带动了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活跃。其主要特征，有以下数端：
1、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著作大量涌现。文学批评著作的大量涌现，是文学思想、文学思潮活跃的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在先秦两汉时期，没有专门论及文学创作与批评动的著作，那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大体沿袭汉儒论诗的“诗教观”，即所谓文学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工具。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论著大量出现，并已摆脱了两汉的儒家诗教观的束缚，涉及到了文学的地位，文学的风格特征及其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文学的文体特点，文学批评与批评的原则、方法、态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典论 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总集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思想，如《文选》等。
2、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就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些特定的范畴。如“风骨”、“风韵”、“形象”、“意象”、“兴会”、“兴象”等，也开始探讨“意与象”、“形与神”等的关系。这些前所未有的概念、术语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内容，同时，它也标志着这一时期对于文学内部规律探索的加强。
3、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上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潮也极为活跃。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从东晋“玄言玄理”再到刘宋“山水清音”，从齐梁“新体”再到梁陈宫体，文学的风尚、题材、风貌的潜衍流变，无不呈现出这一时期求新求变的文学风貌，也折射出文学思潮的活跃。
以上这些表现都是前此的文学史所未曾有的，而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现。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约四百年，其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
建安、正始文学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也即晋武帝泰始元年）。其中可细分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建安文学自建安元年至魏明帝末（景初三年239年），这一时期的文坛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即“三曹”为中心，包括集中于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蔡琰等一批作家。这是一批在汉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经历了在动乱时代民生的苦难，因而大都既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又具有务实的精神与通脱的作风与态度，其作品大都呈现出高扬理想，忧时伤世，充满个性，富有悲剧色彩的特征，这种特点也即后世所称的“建安风骨”。刘勰曾概括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始文学自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年）至魏末（264年）。“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自240至248年，但文学史上的正始文学，一般也将正始以后至魏末包括在内。这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权后为篡魏而形成的政治上的恐怖局面，引起了文学面貌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而作家则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面对政治上的高压与黑暗，他们内心极为苦闷，便以老庄的“自然”为武器对抗司马氏所提倡的名教，作品大多表现为对礼教的虚伪的揭露与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就整个风貌而言，他们的作品没有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歌唱，而代之以韬晦遗世与忧生之嗟。但就精神实质而言，正始文学仍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与建安文学有其相通之处。
两晋文学又可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阶段。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为主，呈现出短暂繁荣的局面。太康是武帝年号（280—289），这一时期经济呈现上升局面，文学上出现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作家群。太康文学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建安文学的风骨，但在语言运用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尤其是左思对门阀制度的抗议、抒发寒士不平之鸣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富有光彩的亮点。
东晋文学起自晋室南渡（317年），终于刘裕篡晋（420年）。自魏晋以来，在哲学思想领域所兴起玄学，至西晋时盛极一时。降及东晋，玄风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学流行，玄佛合流，整个文坛为玄风所笼罩。这种风气影响到文体，使得玄言诗占据文坛长达百年之久，因此东晋除了玄言诗外，无可称道者，惟晋末陶渊明的出现，才为东晋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而成为东晋文坛之异彩。
自刘宋起迄陈末，为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南北政治对峙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主要特点。而南朝文学可注意者，一是刘宋时期由玄言向山水题材的演变，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其中这一转变中，谢灵运贡献尤大。其对山水自然美的表现以及对艺术形式上华美精工的追求，将汉魏古诗带到了一个更成熟的境地，带来了中国诗歌的又一新变。同时之鲍照，则以乐府诗的创作为主，高唱对门阀制度的抗议与不满，成为这一时期又一有突出贡献的诗人。
萧齐政权虽历时不长，而诗歌也有新发展，值得注意者，一是沈约、周顒、王融、谢眺等在诗歌声律、用事、对偶等方面的探讨，共同创立“永明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体律诗发展的过渡。其次是谢眺等山水诗人在形式上变革谢灵运之“大谢体”，为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三是由于这一时期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倡导参与，使诗歌创作上出现浮艳轻靡的倾向。
梁陈两代发展了齐诗中的浮艳倾向，演变为宫体诗风。梁陈宫体诗多表现宫廷生活，多写女性容貌、体段、姿态及咏物，追求艳丽，成为轻艳诗风的典型代表，也多为后代诗论家所诟病，成为后来改革的对象。
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文学发展不平衡，当南方以文彩风流而著称时，北方的文坛则显得较为荒凉，但由于南北的对峙并没有隔绝彼此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也影响着北方，因而北方的文学也缓慢发展。不过北方作家多企羡南朝之文彩，故北方多有摹仿南方之痕迹。如“北地三才”之邢邵、魏收、温子升等。而真正给北方带来起色的还要数被滞留于北方的庾信与王褒等。北方文学值得称道者，一是北方之民歌，质朴自然，刚建有力，二是散文著作，如《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南北方不同的文学风貌，在对峙中交流，在交流中渐渐融合，至隋统一而使得这种交流、融合大大加强，终而至唐朝时形成了一种文质并焕的文学新局面。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地位
自整个中国文学史观之，魏之南北朝文学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充满新变的时代，一个充满开拓与创造力的时代，一个许多新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与体裁、文学风格与表现方式产生的时代。这近四百年间，涌现了一幕幕生动的、活泼的文学景观，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文学上的孕育、蕴酿，就没有后来文学史上的更为恢宏、壮丽的繁荣景象。对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它使中国文学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独立价值与地位被充分地认识与肯定了，文学的个性（抒情性）加强了
第二，随着文学的自觉，对于自身的特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内在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丰富了。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对文学自身作过如此深入、细致的探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
第三，文学的题材、体裁更丰富了。山水题材、田园题材、游仙题材乃至宫廷题材、边塞题材都出现了，而且奠定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五言诗逐渐兴盛，成为中国诗歌史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种诗体，七言诗在形成中。骈文、骈赋也大大发展，达到了高峰。小说这一文体也有了一定基础与规模，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类。
凡此，都为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了基。
第二章 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1、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开始。
“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他说：“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么，“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几层意思？所谓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文学观念的自觉。所谓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并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从这一点看，魏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及文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秦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但是到了曹魏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则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曹丕《典论 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内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刘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 总术》又有“文笔”之辨。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 立言篇》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及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魏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于曹丕。他在《典论 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在魏晋之前，作家的创作个性特征不是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魏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则具有了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上的个性化愈来愈明显。与此同时，理论上对作家的个性化也有了认识。曹丕《典论 论文》曾指出：“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它是作家主体精神上的独特禀赋，决定着作家的精神品格与心理素质，正由于它是一种独特的禀赋，所以曹丕说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由此，他对建安作家的个性及创作风貌作了辨析，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种对作家个性及创作风貌的辨析，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四是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文学之为文学，离不开文学的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一是其情感特征，二是形式上的美感特征。魏晋之后，在文学的抒情与美感形式的追求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沈约在《宋书 谢灵运传论》曾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这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表现出以情感为创作的中心，以及用华丽的词藻表现作品内容的特征。此外，象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及南朝四声在诗歌创作上的运用、用事与对偶的讲究，等等，都表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以上都是文学自觉的具体表现。
2、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展现了新的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五言诗创作的腾涌。五言诗是汉代兴起的一种诗歌样式，但是在两汉时期，文人创作仍主要集中于辞赋。到了建安时期，辞赋的创作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创作中心则逐渐转移到了诗歌，尤其是五言诗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从此奠定了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刘勰《文心雕龙 明诗》即说的“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这说明五言诗创作的兴盛是从建安开始的，从此五言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并在诗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2、开始了以乐府民歌为主向文人诗歌创作为主的转变。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乐府诗加以发展、改造，诗歌的个性更加鲜明。曹操的诗歌，其本上是乐府诗，但在曹丕、七子的创作中，已有许多非乐府诗，曹植的诗歌创作则逐渐完成了从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正始以后，作家的创作则完全具有了个人独创的面貌，而这一转变是在建安时期逐渐出现的。
3、建安风骨的形成。“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而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刘勰在《文心雕龙 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可说是对建安风骨成因及其内涵的精确概括。
“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是在唐代才出现的，称之为“汉魏风骨”（也即“建安风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出现的是“风骨”为一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出现，最初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的人物品评。在《世说新语》中，即经常出现以“风神”、“风气”、“风骨”等来品评人物的术语，后来“风骨”的概念运用到了书法、绘画领域。大致而言，在书法上字写得有神韵、有生趣，便属于“风”的范畴。线条劲拔，有笔力，属于“骨”的范畴。在绘画上最早引入“风骨”的概念，始于东晋的顾恺之，后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其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前者近于“风”的范畴，后者属于“骨”的范畴。文学批评中运用“风骨”的概念，是从刘勰开始的。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风骨篇”，指出：“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所说的风骨，就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通过刚健有力、明晰简炼、富有逻辑力量的言辞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特征。实际上，刘勰并未直接提出“建安风骨”这一概念，但由于他在论述风骨时，多举建安作家为例，所以人们便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特征，到了唐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出“汉魏风骨”，而他的“汉魏”实指“建安”，于是“建安风骨”这一范畴便在古代文论中流行开来。
二、曹氏父子及其文学创作
建安时期，曹氏一门堪称文学世家，诗人很多。除了曹操本人及曹丕、曹植外，丕妻甄后，丕弟白马王彪，丕子魏明帝曹睿等都能诗。由于曹操、曹丕、曹睿为曹魏三代统治者，故沈约、王僧虔、钟嵘将他们并称为“魏氏三祖”。但以成就论，则曹操、曹丕、曹植最为突出。本节专论曹操父子三人。
（一）曹操
生平与文坛地位
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的家庭出身是微贱的，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宦官曹操腾的养子，《三国志 魏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知其先世社会地位不高。又说其汉相国曹参之后，则恐不可靠（陈华昌《曹操与道教及其仙游诗研究》一书有考辨，可参）。曹操的家庭出身，加上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使他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束缚，他重视实效，崇尚刑名之学，在日常生活中也简易随便。《三国志 武帝本纪》云：“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世说新语》引云：“曹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云：‘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陈琳文中曾说他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剽狡锋协。”从个性来看，他的特点可说是生性机警，简易通脱。而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不固执，个性与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当然也影响并体现于其文学创作。
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学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表现在：（1）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与他的汲引罗纳有很大关系。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他将他们吸纳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如徐干、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瑒、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邺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创作局面的形成，曹操实有力焉。（2）他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如陈琳草具书檄，深得他赏识，“数加厚赐”，阮瑀受命作书与韩遂，亦受到表彰。（3）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兴盛。《文心雕龙 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 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而且他常常兴之所至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从而形成了当时集体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此，没有曹操，就难以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局面。
曹操的文学创作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歌今存有20余首，数量不算多，但成就却很突出。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
纪事类诗歌对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的反映，如《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等。其中《蒿里行》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述志诗有的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度关山》、《对酒》为代表。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囹囿空虚，冬节不断人。”还有的则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游仙诗则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咏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等。
在艺术上，曹操的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曹操现存的二十五首诗歌全是乐府诗，这些诗歌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以及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是他又对汉乐府民歌进行大胆的革新，因而富有创造性，这种革新，表现在一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眼界较狭小，对重大事件较少涉及，而他则在乐府诗创作中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这就对民歌的传统有所突破。二是他虽沿用乐府古题，却又是以古题写时事，可谓是袭古题而不袭古意。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这是古辞内容，而曹操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时，又加进了求贤才的内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崔豹《古今注》云：“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灭也。亦谓人死魂归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但曹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运用汉乐府这一形式时，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朱乾《乐府正义说：“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方东树也说他是“用乐府题目作作诗。”而这正是他对乐府的一大贡献。
第二，他的诗在风格上以慷慨悲凉为基调，语言上极为本色。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弊，满目苍瘐，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蒿目时艰，故其抒发情感往往慷慨悲凉，这也成为他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而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又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而是喜从大处着笔，厚重古朴，真实直率地坦露自己的胸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故钟嵘评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云其：“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陈祚明云其“跌宕悲凉，独臻超绝。”
第三，在体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开建安文人五言诗之风气者，就四言而言，他则《诗经》之后复兴四言的大家。这是因为《诗经》之后，文人的四言诗很少出色者，他不是机械的摹拟《诗经》，而是在内容与情调、句法、词法均有创新，从而使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大放异彩。
除诗歌外，曹操的散文也颇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文风的特点是清峻与通脱，也即是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言辞锋利，用极简洁的形式与朴素的文笔，坦露自己的心境。最著名的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尉侨玄文》、《遗令》等。
（二）曹丕
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其兄曹昂早死，故其后来得以继承曹操的爵位。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二十五年代汉自立，曹丕在政治上无曹操之雄才大略，但他羡慕汉文帝的无而治，即位后也有一些开明的政策，表明他力求做一个明君。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是曹操之后建文坛的又一领袖。他的文学创作今存辞赋或全或残约30篇，诗歌据钟嵘《诗品》，说原有百余首，现存约四十首，另《典论》一书，今存二篇。
曹丕的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三类，一曰公宴诗，这类诗大多写游赏宴欢之乐，模写山水，往往与诸子同题共作。二曰抒情言志之作，三曰写男女爱情及游思妇题材。其中以第三个方面写得最好，也最有特色。其次，他的诗在体裁上比较多样，四、五、六、七言，杂言均有创作。第三，在风格上，曹丕的诗歌更多地具有清新流丽、细腻缠绵的特点，这一点与曹操的古直苍凉不同。所以清人沈德潜说他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鹄南翔。含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佗方？贱妾梵梵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何梁。
这首诗的意义在于，一是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创作的七言诗。七言诗的形式，在曹丕之前，只有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但《四愁诗》每句中间加有一“兮”字，而曹丕此诗则完整的七言句式，因而他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尽管它还是句句押韵，音节不免单调，但却直接为后来七言诗的成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第二，这首诗情致凄婉动人，语言浅显清丽，音切和谐流畅，很能体现曹丕诗的艺术风格。作者将思妇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上来描写，即景抒情，即委婉细腻，又凄恻感人。开头三句写秋景，以燕雁尚知时令以兴起女子对远行丈夫的怀念。“慊慊”二句揣度对方远游也必定思念故乡。“贱妾”以下五句写女子百无聊赖的思念情状。最后四句补写夜景，末二句感慨牵牛、织女隔河遥望，为他们无辜被隔离而叹息。这样景情结合，非常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相思别离的幽怨之情。全诗语言上平易清新，颇有个性特色。
曹丕的散文中，《与吴质书》与《又与吴质书》是两篇极富感情色彩的书信体散文，前者云：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顿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象这样叙述友情，悲伤亡友的文字，其情之浓郁感人，确是极为少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文人间的书信，愈来愈普遍的以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以增强文学色彩，曹丕可说是开风气者。
（三）曹植
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池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三、“建安七子”与蔡琰
建安时期在诗创作上影响最大的除“三曹”外，就是“建安七子”与女作家蔡琰。
（一）“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 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从此，建安七子的名号便确立下来。
“七子名号”的远源为孔门四科的区分（《论语 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班固据此意作《九等人表》），近因则与汉末的人物品评有关。汉末朝野清流为反抗宦官执政，互相褒题。形成一种清议的力量。如当时窦武等三人称“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等八人称为“八俊”，言人之英也。郭泰等八人称“八顾”，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等八人称“八及”，言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等八人称“八厨”，言能财物救人者也。此外荀淑八人时人谓之“八龙”，周泽、孙堪二人称为“二樨”；贾彪兄弟三人称“三虎”，许邵许靖称为“二龙”等。曹丕论七子，实则受此风的影响。
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七子”中，孔融年最长。黄巾起义时作北海相，后为袁谭所攻，奔山东。献帝都许昌，任少府。孔融为人机辨，又自恃高门，对曹操多所讥讽，政治上专与曹操捣乱，最后被曹操以“乱伦败德”的罪名而杀害。其诗有《六言诗》、《杂诗》、《临终诗》，其中最感人者为《杂诗》其二（《远送新行客》）。其散文成就突出，虽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有骈俪成分，但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曹丕评其文“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明张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都指出了他的这一特点。代表作为《论盛孝章书》和《荐称衡表》。尤其前者，可谓是“飞辨骋辞，溢气坌涌。”
王粲，字仲宜。“七子”中成就最突出，刘勰《文心雕龙 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曾祖王龚，祖王畅，皆汉三公。父王谦为何进长史。粲以西京扰乱，避难荆州依刘表，未得重用。曹操南征，粲劝琮降，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粲少有才名，见蔡邕于长安，邕倒屐相迎，谓客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又强记。与人共行，读道旁碑，人问曰：卿能闇诵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便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善著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能诗能赋，诗以《七哀诗》最有名，其一犹出色，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的深重灾难和凄凉景象，触目惊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曰：“乱世之苦，言之真切。”感物兴怀，忧世悲已，是其诗特点。钟嵘《诗品》：“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植）刘（桢）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而有余。”赋以《登楼赋》最著名，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将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的铺陈堆砌之习，显示了抒情小赋艺术上的成熟。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初为何进主薄，进被杀，奔冀州，袁绍命典文章。袁氏败，归曹。在袁幕为表作讨曹檄文，袁氏败，琳归曹。曹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其父祖耶？”琳谢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曹爱其才不咎，遂任司空事祭酒等。其诗今存不多，以《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所长在书檄，《移豫州檄》为代表。
阮瑀，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有《七哀》、《咏史》、《驾出北郭门行》。《咏史》歌颂三良、荆轲等封建忠臣义士，是陶渊明此类作品之先导。《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孤儿倍受后母虐待，而其父却无法得知，只得逃到母亲坟头痛哭，具有社会批判意义。
徐干，字伟长。七子中他是一位学者，从事著述，著有《中论》一书。他少有才气而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唯读书著文以自娱。曹丕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诗有《室思》、《情诗》、《为挽船士志新娶妻别》等，多写妇女的苦闷，而《室思》最有名。
刘桢，字公干，父刘梁为汉宗室，曾为野王令，为一正立。桢性倔强。曹丕举行宴会，命甄夫人出拜，众皆伏首，桢独平视。操闻直大怒，减死输作。作品多朋友同僚赠答及歌咏友情之作。七子中，他的成就也很突出。钟嵘称他诗云：“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侉俗。……陈思之下，桢称独步。”《赠从弟》为代表作。
应瑒，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祖应奉为著名儒者，人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伯父为汉末名儒泰山太守应劭。应瑒诗多公宴、斗鸡应酬之作。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事迹见《后汉书 列女传》。她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却遭遇不幸。《后汉书》本传云：“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这种文化教养以及不幸的遭遇，使她写下了汉末杰出的诗篇《悲愤诗》。
蔡琰诗现存共三篇，即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由于蔡琰生平历记载不详，这三篇作品的真伪后世有不同看法。
一是关于《悲愤诗》（五言、骚体），最早怀疑非蔡琰作者是苏轼，认为是魏晋人伪造（见《东坡题跋》卷二）。此后形成主真、主伪两派。现代人中，郑振铎先生以为骚体为蔡琰所作，五言为伪。余冠英先生则相反。张长弓则认为两首均系后世伪托，卞孝萱、蔡义江又补充材料证成其说。刘文忠先生则认为两首均为蔡琰所作。
以上观点分别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收入作者《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张长弓《蔡琰〈悲愤诗〉辨》（《东方杂志》41卷7号），刘文忠《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及写作年代新考》（《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齐鲁出版社1986年）。
二是关于《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创作历史剧《蔡文姬》，并发表《谈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认为此作为蔡琰作品，遂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大致亦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派。这些争论文章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可参阅。
现在一般的看法，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作，其余二篇的可靠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全诗长达五百四十字。象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前此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全诗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在艺术上，它以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具体的细节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使人如亲临其境，如闻其声。它以叙事为主，又结合抒情，开首从大局写起，概括有度，简炼切要。以下转写自身，脉络清晰，布置得当，详略有错，轻重适宜，又并不一味直赋其事，而间用比兴。因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后来杜甫的《北征》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
四、正始文学
（一）正始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
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晋立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是：
在整体风貌上，建安文学中那种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以及浓烈的忧生之嗟成为作品的主调。在艺术上，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进一步文人化。在风格上，正始诗人创造了曲折隐晦、清隽艰深的风格，并开创了把多首托喻寄兴的诗歌集合成五古咏怀组诗的体例。而这种以组诗的形式发感慨、寄情怀、写理想的方式，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文人往往将托喻寄兴的五言古诗集合成组，来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感怀。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文学风尚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影响最著者，则是不时政局的变动以及玄学思潮的影响。
公元239年（明帝景初三年）明帝死，临终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曹芳即帝位，但是不久曹爽与司马懿围绕权力之争而矛盾激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权力之争几乎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未见分晓时，身处这一政治背景下的诗人便深感苦闷。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扫祭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诛杀了曹爽，而在此前，由于不少名士曾依附曹魏，于是曹爽被诛杀后，这批依附者如何晏、邓飏、丁谧等亦遭杀害，史称当时“天下名士去其大半”。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掌权，又相继杀害了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这一系列的杀戮，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高压的局面，文人便普遍地感受到了政治上幻灭感与危机感，因此，他们在写作诗文时，便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不敢在作品中公开论及时政，只能以曲折隐晦的形式，抒写自己的忧愤，这自然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乐观进取形成了反差。
除了时局政治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也对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但谈玄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则是正始年间出现的。正始初期，当时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邓飏周围聚集着一批谈玄的士人，也即正始名士。至正始中期以后，则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另一谈玄群体。玄学在内容上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而老庄思想常常表现出对世俗社会、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蔑视，因此受其影响，这时期在文人人生态度也就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他们人生取向上，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玄学在对士人的人生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自然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盛谈老庄玄理，使得他们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诗歌境界的追求，正始诗歌中的这类诗歌境界，显然是与此有关的。另一方面，谈玄需“校练名理”，通晓抽象理论的思辩，这也就不能不影响到诗歌的哲理成分，正始诗歌在抒情性加强的同时，又大都增添了一些理性的色彩，其原因即在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正始文学风貌的形成，政治的因素与玄学的影响，可以说是纠葛在一起的。他们共同的作用，促成了正始文学特征的形成。
（二）阮籍与嵇康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