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不能局限在狭小的专业领域，更应肩负起社会责任和使命 |
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科学大师”殊荣？薛定谔就是这样的人。他走出
物理学的圈子，思考科学
哲学问题，以古老的古希腊哲学为切入点，追溯现代科学的本源。薛定谔从研究物理学现象和本质，到探讨科学研究的价值、人文主义精神，以及现代科学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影响等等，这些科学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一位丰富而深邃的科学大师的“庐山真面目”。
科学家，在英文里是scientist。在国外，只要从事science（科学）的人，都可以叫scientist。在我国，似乎贡献特别突出的、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有资格被称为科学家，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一般只能叫科技工作者。进一步思考，我们的科学家之中，又有哪些可以称得上是大师呢？大师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呼唤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我们的科学家与国际上的科学家，乃至他国之科学大师又有何距离呢？
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学物理时就听说过他。他把物质波表示成
数学形式，建立了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后人，以其名命名为薛定谔方程。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将Erwin Schr dinger（1887~1961）的中文译名翻译为“薛定谔”，使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名字就感到十分亲切。正因为量子力学的波动理论，薛定谔当之无愧地荣膺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毫无疑问，薛定谔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不仅提出了波动理论，还在物理学诸多方面造诣颇深。他23岁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从事了有关热学的统计理论问题，写出了有关气体和反应
动力学、振动、点阵振动（及其对内能的贡献）的热力学以及统计等方面的
论文。他26岁与人合作，写出了大气中镭含量测定的实验物理学
论文。不惑之年，他发表了4篇
论文，提出“量子化就是本征值问题”，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波动力学理论。
到此为止，物理学大师的桂冠已经属于薛定谔了。可是，他的兴趣还不满足于纯粹的物理学。薛定谔不仅在年轻的时候研究过色觉理论，他对有关红绿色盲和蓝黄色盲频率之间的关系的解释甚至为生理学家们所接受，而且在他57岁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这是一位物理学家，从物理学的角度对生物学的思考。薛定谔的伟大在于他的前瞻性，他自己都说：“这样的综合是有风险的，但在学科越来越专门化的今天，必须要有人冒着风险，来把已知的知识综合成为一个统一体。”薛定谔深远的洞见与天才的预测，促使许多富有创造力的头脑被遗传机制和生命本质的奥秘所吸引，从而投身其中，两位DNA 之父（Francis H. C. Crick &James D. Watson）对生物学最初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薛定谔的小册子。薛定谔无疑成为了充满浪漫色彩的分子生物学革命的先驱。
当我几年前，读到译介来的《生命是什么》一书时，已经被薛定谔的科学魅力所感染。我把博学、触类旁通、交叉研究、整合思考……这些词汇与薛定谔联系起来。可是，今天，当我拿到薛先生的另外一本小册子的时候，我不禁发出感慨，薛定谔真乃一代科学大师、科学巨匠也！
1948年，薛定谔已经61周岁了。他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UCD）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作了系列讲座，名为“自然与希腊”（Nature and the Greeks）。1950年，他再次登上UCD的讲坛，开“科学与人文”（Science and Humanism）讲座。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小册子。
薛定谔从物理学大师走向科学大师，这两个系列演讲和成形的两本小册的图书出版无疑是标志性事件。他走出物理学的圈子，思考科学哲学问题，以古老的古希腊哲学为切入点，追溯现代科学的本源。薛定谔从研究物理学现象和本质，到探讨科学研究的价值、人文主义精神，以及现代科学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影响等等，这些科学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一位丰富而深邃的科学大师的“庐山真面目”。
薛定谔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与他从小受到的熏陶以及自身对世界方方面面的兴趣爱好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身为奥地利人，却有英国血统。他不仅精通德语和英语，还谙熟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他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对古希腊哲学着迷，还比较深入地研究过斯宾诺莎、叔本华、马赫、西蒙、阿芬那留斯等人的哲学著作。令人惊讶的是，薛定谔还将《荷马史诗》译成英文，将法国人的诗译成德文。他在1949年出版了一本个人诗集。他爱好绘图和
雕塑，对戏剧情有独钟。而且，他热爱大自然，爱好
体育运动，喜欢徒步旅行和登山……不要说国内的科技工作者或科学家了，即使欧美
国家的科学家，能够像薛定谔这样的通才也是极其稀有的。
一个人到了耳顺之年，思想已经相当成熟。薛定谔思考科学的本源和价值这一命题，也是顺理成章，而且似乎不可避免地来到了古希腊哲学的面前。他回顾了2000多年的思想史，认为科学的建立，正是基于古希腊自然哲学所提出的两个基本点：其一是相信世界是可知的、可最终被理解的；其二是将主体置于观察者的孤立地位而将世界“客体化”。他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出那个时代的潮流应该是回归古希腊的。薛定谔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正体现在这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基础科学面临着危机。人们困惑于科学价值问题，基础研究也因为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而变得萎靡不振。薛定谔呼唤的是人们的认知和情感状态离不开“自然与希腊”，解决基础科学的危机也需要希腊自然哲学的回归。这是时代的呐喊。而现代科学也必将需要人文主义精神的武装。现在，“人文精神”我们提得很多了，薛定谔批判的是过于专业化的状态，呼吁不要仅仅看到科学的实用功能，让人们放眼未来，看到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所承载的不可估量的价值。人文精神，来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它所强调的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张扬人的理性、主张灵肉和谐、追求真善美……这些也一直是我国科学界在呼唤和亟待需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阅读薛定谔的两本小册子，感受着大师对科学精神的呼唤和启迪后人的使命感。我想，正是自然、希腊、人文主义赋予了薛定谔以智慧，他必定是一位值得世人尊敬和推崇的知行统一的布道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需要的，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科学家，他们不能局限在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域，而更应肩负起社会责任和使命；不仅将科学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还应珍视科学所包含的哲学意义，思想、教育和文化功能，以及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
可喜的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是英文原版，并有中文的简单评注。经典原著更有必要阅读原文，以观原貌，薛定谔丰富的思想正是在优美的语言中得到提炼和升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