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列宁格勒市有很多公共图书馆，供大学生备课，学习。但是有一个图书馆必须是硕士研究生有论文发表后才能获得出入证。因为安尼奇可夫教授的支持我破格获得了出入证。这个图书馆一进去就可以不出来，因为设有小卖部，但是最主要的是，有各种语种的工作人员，随时为读者免费将外语翻成俄文。每张桌子上有台灯供阅读。我学生时代获得的出入证一直保留着。
文革期间红卫兵焚烧一切“修”字号的东西，没有找到我这张出入证。1989年我去布拉格开学术会议，计划回程途径列宁格勒，曾专门去拜访这个图书馆。我出示29年前的红色出入证，门卫感到新奇。我向他说明了原由并且表示，我要到办公室换成新的出入证。我到了办公室，她们对我热烈欢迎，马上换了一个新的出入证。当时没有把29年前那个想到留下做纪念，就把原来的那个给了她们。新出入证至今带在我身边，以备重返故地时用。
这个图书馆以萨尔德可夫谢德林纳学者命名。它在涅夫斯基大街一侧，面对普希金剧院，又和列宁格勒交响乐团表演大厅毗邻。4年级后我买了年票每周去交响乐厅听古典音乐。每周收到一张名片通知本周的节目，每次历时45分钟。我常常是在图书馆呆到交响乐队演奏前出图书馆，步行只要几分钟。听完又回到图书馆关门前离开。乘14路电车回学校。这不仅使我享受了音乐的乐趣，也使我紧张的学习生活得到调整，恢复疲劳。
（17） 绚丽多姿的俄罗斯文化艺术
享受到了绚丽多姿俄罗斯文化艺术的熏陶
俄罗斯精湛的文化艺术举世皆知。列宁格勒是俄罗斯文化艺术的摇篮。我有幸在这里生活学习了七年。名胜古迹，歌舞剧院，话剧院，甚至有线广播节目里都充满了文化艺术，比如每天广播节目里有古典音乐欣赏，诗歌朗诵欣赏，大文豪杰作连续广播，民间音乐欣赏等不胜枚举。
列宁格勒歌舞剧院每天都有节目演出。每逢世界名品佳作由著名演员主演，歌剧如卡门，蝴蝶夫人，阿伊达，奥涅金，柴可夫斯基的著名芭蕾舞如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我和珍妮娅都买一张20卢布的后排低廉票，要靠近正中的坐位，带上望远镜观看。我很少看电影，三年级后每周必有一次45分钟的交响乐欣赏。那就是前面谈的从图书馆步行几分钟就到达列宁格勒交响乐团。真正达到了学习中间休息的效果。
冬宫博物馆的藏画是世界手屈一指的。我喜欢油画但是知道甚少。所以冬宫举办的免费业余油画欣赏学习班，我没有报名参加。但是冬宫的藏画我反复通览过，以开眼界。我的捷克好友则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掌握了系统的油画欣赏知识。所以她在布拉格为我讲解捷克国家博物馆藏画时，俨然是一个职业油画欣赏家。我特别喜欢风景画，俄罗斯列宾和施世金的大自然油画，艾依佐夫斯基的九级浪，回国前曾买了复制品， 自然都在文革期间化为灰烬。
列宁格勒无处不是古迹，每到一处都有人给你讲解来龙去脉。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做出了贡献的各行各业人才的尊重，体现了列宁格勒是一个文明城市。人们在街上，公共交通工具上人们说话低声细语，在地铁车厢内吃冰激淋被看成是无教养，不文明的行为。1990年我重返这座美丽的古都时曾想，当年每天走一处，一年也走不完。其中最著名的是青铜骑士，是彼得大帝的塑像，一匹骏马脚下踩着一条毒蛇，象征着彼得大帝藐视一切敢于入侵的敌人。我曾多次在塑像前留影。城内的夏宫幽静，人行道两旁的巨幅雕塑或半身雕塑神采各异。卫星城星罗棋布在列宁格勒市四周，电气火车均可直达。地铁可以直达波罗地海滨，上面提到的普希金城曾是普希金当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我的很多周末曾在那里度过。这里风景优美，宁静，有假山，小岛，有水，有亭子。交通又方便，每15分钟一趟的电气火车。其他如罗曼罗索夫，巴甫洛夫斯克也交通方便，距市区较远，面积更大，一天走不完。
除了城内夏宫外，城外还有一个夏宫，其实叫它喷泉宫更为恰当。那里坎上坎下金雕的各种人物，安琪儿，动物，发射出不同花样的喷泉。一到那里使你眼花缭乱，不知道看那一个。从最高处引出一条渠水直接流入波罗地海，水渠两旁喷泉林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1987年访问法国期间曾特地参观了凡尔赛宫，与列宁格勒夏宫相比，大为逊色。喷泉的数目和造型少得多，而且没有水渠流入大海，只是前面一片汪洋。
1990年一位苏联同学曾特地陪我去夏宫，参观1965年新开辟的一个博物馆，展示了彼得大帝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赶到喷泉宫时参观卷已经售完。苏联同学说明了我的来历，管理人员给了我免费贵宾参观卷，为了感谢工作人员对我的特殊接待，我和她们摄影留念并把照片寄给了她们。这座新开放的博物馆富丽堂皇，全金的交椅，有那个时期许多国家的珍品。其中包括中国的玉器和丝绸织品。进入前必须套上一双细软的鞋子，以保护精制的地板。学生时代几乎每个夏天到此一游。那时乘坐电气火车。这次我们从涅瓦河畔乘坐汽轮，饱览了涅瓦河两岸迷人的秋色，好像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我1953年是两口箱子的衣服鞋袜和字典，民生墨水一大瓶，因为刘少奇告诉我们苏联的墨水要把钢笔搞坏，建议我们带墨水。我一年用一小瓶，7年刚刚用完。所以文革批判我喝洋墨水，我否认，我说我喝的民生墨水。
1960年回国时衣服基本已经磨损不堪。我的两口箱子一箱装的是破旧衣服和资料，另一个箱子装的是密纹唱片。大量的书籍是用木头箱子装的。密纹唱片是我7年精心积攒的，收集的。所有的音乐大师的杰作，包括贝多芬的9个交响乐，莫扎特的许多作品，柴可夫斯基的6个交响乐。俄罗斯自格林卡以来的许多作曲家。许多歌剧如卡门。蝴蝶夫人，阿伊塔等，名歌唱家的演出，包括花腔女高音，保尔，罗伯迅男低音。总之，都是我最喜爱的世界音乐精品。按1960年密纹唱片的价钱，我收藏的唱片价值5000元人民币以上，那时我的月薪为62元。文革期间以苗永昌为首的红卫兵说它们是靡靡之音，全部给砸碎了。
巧遇德国留学生
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两个卖密纹唱片的商店。那里的售货员对我已很熟悉，每次去能遇到喜欢的就买。常常是向他们预定我决心收集的作品。她们总是把我预定的放在货架的顶上，看见我进门马上取下来。
一次我付款后，一边感谢她们一边把唱片放入书包。背后一个大约20来岁略带德语口音的男士问我，你是从中亚哪个加盟共和国来的？我回答说，我是中国人。他颇为惊愕说，你的俄语很好，没有外国口音。他又问，你喜欢古典音乐吗？我说，非常喜欢。售货员说，她是我们的熟雇客。这个德国人告诉我涅夫斯基大街上还有一家唱片店，我愿带你去。我说，我刚从那里过来。他说，他在列宁格勒铁道学院上学，他曾邀请中国同学去他宿舍听古典音乐，都不愿意去。我说，中国音乐和西方完全不同，他们不习惯。他问，那你为什么喜欢古典音乐呢？我说，我从小基本没有听过西方音乐，只是中学时音乐老师举办了几次音乐欣赏，不知为什么，一接触就喜欢。他像遇到知己似的和我有说不完的话。
我看看手表，应该回家了。我向售货员和他告别。他居然送我至涅夫斯基大街14路电车的车站。我上电车前他急急忙忙写了他在学校的宿舍号码，邀请我去做客。我哪有时间去串门？从未去过。
第一次生产实习
1958年夏天四年级结束后，全年级同学暑假都要到医院实习内外科，因为学生来自各个加盟共和国，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实习医院， 可以回家在就近的医院实习，也可以到其它地方实习，但是必须先向教务处申报去处，开学后带回医院的评价送到教务处备案。一些同学约我一道回老家实习。最后我决定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正中的一座古城叫罗夫格勒去实习。
听说那里有很多古迹，是以往贵族聚居的地方。医院级别相当于省级。每人带上生活用品，集合时发现到这个医院实习的10人来自三个大班，女生占多数。其中有些人我过去不熟悉，彼此认识后一起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大约6个小时就到达罗夫格勒。学校事先和当地医院已经联系好了，女生住在两个房间。过去我在学校住小间，我个人吃饭，这次可要和苏联同学实现“四同”， 同吃同住同实习和同游玩。
按照苏联同学习惯一间宿舍合伙吃早饭和晚饭，中饭在食堂吃，以节省时间。这次也一样按姓氏字母排班值日，因为人数不多两间宿舍的人一起吃饭，值日生负责购买食品和准备膳食。到苏联几年了，我很少喝牛奶，这次不得不每天喝牛奶，才发现牛奶很可口。从此我喝起牛奶来。如果从一到苏联就喝牛奶，说不定身体会更好。
至今记得实习期间几件事，一是派我乘飞机去接一个急救病人，听说他患有心脏病。我不愿意去，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怕在飞机上自己晕倒了，心脏病人死在我手上责任重大。可见当时苏联已经做到用飞机运载离医院遥远的病人。另外一件事是和一位妇产科主任做子宫全切，手术未完自己晕倒，而高龄的妇产科主任若无其事。我知道不是劳累了，而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创面，思想过度紧张之故。第一次外科实习是清理创口，当我看见病人腿上血淋淋的伤口就全身打冷战，那里敢去洗刷。于是我决定今后绝不做外科医生，在我印象中我只参与了阑尾切除手术。
那时是六天工作。但是实习生不存在周末，只要排到值班，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都要上班。尽管如此总还是有休息的时间。记得我们几乎走遍了这座古城，在很多遗迹照相留念。可惜这些照片没有带到身边。
后来读到拉赫漫宁洛夫传记才知道，罗夫格勒是这位杰出的钢琴家兼作曲家的故乡。可惜当年不知道，否则一定要找到和这位音乐家生活相关的痕迹。拉赫漫宁洛夫之所以在苏维埃时期不受重视，因为他在十月革命后就被迫出走，到美国定居。我很喜欢他的一些作品，更喜欢听他的钢琴演奏。
普希金城第二次生产实习
1959年夏天第二次生产实习。因为我集中一周考试完毕后已经开始学法语，并和吉塔，雅可夫列夫娜谈好，暑假期间每周要上三次课，每次两小时。为此我选择了卫星城普希金医院，其级别低于省级，但是每天可以乘地铁到郊区火车站转乘电气火车到达，单程一共要45分钟左右。这次实习主要是内科，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基本上倾向于做科研工作， 所以我把攻克外语放在重要的位置。
（18） 学习结业
毕业典礼
1960年6月23日举行了毕业典礼。教务长站在台上每念一个优等学生名字，这个优等生就到主席台上由校长亲自授以紫红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上面印有优等生字样。因为当时没有想到作记录，具体人数记不清楚，只记得全年级600多人中大约30多人在六年中每门功课都获5分，中国同学除一人外都是优等生。我是其中的一个。非优等生的毕业证书是深蓝色封皮，自己到教务处领取。苏联老师考虑周到，怕唯一的一个不是优等生的中国学生难堪，头一天让她去教务处领取了。
毕业典礼后有文艺晚会。我当时没有心思参加，因为面临回国，前途莫测。苏联同学一一和我告别，祝愿我美好的未来。我心里想，我的前途会美好吗？ 还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将受到甚麽样的对待。我最好的几个朋友如白俄罗斯人瓦莉娅。贺罗尼科和俄罗斯人茹妮娅。科尔尼申科娃等约定明天到学校和我见面。我猜测们要送我礼物留念。
偷偷添置了被套
五弟和我通信最多，母亲和五弟在信中从没有谈过国内生活情况，国内实行了布票和粮票多年，我1957年回国五弟带我到王府井买衣服就曾用过布票，我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也算走运，回国前半年一次五弟信中提到一句，床单被里要求的布票需要积攒几年。我才觉得要做两床套被，但是不能让程在玉等人知道。
我和好友瓦莉亚到涅夫斯基大街布店，她说，要买乌兹别克出产的棉布，那里是长日照，棉花纤维特别好。于是我买了做两床被套的布料，请瓦莉娅找人给我打成被套。一床是白色厚布料，另一床是红黑色小花相间的，简直薄得象纸一样，确实柔软，经久耐用。我靠它们生活了至少20年，至今舍不得丢掉红黑色花那床的碎片。总觉得看到它就勾引出愉快的回忆。
因为周末我有时在瓦莉娅和珍妮娅家做客，太晚了就过夜，瓦莉娅、珍妮娅的妈妈总给我换上干净的卧具，第二天清早我下床，她们就取下来放入洗衣机洗了。所以我才知道有被套。过去在国内上大学，洗被单先要折线然后要用针订，是一大苦差事。当时的标准，有两套换洗就是不错了，没有想过多做几床。加以那时还有畏惧，是偷偷摸摸地做的，怕其他同学知道，尤其怕程在玉。因为整整7年已经习惯于用提供的卧具，压根没有想到买床单， 枕头套等。
苏联朋友赠送礼物
提起留念礼物，我多次告诉她们，我领情，最好不要让我带任何礼物回中国，以免引起麻烦，尤其是不能带具有资产阶级味道的东西，我回去的第一件事是到农村插队劳动。珍妮娅的母亲最初要送我一枚金戒指，因为当时苏联已经流行戴戒指了。她说，她母亲希望我每天都感到我和她们在一起。我听了吓坏了。我说，如果我戴上这枚戒指，我会被当成资产阶级批判，而且被下放到农村。她想了很多方案我都认为行不通，最后她决定买一个价值100卢布的台灯，她说我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我坐在台灯旁就等于坐在她们身旁。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但是我如何带回去？这个台灯既雅致又有点豪华，灯罩是由浅黄色的很薄的玻砖样材料做成，灯座是镀克络米的金属。如果托运，灯罩很容易打碎。随身携带会被人看见，这个有点洋气的台灯必然会引起一场风波，给我招致麻烦。因为盛情难却，我决定孤注一掷，冒风险托运回去。我用软的内衣把灯罩空间填满，外面又包上很厚的软布。把它放在衣服中间，四面八方都固定好一点不移动。很幸运这个台灯的灯罩不仅经历了这次从列宁格勒到北京的长途跋涉，而且在我一生中随后的多次流离变迁的托运中都幸存下来。
白俄罗斯好友瓦莉娅送我的是一个永久使用的金属制的日历，上面是青铜骑士，即彼得大帝骑在一匹骏马上，马的脚下踩着一条蛇的图案。这两件礼物成了我写字台上的主要文房四宝，伴随我至今。
玛丽娅，阿亚历山大列夫娜送给我俄罗斯博物馆和冬宫博物馆的全套油画的画册。其他同学送我的有苏联几个大博物馆的藏画副本，具有俄罗斯风格的东西，诸如用木头雕的木偶，一个比一个大，全装在最后那个最大的木偶内。早在我的一次生日全班同学集体送给我一个电唱机，因为她们知道我有很多唱片，而我们中国学生又不准买这类电器。许多其他临别的礼物就不一一列出了。
我在索契疗养期间认识的另一个瓦莉娅。她的家姓叫安德列耶娃，送给我的是俄罗斯作曲家的密纹唱片。她看了我的全部密纹唱片的目录，发现我还缺少一些特别具有俄罗斯风格的作品，如格林卡，穆索尔斯基，拉赫曼宁洛夫，普罗科夫耶夫，鲍罗廷等人的作品，她说在我的收藏中应属必有的唱片，此外一套普希金选集。
我的法文老师吉塔，雅可夫列夫娜把她年轻时用的全部项链送给我。我不好拒绝，因为她没有子女，我当时想，我必须把它们藏起来以免招致麻烦。她对我说，凡是我工作中要看的法文文献，就把杂志和文章题目寄给她，她会翻译好寄给我。我说，我自己先翻译，寄给你改。此外，她决定明年同她丈夫一道到中国看我，因为她丈夫是一个水电工程师，他们单位协助三门峡水电站修建，他已被指派明年到中国工作。我说我还不知道回中国后分配到甚麽地方工作，她说，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要去看你。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口大木箱，是学校后勤部门让我们自己到仓库里选的。我的木箱内装的是全部用过的教科书和从一年级起的笔记本，还有一些新书和资料，以备回国后作科研时参考。此外就是我三年时学过一段时间小提琴，为此我买了苏联小提琴。我把琴弦放松了一点，把琴放在书中间，也尽量固定好。两个帆布箱子，一个是装的穿了7年的旧衣服，另一个是在7年中收集的密纹唱片。学校派车把每个人的木箱送到火车站托运。两个帆布箱自己随身带上火车。
木箱托运后，随身行李打包后，外地的同学都走完了。我和几个列宁格勒的同学决定再在城内走一圈，照相留念。我请了顾祖维作我们的照相师。我们从聂夫斯基大街上的书店起，到市内的夏宫，
（19） 和苏联朋友告别
告别宴
大约是7月中旬，我们必须离开苏联。离开列宁格勒那天我的时间很紧，我们的火车是傍晚时开车。瓦莉娅一家和珍妮娅父母都要为我举行告别宴，但是我不能分身，最后决定，到瓦莉娅家早餐，到珍妮娅家午餐，然后瓦莉娅送我上火车，她自己立即赶火车到莫斯科郊外老家，凌晨到附近车站和我最后一次再见面。因为那时以为这是最后见面的机会了。
我赶到瓦莉娅，安得列耶娃家早餐时，她，妹妹安娜和她母亲已经等着我。早点非常丰富，全是她母亲亲手做的各种食品，包括自己作的果酱，还有我最喜欢的其它乳制品。她们要按照俄罗斯习惯，我临走前全体要坐在床边上一阵，然后一一拥抱亲吻，祝愿。
早餐后我还有一些活动，直到吃饭前赶到珍妮娅家。已经摆满了一桌俄罗斯美味佳肴。其中除了我经常赞不绝口的菜肴外，还特地做了一道俄罗斯人和亲友告别的传统菜。饭还没有吃完， 她们知道我是不喝葡萄酒的，但是告别必须要祝愿，和往常一样，她们喝葡萄酒我用茶代替。她们祝我一路平安，希望我工作满意，要我问候我母亲和我的兄弟。她妈妈说，她要准备钱让珍妮娅明年到中国看你。
最后一道是喝咖啡。喝完咖啡，她母亲从桌子上取了一个干净咖啡杯子，用纸包好，又从碗橱里取出那个红柿子椒形状的小缸，这个小缸我曾多次表示很喜欢，并说过用来装辣椒油最好，她也用纸包好。一边找我的手提包，一边说，每当我们过节日，有集会我们喝咖啡时，因为桌子上少了一个杯子我们就设想这个时候你在中国也同我们一样在喝咖啡。你爱吃辣椒，这个小缸就天天在你饭桌上。珍妮娅突热想起了甚麽事，她跑到她房间里取出那个雕刻的淡紫红色玻璃花瓶，也包起来，一边往我提包里放，一边说，我昨晚就叮咛自己不要忘了送你这个花瓶。因为我也曾说过我喜欢这个花瓶。我知道她们的规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拒绝，就会使她们大大扫兴。我说，看来我要把你们家搬回中国了。她妈妈说，我恨不得把你喜欢的所有东西都给你带回去，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等珍妮娅去中国时再给你带去。你走后我每次想到一件就记下来。在苏联这几年，她对我真像对她亲生女儿一样慈爱。
珍妮娅妈妈突然说，现在是草莓上市的时候了，她母亲叫她父亲到农民集市去买草莓。因为列城气温低，通常要7月底才有草莓，但是他居然找到了赶早市的草莓。因为电车很方便，一会儿就买回来了一大包又红又大又新鲜的草莓。我感到她似乎不知如何表达对我的爱。
最后一道临别仪式是所有的人坐下来，静坐大约半分钟，表示一路平安。
时间已经很紧了，瓦莉娅怕我赶不上火车，她到珍妮娅家来接我，催我赶快走。她提起我的提包，我们一起下楼。到了街上，想赶出租车，但是没有时间等车了，只好飞跑，快到火车站时，我们简直是在往来的小车间穿行，几乎忘了危险。当我跑到站台时，月台上已经没有一个中国人。程在玉站在车厢门口看上去很焦急，当他看到我时，对我吼叫：火车都快开了，你才赶来，火车开走了，看你怎麽办！我没有说一句话，从瓦莉娅手上夺过提包，转过身站在车厢门口向她招手告别。她给我一个飞吻，大声提醒我，我马上也去赶火车，明天清早我们将在莫斯科下面的一个车站月台上再见面。
我们这次乘的不是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直达特快车－黑剑，而是包了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普通客车的几个车厢。在莫斯科没有出站，行李提下来后又提到从莫斯科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普通列车。等我上车后才意识到瓦莉娅可能要扑空，因为我没有告诉她我的车次。我很后悔，但是没法通知她。于是我认为我和她不能在那个火车站相见了，我也就没有在上车后查核到达那个车站的时间。
瓦莉娅到火车站送鲜花
我们在火车上过了一夜，次日早饭时一个火车女服务员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束鲜花，说凌晨五点火车到达莫斯科下面那个站时，我的朋友敲了车厢门，要求见我，因为大家都在睡觉，服务员又不知道我在哪个车厢，找了一阵，火车快开了，我的朋友只好把花留下。我拿着这束鲜花发呆了，从索契疗养院认识后，回到列宁格勒这几年，特别是 1959年我生病住院期间她对我的关怀和照料，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闪过。瓦莉娅和她妹妹，她母亲待我如同亲人。
她这次是专程到那个车站，为了和我再见一次。她父母的老家在那个车站附近，现在保留了一所房子和一个菜园。但是通常她们每年是五月去一趟，把东西种在地里，8月底到老家避暑度假，同时又兼收获。每年9月她们一家休假回来都是满载而归，除了请我到她们家品尝新鲜瓜果和菜蔬外，还让我带一份回来慢慢享用。她们每年都邀请我一同去度假，但是因为留学生管理条例规定，我们不准单独外宿，更何况去度假。所以我从未去过。
我无法告诉她我的车次，因为要到莫斯科后才知道。只告诉了她我们不在莫斯科停留，而是直接从莫斯科车站转上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国内列车，她居然找到了我乘坐的火车班次。我和瓦莉娅没能在火车站见最后一面，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她是专程从列宁格勒去送我的。我回国后收到她的第一封信说，从她家到火车站的交通车晚上停运，她必须在收车前赶到火车站，坐到凌晨等我的火车通过，我读着她的信眼泪纵横，被她的深情厚谊所感动。
苏联老师和同学给予我的友谊是千卷书万卷册也写不完的。那时苏联朋友对中国人真是大公无私，体现了国际主义。我在班上享受着特殊待遇。比如眼科手术，当时只有一个人凑近才能看到，苏联老师总是让我上去看手术，同学们不仅从没有怨言，而且认为理所当然，有时老师还未示意，同学们早已给我让出位置让我凑上前。
苏联对于我可谓是真正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不仅获得了广泛的知识，不限于医学；塑造我成为一个合格科研人员，享受到了世界第一流文化艺术的熏陶。最主要的是我的人格受到了尊重，当我置身于苏联老师和同学之中的时候，感到自己真正像象一个有尊严的人， 并从她们那里获得了精神支柱和心灵慰藉。
